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英子·丸子·施奈华】
1943年，退休的驻日本记者休·拜亚斯（Hugh Byas）在其著作《由暗杀建立的政府》（Government by Assassination）中，对日本战前的国家主义团体进行了深入观察：
在日本……职业爱国主义者与职业罪犯联合起来，其混乱的情况，致使爱国主义变得臭名昭著。广大的爱国主义团体数不胜数，这只是冰山一角 ；在水面下，整个黑社会罪犯在爱国主义的遮羞布下，肆意妄为、胆大包天。就像英国大盗迪克·特尔宾戴着绉纱面罩在公路上行抢一般猖狂。
拜亚斯的描述所指出的国家主义组织，是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间快速发展的一种现象。这些团体绑上各式各样的政治布条，和任何一个，或是一组理念结合，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天皇主义、军国主义、激进的帝国主义，以及流传至今的“传统日本美德”。其共识是极为反动的欲望，企图控制，甚至打破受俄国革命所启发而空前蓬勃的左派意识形态。从20世纪10年代晚期到20世纪20年代，这些团体成员深感被知识分子、工人、学生以及其他运动人群包围，并深受其扰。从无政府工团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各类左派思潮相互接纳，又相互对立，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激进的学生充当左翼运动的先锋，佃户团结联盟与好战氛围高涨，左派成立并形成少数群体的组织，例如“全国水平社”，而且社会主义女性在罢工及政治运动上日渐活跃。最令国家主义组织担忧的是，工人运动的扩大，如主要的工会同盟（“日本劳动总同盟”）会员增加，工会数量在1918年至1923年之间翻了两番，罢工的时间、规模、暴力等级都在升高。许多右翼团体面对左翼活动时，对于国家能否维持稳定且不受外力干扰的资本主义生产，有着深深的忧虑。
拜亚斯对这些国家主义组织以及被他贬斥为罪犯的组织之间的关联作出了生动描绘，可能过于夸大，却不是空穴来风。如这一章重点谈论的两个组织——“大日本国粹会”（以下简称“国粹会”）以及“大日本正义团”（以下简称“正义团”）——无疑就是由极道组成的。拜亚斯的评论所误导的，是他描写犯罪元素躲藏在暗黑地下世界的阴影里。事实上，日本的极道行走在光天化日下，尤其是国粹会和正义团，更是迪克·特尔宾这样的比喻无法说清楚的，因为极道不只是土匪或抢匪，而是这些组织的领衔者。而且这些团体本身在政治上并非边缘化组织，而是对形塑二战前日本的意识形态样貌有着深远的影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高警察对这两个组织尤为关注，无疑说明了政府对其影响力的忧心。而知识分子、政治评论家以及工人运动主导者也指出，他们是重要的国家主义团体。
国粹会与正义团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们的暴力特质。用内务省的说法，他们就是“暴力团”——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暴力团体。内务省以其组成分子，将这些暴力团分成四大类别，分别是壮士（政治暴徒）、不良学生、三百代言（无牌律师）以及极道。许多报纸及工会成员广泛使用这个具有嘲讽意味的“暴力团”称呼，强调这些团体善用的肢体威吓，以及他们最独特、可轻易辨识且具有威胁性的特质，并将他们的暴力犯罪化。
国粹会与正义团的暴力在国家主义者连成一气的背景下，被认为是政党政客、军人、企业主以及极道一起所创造出来的产物。我则主张，这个联合阵线应视为法西斯运动的一环，他们的向心力不只来自想要压制左派势力，以及将日本势力伸向欧亚大陆的共同愿望，也来自他们坚信应该使用暴力，才能达成这些目的。这些团体的法西斯暴力对于政党在二战前政治的地位与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最终，也协助军部暴力接管政府，为日本民主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法西斯意识形态
对于二战前的日本能否被视为法西斯，学术界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在日本的历史学家中，使用法西斯的标签几乎已是传统，而丸山真男的经典概念——一个“上层的法西斯化”的日本——仍有其适用性。尤其对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世代的日本学者们来说，“法西斯主义”一词捕捉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以及20世纪40年代初梦魇般的经历，而且也是一种自我鞭策的提醒，提醒知识分子未尽全力防止军国主义与战争萌芽。另一方面，美国的日本学者则没有这个包袱。虽有例外，但这多少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倾向避开法西斯日本的概念。这些急着主张法西斯概念“存在缺陷”的人，指出这个词存在模糊性，并提及几个自认是法西斯分子的人的悲惨命运，还有法西斯知识分子未能将他们的理念付诸实践等等。不可否认，讨论二战前日本在某种整体方面是法西斯（法西斯的日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指称日本战前的政权是法西斯，也不太具有说服力，说它是一个法西斯的政治体制也存在争议。然而，因为不容易定义，便抛弃这个概念，即是放弃了比较分析的途径，其所得出的结论也许过度强调日本的独特性，因而失去从新的角度认识、了解二战前日本的可能性。如历史学者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指出的，当跨情境比较时，所有外国的概念——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可能都是模糊的、难以捉摸的，但我们从未想过因此而排除这些概念。
对广义上的法西斯日本和法西斯政权的关注，使人们忽略了日本具体的法西斯运动。而当提到国粹会与正义团时，这样的想法尤为可惜，因为他们与其他法西斯运动的暴力团体——意大利的“黑衫军”（squadrismo），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通称“纳粹党”）的“冲锋队”（Sturmabteilung或SA）—有诸多共通点。所有这些团体都是在国家主义的摇篮中生成的，它们拥抱现代化国家、奋力在世界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在持续的民主实验中，以及更明确地说，在左派活动以及经济大萧条导致的经济混乱中锻造形成。而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暴力，促使它们蔓延的张力跨越了国界。
床次竹二郎
国粹会是政友会的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与极道老大合作的产物。1919年10月9日下午1点，超过30个极道老大身穿别有饰章的长大衣、笔挺的长裤，在东京车站饭店聚会。这些大哥从关西地区（主要是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户、吴市、大和、和泉、小仓）来到首都，期待与床次会面。这并不是一次秘密会面，因为这次会面的始末，在主要报纸中都有报道，其中有许多还刊登了极道老大的名字。但是对于究竟是由谁召集这场会议的，显然存在一些争议。多家报纸报道是内务大臣床次率先发起的，也提及绝大多数的老大都认为，他们是受到内务大臣和首相的邀请来到东京的。床次则极力否认这些报道，辩称他从未主动向极道老大抛出橄榄枝 ；至少有个老大附和了床次的说法，说提议召集这场会议的是极道老大。 尽管如此，床次还是依计划安排了此次聚会 ；他感到尴尬的原因，或许是被点名为结盟极道老大的发起人，而非合作关系本身。就这样，当天下午大约5点，众老大鱼贯上车，前往内务省，他们在楼上的内务大臣办公室，与床次和其他政府高官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