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务同事来通知演出取消的时候，邵琦正在剧场舞台上和其他演员联排晚上的剧目。原本半小时后化妆师过来上妆，7：30帷幕拉开，他们将为台下几百名观众演一场两小时的喜剧。
但现在，演出取消了。
邵琦不觉得意外，反倒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她是开心麻花天津分公司的演员，今年以来，演出取消成了“家常便饭”。下午1点进剧场时，她和同事还犯嘀咕：市里又有新增病例了，今晚的戏还能演成吗？但票已经开了，目前还没有接到明确通知，大家只能照常准备着，在演出前最后“走”一遍戏。
| 邵琦和同事们在舞台上演出（供图：受访者）
当接到通知，确定晚上不能演，邵琦和同事们还是把戏走完，然后各自回家。
邵琦以为过几天又能回到剧场——就像这半年里多次经历过的，停几天半个月就重新开演。但这次一等就从9月1日等到了11月4日，从穿短袖等到了穿大衣。
“1月份就演了几场，2-4月公共文体场所暂停营业，6月又停了半个月，如果11月和12月能好好演的话，我们今年拢共也就演了半年。”
不只在天津，每个城市的剧场人，都面临演出随时取消的困境。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今年1-3月全国取消或延期的演出场次约9000场，占一季度专业剧场、新空间演出总场次的30%。一季度演出场次较2021年同期降低25%以上，票房收入降低35%以上。
生存问题像一座大山，压在演员、导演、剧场老板、投资方的身上。
流浪与迁徙
“排练厅去不了了，附近有疑似病例不让聚集，大家在原地静候等待通知。”去排练路上的大驴收这条消息时，“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打回原形的、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那是10月13日，离她参演的舞台剧《两京十五日》首演还有3周。演出长达3个小时，大量文言台词，20多个演员身兼170个角色，排练时在排练厅日走3万步都是常事。
| 剧组排练中（来源：受访者）
在路边傻站了一个小时，大驴收到了消息说去另一个排练厅。20多人带着道具到了新排练厅，也被拒之门外，只能再换地方。3小时后，终于找到一个勉强容纳剧组演员的音乐剧排练厅，一群人骑着共享单车赶过去，挤在里面排练了两天。
疫情爆发第一年，大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很长一段时间没找到工作。后来零散演过影视剧、拍过商业广告，但站上戏剧舞台，这是两年来第一次。
11月3日，合成演出结束后，她发现自己回不了家了，住处所在楼栋有个“密接”，楼被铁皮围上了。她只能在朋友家寄宿几天。
戏剧圈内人会自嘲是“戏剧民工”，没钱还辛苦，大驴更爱把自己比作“流浪狗”，没戏演时找戏，没场地排又找排练厅，排练完不能回家又找朋友借住。
跟大驴一样，朱芷秋演戏的日子也时常中断。2020年底，她从英国硕士毕业回国，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但她没有签约剧团，而是自己接演出，没戏可演就是失业。
2021年她演了好几个戏，但今年上台的次数都不多。
年初，她加入了音乐剧《唐朝诡事录之曼陀罗》团队，在北京排练了3个月，这部戏定于4月8日在北京首演。
3月底，剧团正准备把服装和道具发往北京，上海全城“静默”，首演随之取消，后面上海的巡演也取消了。
演出取消后，剧组不再负责酒店住宿，但朱芷秋又没法回上海的家，就背上行囊开启了多城“流浪”的生活，先后去了重庆、云南、南京。
上海封控期间，朱芷秋主副业的收入来源全都中断了，到南京后不久，她发现自己的积蓄快要见底，只剩流浪前的十分之一，从日结的酒店搬到了朋友家。日子一天天过去，上海还是不能回，她不好在朋友那住太久，就和另一个演员朋友去海南合租了一间月租2000元的公寓，自己买菜做饭，直到7月才回到上海。
| 朱芷秋在海南和同行排的舞蹈作品剧照（供图：受访者）
首演推迟到9月，在南京。团队聚在盐城复排了一次，但临到演出，又被取消了；11月在长沙又复排了一次，11月11日，朱芷秋终于在长沙站上了舞台。
“今年比去年更绝望，去年大家觉得再撑一撑，熬过这一年就好了，但今年比去年更惨，彻底大跳水。外部环境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信心的消失，有一种望不到头的感觉。”
戏剧是个高竞争的行业，没戏演也不能松懈，否则很快会被市场淘汰。很多同行在上海小剧场逐渐恢复后拼命接戏，朱芷秋也在积极面试并调整心态，“会有压力，也会和朋友倾诉，但大多数时候它就是无解的。”
急转直下
戏剧演员可以待业，而有团队要养的剧场老板们，一刻也不敢停，没有“等待”这个选项。
11月19日早上7点半，李思遥醒了，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北京健康宝看有没有被弹窗，果不其然，在要去北京的当天，还是被弹了。
2012年，李思遥在银川开了戏剧工作室。今年，工作室的木偶剧《奶奶的诗》入围了“北京故事”小剧场剧目展演，受邀于11月28、29日在北京鼓楼西剧场表演两场。
| 木偶剧《奶奶的诗》（供图：受访者）
演出团队抵京需隔离一周，为此李思遥团队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订酒店、车票，打包行李、道具、布景，每天看码、申诉，甚至想好了应急方案，如果某个成员去不了，就临时在北京找人替代。但没想到是作为负责人的他，最后一天被弹窗了。
他知道申诉的希望不大，马上和主办方商量能不能改期，但场地方空档期只有和原定日期很近的两天，成行可能性小，只能放弃演出。
李思遥安慰自己，至少道具还没发走，不然又是一笔损失。之前也遇到过因为防疫消杀，道具没按预计时间到剧场而无法装台的意外，“总之这三年的每一天，都非常惊险。”
三年前的李思遥，没想到过工作室的发展，会如风筝一样急上急下，而那根线并不握在他手里。
2019年10月，他创办的“遥剧场”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渐有了名气，受邀以低价搬进当地繁华的商业体——环宇天地，面积从之前的200平变成400平，有130个座位。
| 观众在剧场（供图：受访者）
12月，遥剧场引进的英国儿童剧《小小云先生》，8场收获了十几万票房，上座率接近90%，“创造了民营小剧场的奇迹”。李思遥和团队都被鼓舞了，准备大干一番，疫情来了。
原本一年有五六十场演出，现在一年能成功演出的只有10来场，票房收入完全不足以支付场租和团队工资。
今年9月，李思遥在银川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儿童戏剧节，排期是到10月结束，但还剩最后一个演出时，银川有了疫情。只有戏剧节全部完成，赞助商地产公司才能付尾款，而现在完成的日子遥遥无期。前期的筹备都是工作室垫资，请其他演出团队的钱也不能一直拖，只能再次垫付，资金压力巨大。
团队也从12人减少到了7人，离开的人里4个都转行了。因为3年合同到期，商场要涨租金，遥剧场也从商业体搬入了街区，面积减小了100平；公司合伙人经营的一家livehouse，疫情之前一年演出上百场，今年也关掉了。
| 遥剧场搬进街区（供图：受访者）
“这三年一直苟延残喘，但做了这么多年，也放弃不了，只能就这么熬着。”
李思遥目睹不少小剧场关门、戏剧导演转行，他经营的遥剧场是宁夏存活最久的、现存唯一一家民营小剧场。地处西北，人口少，文化土壤不如北上广肥沃，他坚持了好几年，投入大量精力、做赔钱演出，吸引观众走进剧场，很不容易，但现在想起来他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没有那7年的基础、自己一点点培养起来的市场，也根本扛不过来这三年。”
但幸运儿总是少数。2020年1-7月，有13198家演出、演艺公司注销或吊销；2022年4月28日，创立14年的舞团陶身体因“无力承担团员工资等运营成本”计划解散；当天，杨丽萍的《云南映像》演出团队也宣布解散。
剧场人还要等多久，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没人能回答。
自救求存
“之前没有负债，虽然净利润也不多。但现在是有银行贷款的。”尽管经营情况不好，李思遥也不曾停发或拖欠过工资，即使员工大半个月被隔离在家时也是如此，“我当时以为会走得一个不剩，但是既然有留下的，我就要对他们负责。”
不想节流，就只能开源。演出场次少、不确定性大，李思遥和团队成员把更多时间投入戏剧创作之外的事——给人定制商业活动，写戏剧教育的教材等等。如果有演出邀约，不管扣除交通住宿费后的利润有多薄，他们都会去，能赚一点是一点。
努力没有白费，公司的负债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李思遥在死磕中看到了希望，“戏剧不是个能赚大钱的行业，大家都是靠情怀和热爱在支撑着，我觉得热爱可以战胜一切。”
李思遥团队本来要去展演木偶剧的北京鼓楼西剧场，在2020年初也遇到生存问题。鼓楼西剧场是一家民营剧场，成立于2014年4月，团队出品过《枕头人》《丽南山的美人》等多部叫好又叫座的剧目，但在六周年之际，疫情来了，剧场关闭，巡演也面临危机。
每年4月都会过的周年庆祝，在那年变成了微信公众号上一篇《如果剧作家帮不了樱桃园，请让剧场试试》的樱桃预售广告。“樱桃园”是剧作家契诃夫的名篇，也是鼓楼西剧场大厅里小书店的名字。
卖樱桃自救得到了许多观众的支持，4个月后，鼓楼西剧场重启演出季。2021年5月，樱桃又熟了，但今年剧场已经能靠演出收入正常运转，不再需要樱桃来度过难关。剧场将义卖的利润都捐给了一个公益基金会。
小剧场、剧团想各种办法维持生存，做戏剧引进的演出公司们也开始转型做原创剧目。
制作人于婷婷今年因为两部原创剧目忙得连轴转：改编自作家马伯庸同名原著的话剧《两京十五日》和日本四季剧团音乐剧《天生一对》中文版。疫情这几年，她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她所在的公司四海一家之前主做国外剧目引进，也负责一些国内歌舞剧团项目的演出运营。但疫情之后，海外项目进不来，国内项目运营成功后有的会减少合作，公司处境很被动。于婷婷就开始自己出品制作剧目，掌握主动权。
| 剧目排练后台（供图：受访者）
工作内容变了，环境变了，于婷婷要操心的事多了很多，特别是今年，随时关注演员有没有被封控，下一个巡演城市需要提前多久过去、进剧场的要求是几天几检，现在有没有疫情，过几天会不会有，可以开放多少座位，票卖得怎么样，“今年不是最艰难的一年，却是最没有规律的一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虽然疫情第一年对演出行业影响很大，但是什么时候不能演都是确定的、有规则的，可以演的时候上座率基本是100%。而同样场次的演出，在今年，因为开演前的延期或取消，演员的提前入住或滞留费用，隐形成本会增加很多，“你没法准确判断哪一站能演还是不能演，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所有的事情都处于无序的、失控的状态。”
这种不确定性让观众的购票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于婷婷观察到，除了那些名声在外的剧，观众会提前买票，原创新剧目的巡演，观众不太会提前很久买票了，会观望这场戏到底能不能演，等演员都到了这座城市、开演前三四天，才会去买票。提前开售的早鸟票有票房保底的作用，但现在这个风险也只能由演出方来承担。
于婷婷见过很多行业里原先经营得很好的私企，这几年都很困难，有的甚至倒闭了，但也有不少企业在这几年吸引了很多外部投资，她今年做的两部剧口碑票房也都不错，“机遇与挑战并存吧，我们一直是抱着希望在前行。”
在没有演出时，一天只有200块排练费的戏剧演员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养活自己。
朱芷秋2019年在伦敦上学时，曾在百货公司兼职，那时开始做买手。她也想全心演戏，但只靠演音乐剧的间断性收入，没办法支撑生活，就一直做着，今年还和朋友一起在上海静安区开了间卖二手奢侈品的店。
| 朱芷秋的中古工作室（供图：受访者）
大驴从大学时开始兼职做模特，11月17-20号她本来要为下一站演出排练，但因为疫情管控升级而取消了，取消当天，她接到了一个活，800块，虽然比2018年在校时的价格低了很多，但她想着，排练少赚了800块，做模特赚到了，不亏。
她身边的同行，绝大部分都有副业，有人在培训机构当表演老师，有人当副出品人或执行制片，有人去影视剧客串角色，也有人跟她一样当模特——反倒全职进组演戏才成了不正常的事。
今年4月，她和一个好朋友搬到了一起住，当天有几位同行过来暖房，有经纪人、导演、演员，但所有人当时都待业，举杯时大家说了一句，“希望我们再也聚不到一起。”
走进剧场
戏剧导演赖声川曾说，“剧场的绝对魅力，在于它的现场性。它的浪漫在于，它是生命短暂与无常的缩影。”
大驴曾在散场后和路边的观众聊天，问他对戏的评价，对方说得很专业。大驴问是不是艺术专业的，他说不是，是学金融的，只是单纯爱好戏剧，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剧场是避难所”。这句话大驴一直记着，不止是对演员，对观众来说也一样，沉浸在一场完整的戏里，好像生活一切如常。
首场演出结束后，男主演有些哽咽，想和观众拍个合照。大驴很喜欢那张照片，“好像不太会感觉到疫情下人们的高压和高危感。”
| 《两京十五日》首演后的大合照（供图：受访者）
能站在舞台上，邵琦每一天都觉得很开心。只要演出能开，就有观众。有的人看过很多遍，还是每周都来。演员和观众更像是因话剧而认识的朋友，观众能记住演员的名字，演员也记得常来的观众的昵称。“大家压力大的时候，也会希望两三个小时沉浸在戏里，想快乐一点，也跟人亲近一点。”
李思遥过去为培养观众所付出的时间与成本，也没有白费。如今，只要能演，不仅新观众在源源不断走进剧场，老客的留存率也很高。“以去年的演出来看，基本上80%的观众都还在，每场演出台下的观众大部分我都很面熟。”
大驴用了两年时间，才摆脱身份认同危机，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演员；李思遥也不再像2019年时做3年5年规划；邵琦也知道行业竞争激烈，也许自己以后能演的角色会很少。
但，只要还有一个观众走进剧场，他们就会拉起帷幕，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