我在喧嚣的德黑兰老城区穿行，远远地看见伊朗国家博物馆那栋标志性的红褐色砖砌大楼，简洁疏朗的线条，不事雕琢，透着宁静大方的气质。这栋大楼落成于1937年，由法国建筑师安德烈·戈达尔设计。据说这位建筑师参考的蓝本是一座萨珊帝国时期的宫殿。那座宫殿位于如今伊朗的法尔斯省境内，上千年的风雨侵袭，早已化为破败的废墟，但经过考古学家的调查和修复，成为伊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波斯第二帝国”最具标志性的视觉象征。因此建筑师以其为灵感，创作出伊朗国家博物馆的主楼外貌，再自然不过。
伊朗国家博物馆的正门外是一座街心公园，环绕喷泉的松柏上有鸽子歇脚。脚步匆匆，耳畔咕咕声渐渐取代德黑兰市井的嘈杂，离博物馆主楼距离越近，我越能感觉到大楼正面穹顶的高大显豁。与此同时，也让我越发觉得本来是正常尺度的正门入口变得微渺起来，幻化为一个能让时光倒流回转的小小通道。看来，建筑师的匠心施运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推开门，我从迄今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起步，开启一段奇妙的博物馆之旅。
从街心公园眺望伊朗国家博物馆（乔鲁京/图）
“盐人”和“金人”
伊朗国家博物馆的展示，很像天津近年来遵循上世纪二十年代老照片复原的北疆博物院陈列，直白说就是有一股浓浓的“古早味道”。巨大的落地窗引入日光，辅以强烈的白炽灯光，一座座使用久远的玻璃展柜尽管反光，但陈列的都是世上罕有的瑰宝。
比如著名的“盐人”，1993年出土于伊朗西北的赞詹省泽尔—阿巴德矿山。考古学家在那里总共发现了六名盐矿工人的遗骸。大约在一千八百年前的安息帝国末期，一场突发的矿难夺去了他们的生命。特殊的环境让他们的躯体得以保存，不仅记录下灾难骤降的瞬间，更成为研究安息帝国末期普通百姓生存状态极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张骞通西域后，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里说“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班固在《汉书·西域传》里也留下了“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的记载。展柜里倒扣的玻璃钟内，安放着的正是一位安息“盐人”的头颅，须发皆白，面目如生。凝视他苍老的容颜，读过的安息国“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的文献，顿时变得清晰生动起来。
“盐人”不远处，是一尊铜制人物立像，高度接近两米，裸露摆放。尽管右臂和左手缺失，但这尊铜像仍栩栩如生再现了安息帝国贵族男子的面貌：高鼻深目，留着八字胡，神情坚毅地凝视前方。我注意到他的上衣前襟左掩，和中原传统着装习惯刚好相反，是典型的“左衽”胡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过这种装束的优长之处：“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和宽袍大袖相比，短衣窄袖自然更方便骑马射箭，长途跋涉。望着他，不禁想起赵武灵王为了富国强兵，努力推行胡服骑射而一波三折的故事。
安息金人（乔鲁京/图）
这尊大型铜像出土于伊朗胡齐斯坦省境内的一座神庙遗址里，距今已有大约两千年的历史。历史上，秦始皇铸造十二金人，《史记》《汉书》中还记载霍去病进攻匈奴，取得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文典籍里屡屡提到的“金人”，到底长什么模样？祭天金人摆放的场所会是怎样的景象？或许这尊安息帝国的铜像和它原本所在的废墟，能从一个侧面提供给我们更多想象的空间。
引起我想象的另一个问题是，这尊巨像缺失的左手和右臂究竟是什么模样？从残存的左臂肘关节分析，他的左手或许自然下伸，指端下垂，手掌向外，也就是中国造像传统中的“与愿印”。至于缺失的右臂，从残存的肩关节分析，或许应该前臂上举于胸前，与身体略成直角，右手手心向外，手指自然向上舒展，简言之就是“施无畏印”。
中国佛像（南方周末资料图片/图）
我的这些想象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保存在如今伊朗、伊拉克的安息帝国时期众多完整雕像，都是与愿印和施无畏印配合在一起。这种造型向西和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像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向东，对贵霜帝国境内佛教造像的两大发源地犍陀罗和秣菟罗产生了直接影响。进而影响深入到东亚。
正如日本美术史学者宫治昭在《犍陀罗美术寻踪》一书中所说，施无畏印“这种手势不限于佛像，正如西亚国王向神立誓时、罗马皇帝向人民祝福时都采用这种手势，由于被作为一种王者的手势而广为流行，佛像也正是采用了这种手势。由此可以看出帝王像和佛像同出一辙的关系。”当中国的丝绸、蜀布、邛竹杖等产品一路向西贩售时，这样的手势从细微处见证了文明的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
更有意思的是这“金人”的英文说明牌，明确讲这尊立像由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30年发现。是的，发现这铜像的，正是1907年、1914年两度到莫高窟藏经洞攫取敦煌遗书的那个斯坦因。提及敦煌遗书，他曾洋洋得意地说：“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国宝流失，让历史学家陈寅恪到1930年仍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同是在1930年，中国政府和伊朗政府分别颁布了本国的《古物保存法》。在中国，规定外国人的考古调查活动必须要和中国学术机构合作，斯坦因不愿接受这个条件，导致他第四次来华考察以失败告终，这一回所有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文物都移交到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在中国碰壁后，斯坦因转赴伊朗。
不过根据中国学者邵学成撰写的文章《斯坦因在伊朗》，伊朗国家博物馆的英文说明牌有误。关于这尊青铜立像的具体发现，邵学成在文章里是这样描述：“1936年1月18日，斯坦因抵达沙迷（Shami）地区。根据当地行政官员介绍，在六个月前，当地政府为安置半游牧民族进行基建时，意外发现了青铜巨像文物残骸，最大的一座青铜像残高194厘米，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青铜小像，挖出后进行转移。斯坦因在州长家看到了已经发现的青铜巨像，获知出土地点的具体位置和相关信息后，立刻对发现青铜像的遗址进行发掘，在为期六天的考古发掘中，他终于发现一座帕蒂亚时期的神庙遗址，并基本探明这座神庙遗址的建筑布局。”
所谓“帕蒂亚”即帕提亚帝国，也就是安息帝国。有了在中国的前车之鉴，斯坦因遵循伊朗关于文物发掘和外国人考察的规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伊朗先后进行了四次考古调查。所幸伊朗那时有了《古物保存法》的护持，否则这尊安息帝国的“金人”恐怕也要漂洋过海，在英伦三岛或是美利坚立足了。
蹲狮与走狮
安息帝国的“盐人”和“金人”外，伊朗国家博物馆里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两件和狮子有关的文物。直到20世纪初，伊朗境内的野生狮子、老虎才宣告灭绝，加上迄今尚有少量遗存的金钱豹波斯亚种、亚洲猎豹，这四种大型猫科动物建构起伊朗丰富的狩猎文化传统，并在过往数千年的物质文化遗存中都有所展现，其中尤以狮子为最。
赤陶狮子蹲坐像出土于苏萨古城，是大约三千八百年前的埃兰文明重要遗物。虽然它质朴无华，甚至形体略显笨拙僵硬，却堪称镇馆之宝。中国本土不产狮子，《汉书·西域传》提到，东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安息帝国使节来华，带来了狮子。这是狮子入华较早的明确记载，狮子蹲坐的形态也在中国造型艺术中生根发芽。在唐代众多帝王陵寝前，石蹲狮发扬光大，最终确立为现在无数大门前一左一右、一公一母的定制，形成我们今人无比熟悉的面貌。而这一切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玻璃柜中的这头埃兰陶狮子。
埃兰文明赤陶狮子蹲坐像（乔鲁京/图）
另一件文物是三狮铜座，出土于伊朗第一名胜波斯波利斯，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是“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遗存。只见三头雄狮彼此首尾相接，整体的三角形结构成为坚固的器物底座。它们的形体成逆时针方向行进，头部又不约而同顺时针侧转，再加上各自脊背和四肢绷紧的肌肉，像一个激流漩涡，汇聚成寓静于动、千钧一发的瞬间，俨然下一个刹那就要义无反顾冲向面前的敌人。德语诗人里尔克在名作《豹》中说：“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用此诗句来形容这三头雄狮再恰切不过。它们的旋转又让我想起在圣彼得堡冬宫看过的马蒂斯名作《舞蹈》。艺术的魅力也许就在于能穿越古今、遥相呼应、彼此致敬吧？
波斯波利斯出土的三狮铜座（乔鲁京/图）
再具体观察每一头雄狮。它们个个眉头紧锁，圆睁的双眼凶光迸现，狰狞的面部凸显愤怒之情，低沉急促的嘶吼似乎在我耳边回荡。在我国河北平山发掘的战国时期中山王墓里，有一件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形体与之类似，但年代略晚。和其高度写实相比，中山国那头噬鹿之虎多了些写意夸张，或者说具有更多的工艺美术气息。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乔鲁京/图）
三狮铜座外，还有一组石雕同样出自波斯波利斯，表现的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王正接受朝觐的场景。佚名的雕刻师一锤一凿，把两千五百年前“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的瞬间栩栩如生地定格为永恒，真不愧是伊朗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石雕前，一队小学生席地而坐，正认真听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士讲解。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眼前这一幕和在北京、东京、巴黎、纽约看到的别无二致，不禁感慨“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惟愿这平和静好的景象能够长长久久。
镇馆之宝石雕前听讲的伊朗小学生（乔鲁京/图）
据说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有三十多万件，时间跨度从上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直至近代。我在主楼展厅走马观花，先留意旧石器时代粗糙的打制石器，再瞩目新石器时代纹样各异的彩陶器物。和你细细分享的蹲狮、走狮、盐人、金人，不过是这片古老土地上从原始部落走向王国乃至帝国阶段的片羽吉光。主楼展厅呈现的历史止于公元651年萨珊帝国灭亡。展厅里一件件萨珊鎏金银盘、银壶，在我的记忆里，和西安何家村、奈良正仓院中的类似遗宝遥想呼应，无言地诉说着一千五百年前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何等密切。
推开主楼大门，重回高大显豁的穹顶下，我注意到墙上有一块波斯文和英文的双语说明牌，简单交待了伊朗早期的博物馆发展史。从中可知国家博物馆是伊朗的第六座博物馆。而这座素朴大气的建筑本身，也在1996年被伊朗公布为第1765号国家遗产。此刻，刚才坐在波斯波利斯浮雕前听讲的小学生们鱼贯而出，在老师带领下前往二号大楼。萨珊帝国灭亡后的伊朗历史文物，都展陈在那里，包括让许多中国陶瓷爱好者神往的二十八件元青花极品。可惜时间有限，我的伊朗国家博物馆之旅只能止步于此。
和热情的孩子们挥手告别时，我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在二号大楼里的元青花展柜前，再看到一张张同样友善、热情、好奇的青春面庞。脚步匆匆，回到街心公园，松柏下，我好像听懂了“波斯诗歌之父”鲁达基的那句诗：“鸽子在年轻的柏树上咕咕讲述着古代童话”。
乔鲁京
原文地址：点击此处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