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世界报》的评论「关于中国崛起的错误预测」写道，中国近期平均出生率降至1960年水平，人口逐渐老龄化将导致北京无法实现其远大的计划。
文章开头写道：「2021年7月起，中国政府开放三胎。然而，大多数中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甚至宁愿成为丁克家庭。在永无止境的新冠防疫政策中、在这个青年高失业率和生活及教育成本上升的时代，许多人正在推迟结婚生孩的计画。」
文章引用《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专家易富贤的话：「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数一直被高估，总人口也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并不像当局声称的那样有14.1亿人口，而是不到12.8亿。」
「他对出生和入学的官方数字进行了比较，从而发现了一些差异。易富贤表示：『地方当局经常夸大数字以领取更多教育补贴。』此外，易富贤还警告：『对中国造成问题的不仅仅是低出生率，人口也正在逐渐老化，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将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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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生、 限制生、 催着生！ 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
多生是荣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是大力鼓励生育的。50年代初，中国政府禁止非法打胎，严格限定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的条件，并效仿前苏联，给多生多育的妇女以“光荣母亲”、“英雄母亲”的称谓。生孩子达到5个为“光荣母亲”，10个为“英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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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生才光荣
在这种环境之下，中国人口迅速增长。70年代末，中国人口已接近10亿。为了减缓人口增长，中国把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70年代提倡“晚稀少”的政策，即提倡晚婚晚育，拉长生育间隔，只生两个孩子。当时流行着“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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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生一个好”
相信许多人都很熟悉这句口号。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国家的基本国策。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在全国实施，对少数民族和农村家庭做出了一些例外规定。“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响彻各地，独生子女成为时代独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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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妈妈之殇
严格控制出生的政策也让许多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网上流传着很多关于计生的血泪故事：被打毒针强行引产、为躲计生迁户农村……对于黄宏、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很多人仍然记忆犹新。在令人捧腹的表演背后，讲述了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一对夫妇为了不被强制计生，而不得不四处流浪。陷入“超生门”的也不乏名人，比如张艺谋就因为超生而交纳了748万元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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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胎政策
中国在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多年，虽然有效控制住了人口的增长，不过政策也带来了种种弊端，不仅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口萎缩的现象也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在《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中国的总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1，并且已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该机构呼吁尽快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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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催生
为了刺激人口增长，扭转劳动力快速老龄化的趋势。2015年，北京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在全面放开二胎之前已经实施了所谓“单独二孩“的政策。它的含义是，父母中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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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婴儿
开放二胎的消息让一些父母们动起了再要一个孩子的念头。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试管婴儿的方法“量身打造”自己未来的孩子。有些医院给患者提供挑选新生儿性别的机会。除了试管婴儿，代孕也成为一些中国大龄父母再要孩子的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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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向下看齐”
全面二胎开放几年后，似乎效果有限，2016年出生人口数量出现一个小高峰后，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从2017到2020年连续“四连降”。职业压力、生活成本、养育成本、观念变化等原因都导致中国的生育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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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三孩好？
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加剧等问题，今年5月，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再次放宽。中国家庭今后将可生育三个小孩。消息官宣后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有网友不无讽刺地说道：“这届独生子女真的幸福，可以养4个老人，3个小孩。” 许多人的发言几乎都传达了同样的抱怨：生育率低迷的根本原因不是政策限制，而是养育成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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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陷阱”
中国5月11日公布了最新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国大陆过去10年是195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速度最慢的1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0.53%。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作者接着写到：「老龄化的人口将使政府无法实施雄心勃勃的计划。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将给卫生医疗系统带来压力。中国科学院已经在2019年预测，国家养老基金将在2035年耗尽。易富贤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将在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的崛起将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将是快速、长期的衰退。而中国领导层对此负有责任，因为它生活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环境，没有收集现实的人口数据。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战略扩张，将会带来极其危险的后果。』」
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成功扭转出生率的下降趋势。2021年，中国生育率（每位妇女的孩子）为1.16，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中国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 即死亡人数大于出生人数。」
作者认为，出生率下降与新冠疫情以及育儿成本上升有关：「严格的清零政策已经维持了两年半。失业率因此上升，在年轻就业者中更为明显。官方数据显示，7月份时每5个25岁以下的人中就有一个失业，城市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也正在飞速上涨。」
「为了鼓励人们多加生育，北京政府正在采取与日本类似的行动：降低育儿花费、年轻夫妇获得住房补贴、延长产假并且提供三胎奖励。在日本，这种方法已经被证明是昂贵和低效的。在中国，这些措施至今也仍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政府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例如今年开始，妇女获得堕胎的机会变得更加困难，只许进行『医学上必要的』堕胎。国家强迫妇女生下不想要的孩子，以增加人口。」
柏林出版的《日报》刊登一篇题为「新的万里长城」的文章，记录作者从德国飞往中国的经历。作者指出：过去中国的长城是为了阻止外来侵略者而修建的。如今自新冠大流行以来，中国再次筑墙，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清零」的堡垒。
作者于文章开头分享自己在德国和中国的不同遭遇：「当踏上飞机时，我终于离开了过去几周在德国体会到的那种『与病毒共存』的现实，开启返回中国的旅程。在这里，空乘们看起来就像火星人，她们从发际线到指尖都被白色防疫服覆盖，腰间绑着巨大的消毒剂喷雾罐。」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反差再大不过了：今年夏天，我在大流行病爆发后第一次拜访了我在柏林的家人、参加家庭庆祝活动、在编辑会议上进行辩论、在嘈杂的酒吧与老同学见面。另一方面，在北京，我每天都要排队做核酸检测，为了可能发生的封城事先囤积粮食。当德国人抱怨火车上必须强制配戴口罩时，一个穿着黑色制服、戴着红色臂章的人24小时站在我的公寓外，要求我出示手机上的健康码。一些德国人可能会喋喋不休地谈论所谓的新冠独裁政策，但我确实经历过这种情况。」
大部分国际航班遭取消，上海浦东机场冷冷清清
「目前，想离开中国去往别国是没问题的，但想要再次回到中国却是一大难题，足以把人逼疯。首先是机票，由于95%以上的国际航班被取消，巨大的需求和极少的供应量导致机票价格暴涨。」
作者提到，在出发前7天除了必须每天向航空公司告知体温之外，还要在不同时间进行抗原和核酸测试，只有在交齐材料后获得中国大使馆发送的「健康码」，才能顺利登机。
在抵达目的地厦门并且隔离11天之后，作者表示，他的惊奇之旅还未结束：「我落脚的厦门市在过去几天里发生了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感染，尽管一周内只有大约40个病例，但当局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400多万居民每天都必须接受大规模检测，甚至连进口的鱼类生鲜也要接受检测。」
隔离结束后，作者在去往北京的火车上被警察拦了下来：「由于厦门被宣布为高风险地区，24小时后我又被隔离了。经过30天、三次飞行、两个检疫中心、14次核酸测试和一趟火车旅行，我到达了北京。但只有当我的手机上的健康码转为绿色时，我才被允许离开我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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