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终南山的年轻人

终南山在不同的时代情绪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况味。于是，人们进山出山，来来往往。「有人被山吞噬，有人被山加持」。

文｜王双兴

编辑｜槐杨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终南山度过了一个热闹的夏天。

私家车在路边平坦处排队，溪水里总是有无数双脚蹦来跳去；山脚的农家小院被游客住满，周末村子里甚至会堵车；「驴友」也变多了，他们在树下吃泡面、谈股票，或是去住山人家中好奇打探……结束了封闭和隔绝的三年，如今，人们对终南山的热情更高了。

「热闹」的另一重原因，来自几年前终南山经历的风波。当时，许多别墅、农家院以及手续不全的住宅被拆除，也有许多峪口因为环境或水源保护被封；许多住山者不得不离开原本的住处，也有许多角落不再允许游客进入。于是，「幸存」下来的峪口，变得越来越「抢手」。

坐落在翠华山脚下的杏园村，距离西安市区只有个把小时的车程，因为交通便利，这几年逐渐成了终南山里的「网红村」，为在城市生活的人们提供一种「体验装」的隐居生活：有人到村中租了院子，过来短住，也有人进山过个周末，村里的书屋、民宿和酒馆陆续开张，有足够多的场所供他们落脚。

曾经住在杏园村的人说，成为「网红」之后，村里人一天比一天多，几乎每个住山人都逃不掉「被参观」的命运，来访者一开口，无非「三板斧」：你多大？为什么隐居？住在终南山多久了？

终南山不仅仅是一座山的名字，狭义的终南，常常指的是从周至太白山到蓝田玉山之间的秦岭北麓，而广义的终南，则指的是从甘肃到河南的整个秦岭山脉。

关于终南山，王维应该算是名气最大的代言人，这是他「欲投人宿处，隔水问樵夫」的地方，也是他「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地方。除此之外，在古时，作为佛教的策源地和道教的发祥地，有很多高僧大德隐居于此，「天下修道，终南为冠」的说法代代延续下来，让终南山成为了「隐居」的象征。

但十年前二冬刚来时，大家还习惯性地称呼这座山为「秦岭」，所谓「终南隐居」，几乎是个历史词汇。城市意味着财富、现代与便捷，而山上则象征着贫瘠、落后与闭塞。山里人忙着往下搬，而二冬正从城里往山上跑，邻居们觉得这个初来乍到的小伙子，多少有点不正常。

那时也是山里最清净的时候，全村只有三五户住着人，且大多是老人。每天除了鸟鸣声，很少有人声、车声。但没过几年，终南山火了。

出版人张剑锋一直生活在西安，像摄像机一样见证着终南山的一切。他回忆，早在八九十年代，西安的高校和旅游局就宣传和推广过「终南山」，但一直没什么反响；而如今，像是切中了某个时代情绪的开关，它汹涌了起来。

城市生活越来越异化，山里提供了另一种想象：生活节奏是缓慢的，人际关系是简单的，食物是没有添加剂的，同时，没有房贷，没有应酬，也没有内卷。于是，越来越多人选择进山。

山上曾流传着一句话：终南山上每片落叶飘下，都会砸中一个「隐士」。最初只有几十个人的贴吧，在那几年关注人数很快超过了40万；越来越多的人进山「隐居」，也有更多的人进山「访道」；很多修行人为了避开喧闹，需要调整自己的打坐时间；有个寺庙为了隔绝嘈杂，甚至一度把粪桶放在院子中间……

人多了，房价也开始上涨。十年前，二冬的院子四千块租了二十年；后来，年租金几千算是普遍行情；但现在，那些临路临河、交通便捷的位置，涨到了一年两三万，甚至更高。山里的氛围也有了变化，有村长垄断了村子里的可租房，再高价出租出去；也有村民今天开个小卖部，明天收个停车费，或是通过断水进而收水费的方式，赚一些额外的收入。

以「隐居」著称的终南山，逐渐变得难「隐」。去年春天，为了摆脱这些喧闹，二冬搬进了更深的山里。

新家很隐蔽，最近的邻居也在两三百米外，车不能直接开上去，要走一段小路才能到达。在巨大的蝉鸣和鸟鸣声里，路过农田，路过泉水，再上两个小坡，从竹林里穿过，才能看到二冬家的木栅栏。他的房子站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山腰上，面对着山谷，远处就是南五台，云出岫，一阵松涛。

在这儿，二冬过着一种很慢的生活。他会在云层比视线低的时候，坐到杏花树下喝茶，风一吹，花瓣落在杯子里。也会在下雪的日子里，放下毛笔，站起来到窗户前看外面的一片白。

这天中午，二冬打算做茄子面。茄子是从屋前的菜地里新摘的，一定要是绿茄子，密度大，水分也多，比紫茄子有肉感。然后去山坡的地里摘葱和韭菜，除了这些，他还种了黄瓜、豆角、香菜、西红柿……不用农药，全靠草木灰驱虫。

二冬院儿里新结的茄子

住进山里之后，总有人问二冬：不上班，在山上都干嘛呢？拥有大把时间，会空虚和无聊吗？但其实，一个人在山里住，是很忙活的，他列举过：搭狗窝、捡鹅蛋、给鸭子洗澡、给花浇水、盆景换盆、读书、写作、翻地、浇菜、扎篱笆、换煤气……

除了这些，还要拿一部分时间用来「瞎折腾」。旧家光是门楼调整了四五次，新家光是喝茶闲坐的地方就有五个，有一棵葡萄树被挪了三次，还有院子里的水池，经历了几次改造，后来因为想看杏花映在水里的倒影，又挖了个新的。最近，二冬主要在折腾院子里的草，以及畅想：再有钱一点，绝对自己去做个赔钱的小美术馆……

这是和山下完全不同的节奏，不在乎效率，无所谓结果，也没有KPI。「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就是瞎折腾。」

今年是二冬住山的第十年。这十年中，山里在经历大小风波，山外的世界也在变，终南山在不同的时代情绪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况味。于是，人们进山出山，来来往往。

但二冬一直都在这儿。他在书里写，「有人被山吞噬，有人被山加持」。

二冬的院子

刚上山的时候，总有人问二冬，会在山里住多久？什么时候下山？

他很纳闷，「这是我家啊，我在这儿过日子呢」，被问烦了，就反问：「你打算在你家里住多久？」

不过，住了十年后，没人这么问了。

上山时，二冬刚离开学校没多久。从西安美院毕业后，他在朋友的画室上班。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份工作，更多是找个地方，有个收入。但那种重复感很快让他感到厌倦，甚至能一眼看见十年后的自己：在画室入了个股，赚了点钱，买了个房子，娶了个媳妇，过起世俗意义上「滋润」的生活（后来二冬回去过一次，果然，朋友正过着十年前他所想象的十年后的生活）。

不是这种生活不好，只是这种「可预见性」是恐怖的，二冬说。2013年，他住到了山里。

不是一个年轻人逃离世俗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倾心终南山最终奔赴的故事。那时的他对终南山毫无概念，只因为在西安上过学，熟悉这片山，更重要的原因是：便宜——200一年，租个20年，也不过是4000元。

每个人住进终南山，都有自己的理由。

一位瑜伽老师曾在苏州和香格里拉生活，但初来终南山，就被这里的环境吸引——四季分明，博大，舒适——于是留了下来；一个叫南山的男人，前半生都在流浪，在小饭馆学过牛肉面，也被骗到东莞的工地上打过工，后来逃跑到了海南，也去昆明找过化石、做过干花……他说，来终南山是被隐逸文化吸引，于是，十几岁从山里逃出去，又在三十几岁回到了山里。

周伟林住山的最直接原因是喜欢爬山，他觉得，站在山顶的那一瞬间，人是不会被工作的琐事和家里的纷争纠缠的。他决定辞职，但一个年轻人不工作、蓄长发、留胡须，在老家会被视为怪物，而在终南山，怪物太多了，就没人觉得稀奇，这里有它特有的包容。

周伟林在山里。

一个清瘦的、97年出生的男孩，在工作时，常常在人际交往中的细微差池中感到受伤，整个人的状态都很低迷，一天早晨，他突然发现自己咳出了血，去医院做了各项检查，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然后他来到山里。他仍然很羞涩，但说起山上的日出时，话多了起来。

终南山足够大，也足够包容，五湖四海的人朝着它来，都能找到一个容身之地。山里没有世俗的标准，所以活在山里不会显得格格不入——或者说，用外界的视角看，这里的人全都挺格格不入的。

夏天的午后，我见到了支支和小杰，他们夫妻俩租住的院子就在山脚下，爬上房顶，能看到树林和飞鸟。终南山立在树林背后，下雨的时候，云彩会在那里升腾。

他们自嘲是两个「反着走」的人，早就放弃了所谓「体面的生活」和「成功的道路」。

支支一路读书、求学、到国外读研究生，毕业后在斯里兰卡的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了三年。公司起点很高，负责国际总承包，给第三世界国家修路，在那里，她一路做到了办公室主任，但越来越觉得找不到工作的意义，「每天就是搞一搞清关，去公路局要钱，有时还要负责一些出纳的工作，到第二年第三年，就像熟悉了开车一样，变成了不需要动脑子、也没什么挑战性的事情。」支支裸辞回了国。

小杰则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读完高中，只想当个「个体户」。但父亲是部队首长，威胁说「押也要把你押去部队」，于是他当了兵，紧接着考军校、进省委，一路被父亲推进了体面的人生轨道里。但小杰常感到格格不入，当兵13年，公务员13年，四十多岁的时候，已经被提拔到副处的他决定辞职，开始「学当老百姓」。

那时候，整个西安市都没怎么听说过公务员辞职的先例，小杰的这一「创举」登上了本地的报纸。一个月里，他的电话几乎没停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务员打过来，有人开门见山地问：「你咋这么有决心的？」

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是，报社记者来采访小杰时，出于好奇，小杰也回问了几句。没想到记者的眼泪「唰」地下来了——这么多年，从没有人问过她工作开不开心，甚至连她自己也没问过——但现在，不仅有人问了，还对她说，「这么多分子组成这么一个人的机会，在宇宙里只有一次，如果被别人安排着，就白来了，好歹要替自己争取一点空间」。

稿子刊发后不久，小杰听说那位记者也辞职了。

再后来的故事，就是辞职后的小杰和辞职后的支支结了婚。两个「反着走」的人走到了一起，没办婚礼，没买房。支支当时生了病，身体里长了囊肿，看到终南山时觉得心情很开阔，两个人就这么租住在了山脚。

他们和所有住在山里的人一样，走完了世俗规定的那条路，发现不快乐、不适合，于是脱离轨道，离开系统。然后呢？终南山像是一个迟到的成人礼，他们开始思考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支支和她的狗

山里的生活很简单，支支写作，小杰自学计算机。他们住在终南山北麓的村子里，小院夹在一排民房当中，有着和邻居一样的瓷砖和铁门。

小杰个子不高，说话很慢，鼻子上架着厚厚的镜片。他说，人在世界上的任务就是去冒险，去荆棘丛生的地方开拓边界，然后留下一些东西；每个人能留下的不多，「但至少是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创造、探索，只要是冒险，就是激动人心的。」

但在俗世里冒险，往往是有代价的。

这些年，「隐居」的新闻并不少见，不过，和大理的社群氛围不同，和鹤岗的城市独居属性也不一样，终南山更多的独特性在于「山」。外界对终南山有很多浪漫化的想象，而真实的终南山和很多山一样，不止有焚香煮茶，也有鸡屎狗吠；不止有阡陌交通，也有坑蒙拐骗；不止有琴棋书画，也有孤独冷清……山里有山里的宁静和自由，里山也有山里的清苦和复杂。

住山的第一道门槛，就是生存技能。

在此之前，二冬也没什么山居的经验，上山后全靠摸索。他在书里写过一段早些年和炉子的爱恨情仇——

早上醒来，伸手摸摸炉身，基本都是凉冰冰的。偶尔会有很烫的，就会很开心，赶紧打开炉盖，等火燃烧起来。所以冬天最冷的时候，起床后的心情，都是炉子决定的。一摸凉冰冰的，就叹气：「唉」。一摸烫手，就很开心：「哈哈」。

第一年冬天，他起床后的心情基本是：「唉……唉……唉……哈哈……」后来好了一些，成了「唉……唉……哈哈……唉……」

支支也对山里的冬天印象深刻。天冷，晾好的衣服很快就会被冻得硬邦邦，底下还悬着一排小冰锥。以前，她看《冰与火》，里面描写寒冷时这样写：「它会无声无息地逮住你，起初你会发抖、牙齿打颤、两腿一伸，梦见滚烫的酒和温暖的火。很烫人，是的，再也没有什么像寒冷那样烫人了……」住到山里之后她才第一次感受到，原来真正的寒冷，真的是烫的。

雨季，二冬的小院子也有些冷。

冷，还只是山里的一个切片，除此之外，房要自己修，菜要自己种，水要自己引，电要自己拉，50多斤的煤气要自己扛……此外，老鼠会偷吃食物，也会在抽屉里拉屎；有时候睡醒一睁眼，会看到蛇在房梁上挂着。

曾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山东商人决意隐居养生，拉着锅碗瓢盆、全部家当来了终南山，结果发现，在商场上纵横捭阖的自己在山里就像个幼儿，防潮储水、种菜驱虫，全都不会。没到一个月，商人就离开了。

这些生活上的事至少都是可控的，而「外交」就完全不可控了，这是住在山里的另一道门槛。

如今，二冬的车在一个农家院停着，有时，他会把朋友送的茶叶给老板拎一些过去，「如果你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之后就会变成个事儿。」他说。这些全是「肉搏」出来的经验。

刚来的时候，请人帮忙干活，村民管他要的工钱比对别人要得更高，但效率更低；一位邻居总是顺走他的东西，有时是农具，有时是鸡蛋。二冬还曾莫名其妙地被两个村里人记恨，一个据说因为二冬从来没跟他打过招呼；另一个是因为二冬在修房顶的时候叫了几个村里的工人，没有叫他。

总结十年的经验，二冬说，村里人想要的就是一个「尊重」，有时候可能递一支烟，问题就解决了，「要让他们感觉到你不是『老板』，而是能和他们一起吹牛、喝酒的关系。」至于偷东西的，吓唬一次就行了，比如指着摄像头说「下次我就报警了」。

在生活细节的不适、人际交往上的谨慎之外，「钱」，是终南山上逃不掉的话题。

辞职住进山里后，支支和小杰都断了经济来源，两手空空，几乎是「一边从悬崖上跳下去一边在组装飞机」。前两年，小杰一直在研究编程，生活费全靠支支在企鹅号写时政新闻和翻译赚取，「一天不劳动，就没有流量，第二天就没饭吃。」就这样写了一年半，房间冷，她只能抱着电脑在炉子边写，肩胛骨缝落下了病根。

很长时间里，他们要靠朋友的接济，护肤品从工作时的LAMER换成了名创优品，最困窘的时候，两个人连青菜都很少吃，还曾因为吃了尚未成熟的菜，食物中毒得天旋地转。「那种苦是会让人自我怀疑的，觉得这样的日子似乎永远都走不出来了。」

在身体吃苦的同时，精神上的苦也不可避免。社会评价体系会像警铃一样，在跳出其中的人耳边不停地响。

二冬的家人一直觉得，儿子的选择永远是「不幸福的」「不体面的」「会被同村人看不起的」。爸妈曾来山里看二冬。站在二冬的「乌托邦」——他精心设计的小院子，看着二冬的「避难所」——他喜爱的古朴的泥土房，爸爸的眼眶一下红了：「太苦了，可怜得很。」

二冬在一边站着，哭笑不得：「可怜啥，不可怜啊，自在着呢。」

「自在啥，我还不知道吗，你就是想骗我们安心。」爸爸说。

在爸爸眼里，儿子住在农村淘汰的破房子里，已经很可怜了，更可怜的在于还是一个人住，凑齐了「孤苦无依」的全部元素。他希望儿子可以有个家，有个妻，有个儿，最好再有个有编制的工作。

支支和小杰同样是不被家人理解的存在。父母不时打来电话，核心思想只有一个：我把你供到国外读书，完了你也不工作，跑到山里干啥去了？

每年春节返乡聚餐，堂哥堂姐谈论的都是「见了什么厉害的人」，「上千万的生意」；而他们，像两个局外人，变成了父母和别人聊天时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的那个孩子。

工作中的小杰

在这些境遇里，支支在山里山外穿梭了好几次。

她曾出去找工作，那是一家仪器仪表公司，正热火朝天地计划「踏平德国战场」，老板给支支开了还不错的工资，但没多久，公司资金链出了问题，「把我摆到那儿，领导不知道让我干啥，又要天天挑刺，我就只能擦一擦桌子之类的。」要忍受毫无意义的工作内容，还要忍受在异性面前放黄片的男领导，支支辞职回了山里。

在山里呆了几年，两年前，她在斯里兰卡的老领导打来电话，说自己在为两个孩子找家庭教师，需要最可靠的人来帮忙。考虑到熟人的情面，也考虑到自己在经济上确实捉襟见肘，支支又一次「出山」。

两个孩子还好，但更让她痛苦的，是日复一日的「宫斗」：做饭的阿姨时刻监视着支支，即便是上课时间，门也要开着，只要稍微偏离工作计划，领导的电话就立刻打过来。

「她们很懂拿捏人心和画饼，让你觉得自己能被利用很厉害、很荣幸，但同时又会不停地打压你，让你开始怀疑自己。」支支说。当时，她住在海上世界附近，那是个遍地豪宅的地方，「里面就没有一千万以下的房子」。站在落地窗前，能看到夕阳慢慢沉入海岸线。但支支「感觉不到任何美好」，她丧失了食欲，几乎抑郁。半年后，她又回了终南山。

这一次，她和「工作」彻底决裂了。

城市和工作让人不适，但住进山里就一定是更好的选择吗？事实上，比起如何适应城市、搞定工作，如何和自己相处，是更难的命题。

这些年，张剑峰见过太多上山的人，有的因为生存技能不够，半途而弃；有的因为不愿意和当地人纠缠，重新回城；但让更多人不适的，还是离开人群之后，独自面对自己这件事。当山居的新鲜感淡了，精神层面无处附着，才是最大的恐慌。

有人选择延续山下的模式。张剑峰认识一位从事艺术品收藏的中年人，因为厌倦城市生活决定来山里，但上山后，面对大量空白的时间，他很快就显得「不耐烦」，又让自己忙碌起来，像在山下那样，把时间精准地切割、安排，一会儿做饭，一会儿收拾床单被褥，但短住几天后，他还是离开了。还有一位做金融生意的中年富商，抱着调理身体的希望来到山上，但人在山上，心里想的依然是经济走势、股票涨跌，没过几个月也离开了。

山中的人，有人喝酒，有人扎进玄虚的世界里。二冬见过一些人，宣称见过会发光的高人，或者将风吹过、只有一片树叶摆动解读为某种神秘力量——也许那只是气流的关系。二冬说，一个人总跟自己对话，时间久了会陷入超现实，什么样的不解、困惑都是需要答案的，而答案无从寻找，就会用玄虚的逻辑来催眠自己。

白云深处

张剑峰总结，住山最重要的，或许是「有所持」，不管是修行人的参禅悟道、打坐修行，还是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写写画画，有所依靠，才有精神来源，「才能实现对自我生命的关照和超越」。

支支的「所持」是读书和写作。写完，不为发表，也不为传播，文章贴在「支支的云巅小屋」里，每篇大约有两三百个阅览量。

这两年，小杰接到的编程项目越来越多，逐渐有了稳定的收入。如今他们过着简单的生活，和很少的朋友交往，有很低的物质欲望。

前几年还在摇摆和试探的支支，发现自己越来越安定了。对她来说，与其说是在读书写作中坚定了这种生活方式，不如说，读书写作帮她确认了这样活着的自己的价值。

支支讲了一个故事，来自《地球最后的夜晚》——

「有一个叫马丁的人，天赋很平庸，用两种语言写作，哪一种都掌握不好，总是沦为别人耻笑的对象。但是这些依旧磨灭不了他想写作的心，期间干了很多事情，比如自筹费用参加诗歌大会。」

「有一次，他的作家朋友出书、获奖，将要开发布会。他想要去共享这一时刻，也想要去和这些人打交道，但是钱不多，最后很费劲地买到了入住卡片，却发现自己去了，而那位获奖的作家朋友本人都没有去。」

「在马丁死前，他把自己所有书稿托付给了别人，那些蹩脚的诗歌，就像他流产掉的孩子一样，留在了地球上。」

「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天赋不高，籍籍无名，但还是一直在很笨拙地扑火。其实你并不需要天才，只需要朝着你感觉自由、舒适的方向，去做你的事情就够了，这没什么可耻的。」

「读第二遍的时候，我激动得快要流泪了，反正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孤单了。」

支支在山里。

那么，当一个年轻人放弃了世俗的名利，也越过了住山的门槛，便能安心住在山里吗？事实上，山里也有山里的名利场，「被山吞噬」的危机时时都在。

住到山里后，有人把终南山打造成一个标签、一门生意，先呈现宁静安逸的山居生活，紧接着就开起了直播（镜头里的人，大多挽起发髻、穿上道袍，或是穿一条仙气飘飘的白裙子，焚香煮茶），热衷把终南山的历史和传奇故事挂在嘴边。

也有人借山牟利，一家店专卖终南山上的太岁水，全称「用终南山深泉、雪水、露水养酿千年的超级活性太岁肉灵芝而成的仙露」，据说，有防癌抗癌、防脱发、抗皮炎、美白袪皱甚至逆龄的功效。

「铁链子能把人锁住，金链子一样能把人锁住；被铁链子锁住人还有可能挣脱，因为很多人知道铁链子不好；但是一旦被金链子锁住，人会很容易把它当成了装饰品。」禅师云乡说，「可是即便上面镶满钻石，它一样是链子，一样是锁着人的。」

云乡15岁出家，35岁还俗，在宗教环境中度过了青年时代。在他看来，宗教或者俗世，终南山或者城市，都是一样的。这几年，云乡感受最明显的时代关键词就是「虚无」。很多困惑于工作意义和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来找他求解，在他们的世界里，精力大多投注到「谁爬到了权力的顶峰、谁是成功人士」，「通过参照外面的坐标来寻找自己，就会不断产生动荡和惶恐。」

云乡住处门外的花海。

其实，不管在山里山外，这是所有人共同的命题。

2015年初，二冬在自己的公号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过去一年借山而居的生活，或许触碰到某些时代的痛点，一天之内阅读量超过十万，之后几天，文章被800多个公号转载。后来，书出版了。不经意间，二冬成了名人。就连去医院做体检，都曾有医生认出他，问：「你是终南山的张二冬吗？」

类似的事发生过好多次，他的第一反应都不是欣喜，而是：很危险、很可怕。在这些浪潮涌来时，山保护了他。他在山里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得以和不属于自己的集体欲望保持了距离。

去年搬家的时候，有朋友问二冬，说：原来的院子多好啊，自带流量，不要了挺可惜的，为什么不做个民宿啊？

他认真地想了这件事，然后认真地得出了「不合适」的结论：民宿可以弄，但一定是要投注精力的。他不想把自己推翻，不体面，也担心自己看重的、精神性的部分被磨损。「就像一个反权威立身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突然去做了什么领导或者突然开始直播贩卖情怀变现，简直是一种欺骗。」

这种精神性也是终南山能成为某种标签的原因所在。张剑峰说，从古至今，人都在琢磨如何安慰和治愈自己。陶渊明打了个样板，用五棵柳树建立一个独立的世界；苏东坡没有在仕途上高歌猛进，但「退」出了广袤的精神空间；寒山子则是住进石洞，喝酒写诗，追求生命最本身的洒脱。他们给隐逸文化提供了一种普遍意义的注解，就是「一片茅屋和无限的精神空间」。

二冬也提到这些来自古人的鼓励，「中国传统文人在山中隐居，并非是无路可走，可以去当官，但是他没有选。」关于民宿，关于流量，也是一样的态度，「这个时代缺乏的不是有流量了怎么变现，而是有一百种方式在召唤你变现，但我选择视而不见。」

二冬院墙外的终南山

去年，因为家庭变故，守静离开终南山，回到城市工作。

守静今年三十岁，作为一个在乡野里跑着长大、踩着软糯泥土割过水稻的孩子，很长时间里，她和自然保持着一份无意识的链接。高考填志愿时，因为看重一所学校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她直接选了这所大学，后来才知道，大学有985、211之类的等级划分，而她拿着可以上211的成绩，去了一所普通但美丽的大学。

在大学，她发现自己长时间在室内呆着会头晕，而这种不适感在工作后变得更强烈了。2015年，考察过几处山区后，守静和两个同伴一起，在秦岭一座海拔一千米的小山上选中了一栋土房子。没有邻居，房子独栋、僻静，背靠山坡，侧面有一大片竹林，附近还有从山上流下来的一洼可以饮用的清水。

在这里，她过了几年规律又舒适的日子。但因为家庭变故而回城后，曾经的不适感又回来了，变得更加强烈。噪音尤其凸显，工作中的问题也涌过来了，「说好的素质教育呢？说好的全面发展、不以成绩为唯一衡量标准、寓教于乐、生动活泼地学习呢？」守静在日记里写，「最需要培训的内容无人问津，最无用的项目却一遍遍操演；最需要资源的地方一毛不拔，最不需要之处却一掷千金。」

同时她发现，山上的自由消失了，在城市里，有无数「标准」在约束着自己。将近两个月时间，守静都在焦虑和不安中度过。

最后，是山里的自己安抚了城里的自己。和以前的被动相比，这一次在城里的生活更多是主动的选择，守静渐渐觉得，像有另一个自己在看着这个自己，有了另外的视角。她住在姐姐家，刚上一年级的外甥女每天晚上做作业都要上演一场闹剧：抵抗、哭闹、摔东西、地上打滚、歇斯底里。紧接着是家人轮番劝诫、威胁，小孩的尖叫和大人的怒吼杂糅在一起，常常持续几个小时。

以前，守静对这样的时刻完全难以忍受，但如今，她发现自己平静了很多，既置身事外，又能参与其中。她帮外甥女把手机上的作业誊抄到本子上，然后温柔耐心讲解、示范，甚至在旁观一切时意识到，那不是孩子的无理取闹，也不是成人的矫揉造作，而是生命正在寻找出口。

张剑峰说，终南山的「终南」，寓意「南方从此终结，北方从此开始」。在五行上，南对应夏季，代表生发；北对应冬季，代表收藏。终南山从古至今都承载着一些「可进可退」的哲学，可以停下来，收藏、蓄力；也可以走出去，生发、结果。

回想山上的日子，守静曾在公众号「守静隐居」里写：「当然这种神仙日子也许不能长久，但有过这么一段美好，就像给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生命就有了一种内核。」

南山的罐罐茶王双兴摄

支支在山里和城里穿梭，最终留在了山里；守静带着来自山的力量，回到城里；而二冬一直在山里，又不限于山里。

他的新房子里藏着两个完全独立的空间。左边的工作室和客厅，地板是铺了烧制的土坯青砖，墙壁是加了麦秸草的黄泥，桌椅是木头的，就连挂毛笔的笔架都是从山里捡来的木头。而客厅旁边有一扇小门，踏过一块黑色石板，就是另一个世界：墙壁雪白，家具现代，有热水器、淋浴、马桶，还有地暖。

二冬说，这是在考虑审美和过日子的平衡，同时也是一种隐喻，一半山野，一半人间。

偶尔，二冬也会下山去城里，看电影、吃火锅、见朋友。终南山提供了这样的便利：有着山的隐逸，也离城市不远。它给了一些在单向度的评价体系内格格不入的年轻人进退腾挪的空间。

「大树遮天蔽日，但基本都有光影从叶缝里照在地面上。我们这只小蚂蚁，溜着光走，都能走一生。」二冬说。

他的「光」，是那些具体的生活。

这几个月，二冬的乐趣之一是看院子里的几株睡莲。他发现睡莲早上九十点开，下午四五点合，睡得早，起得晚，作息健康。

二冬院子里的睡莲

有时，他会把这些照片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也几乎每天都有读者在催促更新，但他总是不紧不慢，「夏天不适合工作」。更重要的事是晒太阳。

二冬的小房子叫「沐暄堂」，来自《列子·杨朱》，说宋国有一个农民，家里很穷，晒太阳的时候，沉浸于享用那种幸福，于是和妻子说：负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献吾君。

后人再谈「负暄之献」，往往用作自谦，或是形容所献之物并不贵重：王什么没见过啊？但二冬只觉得被打动：有多少人真正心无一物地感受过「晒太阳」呢。

这天午后，二冬照例把摇椅拉到门口，窝在上面发呆。阳光底下，狗趴着，喜鹊在院墙上来回溜达。有风吹过，蜘蛛网偶尔闪光。

「夏天就是这么过的。」他说。

二冬的躺椅

（部分内容引自二冬作品《山居七年》《借山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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