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百年：地下组织与左派如何影响香港

中共建党100周年，中国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香港中联办）等驻港机关联同香港特区政府举办论坛，主任骆惠宁称中共“开创”、“发展”和“捍卫了‘一国两制’事业”。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同一场合称，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对港人切身利益的充分关怀”。有亲政府人士将这场论坛形容为“划时代的一天”。

过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活动被称为“公开的秘密”，但如此高调以政党名义在香港开展活动， 从“地下”走上台面引热议。

“中共地下党”在香港的活动早已被形容为“公开秘密”，官方新华社与中新社在中共建党百年前夕也陆续播发有关中共早年在港活动的专题报道。具左派工作资历的资深报人程翔曾引用2012年中共十八大香港代表团名单推算，中共香港地下党员人数达40万人。

BBC梳理了七件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的香港历史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该城市发展的影响。

建党之初与省港大罢工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是为中共成立之日，陈独秀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1922年1月，香港爆发海员大罢工，但中共对这场大罢工的参与程度有多大，就连当今中国大陆史学家也争论不休。当时领导罢工的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代理会长苏兆征是否香港第一位中共党员，同样没有定论。

据已故广东早期中共党员梁复然（又名梁复燃、梁汝樵）所述，1922年2月（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刘蜀永教授称是中共成立前的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乘船赴广州的旅程中途在香港停留，并接触过几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香港教育界人士。这批人员以“广州新学生社香港分社”名义活动，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

1924年中，梁复然奉中共命令到香港组织中共支部，直到约年底方告成立。香港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教授陈刘洁贞著作记载，七名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获批入党，成为香港的中共党员。

前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学者陆恭蕙对BBC中文记者指出，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政之间，香港给中共推进必要的地下工作提供了空间，但香港本地对这段历史了解不多。

陆恭蕙在其著作《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历史》一书中称，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多位领导人物后来加入了中共，因此还是值得中共“大书一笔”，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之际，“尽管香港的共产党员并不太多，在香港也没有太大组织能力，但在国民党的资助和共产党的配合下，省港大罢工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场罢工发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后不足半年，和主张联俄容共的孙中山先生病逝后不久，其直接起因源于上海。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代表罢工纺织工人谈判的中共党员顾正红，游行至南京路时遭英国警察开枪镇压，造成九死20多伤，在中国被称为“五卅惨案”。上海事态引发中国广泛反英抗议浪潮，消息传至香港之后，香港工会响应号召，发起罢工。

1925年6月19日香港时间21:00，海员、电车职工与排字印务工人率先罢工，其他行业陆续加入，且与海员大罢工一样，不少罢工工人徒步离开香港，前往广州。

1925年6月23日，回到广州的香港工人联同当地群众游行，至沙面岛对岸的西关沙基地区时，沙面岛上的英国与法国驻军开枪扫射对岸示威群众，造成52死170多人伤的“六二三事件”，又称“沙基惨案”，中华民国广州国民政府与英法领事交涉要求道歉不果。

7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统筹持续罢工行动，7月9日宣布对香港实施禁运， 罢委纠察队更组织武装封锁香港航运。

罢工重挫香港经济，其中清洁工人罢工导致市面垃圾无人清扫，香港先后被讥讽为“死港”和“臭港”。华人商会等组织倾向支持英国殖民地政府，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Sir Reginald Stubbs）也强硬应对，回绝罢委与广州国民政府代表工人提出之各项要求，包括改善工作时数、增加定例局（后来改称立法局）华人议席数目、废除禁止华人居于太平山山顶等歧视措施，以及赋予华人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

通晓粤语的金文泰（Cecil Clementi，后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文泰爵士）1925年11月回港继任港督之后提出与广州国民政府议和，加上之前有中国国民党左派要员廖仲恺于8月20日遇刺身亡，之后有1926年3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趁机将罢委缴械，紧接蒋介石领导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北洋军阀，罢工开始走向尾声。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文献与新华社专题文章均指出，在15个多月的罢工里，共有25万人参与罢工离开香港，而1925年的香港人口约为72.5万人。罢工期间的香港共青团员莫伧白在《罢工后之香港》一文中引中国海关数据称，罢工造成香港超过7亿中国银圆的经济损失。按照中国语言学与数学学者陈明远2010年发表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论坛》的随笔〈历史上银圆的购买力〉所载数字换算，相当于2009年的70亿元人民币，即同期61.63亿港元。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丁新豹曾在《香港史新编》一书中指出，“省港大罢工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策划的一次运动，它在本质上是一次反英、反殖民的政治性罢工”，他给出的理由是包括苏兆征等罢委主要人物都是共产党员。不少中共党史文章甚至形容罢工是由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领导。新华社2021年1月的文章也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省港工人团结一致，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作出重要的贡献，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但香港资深记者江关生在2011年出版的《中共在香港》一书中引述中国大陆近代史学者李晓勇、禤倩红和牛大勇的论文指出，国民党才是省港大罢工的发动者，中共是打着国民党与罢委的旗帜鼓吹罢工，然而实际上仍在地下活动。罢工结束是广州国民政府对港英政府压力下的“软弱让步”。

陆恭蕙认为，在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廖仲恺的“精心策划”下，中共获得国民党的大量资金来支持罢工工人，但随着廖仲恺遇刺，因孙中山先生逝世， 国民党陷入权斗， 最终蒋介石胜出得以掌权。 而当时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Joseph Stalin）认为国民党更有望统一中国，指示中共停止支持罢工，以免英方干预蒋介石北伐。

不过陆恭蕙认同，中共趁省港大罢工把华南地区的党组织发展起来，罢工结束之际，包括香港在内的广东中共党员与共青团团员人数达7000人，是罢工前的十倍。

二战，八路军与东江纵队

蒋介石掌握国民党与广州国民政府权力后发动北伐，于1927年4月15日开展“剿共”，第一次国共内战开始。中共广东省委与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共重要人物纷纷撤到香港，一边躲避蒋介石与金文泰政权追捕，一边继续工作。

然而，陈刘洁贞教授著作《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香港·1921-1936》认为，中共在香港与广东的发展，于1936年“几乎完全停顿”。陆恭蕙也认为，香港商界精英支持英国殖民地政府搜捕共产党员，此时期的中共几乎完全被瓦解。

同一时间，中共中国工农红军在大陆节节败退。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红军迁至今天陕西延安周边的“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后来将此迁移过程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则称“共匪西窜”或“流窜”。

江关生则指出，中共广东地下省委和一些与中共组织失联的党员，先后在香港组织地下海员工会、救国会等组织，为后来中共恢复在港地下工作提供基础。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侵华日军逐步占领中国东北部省份；1932年3月1日，满洲国立国，成为日本傀儡政权；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阀张学良绑架蒋介石，要求联共抗日，是为西安事变，蒋介石获释后同意调整“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国共两党开展谈判。

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当中同意把红军与关联游击队并入国民革命军，成为第八路军（八路军）与新编第四军（新四军），投入抗日战事。

中国大陆电影导演、编剧与作家陈敦德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大约是在1937年9月决定设立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并考虑任命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出任主任。同年12月，中共在广东省委之下设立香港市委，周恩来又到湖北汉口会晤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 Kerr，后卡尔勋爵），提出设立“八办”，秘密活动，以接受海外华侨捐款与捐赠抗战物资，双方达成协议。

1960年代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梁上苑在同样题为《中共在香港》的著作中指出，周恩来同意秘密运作香港办事处，是为了不影响英国在中日战争上的中立立场。1938年1月，廖承志与另一位党员潘汉年正式奉命赴港设点，于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2楼开设粤华公司，表面经营茶叶生意，梁上苑后来也加入办事处工作。

同年6月，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廖承志母亲何香凝也参与其中。中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朱姝璇2020年7月撰文指出，同盟的成立得到八路军办事处“大力支持和协助”。双方合作筹募抗日战争经费，同时为前线招募新兵。

同期，隶属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中央特科）的秦邦礼化名杨琳，也到香港八办工作，并创办联和行采购物资。这就是今天大型中国中央国有企业华润的前身。

也在同一时间，潘汉年负责建立秘密情报网络，香港市委再次发展党员与工会组织。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1941年2月撰写的工作报告指出，截至1939年1月，中共在港党员631人，旗下组织领导工人群众超过2万人。

1939年3月11日，香港警方搜查粤华公司，并逮捕多名职员，经周恩来与廖承志分别向卡尔爵士与港英政府交涉后，警方放人并归还被查抄文件，且向办事处道歉。梁上苑等人著作均认为港英政府“诡称”不知粤华公司身份，实际上是受到日本当局与国民党驻港人员投诉施压。八路军办事处自此转成全地下运作。

在此之前，日军于1938年10月12日凌晨登陆香港东面，宝安县与惠阳县间的大亚湾登陆，根据中共文献，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电报命令，派遣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到惠阳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12月再改组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全面由中共领导。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2月18日晚登陆香港岛，包括驻港英军、香港义勇防卫军、香港华人军团与加拿大陆军在内的香港守军不敌日军攻势，香港保卫战失败。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爵士（Sir Mark Aitchison Young）向日军投降，是为“黑色圣诞节”，日军占领香港。1989年出版的《港九独立大队史》记载，12月9日，游击总队派员进入香港新界元朗、沙头角与西贡三乡镇建立据点。

在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之际，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接获中共南方局电报，要求设法紧急营救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撤到香港的亲共文化界人士，这后来被中共称为“省港大营救”。

共800多人于半年内撤离日占香港，包括何香凝、哲学家梁漱溟、作家茅盾夫妇、中共新闻宣传工作者乔冠华，以及国民党人员陈汝棠等。这些路线其后也用于协助盟军营救香港英军战俘等。前BBC驻华记者陆雅达（Tim Luard）的岳父考林·麦克尤恩（Colin McEwan）当年跟从有“独脚将军”之称的国民政府驻香港代表陈策逃出香港，据称也是在游击队引领下循东线抵达惠阳。

曾在中共驻港报章长期任职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BBC指出，东江纵队在这场大营救中发挥了其最大作用，八路军办事处的重要性则在于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共理念，且透过直接筹款，解决了中共所称国民党并未履行承诺，提供足够资金抗日的问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30日，英国海军上将夏悫（Adm Cecil Harcourt）率领皇家海军舰队抵达香港，宣布香港重光，半个月后代表蒋介石接受驻港日军投降，恢复对香港管治。东纵在抗日战争后期与英军服务团合作营救香港战俘，以至于后期营救在香港遇事的美国空军士兵等，为中共与盟军建立合作关系，也在香港群众之间建立了名声。

但中共并未趁机占领香港，陆恭蕙对此感到不解， 不过她观察到，港英政府在日军占领香港前取缔了国民党在港组织，二战结束后则不得不接受身为盟军一员的国民党，而同时中共也不想给英国制造麻烦，选择保持低调。

九龙关易帜与两航事件：“起义”与“夺产”

在中共完全取得大陆控制权之前，党组织在香港的活动很快便恢复，陆恭蕙透过电邮向BBC中文记者指出，她认为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1980年间，中共基于务实，接受了在香港作为地下组织运作的事实。

这些工作包括以东纵名义重设驻港办事处，并设立秘密交通线，张罗东纵部队北撤并入中国解放军之后所需的各式物资，于1947年1月在中共南方局之下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居，也包括办报、办学，以推动中共思想宣传。这其中就包括了被视为香港版中共中央党校的达德学院。

恢复发展工会网络也是其中一项工作。香港工会联合会就在1948年4月成立。前《文汇报》记者周奕引述工联会前理事长潘江伟说，战后初期左派工会工作者的骨干力量是东纵复员干部，然后有因为身份暴露而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到香港的地下人员，另一股是在日占期间仍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左派人士。

而就在中共于北平宣布建立政权之际，有两件事件能说明这些战后地下工作的影响力。

1949年10月19日，解放军进占广东宝安县治南头城（今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10月21日，中国九龙关税务司经蔚斐（W H King）宣布九龙关与台湾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断绝关系，接受北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领导，34艘海关舰艇与大笔财产全数移交中共政权，沿袭自满清，设于香港境内的九龙关后撤到宝安运作。

台湾文献称此为“九龙关易帜”，中共文献多称为“九龙关起义”。据记载，经蔚斐事前曾与东纵驻港办事处负责人黄作梅谈判，继而同意领导九龙关易帜。换言之，中共地下党员成功策反英籍关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出版的《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称：“原九龙关的护关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香港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地下党员林大琪、李国安、梁家瑛等，进行宣传教育、组织群众、保护关产，迎接解放。并且与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殖民当局互相勾结的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来到1949年11月9日一早，隶属中华民国交通部中国航空公司（中航）与中央航空公司（央航）的12架飞机装配着各种飞航仪表器材，伪装成正常客运航班，若无其事地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奔天津与北京，成为中共新政权的民航本钱。江关生形容，“是中共建国一个多月以来最大的喜讯”。

这就是中共所称的“两航起义”和台湾与西方所称的“两航事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主办《中国航空报》称，这次举动是“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领导下，经中共港澳工委乔冠华等部署”而实现的。

不过两航事件还有后续：两航实际还有71架飞机停放于启德机场，中共与国民党在香港兴讼争夺这批资产。1950年1月，英国承认中共政权，2月，香港最高法院裁定国民党一方败诉，代国民党出面讨回飞机的美国公司上诉至伦敦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1952年获判胜诉。但事实上这批飞机当时已失去飞行能力。

据岭南大学刘蜀永教授统计，有20多个国有企业单位“起义”转投中共，包括粤汉铁路香港办事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等。

此外，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致公党等“反蒋拥共”党派与成员在此期间在中共地下人员协助下从香港北上。这些组织成为了今天中国所谓的“民主党派”。

六七暴动与民心背向

中共在港机构在1949至1957年间经历多次重组，但门面上的代表机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自中共建政前的1947年成立，一直维持其中共政权驻港半官方代表地位至1997年。乔冠华是新华社香港分社首任社长。

虽然先后发生过1951年九龙东头村大火慰问团“三一”事件，和1958年港英政府查封左派中华中学事件，据已故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兼台湾事务部部长黄文放形容，是该段时期三次左倾错误之二，但陆恭蕙指出，到1959年，港英政府认为中共驻港机构很少制造事端。

中共在香港招募地下党员，统战各行各业的工作一直在继续。例如是知名青少年培训与支援机构学友社，前主席梁慕娴2012年著书自曝地下党员身份，并介绍了如何吸收新成员。已故香港支联会主席，民主党元老司徒华也在其遗作《大江东去》中记载了他是如何在地下党组织协助下创办学友社，其后又如何遭到夺权。

现居加拿大的梁慕娴曾这样给BBC中文形容地下党员生活：“地下党员没有党员证，我们都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自己是地下党员的身份。只能以与领导人每星期一次的单独见面（或称单线联系）或小组会议来体验党员的身份，这叫做党的组织生活。”

多份文献记载，1960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不急于从英国与葡萄牙手中收回香港与澳门。然而，黄文放所形容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差点扭转了局势，把香港置于“武装解放”边沿。

1966年4月，香港天星小轮申请涨价，引发九龙骚乱，一个月后，中国大陆正式爆发文化大革命。同年12月，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以总督嘉乐庇（José Manuel de Sousa e Faro Nobre de Carvalho）签署“认罪书”落幕，亲共华人势力实际上控制澳门政治运作。曾著专书回顾香港六七暴动的《南华早报》资深记者张家伟形容，早于这些事情之前，香港左派“早已磨拳擦掌”，“积极捕捉发动斗争的口实”。

虽然时任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传达过总理周恩来的指示，表明文革“只在国内进行”，但1967年5月6日新蒲岗大有街香港人造花厂工潮演变成警民冲突之后，5月16日，由工联会、《大公報》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牵头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正式成立，与中国大陆红卫兵一样手持《毛主席语录》示威的情景在香港街頭出現。

港英政府也摆出强硬姿态。总督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Trench）运用防暴警察以至于驻港英军镇压示威，也抓捕学生、记者，查封规模较小之左派报章。他在5月份示威抗议爆发初期对BBC记者说：“自事发以来，公众舆论一致表达对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实在难得。这可不是一座人们会随意表达情绪的城市，但在这起事件上，这表现实在令人意想不到。”

“斗委会”坚持这是一场“反英抗暴斗争”，大陆各地也陆续出现声援香港暴动的集会，香港防暴警察射杀左派示威者，警察怀疑遭左派人士伏击死亡，均有发生。当年7月沙头角发生中方民兵与香港警方跨境枪战，随后香港市面多次发现真、假土制炸弹，8月24日批评这场暴动的商业電台播音员林彬与堂弟林光海一在上班途中遭拦路放火烧死。有报道称，一支自称“锄奸突击队”的组织承认责任，声称是对“反华特务”林彬“执行民族纪律”。

炸弹浪潮此后还持续一段时间，最终在12月基本结束。包括梁上苑等倾向认为，是周恩来于12月初“下令不要再搞”的结果。整场暴动造成51人死亡，其中11人为警员与消防员，一人为英军士兵，余下39人包括示威者与其他群众；1936人被起诉；军警检获怀疑爆炸品8000多枚，真炸弹1100多枚。

刘锐绍当年是参与其中的小学生“小鬼队”成员，协助左派人士传递信息或运送传单、地下报刊等。“我只是跑得快，不然一定会成为最年轻的‘YP仔’（少年犯）。”

刘锐绍对BBC中文记者说：“我总说，那是有三把火烧香港——港英政府的高压，北京那种政治推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港共’——烧着叫作‘香港左派’的锅，锅上在烧着一块肉，叫‘香港市民’。那是很悲痛的一场烧烤……他们（香港左派）老说，有港英政府的‘暴’，才有他们的‘动’，但老百姓不是那么看。”

“六七暴动把中国共产党——或者左派——在香港的影响力‘一铺清袋’（一扫而空）。”

陆恭蕙也有类似看法。她向BBC中文记者分析：“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大陆继续下去，香港人转身往外看，更为外向，寻求与西方贸易，甚至寻求教育与管治借鉴。他们相信富有且正在崛起的西方——尤其是美国——能成为仿效对象。”

“共产党在香港的架构几乎都被破坏掉。”

梁上苑认为“把这次事件称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那是非常恰当的”。六七暴动爆发时已不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他接受张家伟采访时称，香港分社领导层也受到极左思潮影响，有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嫌疑，试图造成既定事实，使中央不能不负起责任。但同时，左派群众盲目服从领导，甚至认为这是中央的决定。

已故知名思想家劳思光教授则曾这样形容被称为“港共”的左派：“港共发动红卫兵的破坏运动，所以会受到群众的抗拒，就因为他们的表现，使群众觉得他们所代表的正面的东西比殖民地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更可怕，因此，更需要‘反’。但这只是港共过分无能、过分狂妄、过分无理性所致。”

不过，也有像周奕一样公开提出“为反英抗暴正名”的左派人士。这与其著作发表之时——香港政权移交后——的左派与地下活动发展相近。

六四事件：香港左派的意见分歧

1977年文革结束，1979年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1985年北京与伦敦谈判达成共识，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英国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九龙割让地与新界租借地一并移交中国，结束英属香港殖民历史。

虽然两国与香港精英代表在后续香港前途各类细节谈判中时有摩擦，民间对中共的猜忌不断，甚至将之反映到影视作品中。港商陆续在深圳等地找到商机，中共长期保障港供应充足副食品，又推动东江水输港工程等，中港矛盾并不突出。

直到1989年北京学运爆发，这个局面才有所改变。

相对自由的香港媒体紧贴北京局势发展，香港民间声援活动规模也日趋庞大，数次游行人数规模上百万。北京出现法官身穿制服上街声援学生的画面，香港也有新华社员工打着香港分社旗帜参与游行。

北京宣布戒严两天后的5月21日，香港支联会成立，同日《文汇报》社论栏开天窗，新华社香港分社也陆续有干部公开参与声援学运活动。江关生在其书中形容：“一份中共领导的喉舌居然‘笼里鸡作反’，刊出‘痛心疾首’的四字社论，无疑对游行示威起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

自1983年起出任香港分社社长兼地下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许家屯在其回忆录中提到，6月4日凌晨武装镇压过后，原本热闹非常的分社大楼门前变得冷清。

“很多一向同中国关系较好的人士，都开始疏远；连平时和中方关系密切的人士，也不见面了，他们也要同北京方面划清界限，保持距离。”

这包括司徒华与李柱铭，两人原本都加入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六四”镇压之后宣布辞职。同样退出草委会的还有《明报》创办人“金庸”查良镛等。本来被视为亲共国粹派的大专生组织香港专上学生联会（香港学联）也在“六四”期间转投民主派阵营，并加入支联会，直到“雨伞运动”结束后于2015年退出。

另一个香港民众与中共阵营决裂的体现，是6月5日起一连三天，针对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为首的“中银十三行”挤兑，合共被提走170亿港元存款。许家屯形容“来势非常猛烈”。

许家屯称，“六四”后北京传来消息称，取代赵紫阳执政的江泽民认为他“右倾”。1990年初许家屯离休，移居美国，结果被开除中共党籍，2016年6月29日在美国洛杉矶逝世，享年100岁。

同样在“六四”后，《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总编辑金尧如、副总编辑程翔和驻北京特派员刘锐绍等先后离职《文汇报》，被认为是北京“秋后算帐”的结果。

刘锐绍对BBC中文说：“六四改变了日后许多东西，包括对共产党曾经寄予希望的那批人，也跟共产党敬而远之。”

“那是一个分水岭，它从给人一个好的感觉，到最后……又是自己给浪费掉。让人看到它仍然在沿袭历代统治者的模式，上台时‘争取民主’，执政之后‘你民我主’。”

司徒华在其《大江东去》回忆录中写道：“六四后，有些朋友视我如蛇蝎，在街遇上也不理睬；这些人嘛，我觉得他们的名利，跟中共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从中共这个政权里，得到很多利益。”

“这次事件对于香港人来说，最大的意义是，认识中共的本质，爱国并不等于爱党。”

九七移交的统战操作

许家屯1993年接受BBC中文普通话广播《中国丛谈》节目采访时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一个时期合作得还比较好。我的看法是，在这时期中英合作还是主要的。当然，‘六四’以后，整个国际形势齐了变化，英国也起了变化。”

1990年，周南取代许家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92年7月9日，彭定康（Chris Patten，后彭定康勋爵）到港履新，接替卫奕信（David Wilson，后卫奕信勋爵）成为最后一任英属香港总督。彭定康在殖民地的最后日子推行民主化改革，被中方官员敌视，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斥责彭定康是“千古罪人”说明了情况。

陆恭蕙认为，自周南上台以后，中共在港统战工作“发生了显著变化，包容性变得很小”。此外，支联会当时已被中共视为颠覆性组织。北京在接下来的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加入了争议声音莫大的第23条，要求香港自行就国家安全立法。

而因应港英政府在“六四”事件后扩大各级议会直选规模，民主派相继组织政党、政团，或以既有工会组织为单位参选，亲北京阵营也加紧发展对应组织。1992年成立的民主建港同盟（民建联；后民主建港协进联盟）至主权移交后的2012年，已从不足100人扩展成党员2万的“香港第一大党”。民建联与工联会长期在参选上合作协调。

黄文放曾撰文说：“民建联是中方为了对付民主派而建立起来的，受到中方势力全方位支持。”

此外还有不少被视为中共在港选举机器一部分的基层统战团体。陆恭蕙举例有新界社团联会、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九龙社团联会等。这些组织会员人数均是数以十万计 ，每逢选举为民建联等中共支持的候选人大力宣传。

中共挟《香港国安法》进一步走上台面？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官方身份渐渐退去，香港中联办与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同日开始运作。2020年北京颁布《香港国安法》，增加了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陆恭蕙对BBC中文称，这些机关实际上已是中共在香港从地下走到地上的标志。

在《国安法》出现之前，北京与港府的一些动作，均被认为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准备走上地面的征兆。例如首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于1998年聘请六七暴动期间的“少年犯”——前《大公报》总编辑曾德成——为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2007年进一步任命为民政事务局局长；2001年，董建华向“斗委会”主席杨光颁授特区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2014年6月，北京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表明“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2021年5月，香港特区政府依据《香港国安法》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立法改变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制度，确保落实北京提出的“爱国者治港”，当中， 直选议席大幅削减，同时重建选举委员会，大批基层统战团体成为合资格选民、参选者与提名者。

与此同时，当选议员宣誓就职程序加入了“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不符前者行为或犯有后者行为即属宣誓无效，可被褫夺议席、被禁止参选至少五年，甚至要面对刑事检控。其中“正面清单”内“拥护中国《宪法》与香港《基本法》确立的香港宪制秩序”一项被质疑暗含必须拥护中共意思，特区政府政制与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曾说：“爱国之余不去尊重、承认甚至破坏作为我们中国本质特征的，由中国共产党带领的社会主义制度，我想怎样都说不过去。”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教授6月中旬接受《香港01》专访时进一步提出，中共作为中国执政党，“没理由见不得人”，未来党组织在港活动必将更为积极，但不一定具体至挂牌设立党组织。

刘兆佳同时批评许多港人对中共反感，源于他们过去“俯视”大陆人民，如今中国崛起让他们“心理不平衡”。

“你既向中央要求政改，但又不肯承诺维护国家安全，先反省一下吧！ ‘一国两制’本身就是让你们那些恐共、疑共的人也可在香港安身立命，那你也要先问自己，为何还要去破坏这个有利自己生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