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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胜利，和西班牙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西班牙的国际纵队有很大关系。

这是消失的军队系列第五季，也是一个特殊的主题：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国际纵队是一群从世界各地奔赴西班牙参加共和政府一方反对弗朗哥及其背后德国纳粹势力的国际主义战士。当然尽管目标统一，但是国际纵队也和其他人类组织一样并非铁板一块——内部派别基于各自的立场理念和利益所造成的分歧，以及外部环境恶化最终还是导致斗争的失败。尽管国际纵队虽然失败了，西班牙共和政府输给了佛朗哥，但是国际纵队仍然是一次国际主义的伟大实践。并且更为关键的是，让中国的革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其中的代表，就是白求恩。

消失的军队系列是我们对于历史边角料的热爱而发掘的那些离我们并不遥远，且并没有经历战争却走向消亡的军队的故事。

国际纵队的旗帜。

颁发给国际纵队参战者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勋章。

“一场关乎人类进步的战争”

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爆发了一场备受世人关注的内战。交战方为效忠民选政府的共和军和人民阵线组成的左翼联盟（共和派），以及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为核心的西班牙长枪党叛军（国民派）。

占据胡埃斯卡高点的国民派叛军，1936年11月。

叛军攻入伊鲁恩，史上最早的向不设防城市轰炸即发生在西班牙内战期间。

这场内战的成因是复杂的，其中包括1931年第二共和国建政后以天主教势力为主的保守派对受到削弱不满，地主和保皇派旧军官依然在议会占大多数席位，各种具马克思-列宁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因阻碍重重而失败，和不降反升的左右两翼矛盾等。

当持法西斯主张的国民派决定率先发动政变时，60%的军队几乎没加思索便背叛共和派民选政府，这里面还包括半数的空军、水上飞机航母“代达罗”号和两艘西班牙舰队最大的战舰。

战争刚开始，国民派就取得潘普洛纳、布尔戈斯、萨拉戈萨、巴利亚多利德、加的斯、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这几个大区的控制，将西班牙本土武备的绝大部分纳入手中，对共和派形成明显优势。

意大利干涉军的炮兵开火轰击纳瓦尔卡尔内罗，马德里外围，1936年末。

为叛军提供空袭支援的纳粹德国“秃鹫军团”。

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葡萄牙萨拉查派系、甚至爱尔兰的天主教势力也纷纷以出动干涉部队、志愿军、空运或弹药武器的形式对佛朗哥表示支持。

反观对面的共和派各种缺人缺枪却火力，派出去的剿灭叛军的部队竟一个接一个宣布“转枱”，首都地区也陷入了持续被袭扰的状态，世人基本都认为战争会在几个星期内以叛军胜利告终。

马德里告急！比利牛斯山告急！伊比利亚半岛告急！西班牙告急！

同年9月，德共党员威廉·明岑贝格呼吁各国共产党招募志愿者支援西班牙共和政府。共产国际对此反响热烈，其下属西欧各机构开始大量拍摄西班牙战地实况的新闻报道，巴黎、利物浦、格拉斯哥、罗马的当地左翼团体也向工人宣传西班牙共和派的斗正当性。

苏联国防部同样表达了积极信号：他们在苏俄国内战争时就有过管理外国志愿兵的经验，必然也能为组建这么一支多国志愿武装提供协助。

国际纵队的志愿者招募宣传

最早抵达西班牙的“台尔曼”营，成员为反对纳粹当局的德国人。

10月份，“国际纵队”正式成立。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致信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表明“为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争取胜利不仅关系到西班牙人的命运”，而且“关乎全体人类的进步”。

人员、组织与装备

来自50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人士、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乎那些因故土遭受列强蹂躏而希望找到救国良方的未来解放者们，纷纷前往巴黎找到国际纵队的联络属。

这里面不分男女，既有德意两国法西斯政府上台后被迫流亡海外的进步文人，也有一战期间入侵沙俄反被布尔什维克主张感召的老兵，更少不了无明显政治主张、但不忍目睹欧陆诸国陆续变成法西斯乐园的热血青年。

一名保卫马德里的女战士。

从左到右，美国志愿者奥利维尔·劳沃、法国志愿者霍特、英国志愿者弗雷德·库珀曼、美国志愿者约翰逊、南斯拉夫志愿者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到最后国际纵队总共有59000多人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政体的战斗，其中32%来自法语区，10%来自波兰，9%来自德语区，9%来自北美洲，9%来自意大利，7%来自英伦三岛，7%来自巴尔干半岛，5%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3%来自波罗的海三国，2%来自北欧三国，2%来自荷兰，以及含中国人在内的5%其它国籍或无国籍者。

不止国籍，国际纵队成员连着装也是五花八门。

1，“季米特洛夫”营的保加利亚战士。2，“加里波第”营的意大利志愿者。3，“拉克西”营的匈牙利成员。

从巴黎领取到护照、钱币和衣物的志愿者们，会继续得到前往西班牙阿尔瓦赛特的路径指印。最早一批于10月14日抵达当地的500名国际纵队成员先是遭到无政府主义武装的拦截，等一番交涉后又被加急驱策去战区——要知道，先前第二共和国解散了军心涣散且不断有人叛变的正规军，正值缺人之际，亟需一切能拿得起枪的手与叛军交战。

换言之，最早抵达西班牙的国际纵队，除打过一战的老兵被马上就调派入战场外，留给其他人的训练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星期甚至几天。虽说这个情况会随着到来者越来越多渐渐改善，不过国际纵队的单兵素质始终与正规军有着明显差距。

语言之间的不通也给相互协调造成了问题。一开始国际纵队单纯按照国籍或语言区把人员编入不同的营队（人数介乎500~600之间）里，比如德语区的志愿者被归纳入“台尔曼”营、法国的志愿者则归入“巴黎公社”营、美国志愿者进入“阿伯拉罕·林肯”营，等。

后来为方便彼此间的联络沟通，又在各营队内增设一个由前共和军成员组成的西班牙连队负责交换信息，因此没有一个德国或法国营队里真的仅仅只有德国或法国人。更别提那些人数少到并不足以设置独立连队的中国、印度、东南亚兵员，以及战争后期因遭受损失而从其他友军抽员补编的营队。

不分男女肤色，图为美国志愿者为主的“阿伯拉罕·林肯”营。（反观美军后来在朝鲜战争出现了黑人部队成建制向志愿军投降后才取消种族隔离）

一名来自英联邦的女战士。

装备上的混乱则比语言不同更引人烦忧。国际纵队从来没有过完全统一的制服，钢盔也做不到一人一顶，枪支则是陷入“万国牌”的麻烦。假如留意1936年末到1937年初的战地摄影，你会不难发现各种来自比利时、捷克、美国、西班牙自产甚至日本制造的步枪，十足十的后勤噩梦。

等到1937年下半旬苏联的军援供应链保持相对平稳，各连队统一配发莫辛-纳甘步枪、M1895左轮、PM1910水冷式重机枪的就渐渐变得普遍。然而重武器的缺乏依旧是个致命伤，像是榴弹炮、野战炮、防空炮这些对国际纵队来说都是珍稀品，不然就是拿到手的已近半报废状态或缺乏瞄具，面对拥有空中或成建制重炮部队的纳粹及意大利干涉部队往往难以还手。

手持莫辛·纳甘步枪的美国日裔参战者白井，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Jack

由“不列颠”营炮兵连操作的苏制45毫米反坦克炮。

少数算得上重火力的，比如1938年得到的苏制53-K（M1937）45毫米反坦克炮，常用作攻击火力点和碉堡的手段。虽说佛朗哥手下没多少装甲部队，只不过西班牙丘陵起伏的战场环境对炮手们同样威胁明显：他们时常得把炮推前至尽可能靠近目标工事的位置，这过程中很容易变成冷枪的靶子。

同样恶劣的还包括海上力量的悬殊：1937年5月30日，从马赛开出的“巴塞罗那市”号邮轮被效忠佛朗哥的潜艇发现并击沉，事件造成船上250名国际纵队服役者中至少65人溺亡；随后的内战进程中，国民派的舰炮对围剿共和派剩余据点的战斗起到关键作用。

苏联支援给共和派民选政府的T-26轻坦。

在阿尔瓦赛特接受简单训练的国际纵队新成员。

毋庸多想，国际纵队从开始就注定要陷入一场非对等的苦战，唯有依靠斗志和勇气弥补大部分兵员的经验不足，和不管面对何种劣势时都始终秉行的乐观和纪律性。

的确，这支部队并非所有人都能互相认同各自的政治主张，但只要能不分性别、肤色，迎头痛击面前张牙舞爪的法西斯猛兽，并团结在同一旗帜下捍卫身后仅存的伊比利亚半岛民选政体，那么大家就都是同志。

所有人都坚信，一个新生的、人人平等的崭新世界将在硝烟尽头等候。

首战马德里

1936年11月8日，国民派叛军集合20000兵力加上纳粹“秃鹫军团”的空中支援，向着马德里全力进攻。

国际纵队抵达马德里。

1936年的马德里保卫战形势。

次日，含“巴黎公社”营、“埃德加·安德雷”营、“达布罗夫斯基”营以及1个英国机枪连在内的国际纵队第11旅，在马德里郊外的“田园之家”国家森林公园布置好防线，并在（曾任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顾问）傅利德的指挥下对国民派阵地实行冲锋。经过一晚的激烈厮杀，佛朗哥的部队不得不在清晨撤离，而国际纵队11旅付出了1/3的阵亡代价。

11月13日，“台尔曼”营、“加里波第”营以及“安德烈·马蒂”营组成的1550余人出动攻击马德里南郊10公里处的“天使山”。结果由于语言沟通的问题、与共和派装甲部队及支援炮兵的联系失误、定位出错、加上长时间缺乏消息，行动以失败告终。

攻入城市外围的叛军。

罗伯特·卡帕镜头下的国际纵队成员，马德里保卫战期间。

12月13日，18000名国民派叛军企图抢占瓜达拉马区以彻底对马德里实行合围。共和派政府派出国际纵队第13旅、第14旅、及德米特里·帕夫洛夫指挥的苏援装甲部队进行拦截。此战是马德里保卫战爆发以来最为激烈的一次，虽及时遏止住佛朗哥的合围企图但也付出惨重的人员伤亡。

归根到底，国际纵队的人员平均素质离正规军差距明显，却仍不得不以冲击步兵的形式实施冲锋。

马德里一战为国际纵队赢得普遍的赞誉。

一个圣诞节过去，国民派试图攻占马德里的尝试从未停过，然而每一次都遭到共和军、国际纵队的坚决抵抗。比如1937年1月6日，“台尔曼”营在拉斯罗萨斯区面对数倍来敌，差点被打得全员覆灭仍固守不退；1月9日，连日来不断出击的叛军仅前进了区区10公里，没想到国际纵队第13旅、第14旅的援军又迅速前来填补缺口，最后双方都转入原地修筑壁垒对峙的态势，马德里将一直坚守到1939年。

激战雅拉玛

马德里一役为国际纵队打响名声，只可惜马拉加省省会陷落的消息也在1937年的2月6日传来，未得到充足休整的多国志愿者继续往南支援西恩波苏洛艾斯镇，目的是保卫马德里和安达露西亚的公路连接。

参加雅拉玛之战的巴尔干志愿者。

战斗期间的英联邦成员。

这一次出动的有巴尔干志愿者组成的“季米特洛夫”营、英联邦成员构成的“不列颠”营、法国与比利时兵员占主要的“2月6日”营、加拿大人组成的“麦肯齐-帕皮诺”营、拥有多名美国黑人的“阿伯拉罕·林肯”营外加80名爱尔兰人的“康纳利部队”。

2月11日，在雅拉玛河谷等候援军的第15旅忽遭偷袭，国民派的侦察兵悄悄摸清各哨岗的位置并使用割喉的方式杀死哨兵。叛军顺利渡过雅玛拉河，察觉出端倪的“加里波第”营马上集中火力迎击，没想到佛朗哥的部队已在其它渡口一个接一个地上岸。

雅拉玛地势开阔，极缺掩蔽，面临炮轰时难免伤亡惨重。图为冲锋的“阿伯拉罕·林肯”营成员。

英国赛车手克莱姆·贝凯特也是雅拉玛战役的参与者。

次日，英联邦志愿者的阵地首先成为国民军猛攻的目标，他们在猛烈的炮击下苦苦支撑了七个小时，到日落时全营600名成员仍剩225人在阵地上，其中一个连队因中伏而被成编制俘虏。

幸存的英联邦战士将会以“自杀高地”一名回忆该战场，他们尤其忘不了当叛军上前缴获武器时会以嘲讽的腔调歌唱《国际歌》来羞辱俘虏。

2月17日，共和派发起反攻。23日到27日间，轮番出战的国际纵队战果寥寥，其中“阿伯拉罕·林肯”营承受最大损失，在缺乏重武器支援的前提下付出半数伤亡。

除此之外，包括爱尔兰诗人查尔斯·多纳利在内的一众著名文人战死，消息传回故乡时舆论一片惋惜，以《红河谷》旋律改编的纪念歌曲《雅拉玛》因此传向欧洲各地的年轻进步人士。

战役结束后被战友集中埋葬的127名美国牺牲者。“致牺牲的同志们，我们必将以胜利为你们复仇。树碑于1937年6月”

两名从雅拉玛前线归国的爱尔兰伤残者受到乡亲迎接。

国民派无法扼断马德里和安达露西亚的道路，共和派与国际纵队同样无法将前者赶回雅拉玛河对岸，双方都付出惨重代价但也都同时宣布得胜。

2月22日，国际联盟宣布从即日起开始禁止一切外国志愿者进入西班牙，换言之共和派将失去一个宝贵的人员来源，且照样无碍于纳粹和墨索里尼向叛军援助武器物资。胜利的天平开始以不显眼的速度，渐渐向佛朗哥一侧倾斜。

瓜达拉哈拉之战

墨索里尼无疑是最热切希望佛朗哥得胜的人，而且他十分期待能借助这么一场胜利提高意大利的对外影响力。1937年3月9日，拥有80辆装甲车与轻坦、和200门野战炮的意大利远征军，配合国民军将矛头转向马德里东北角50公里对开的瓜达拉哈拉，并成功在共和军防线撕开缺口。

向着瓜达拉哈拉出动的国民派叛军。

配合国民军进攻的意大利装甲部队。

作为意大利人，墨索里尼的部队犯了一个非常意大利式的错误——达成初日的计划进展后，意军因无进一步的方案而决定原地等候命令，而国民军则是没意识到盟友的举动下仍糊里糊涂地继续进攻着，两军逐渐拉开能让共和军乘虚而入的距离。

次日凌晨，国际纵队第11和12旅的精锐单位迅速集结，并在午时开始出击。期间最先跟意大利远征军接战的“加里波第”营遇到了麻烦，因为两边都在用意大利语喊话，混淆的士兵们一时不知所措，甚至发生了双方的侦察兵因不知对方是敌人而互相交换情报的乱象。

等终于搞清楚情况后，“加里波第”营的战士抓紧机会鼓动意大利士兵弃暗投明、加入共和派一方，但效果并不明显。到黄昏时分，仍未能击退国民派和意大利远征军的国际纵队只得建立火力点等待下一次进攻。

反映共和派空军轰炸意军阵地的艺术作品。

最早的大规模使用空中单位对抗坦克的战例也出现在西班牙战场。

12日，共和派的空军抵达阿尔瓦赛特机场，随后对意大利远征军的阵地进行轰炸，同时用分配了T-26与BT-5轻坦的地面部队冲击敌军防线。至于意大利一方的飞机则受困于因暴雨导致路面泥泞的简易机场内，无法升空作战。

到了17日，接连几天成功的空袭阶段为共和军赢来难得的休整机会。不过才满员补编没多久的“台尔曼”营再次遭受严重伤亡，但硬是靠拼刺刀守住特里胡埃克和托里哈之间的道路连接点，到最后更是把森特内拉镇的著名历史地标“伊巴拉宫”夺回己方。

得到了意大利远征军直接支援的叛军照样无法达成战役目标，反而让共和派缴获到了他们十分渴求的重机枪、大炮、载具。之后，佛朗哥放弃了直接夺取马德里的打算，而转用先从西班牙北部逐块逐块消磨掉共和派据点的战术。

战役结束后在两架苏制坦克残骸附近劳作的当地人。

瓜达拉哈拉战役是内战爆发以来共和派最辉煌的一场胜利，极大振奋了世界范围内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民众的情绪。

《纽约时报》评论：“……这一战对法西斯派系的打击比得上当年拿破仑在拜伦战役的受挫”。英国媒体则认为“瓜达拉哈拉之战对意大利人的羞辱与1917年的卡托波雷战役同等严重”。英国前首相戴维·劳合·乔治也不留情面地刊文讥讽意军的低效表现，随后引来墨索里尼的公开斥驳。

解散

瓜达哈拉合后再到1938年，国际纵队在各关键战役中起到的作用继续不可小瞧。比如1月份的特鲁埃战役，国际纵队经历了持续轰炸、食物短缺和西班牙近20年来最可怕的寒冬；7月份的埃布罗河谷战役，共和军与国际纵队一次过面对叛军、意大利空军和纳粹“秃鹫军团”的联合打击，之后共和派从此陷入只能防守不能进攻的阶段。

共和军在埃布罗河搭建的浮桥。

同一座浮桥变成纳粹反复轰炸的目标，大量的国际纵队成员命丧其中。

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国际纵队有接近六万外国志愿者投入战场，其中25000多人为此牺牲，伤亡率实在高得厉害。

当然，国际纵队的敌人并不是从头到尾只有法西斯派系一方，那些本身与共和派并肩作战的托派志愿军、无政府主义者武装、巴斯克分离主义武装等都来者不善。各方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和路线图貌合神离纠缠不清。

“告别西班牙”，罗伯特·卡帕镜头下回程马赛港前夕面露不忍的志愿者。

1938年10月，正值埃布罗河谷战役进入白热化阶段之际，西班牙共和政府同意了“不干涉委员会”所提出的遣散和驱离国际纵队的动议。

所谓“不干涉委员会”，是一个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各国成立的、旨在“防止西班牙内战进一步扩大化及早日达成地区和平”的组织，成员国均要担保绝不对内战中的任何一方提供援助。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德国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却依旧无视协定且明目张胆地向佛朗哥送枪运粮。

按如今的眼光来看，西班牙共和政府没有理由应该接受这种自费武功的动议，问题是当时共和派一直在忍受来自多国的经济或政治上的压力，而且为了换取英法放弃两国实施的武器禁运，不得不为之。

国际纵队就此被解除武装和遣送回自己所属国家，至于那些来自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的左派志愿者，他们得到了西班牙荣誉公民的称号得以继续留下，以免回国受到当局的迫害。比利时和荷兰的成员在回国后被剥夺国籍，因这两国的法律规定公民不得为外军服务。

还有一些人决定以参加共和军的方式留下来作战，只可惜大势已去，我们都知道西班牙内战会是何种结局。

1939年1月26日，国民军夺下巴塞罗那，英法承认佛朗哥政权，而马德里在共和军和前国际纵队余下成员的保护下一直抵抗到3月28日。

国民军进入巴塞罗那。

全面获胜后的佛朗哥，1939年4月。

向着法国边境逃往的共和军战败者。

从西班牙撤离后被关押法国拘留营内的中国志愿者，从左依次为张树生、李丰宁、毕道文、杨春荣、张长官、谢维进。

4月1日，法西斯派系宣布在西班牙取胜，紧接而来的是长达36年的独裁统治。

意义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国际纵队在当时并不只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积极意义，对于无数不忍目睹欧洲大陆倒向法西斯主义或极右翼势力的进步青年来说，这是一场众人发自衷心、愿牺牲一切而作出的抵抗。

这场抵抗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在国际纵队的旗帜下，人们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身份和文化认同，而不会受到歧视或区别对待。当时也只有在这里，白人、黑人、黄种人能像兄弟姐妹一样平起平坐，大家并肩作战，分享同一块面包和共用同一张毛毯。

他们当中涌现很多知名人物，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莫过于“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加拿大胸外科医生诺曼·白求恩。

 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区Guy Street和De Maisonneuve Boulevard West路口附近的白求恩广场上，有一尊中国政府捐赠的白求恩全身像

《倒下的战士》，罗伯特·卡帕最著名的一张战地摄影。

说起乔治·奥威尔，怎么可以不提他的西班牙参战经历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正因如此无数怀抱改变人类理想的文人踊跃前往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或用文字和图像记录下战场上的点点滴滴：海明威、乔治·奥威尔、罗伯特·卡帕，他们的笔尖和镜头所描绘的一切吸引了无数渴望粉碎旧世界不公秩序的青年，让更多的人决定拿起马克思的著作和前往红星照耀下的苏联开阔眼界……

这些都自然是以右翼或保守派执政党为主的西欧统治者不愿乐见的。

随着佛朗哥的取胜，西欧各国的喉舌便转而把国际纵队的前参战者贬低为“站在历史错误一面”的群体，没想到又很快就轮到他们自己饱尝坐大纳粹及法西斯意大利的恶果。

到了二战期间，正是那些曾在西班牙溅洒热血的前国际纵队老兵肩负起了抵抗运动的重担。正是他们在纳粹的占领区内最先动员爱国者进入地下作战，也正是他们会在将来成为各国共产党的核心成员——他们将会把马克思故乡上的万字旗拔下，插上红旗后再带领大家在焦土中恢复生产。

“你能来制止这场杀戮吗？”

雅拉玛河谷的国际纵队阵亡战士墓。

在冷战时代，东方阵营国家给予了国际纵队极高评价，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斗争史上其中一个波澜壮阔的章节。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淡化国际纵队的左翼色彩，单纯代之以“人道主义”和“捍卫民主精神”的方式纪念这些最早挺身而出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志愿者，顺便再踩一踩“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蛮横干涉导致过多的无谓牺牲”。

如今在这个东欧剧变已过去32年且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导致极右翼势力开始重新抬头，新的反 高潮开始了。

包括乌克兰、捷克等前华约国家和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加大了对过去的共产主义者的鞭挞，连国际纵队也变成了遭受攻击的标志，在欧洲各地的纪念场受到周期性污损和毁坏的频率越来越高。

马德里大学内的国际纵队纪念碑被人涂鸦。

另一座同在马德里的纪念碑则被新纳粹分子涂满了万字符。

有个玩笑话是“再过一百年，奥斯维辛都是美国人解放的了”，笔者认为这句话有些偏激，但却明确指出了西方国家近来在争夺历史话语权和“共同记忆”上的动作。

国际纵队本来就是一个被各方刻意遗忘的话题。或者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在媒体上看到各种重新定义过的国际纵队，以及各种“共产党无端杀害西班牙教众”的历史“解密”……这一天可能会来，也可能不会来。在到来之前，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记住：曾经有一群为了共同理想从世界各个角落聚到一起舍身奋斗的人们。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