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军丨历史学与科学的想象力：从催眠术谈起

历史学与科学的想象力：从催眠术谈起

文 _ 徐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在读）

“想象力”一词似乎与历史学、科学没什么关系。无论是西方近代史学开创者兰克（Leopold von Ranke），还是现代科学奠基人牛顿，在大众眼中他们似乎都是客观、理性、严谨、真理的代名词。在多数人的认知中，大概只有文学家、艺术家才有机会把想象力请进自己的工作室，进而落实到稿纸或画布上。此处将历史学、科学与文学、艺术对举，并非为了制造老生常谈的文理对立，而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把想象力从历史学和科学中排除出去的时候，这是否同时遮蔽了历史，尤其是科学史上的某些声音？更进一步，这种认为历史学、科学与想象力绝缘的 “想象”本身，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还是说，这仅仅是一种“现代性的神话”？本文并不打算从史学理论的高度来讨论这一问题，而是希望借两本有关催眠术的科学史专著来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注脚。

西方新文化史大家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讨论起点。引发笔者思考的是书中的一段话：

18世纪科学与神学日渐分离，却没能让科学脱离虚构。因为如果不调动想象力，科学家们通过显微镜、望远镜、莱顿瓶、化石、解剖等所获得的数据就不能解释，甚至都不会被看到。[1]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

罗伯特·达恩顿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处，一是科学与神学在18世纪日渐分离，彼时二者尚未达到今天这样泾渭分明的状态，这就使得今天看来是宗教研究的对象未必能严格地从科学史中被剥离出来，伪科学、神秘学也在其中；二是科学家必须调动想象力才能通过那些承载科学事实生产的工具、图像、物品“看到”数据并进行解释，进而生产出“科学事实”。而在18世纪的法国，催眠术的实践和理论也恰恰需要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才能显得不那么荒谬，进而成为当时的“显学”，尽管这一学问的代表人物、维也纳医生梅斯梅尔（Franz A. Mesmer）当时遭到法国科学共同体的封杀。也许正是催眠术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流行与来自专业团体的否定所产生的反差，使催眠术的支持者（或者说业余科学家们）产生了一种反抗的欲望，从而为大革命前的法国创造了一种具有激进政治色彩的世界观。

达恩顿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催眠术这个似乎被历史学家选择性遗忘的话题重新打捞出来，并以一种新的视角宣告这一话题意义重大——借助催眠术，他可以“考察大革命前受过教育的法国人的心态，看看他们的世界在被大革命颠覆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就这一目标的最低完成度而言，他还原了一个遥远的过去，使得我们得以品尝18世纪法国史和科学史的奇珍异味，同时也借此向史学家发出了一个邀请：我们需要关注普通人的知识世界和日常实践。而要做到这点，需要一点来自同时代的科学想象力。这种想象并非漫无根据的猜测，而是要“利用当时人们心态的一些被人忽略的线索，……这些线索零零散散地存在于各种文献之中，包括当时的科学期刊和宣传手册、曾在街头叫卖的流行歌曲和漫画的片段、以及可能曾经散乱在18世纪客厅和咖啡厅中的那些出版物上的致编辑信和付费广告，最后还有在各馆藏手稿中得以保存的私人信件、日记、警方报告和俱乐部会议”[2] 。

当主流的科学史追随科学家的脚步、只关注科学教科书里的大人物时，上述这些史料就如同被随手丢进垃圾桶的废纸一样，不再被记起。只有当我们重新发问，重新思考现在的世界观，才可能走进一条“从未走过的路”。张邦彦的《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正是试图恢复这样一种历史的“复调”，其繁体中文版书名的正标题为“精神的复调”，亦表明了作者写作本书的内在动机，黄克武在序言中将其概括为：科学实践的复调、地理的复调、身体的复调、精神的复调和科学的复调。

让我们先从标题中的“催眠术”和“大众科学”两个概念界说入手，看看作者究竟想要达成何种复调的历史写作。在书中，张邦彦将催眠术当作一种当时的大众科学来理解，这里的大众是指以其意图和社会经济条件达成不同主观建构的历史行动者，包括市井百姓（教师、医生、警察、商人、职员）、从事科学活动的中产阶级男性、民间研究者、学院心理专家等不同群体。总的来说，作者的一大贡献是还原了晚清民国时期参与催眠术的行动者的多元性。张邦彦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催眠术和大众科学史在非西方语境下的一次拓展，由此分别介绍了大众科学史的两条发展脉络（新文化史和医疗社会史）、催眠术在西方和东亚的发展历程，以及这一发展和近代中国催眠术发展的相似性与关联性。作者认为，对催眠术的科学史研究有助于提供在传统的知识精英、国家机构、专家科学以外关于近代中国科学的中下层描述，从而说明“常民对科学的信念、投资、应用、误识、挪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3] 。

显然，本书的标题模仿了《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第一章的标题（“催眠术与通俗科学”），“大众科学”与“通俗科学”两个术语的差异背后却凸显了拓展科学史的不同写作思路。在达恩顿看来，通俗科学意在强调科学的通俗化，即使是催眠术，也需要置于18世纪的所谓主流科学史中来理解其成立的逻辑。那时，“燃素”“以太”“热质”还是科学家严肃讨论的对象，而梅斯梅尔所提的“磁液”虽然听着神奇，也不过和上述对象一样，“谁能说和当时的其他发现相比它就更加不真实呢”？而张邦彦所谓的“大众科学”，显示的似乎是一种人数上的逻辑：只要有非科学家（对应的科学家即学院心理专家）广泛参与，科学的大众化即可成立，至于科学本身，似乎还是那个严肃的、正确的、学院式的理论和实践，大众科学则是对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模仿和偏离。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

张邦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这更进一步显示了上述两本主题同为催眠术的史学作品背后完全不同的研究旨趣：达恩顿继承了法国年鉴学派开启的心态史研究传统，他关心的并非18世纪作为科学的催眠术，而是那些相信、支持、实践或污蔑、反对催眠术的不同群体，以及他们在催眠术背景下开展的科学的，也是宗教的、政治的博弈。因此，这段心态史既是科学史，更是宗教史、政治史、阅读史。而张邦彦则将自己的研究收缩到近代中国科学史（具体来说是精神科学和心理学史）上，基于这样的立场，他关心的问题是：

是什么样的划界工作促进了知识分化？哪些异质的历史行动者在知识传播、知识建构的过程中扮演角色？他们是如何被招募或被排除，以致科学成为如今的模样？又是哪些跨越特定科学社群，由社会成员共享的信念、价值、思想、记忆，形构了人们观看和感知的方式？而现代性的自我经验又如何在此过程中被创造出来？[4]

张邦彦试图将自己的研究框定在既有的科学史研究中，同时又提出要奏响科学史的“复调”。然而，由于催眠术在民国社会的广泛实践导致其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这种写作思路无疑是画地为牢——仅将催眠术在中国的兴起视作一个科学传播和知识生产问题，凸显了它的异域特征，但也可能因此丢失促使它兴起、发展和分化的更为复杂的中国社会、政治和宗教因素。

在张邦彦笔下，催眠术给彼时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是“惊奇与忧惧”。从催眠术的传播管道来看，中国和日本、欧美并无太大差异，无非新式出版物、夹杂在魔术表演中的催眠术展演以及讲习所和研究会（尽管这些机构不时受到政府的压制）这三种。催眠术之所以受到政治压制，是因为它既可以被用于治疗疾病、改造社会，也可以被视为情报搜集、革命暗杀的工具，正是后者使得政府不得不介入管制。普通人对催眠术的疑虑也并非空穴来风。张邦彦进一步从思想、经验和历史三条线索梳理了大众对催眠术的负面观感的来源，分别涉及群众心理学与“暗示”观念的兴起、催眠犯罪记录与科幻小说中的双面叙事、承袭自清代“叫魂”记忆的失魂与附身恐慌。同时，张邦彦还通过报纸、广告、插图、书刊、日记、回忆录等多种材料拼凑出催眠术在民间的多重样貌，展现了历史行动者的异质性，而上述三种不同的传播管道和媒介最终在催眠学会的成立中合流，产生了组织化的“大众科学”样态。然而，这样的写作思路在近现代中国科学史中似乎也十分常见，以至于让人看不到作为大众科学的催眠术有何特殊之处，好在书中两个关于催眠学会的具体案例的叙述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民国时期的催眠术广告。图源：Fotoe

张邦彦选择了总部位于上海的两个催眠学会（“中国心灵研究会”和“中国精神研究会”）展开分析，考察了其经营策略、会员参与模式及潜在限制等不同方面，并侧重分析“大众科学”的商业和政治两个维度。这两个催眠学会都试图让自己变得更“科学”，因而采取了市场经营、政治庇荫的方式来拉拢普通人，由此扩大组织，加强其科学性。学会颁发的催眠函授中的商业交换与互惠互换使得“中国心灵研究会”和“中国精神研究会”的会员开始暴增，并形成网络。关于催眠函授网络的基本结构，书中如是写道：

学会仰赖不断往返的文书（报名表单、函授教材、实验报告、学会刊物、毕业证书），连结位于上海的核心机构和中国各省，甚至海外各国的会员。在这个网络中，知识的生产与流通都不是单向的给与，而是一种互惠和承认的过程。[5]

在这一过程中，实验报告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作用：一方面，它是学会确认会员成功掌握催眠术的证据，进而借此宣传其所授内容真实有效；另一方面，它也是学员获得学会认可、进而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敲门砖。然而恰恰关于这一部分的研究在本书叙述中最为薄弱，读者只能看到非常有限的对报告内容的分析，缺乏对留存下来的实验报告的全面研究，从而并没让“精神科学事业中最关键的对象——实验报告”[6] 发挥出其应有的史料价值，读者也因此无法充分想象那些民国时期的教师、医生、警察、商人、职员究竟是在何种心态之下痴迷于催眠术这样一个夹杂中西、古今各种道与术的混合物的。

值得一提的是，张邦彦注意到了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即催眠术背后的信任问题。围绕催眠术展开的人际关系有多重逻辑，张邦彦指出，实验报告背后混杂了商业逻辑和礼物逻辑，损害了事实生产的科学性，因为消费者可能为了骗取结业证而伪造实验报告，导致针对报告内容的分析不可靠。但就像其对小说、传闻等虚构性文类的分析一样，此处其实可以借由实验报告文本所展现出的催眠术实践来一窥不同行动者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学会了催眠术，毕竟这是体现他们主动参与催眠知识建构的核心证据，如果能根据这些实验报告进行完整的统计和内容分析，或许可以更为充分有力地论证并回答以下问题：不同行动者为何参与到催眠术网络中？有多少人被成功招募？对学习者来说，催眠术究竟有何作用？

此外，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尽管这两个学会都以传授催眠术为核心业务，但它们的名称表明其业务范围不限于此，以“催眠学会”来统括它们当然是受《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研究论题所限，但这一片面的裁剪是否遮蔽了历史行动者眼中“心灵研究”和“精神研究”完整的知识样态呢？是不是也因此反映了研究者自身的某种偏见呢？

张邦彦指出，催眠术采取的是一套“混合—扩张”的科学研究方案（学院派采取的则是“纯化—限缩”的方法），基于此，他围绕心理学知识在催眠学会、灵学会、学院心理学三者之间的分化展开了分析。他关心的问题是：大众科学如何影响了学院科学的样态？选取灵学作为分析界面，张邦彦还在《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中讨论了催眠学会关于灵学的两种竞争解释路径（“生机论”和“机械论”）、学院心理学和灵学之间的冲突，以及五四运动的启蒙者对“灵学”“精神”“科学”的看法。在这里，灵学成了催眠术的合作者，学院心理学则成了二者共同的竞争者乃至敌人。然而，受制于五四运动启蒙论述下科学、宗教与迷信之关系，催眠术和灵学面临不同的命运：前者借助“科学化”得到发展，后者则由于宗教色彩过浓，最终丧失了对大众的吸引力。由此我们也可一窥当时一如达恩顿所说的伪科学、神秘学和宗教与科学鱼龙混杂的状态，彼时蔡元培等国内知识分子对 “妖怪学”的兴趣也突显了他们在面对异域知识时的复杂心态，然而书中只简单地将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大众科学和学院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似乎失之简单。

通过对上述两部科学史作品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交叉与分歧，及由此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写作思路。本文的目的并非为了评判哪种思路下的催眠史写作更好，而是希望回到文初提出的问题：历史学、科学可以偏离我们对于其“光荣正确之形象”的想象多远？如果说本文有什么宏大目标的话，那就是希望借此来反思历史学与科学在中国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展开会对彼此都有利，同时也期待能出现更多如这两部作品那样更为丰富多元的科学史书写。

[1] 罗伯特·达恩顿.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M]. 周小进,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2.

[2] 同[1]，第1页。

[3] 张邦彦.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6.

[4] 同[3], 第211页。

[5] 同[3], 第121页。

[6] 同[3], 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