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对正在家中和在音乐会上跳舞的平民发动的恐怖袭击被称为以色列的9·11，这是一个公平的比较。

希望以色列对这次暴行的反应比我们美国对袭击我们国家的反应更明智。

关于消灭哈马斯的言论甚嚣尘上，哈马斯罪有应得。作为一名多次前往加沙的记者，一些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哈马斯这样一个厌女、镇压人民的恐怖组织表示同情，令我感到震惊。如果你关心人权，你就会希望哈马斯被消灭。

然而，摧毁恐怖组织可能比看起来要困难得多，而且可能会引发有关附带损害的道德问题，令人非常不安。塔利班也应该被消灭，但最终从阿富汗被消灭的是美国。我担心以色列可能会像我们入侵伊拉克那样轻率地对加沙发动地面入侵。

国际美慈组织前首席执行官尼尔·肯尼-盖尔对加沙非常了解，他认为以色列有可能杀死或抓获大多数哈马斯领导人。“但要付出多少平民的生命作为代价？”他问我。他指出，巷战很可能演变成西岸的起义和黎巴嫩边境的战争。

加沙的面积是纽约市的一半，人口约220万，其中几乎一半是儿童。在恐怖袭击之后，全球绝大多数人都同情以色列，这是应该的，但如果地面入侵导致成千上万的加沙儿童在挨家挨户的战斗中丧生，这种同情还会持续下去吗？

哀悼逝者的以色列人可能不在乎。以色列记者哈维夫·雷蒂格·古尔认为，以色列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转变，现在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采取行动。

“一个安全的以色列会花很多时间和资源去担忧加沙地面战争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一个没那么安全的以色列就做不到了，”周日，他在《以色列时报》上写道。以色列官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然而，这种情绪让我想起了美国9·11事件的后果，当时我们陷入了困境。我写了一篇又一篇专栏文章，警告入侵伊拉克的风险，但当时的美国人充满痛苦、信心和决心。我们需要的却是谦卑。

中东就是在不断教导我们要有这样的谦卑。以色列最初帮助扶持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因为它认为这样一来宗教领袖会在清真寺里活动，危险性低于民族主义领袖。同样，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无意中为北部边境的真主党埋下了种子。

如果我们对以色列儿童负有道义责任，那么我们对巴勒斯坦儿童也负有同样的道义责任。他们的生命同等重要。如果你只关心以色列或加沙的人的生命，那么你实际上并不关心人命。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是很难把握的。以色列有权作出回应，而在战争中，平民不可避免会遭受苦难。

“今天一觉醒来，我看到我住过的那一带完全被夷为平地，包括我公寓所在的那栋楼，”几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的加沙救援人员瓦法·乌利扬告诉我。“变成了灰烬。”

乌利扬说，她不希望看到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成为攻击目标，只是希望两个国家和平共处。我在加沙遇到过很多像她这样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瞄准以色列的火箭弹爆炸时欢呼。

当我听到国防部长把巴勒斯坦人称为动物时，我感到十分不适。哈马斯把以色列人非人化，我们绝不能将加沙的无辜人民非人化。

加沙问题没有最优的解决方案，就像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样。我们注定要生活在一个问题多于解决方案的世界里，对下一步感到矛盾是很正常的。以色列将在未来几周面临艰难抉择；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犯下战争罪行的情况下应对战争罪行。

我们不希望在加沙复制1968年一位美国陆军少校在越南所表达的方法：“有必要通过摧毁这个城镇来拯救它。”

我们美国人应该给以色列的忠告是三重的，诚然，这很难做到。首先，以色列有权追击行凶者。其次，从过往记录看，城市作战很少达到目的，而且伤亡惨重。第三，如果你的道德指南针只适用于一方的痛苦，那么你的指南针已经失灵，你的人性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