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上语言学校的外国人们

Y校是一座很小的日语学校，老师只有四五个，兼任的多，专职的少。至于学生，初中高三个年级，加起来不过百人。中国人总是最多，然后是越南人。在此之外，还有尼泊尔、韩国、伊朗、印度、斯里兰卡等等来自各国的学生，于是虽然只是一个小学校，也十分称得上国际化。

越南学生大多刚刚二十出头，学生气未脱，尤其男生，正是精力旺盛、难以安分的年纪。课间串门搭话、走廊里谈笑的多是他们，对谈恋爱的话题永不疲倦。据说有人在附近停车场抽烟，还引来周边的投诉。每次教室走廊里传来他们的笑闹声，京都老师总是面带微笑，赞美道：“真的很精神呢。”据说这是一种本地人才能心领神会的揶揄，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跟着微笑点头算不算礼仪正确。

在这些年轻人中，最精神的大概就是康同学，脑门上一串青春痘，总梳三七分的头，笑起来眼光闪亮，一看就是青春期常见的那类万事不挂心、来去如风的捣蛋鬼。开学头一个月，他就几乎所有人交上朋友，不知怎么学会了一大堆粤语粗口，以及和女生干净利落打招呼的方式：“嘿，渣女！”

和他同住的室友林是越南男生里年纪最小的，刚来时只有十八岁。来日本前在线上课，总在屏幕上见他穿过许多房间和长着热带植物的院子找网络信号，鸡犬之声相闻。后来终于在教室见面，就常见他打瞌睡，每周总有两天倦容满面，撑不到一节课就趴在桌上睡着。问起来，说是找了一份夜间打工的兼职，打包便当盒，要从晚上干到凌晨。因为是夜班，给的钱要比白班多不少。

林同学的计划，是读完语言学校之后，再上一个汽车相关的专门学校，将来可以在日本的企业就职。这是大多数越南学生的打算。现在越南之类的IT高收入行业薪水也越来越高，算上生活成本，收入未必不如日本发展迟滞的同行。不过倘若是普通工作，在日本可以轻松年收二三百万日元，折合一个月过万的人民币，还是比越南国内丰裕不少。

2022年日本语言学校在籍学生国别比例（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日本语教育机关实态调查》）

2012年以来，越南赴日人数激增，单就语言学校的学生数来说，四五年时间里，就从两千增长到一万七千人以上。这几年，恰是中国制造业向越南转移的一段高峰。就在优衣库、MUJI的衣服、NITORI的家具上越来越多出现made in Vietnam之时，在日本便利店和工厂打工的越南学生也渐渐取代了之前的中国面孔。

到此为止，我的描述简直充满了中国对越南人常有的刻板印象——不守规矩、调皮、吵闹，以及经济上多少有些困窘。实际上，这可能更多是由于年龄的差异。在Y校，中国学生普遍要比越南学生年长一截，大多是在国内工作了几年之后，出于各种原因想在异国重开人生。尽管对前途未定的迷茫感弥漫在中国大龄学生中，但行事举止，总归比青春期的青少年要沉稳些，也有积蓄可以倚仗。倘若都是同龄人，或许距离更近。

有意思的是，为数不多的越南女生，在Y校几乎都是典型的好学生：上课认真，待人礼貌，说话轻声细语，考试也总是名列前茅。她们的计划也通常和男同学们不同：考大学，然后回国找工作。

我对越南所知不多，只能基于东亚社会的一般想法去推测这种差异的根源。家庭为男孩找出路，比如支持他们出国学语言和打工，是一个更加理所当然的选择。而送女孩出国读书，可能更需要超前意识和魄力，女生得足够优秀，才能促使家庭做出这样的决断。

语言学校上到第二年，课堂的气氛益发疲惫松弛。林同学依然是经常在课上睡觉，康却忽然消失不见了。因为缺课的人本来就多，一开始也无人在意。直到Y校的老师给康打电话，却一直联系不上，又请林去联络也无果，听说警察也上门找过几次。

“在外面打工。”后来有一日，林同学忽然决定跟我们分享朋友的去向。据他的说法，康同学在关西某地方躲着，一天打两份工，一份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然后坐一个小时车，去另一个地方从下午五点干到凌晨三点。

折去来回两个小时的通勤，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我问，是每天如此？

“每天如此。”林同学答道，然后给我们算账，一天可以赚一万八千日元，一个月就是四十万，合人民币近两万。到他的留学签证结束，足能攒出一大笔钱回国，干什么都行；或者也可以继续这么干下去，非法滞留和打黑工的问题，只要日本警方追得没那么紧迫，也可不必考虑许多。

加帕尔是这拨学生里唯一的印度人，一年到头戴着鸭舌帽，只有冬天最冷的几天换成毛线帽子。按照此地的称呼规矩，我们都叫他杰。京都湿冷的冬天对习惯南亚天气的杰来说实在太过严酷，因为防疫的要求，教室又不能关窗户，任凭冷风灌进来。隆冬时节，差不多每天都能听到他抱怨，把“京都の冬がとっても寒いですね（京都的冬天真冷啊）”念得滚瓜烂熟。

杰同学的家人在京都经营一家大受欢迎的印度餐厅，专卖咖喱和馕，他自己则是学计算机出身，学完日语，将来会找一份IT相关的工作。这几乎是印度人走向世界的图景缩影：从经营餐厅，到IT人才输出。

“一般认为，印度是理工系人才的宝库。”《每日经济新闻》今年的一篇的报道中不无羡慕地写道，每年印度有2500多万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是日本的15倍之多。

但传统上，因为语言的原因，印度IT人才更容易在英语国家找到工作，在日本要克服“语言之墙”，总是要困难一些。

乐天的印度雇员 来源：乐天官方网站

根据2022年的调查数据，以“工程师/人文专家/国际服务”的居留身份在日本工作的印度人有9000人。乐天之类的互联网企业也启用英语作为工作用语，据说包括印度分公司在内，雇佣了大约三千名印度员工。

近年来日本IT人才奇缺，杰无疑成了我们中前途最明确的人，或许没有之一。

《日本经济新闻》对IT业引入印度人才的报道

杰同学家的餐厅开张到现在只有六年，在到处是百年老店的京都，六年的历史不值一提。但在谷歌地图上，这家店足有900多条评论，对食物向来挑剔的京都人给它评出了4.8分，压过了许多本地名店。

一碗咖喱，一份馕，配上炸鸡、薯条之类的小菜，既富于异域风情，形式上又与日式定食相近。或许这是印度料理在这里风行的原因，但印度人也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

最主要的竞争者是尼泊尔人。在短短几年中，尼泊尔人开的印度料理店翻了几倍，在全日本至少有有两千家，比著名的连锁快餐厅松屋还要多一倍以上。与之同时，来日本的尼泊尔人大幅增加，长住者超过十二万人，是十年前的五倍，其中三分之一是厨师或者厨师家属。

这些尼泊尔人经营的印度料理店都带着强烈的故乡特色：门口挂着红色尖角的尼泊尔国旗，屋内装饰喜马拉雅山的图片，除了咖喱，也贩卖味道浓烈的尼泊尔茶，只有咖喱和馕是印度式的，与尼泊尔有所不同。日本食客为它们取了个专有名词，叫作“印泊尔餐厅”。

印泊尔餐厅里最常见的咖喱配馕套餐

2022年，一位叫Bijay Gyawali的尼泊尔学者、公益活动人士和日本上智大学教授田中雅子合作出版了《厨房中看见梦想：在日尼泊尔厨师和家族的悲哀与希望》。其中写道，过去几十年中，因为尼泊尔经济不稳，大量劳动者不得不出国赚钱。而许多尼泊尔人在日本经营印度料理店，则完全是偶然。

《厨房中看见梦想：在日尼泊尔厨师和家族的悲哀与希望》

上世纪80年代起，印度咖喱餐厅在日本大受欢迎，家家都有泥炉烤馕，咖喱飘香甚远，极富异域风情。随后，有在印度餐厅工作的尼泊尔厨师自己创业，也开了印度咖喱店，并从祖国招来厨师。口耳相传，让更多尼泊尔人循着这条成功之路来异国寻找机会。

要拿到赴日工作的签证，厨师需要店主发出工作邀请，为此，厨师要向店主或中介支付100到200万日元的手续费。而厨师自己独立开店之后，又会以同样的方式从尼泊尔招来新人，如此滚动，“印泊尔餐厅”就迅速扩散开来。

在这段饮食跨国流动的小历史中，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基于口耳相传的讯息，不少尼泊尔人相信，只有在餐厅里用泥炉烤馕，才更有可能拿到赴日的厨师技能签证，于是大多数“印泊尔餐厅”都坚持在店里造了一个炉子。

尼泊尔咖喱店里，正在用炉子烤馕的厨师

作为厨师的在日尼泊尔人不需要懂日语，只需要日复一日在店里煮咖喱、烤馕，把收入寄回老家。所以，他们大多并不会去语言学校上课。在Y校的尼泊尔同学是两位女生，在公益组织工作，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境应该相当优渥。其中一位向我们展示过她丈夫家里经营的酒店、隆重的婚礼和在海边度假的照片，以及在加德满都市区的三层楼高、涂着鲜艳彩色的房子。

尽管如此，她也时不时会提起，作为尼泊尔已婚妇女，有义务给包括丈夫兄嫂在内的一大家子做饭，而干家务是一件多么烦人的事。来日本学语言，可以享受两年逃离家庭的自由。

两位尼泊尔女生的口语都极好，我一度疑心这是多语言混杂地区带来的语言天赋。日语之外，她们都会说三种语言：尼泊尔语、英语和印地语。课上老师请各国同学把一句话翻译成本国文字，尼泊尔文写出来的句子，让所有人都痛苦地扶住了额头，无法想象这些繁复如装饰画一般的线条是怎么被辨识出读音和意义。于是各国同学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能掌握如此复杂难解的文字，日语学得好自然不在话下。

还有谁值得记一笔的话，就是韩国来的李同学，他在网上认识了日本女朋友，于是跑来日本工作。读了半年多语言学校，就中途退了学，据说是已经结了婚。语言学校结下的淡薄交情，大概确实不足以发一份婚礼邀请函。还有一位伊朗女生，高挑美丽，好些人疑心她是在做模特。因由她的缘故，我才第一次知道三十多年前曾有不少伊朗人流落日本，现在也成了快要被遗忘的历史。斯里兰卡来的萨曼萨，梦想是在日本开一家斯里兰卡风格的咖喱店，为此也在每天努力打工赚钱。

班上还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老太太，已经退休好几年。我第一次和她搭话，是某次去奈良旅行的校外活动，一行人穿过春日大社后山光影斑驳的林荫路。我们恰好走在一处，她慢悠悠说起怎么来了京都，怎么一把年纪学起了日语。那些具体的细节，我竟已忘了。只记得大意是，人生辛苦几十年，终于到了什么也不用管的年纪，就想试试看，能不能找个喜欢的地方住下来，换一样活法。到处看了一通，终于觉得此地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