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途公司宣传图
5月6日，刘盈盈从四川飞往加德满都，搭乘直升机到珠峰大本营，5月12日到达C2营地。这里海拔大约在6400米。多数珠峰攀登者，选择在这里适应两天，再返回加德满都调养身体。时间紧迫的刘盈盈直接在C2待了四天，16日继续向山顶出发。
在大本营拉练的时候，她又遇到攀冰难题。攀冰时，人要一手攀住绳子，一手抓住上升器，利用腰和腿部的力量往上。但她手脚配合不利索，一使用上升器，绳子就往向仰。连夏尔巴都劝她，“这个地方你不上去，直接回去吧，到洛子壁，有几个这么高。”
这没有难倒她，“我的目的是登珠峰，不管前面发生什么，我都要把它扛过去。”她确实做到了，遇到冰壁就去抠冰，用自己的方式过壁，夏尔巴曾经提醒过她，“这样不省力，会消耗体力。”
好在最终登顶，对她来说，一切都值得了。
不足20平米的世界顶端，风很大，很冷，这是她最登顶后最直接的感受。夏尔巴催促她赶紧坐下，展开旗子，迅速拍照。这里氧含量不到海平面的30%，停留的时间不能太长，通常是十几分钟。下撤风险更高，不仅要重走一遍来时的路，还要面临体能和氧气的耗竭。
按照正常的速度，18日下午六点左右，她应该能回到C4营地。但在跟朋友的回忆中，她提到，下撤走到希拉里台阶的时候，身体已经很疲惫了。
关于下撤过程的记忆，刘盈盈是片段式的。一位登山者称，刘盈盈曾向自己要过热水，但她否认这件事，只记得登顶过后换过一次氧气，在哪里换的，也说不清。夏尔巴什么时候离开的，她也说不清。
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她确实卡在了8400米附近。
那个时候，距离出发冲顶，已经过去差不多20个小时。她太累了，或许因为氧气稀薄，脑袋也有点懵，只剩下一个想法，“我就躺在这里休息，等人来接我。”
天慢慢黑了，不知道在斜坡上躺了有多久，刘盈盈突然感觉到，下面有灯光。这里是下撤和登顶的必经之路。她摘掉手套，拉开胸口的拉链，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朝下面晃了晃，“我想提醒他们这里有人。”
这是刘盈盈失去意识前，勉强能记得的片段。事后，她跟朋友回忆被救的时刻，“我以为在农家乐里面，突然范总过来了，过一会儿祥哥也来了，祥哥怎么没开车呀？”
珠峰上 讲述者供图
把名字带回去
5月18日，本该是一个绝佳的冲顶日。那一天几乎没有风，天上零星散落着云朵。100多位登山者在C4营地聚集，等待冲顶时刻的到来。
39岁的范江涛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湖南省登山队的领队。那个白天，一个登山包被范江涛倒了又倒：8颗大白兔奶糖，6颗巧克力，1.25升的开水，两瓶330毫升的可乐，一包饼干，以及一根火腿肠，“没有多余的重量，一粒灰都想倒得干干净净”。8000米海拔之上，每走一步，对体能都是极大的消耗，“不想多背一点点的重量”。
补给的时间和位置他也都算好了，每上升约100米吃一颗糖，为了拿取方便，糖和饮料都装在特定的衣兜。他选择在晚上六点半左右出发，赶在第二天下午2点前下撤。在高海拔地区，午后峰顶的风会变大，另外夜间雪层稳定，白天太阳照晒，雪面温度上升，更容易发生落石和雪崩。
令人不安的消息在上午十点多从对讲机的公频传来：来自贵州的登山者“木匠”受伤了，然后是失去联络；紧接着一名中国人也在“阳台”失踪了。
这一天的剩余时间里，C4营地笼罩在一股紧张的氛围里。这里海拔7940米，是登顶珠峰前最后的补给和休息营地。8000米之上到底是什么情况？没人知道。
在范江涛的回忆里，那天C4营地很多人放弃冲顶，他的两名队友也临时决定下撤。
还有三个队友在上面。出事的都是中国人。这令他感到不安，就连睡觉也抱着对讲机，“我拼命在问，我们的人到哪里了？”
下午五点钟，另一个登顶成功的队友党鹿鹿回到C4营地。他在南峰顶（注：海拔8750米）附近看到一个遇难者，中国人，胸前铭牌写着“陈学斌”。范江涛到处打听，最终确认“木匠”的本名就是陈学斌。
按照速度，当天成功登顶的队友刘杨应该在四、五点钟到达C4营地，却迟迟不见影踪，“我特别担心，虽然他说在下撤，但人找不着啊！”
范江涛决定提前出发。下午五点半，他和队友鲁教授、刘燕结伴冲顶。相识两年，一起登过玉珠峰和慕士塔格，他们配合默契，刘燕平稳，鲁教授求快，范江涛就在中间协调节奏。
出发时，天还很亮堂。周围很安静，沿途只有冰爪压进雪地里的嘎吱声，和氧气面罩里的沉重呼吸声。他们先经过一段大约30度的雪坡，到达海拔8200米的“黄带”下沿，这里有一层黄褐色的石岩，裸露在冰雪之外，像条带一样缠绕着山峰。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正在下撤的刘杨，范江涛的心踏实了，催促刘杨，“都几点了还在这里晃”。
一切都很顺利。“我状态无比的好”，范江涛说。毕竟他在C4营地休整一天，他本该在前一晚出发，由于夏尔巴迟到，唯一一双符合他鞋码的冰爪，被队友误穿走了。
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很快将交织在一起，改变范江涛的珠峰行，以及另一位中国攀登者的命运。
约晚上八点半，在“黄带”的上沿，一位攀登者挡住范江涛的去路。那个人挂在路绳上，整个人侧蜷着，卧倒在雪地上，羽绒裤被磨破了，里面的毛都翻出来了。橙红色的凯乐石连体服，最新款的白色登山鞋，范江涛判断，“大概率是中国人”。
这里空气稀薄，多停留一秒，就多一分危险。要继续前进，范江涛就得从路绳上解开安全锁，跨过那个人，再重新挂上。
“木匠”的事情，让他决定停下来。在高海拔地区，穿着雍肿的连体服，人还要戴帽子、护目镜和氧气面罩，胸口的铭牌，是分辨身份的重要依据。“我看一眼你叫什么名字，如果你真的遇难了，我至少能把消息带回去。”范江涛特意看了一眼手表，海拔8450米。
“你是中国人吗？”没有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湖南株洲的刘xx。”
刘盈盈？她怎么会在这里。刘盈盈也是湖南省登山队的队员，出发之前，作为领队的范江涛曾反复问过她，是否参加？答案都是否定的。
震惊之余，来不及多想。范江涛把人掰过来，她仅剩的一只手套，被氧气面罩滴下来的水汽冻成硬块。拨开结成冰絮条的头发，确实是那张熟悉的面孔。“像鬼一样，在这么高的海拔，突然掉下来一个你想不到的人。”范江涛说。
此时，夏尔巴正在催促他。想起走远的鲁教授，范江涛边追边喊。雪地太空旷了，隔着氧气面罩，鲁教授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雪山黑夜里。范江涛停在原地，“救还是不救”，难题来了。
范江涛和夏尔巴正在救援。讲述者供图。
一念之间
那个夜晚，海拔8450米的珠峰，范江涛在原地站了10分钟左右。茫茫雪原，稍扭过头，就能看到不久远刘盈盈头灯的光，以及她卧倒的身影。他的夏尔巴在一旁蹲着，等待一个决定。
范江涛的脑海闪过许多画面。出发前，他一共参加五、六场践行会。一位朋友特意送了一盒巧克力，让他一路吃过去，最后一颗留到登顶；多年前一位登顶没成功的老前辈，托他带东西上珠峰。
不仅如此，这是湖南登山队首次攀登珠峰，他是领队。他的登山包里，揣着13面赞助商和媒体的旗帜，等待登顶的那一刻拍照。出发前，《湖南省登山队8位勇士将出征珠峰》的报道投放给多家媒体，“闹了这么大阵仗，万众瞩目”。
通往珠峰的路，就像一场漫长的战役。2019年，范江涛开始为登珠峰做准备。每天，他都得抽出时间锻炼，要是忙到凌晨，干脆跑步回家。从大本营到C2的那一天，他一路都在呕吐，“吐到最后，全是黄黄的胆汗”，走几步就“哐”地摔在雪地上。拉练时四个小时的路程，他硬是走了九个小时，“挪一步歇半天，一步一步挪到C2”。
范江涛和队友，C2营地到C3的路。 讲述者供图
在这里，什么都可能发生。范江涛反复强调，“8000米以上，生命是没有任何尊严的。”为了不滑坠，人必须时刻挂在路绳上，即便是上厕所，也只能在绳子上、在众人的目光下解决。一位在南峰顶的登山者，喝完雪碧后，特意留下空瓶子，“如果要拉尿，我会用瓶子接住，起码可以救命。”
现在，只差最后400米了。
放弃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你已经大张旗鼓地告诉所有人，我要去登珠峰，现在放弃了，就是你没定力。”当然也有不甘。“这些苦，你刚受一遍，又要来一次。”
但他没得选。一个现实摆在眼前，刘盈盈是省登山队的一员，范江涛觉得救人是自己的责任。湖南省登山队是他一手张罗起来的。2021年，范江涛和其他几个评委，从600多个报名者中，挑选出11个人，组成国内首支成建制的省级登山队。刘盈盈就是在那个时候入队的。“假如我没救，她死了，等我回国，我将面临什么情况？”
还有，这是一条生命，况且还是老熟人，“不救我真的过意不去。”
没有犹豫的时间了，没有人可以商量，他必须做出决定。
救人者范江涛
看到52岁的刘燕走上来时，范江涛哭了，他一边哭一边骂，“刘盈盈，你不是说你不来吗？你为什么还来？”
刘燕看了一眼刘盈盈的氧气瓶，浮标指向1.5的流量，但已经沉下去了，这意味着氧气耗尽。
刘盈盈的手被冻得发黑。刘燕蹲下来，将刘盈盈的手插进胸口的衣服里。刚松开，她的手又掉出来了。迷糊之中，刘盈盈让刘燕帮忙找下降器。刘燕问，“你的夏尔巴去哪了？”她回答“不知道”。刘燕又问，“夏尔巴叫什么？”她说，“那种外国人的名字，不记得了。”
范江涛让刘燕继续登顶，“留我一个人就行了”。他让夏尔巴从背包里掏出自己的羽绒手套，给刘盈盈戴上。接着，把自己的氧气瓶换给她，用手抠掉面罩和管子里的冰。掰开刘盈盈的嘴，强行塞进一颗奶糖，然后灌进热水。与此同时，他的夏尔巴给刘盈盈做“心肺复苏”，不断地搓揉手、脚和胸口，让身体的血液恢复流动。
背叛、愤怒、不甘，各种情绪交织着，范江涛边救边骂，“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今晚冲顶，你吃了我的糖，喝了我的水，用了我的氧气。”
“对不起。”刘盈盈半躺着，轻声说。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范江涛和夏尔巴扶着刘盈盈下山。微弱的头灯，只能照亮那根路绳，伸向更远处的黑暗里。范江涛一手绕过身后，攀住后面的路绳，一手撑住刘盈盈。他最怕遇到岩石路面，那样冰爪无法抓住地面，更容易滑坠。
三人并排前行，范江涛个子最高，承重也最大。大概下降了100多米。刘盈盈再次昏迷。“这会儿到了8200，我弄不下去你，你要不走就活不下去……”看着瘫倒的刘盈盈，范江涛蹲在雪地上，没好气地说，“你必须得走。”
刘盈盈看起来已经意识模糊，嘴里嘟哝着，“我在帐篷里躺着，你们搬我干嘛？”
两个夏尔巴扶着刘盈盈下山。图片来源网络
在高海拔地区，走每一步路都很费力，更别提还带着一个人。一路折腾下来，范江涛也没什么体力了。只能下去找救援。担心她被别人的冰爪踩到，他让刘盈盈靠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又将她固定在一根旧的路绳上，“我下去叫人，你在这休息，给你挂着了，你是安全的。”
从这里到C4,来回大概需要四小时，大概率没希望了。范江涛拿出Go Pro，给刘盈盈录遗言：“你有什么话要跟家里人说吗？”
刘盈盈无力地垂着头，说了两个字，“没有”。
下不来的人
8000米之上无救援，这是登山界的惯例。就在前两天，C3通往C4的路上，范江涛遇到过一个倒地的外国人，“已经死翘翘了”，他很冷静，“不要看不要拍，也不要去做什么事情，走你该走的就行。”
通常来说，不被干扰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海拔8750米的“南峰顶”，一位登山者也曾放弃过一个人。跳下一个斜坡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夏尔巴倒在雪地，胸前的羽绒衣被划破了一道口子。他呼唤过，对方迟迟不醒。决定放弃的时候，他在心里默念，“我也没办法，我救不了你，剩下的几百米，我得靠自己走下去。”没走几步远，他发现自己的夏尔巴正在向他招手。事后他猜测，倒在地上的人也许早就存在了。
珠峰上的冰裂缝 讲述者供图
那个夜晚，在海拔8000米之上，范江涛确实尽力了。他和刘盈盈相识不到三年，刘盈盈性格内向，眼里只有登山和运动。范江涛的性格强势。除了拉练和登山，素日交集不算多。即便如此，当他离开刘盈盈的时候，还是很悲伤，“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后见着她还有呼吸的人，但你只能把她丢在那。”
晚上9点多钟，范江涛和夏尔巴继续下撤，走了二、三十米，遇到了谢如祥。见到谢如祥之后，他一下子大哭起来，“上面有个人不行了，是刘盈盈。”
谢如祥只有一个想法，“先上去看看。”54岁的他也是湖南省登山队队员，刘盈盈经常跟他请教登山技巧。两人同住株洲，拉练时谢如祥会顺道开车去接刘盈盈。
刘盈盈状态不算好。谢如祥给她喂了一口热水，“你要振作，我来了你就死不了。”
他转头跟夏尔巴表示，要救这个人。
Are you sure? 他的夏尔巴难以置信。
谢如祥刚从C4出发一个多小时。对他来说，这趟行程同样不算容易。从卢卡拉徒步到大本营，他就感染甲流。
夏尔巴跟他反复确认多遍。情急之下，谢如祥说：Whether she's dead or alive ,take her to C4 and I’ll give you ten thousand dollars。(不管她是死是活，请把她带回C4营地，我会给你1万美金。）
事后根据夏尔巴反应，谢如祥推测，对方并没有完全没听懂这句话。在当时，他用绳子将刘盈盈固定在自己的腰上，“哐”地一下把人带起。谢如祥松了一口气，“有希望了”。他就像泄了气，蹲在雪坡上，思考着是否要在这里等待，继续冲顶。
直到他的夏尔巴回过头来喊了一声，谢如祥才反应过来，这趟珠峰“结束了”。他放慢了步伐，留恋地看着这座雪山，“这是我能到达的、最高的位置。”看到前面四个人，他又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雪山太冷酷了，“人需要被救，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事”。
救人者谢如祥
大约晚上12点钟，一行人回到C4营地。范江涛把刘盈盈送进湖南省队的帐篷，把自己的睡袋给她，担心她的脚被冻坏，又往里捂了一个热水瓶。他自己则直接裹着连体衣，枕在头盔上睡觉。
在险恶未知的8000米海拔之上，5月18日，湖南省队冲顶的四人小分队，因为刘盈盈这个变数，每个人的登顶路都被改变了。
继续向上的刘燕，在路上变得不安起来，“其实我内心也内疚了”。她向来信奉“无兄弟不登山”。现在，范江涛下撤，鲁教授走远，她前后无援。身边的夏尔巴，一路咳血上来，看起来比她还无助，频频回头，眼神透露着恐惧。只要一停下来，两个人讨论的话题就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第二天早上，南峰顶突然起了风雪。刘燕看到了挂在那里的“木匠”。她突然失去了目标，觉得剩下的路已经不重要了，“只想赶紧跟我的队友汇合”，她决定下撤。走在最前面的鲁教授，跟范江涛通话的第一句就是，“我在上面等了那么久，你们为什么都不上？”事实上，没有范江涛帮忙控制节奏，登顶之后的鲁教授力竭，在随后的下撤时也受伤了。
外界发生的这些，刘盈盈没有知觉。那天夜里，她在C4营地醒过来一次，拿起手机，跟范江涛说，“你帮我看一下，我是几点登顶？”那一刻，范江涛才知道她登顶成功，觉得自己“是个傻子”。
到了后半夜，范江涛被冻得不行，谢如祥的夏尔巴在营地四处搜刮，最终给他丢来一个睡袋。
第二天，范江涛才发现这个睡袋有点特殊。橙色表面上，两条黄色的胶带打成显眼的“X”，底下用黑色签字笔写着两个秀气的字：木匠（陈学斌）。回想18日的经历，他说，就像是一场轮回。
救援后第二天早上，谢如祥和范江涛正在C4营地的帐篷里。讲述者供图。
山下的拷问
刘盈盈的夏尔巴去哪了？根据凯途公司后来的情况说明，傍晚6:30，先到达C4的夏尔巴发现刘女士未返回营地，当即上山寻找到8500米，未发现刘女士踪迹。当晚凯途组队多次上山搜寻，但未有结果。
但上山下山只有一条路。按照范江涛的回忆，从晚上8点多到12点多，四、五个小时的救援时间，他们几个人沿路返回，横排三个人，后面还拖了一个，架势一看就是救援。
第二天早晨7：30，得到确切消息的凯途公司，从范江涛所在营地接回了刘盈盈。刘盈盈说，回到凯途营地后，她发现，“我的夏尔巴就在那里煮面条给我吃”。
那之后，范江涛和刘盈盈曾在加德满都的酒店打过照面，但并没有单独沟通过。范江涛始终不明白刘盈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珠峰，获救后连一个说法都没有。他不能接受。
摆在他面前还有一个问题，下山之后，怎么面对放弃的后果。
救援后的第二天早上，在C4营地见到范江涛时，队友党鹿鹿很惊讶，“这么早就冲顶下来了？”范江涛回了一句，我又没登顶。
接下来一周，范江涛要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对他而言，每一次回答都是摧残。
作为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范江涛看起来自信活络，周旋于各种关系之中。他似乎永远都在赶路，电话也接个不停。谈话时，他的语速很快，会按条理先说自己见解，再让对方发问。这场珠峰行，包裹着名声利益、情感期盼等一系列外在因素，他势在必得，在营地即时传回讯息，让后方宣传。
湖南省登山队从大本营出发向C2营地。讲述者供图。
但他失败了。而且导致失败的变数，令他始料未及。
5月24日，长沙黄花机场，许多人在那里等待他们。队员们站成一排，登顶成功的人站一边，没成功的站另一边，作为领队，范江涛就站在中间，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家以后，两个孩子问他，“爸爸，你是不是没登顶？”
10分钟的决定，回到山下尽是煎熬和拷问。它涉及名声利益，家人期待，有时候，甚至会影响另一条生命。这也是范江涛无法预料的。一位同行的朋友透露，在加德满都，得知鲁教授面临险情时，范江涛当场大怒，“我恨死刘盈盈了！”
不到一周，救人的事在网络上发酵。两家中央级媒体上门采访。范江涛突然意识到，“这个事好像挺厉害，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这也算出圈了。”他坦言，那个时候心态才逐渐好转，“没登顶（的失落）和我可能很厉害，各占一半。”
没能登顶的遗憾，某些片刻，也划过谢如祥的心中。“忙活这么久，结果没上成。关键是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上，哪怕是冲半天没上去，那也是试过的。”
谢如祥是北大山鹰社的初创成员，在登山圈将近30年。这趟珠峰行，他给自己设了三个目标：阳台、希拉里台阶、登顶，“结果一个都没达成”。他无奈地笑了笑。相比范江涛的起伏，年过半百的谢如祥看起来更平和，“登山是我自己的事”
但他能理解范江涛。20多岁时自己也因为没登上慕士塔格峰而伤心，“年轻时会想通过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到了我这个年纪，有些东西就变成自我的体验和感受。”
他也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自己登顶了，下撤时会不会像刘盈盈那样需要被人救？“（也许）救人就是在救自己”，他说。
回国之后，被救援的刘盈盈始终保持沉默，跟谢如祥也变得疏远了。这在谢如祥在意料之中。那天晚上，救她下山的途中，谢如祥闪过一个念头，“我把她救活了，这个人有可能就不会是我的朋友了。”他解释说，“救命之恩没法谢，我主动找她，好像要图报，除非她内心非常强大，不然可能会回避这个事。”
关于救人，谢如祥没有后悔过，“救不救是我的选择，感不感恩是她的事，也许她有她的难处。”而且，8000米以上的救援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这一次，刘盈盈缺氧、昏迷的时间不算长，还有得救；其次他们刚出发不久，体力和资源都很充足，如果在下撤途中，想救也没有力气了。
但范江涛心里始终窝着一股火。在他的认知里，刘盈盈至少应该主动联系他，给出一个为什么登珠峰的解释。按照他的说法，他等了三天，没有任何回音，直到回国那天，才宣布刘盈盈因私自登山被开除出省队。
湖南省队在珠峰的合照。讲述者供图。
迟来的道谢
回国后的刘盈盈很忙碌。到达株洲的隔天，立马投进工作，刚上班那几天“脑袋都是晕的”。
户外圈的几个朋友，给她办过一场欢迎宴。一个朋友回忆，在那次饭局上，刘盈盈表示，如果没有范江涛和谢如祥，她已经成为珠峰上的“路标”了。5月28日，在当地媒体的一篇报道《她，登上了珠峰》里，刘盈盈并没有提起被救的事。这引起很大的质疑。
刘盈盈表示，对于范、谢二人的救命之恩，心里很感激，“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表达”。她回忆，第二天早上在帐篷醒来，她想说谢谢，但“好像这也太轻了”。给钱，“他们各方面都比我要好。”
对刘盈盈来说，近40万的攀登费用不菲。她是地方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她的一位朋友透露，好的时候，刘盈盈年收入10万出头，但这几年收入大幅缩水。为了登珠峰，她省吃俭用，护肤品换成平价，几年不买新衣服，只穿工服。她不善交际，一门心思在登山上，几乎不缺席每一场拉练，每天还给自己安排跑步或登山。
如果跟着省队，登珠峰来回要50天，她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她甚至想过提前退休。直到4月底，在朋友的帮忙下，刘盈盈才勉强请到20天年假，那时省队已经结束拉练，“别人都拉练完了，我还没开始，我肯定会好急的，这对我的攀登过程和心态肯定都有影响。”最后她报名了凯途。
她没有告诉范江涛这件事，“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既然不能跟你们一起出发，我还是不说了，省得别人到时候说，你不是没请到假吗？既然这样，那我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态和节奏，干脆不做声。”
刘盈盈登顶珠峰 图片来源网络
救援下来之后，在加德满都的一家酒店，刘盈盈曾试图跟范江涛打招呼。当她要对上范江涛的眼神并开口时，范江涛的眼神飘走了，“我的声音就发不出来了。”事后，范江涛表示，完全不知道这回事。
直到那时，刘盈盈才察觉到范江涛的不满。回国时在机场取行李，省队的一群人站一起，刘盈盈独自站在另一个角落里，“有那么个离群孤雁的感觉”，一位在现场的登山者说。
刘盈盈开始回避这件事。事实上，逃避还因为难堪。她对自己的能力一直很自信，“我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在生活中，刘盈盈打扮朴素，蓝底红点衬衣和运动裤，单位发的白色帆布包洗得发毛。跟生人相处很紧张，说话时两只脚来回摩擦。运动让她看起来不一样。历数半马、全马、越野赛、登山的成绩时，她的眼里会放着光。
她对生活要求很简单：及时完成工作，有时间做喜欢的事。至于其它的事，她很少思考。比如登珠峰，她只想得到美好的一面，从没想过会死亡。“现在想起来，我好可笑。”
那一天，救下人以后，谢如祥和范江涛向夏尔巴承诺，各给5000美元的救援费用。6月4日，网上开始流传刘盈盈只愿意承担4000美元救援费的消息。这引发了一场对刘盈盈的网暴，许多人甚至把电话打到她单位。
刘盈盈说，自己没有付过钱，也从未对外承诺过。在加德满都的时候，凯途公司的负责人曾跟她表示，产生的救援费由公司承担，不需要刘盈盈本人支付。4000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她回忆是与一个朋友的私下聊天，当时对方的语境是“假如”。在刘盈盈看来，如果是假如，那么她只能从目前的经济能力去回答这个问题。
她说，自己手头确实没钱了。这趟行程花光她所有的积蓄，中间还产生意外的支出，比如，回程的时候，她从C2坐直升机到大本营，至少要多付4000美元。
舆论同样舔舐着范江涛和谢如祥。他们被赞颂为英雄的同时，又有传言称他们其实没有能力登顶，是在已经放弃的情况下遇到刘盈盈。当地夏尔巴公司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范谢二人成了救援的帮忙者，夏尔巴才是发起者。事后，夏尔巴又向封面新闻澄清“此前所提到的信息（不准确）”，“两名珠峰登山者确因救人放弃登顶”。
6月7日，被救后20天，刘盈盈带着一束花，去长沙的一间咖啡馆向范江涛当面致谢。另外，她还带了7.1万元人民币，表示愿意承担所有救援费用。范江涛和谢如祥没有收下这笔钱。范江涛跟刘盈盈解释，从来都没想过要吵架，只是在等一个说法。
6月10日，凯途高山公司发布声明，称刘盈盈与夏尔巴的分开“是工作失误”“我们必须承担责任”，并支付所有救援费用。
凯途公司的声明
这场高山救援，终于走向看似圆满的结局。几个当事人的生活也回归平静。范江涛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就读EMBA在职硕士，要补16天的课程，这趟珠峰行，“（花掉的）绝不止是几十万这么简单。”但如果再遇上，他大概率还是会救人。
在谢如祥的登山经历里，两次重要的登山都以救人收场。谢如祥表示，如果再去珠峰，肯定选择从北坡走，相对南坡，北坡的管理会更严格，救援更及时专业，“不用面对救人这个难题”。
刘盈盈恢复到朝九晚五的工作中。这么多波折，这趟珠峰行，并没有让她感到遗憾，“至少我上去了”。对山的追逐也没有终点。8000米以上的山峰，她说自己这个年龄不适合再去挑战了。下一站是非洲，她计划明年去看乞力马扎罗的雪。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