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直播：瓜分“拉面哥”，尾部主播攻占“光明顶”

记者/梁婷实习记者徐杨

编辑/石爱华

围观拉面哥的主播们

山东临沂“拉面哥”程运付的爆火，让很多犹豫不决的潜在主播决定加入这场“盛宴”。为了抓住这次“蹭流量”的机会，成百上千的主播涌入临沂梁邱镇，来到农户程运付的家门前，上演了一出荒诞的直播大戏。

网友把“拉面哥”的家比喻成金庸小说里的“光明顶”，站上去意味着来到了流量最高的地方：日增千粉，日进斗金，甚至成为现实中人们争相握手、合影的“明星”也不无可能。

根据公开数据，仅2020年上半年，头部的两家视频平台就增加了360万主播。不断刷新的直播带货业绩让很多人相信，流量就是商机，大有可图。

为了追上流量，尾部主播们总在路上。有人在阳光沙滩的三亚海边拍完比基尼美女，马上就坐上高铁、换乘汽车、再钻进小三轮，到沂蒙山区里去拍“卖拉面的”。一个“比基尼”接着一个“拉面哥”，哪里“热”他们就去哪里。

杨希团一路追着流量，来到了拉面哥的家乡，开始了第一次直播

“荒诞”的直播

2月28日上午九点，在距离家乡济南200多公里的临沂梁邱镇上，杨希团终于举起了那根1.7米的手机支架，开播了。他来晚了，没有抢到好位置，只能透过两个主播肩膀的缝隙，捕捉“拉面哥”程运付的身影。

用程运付的话说，他就是一个“卖拉面的”。十几天前，他对着镜头解释，为什么自己的拉面坚持十五年卖3元不涨价——“把钱看得很轻，把人情看得很重。”

后来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视频的播放量很快破亿，他的身份也从小村镇里那个“卖拉面的”变成了火爆全网的红人“拉面哥”。嗅到机会的主播们，源源不断地围向他的家门，上千台手机从江苏、安徽、东北各个地方聚集过来。

杨希团追着热度一路来到了“拉面哥”家乡，这是他直播生涯的第一站。

他早在开播四个小时前就已经装扮好，但一直不敢出房门。六点半，他终于鼓起勇气从三楼走到了宾馆大厅，又徘徊了两个小时，“不敢啊，我打扮得这德性，出去都笑话我咋办。”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一头艳绿色的女士假发搭配着及脚的红色绸缎外套，前胸、后背分别挂着两块牌子，写着他为自己精心设计的视频账号昵称：七叶子。山东话里，七叶子代表疯癫、二货。这就是他要的那种反差效果，只有这样才会在人群中引来更多关注。

话是那么说，真要走上大街的那一刻，他还是退缩了。“你来都来了，车票也花了，宾馆也住上了，你不去了？”宾馆服务员的鼓励给了他信心。他戴上墨镜、打开音箱，循环播放着《上海滩》，向着拉面哥所在的集市出发。

他躲在墨镜后，一路观察着人们对他的打量。有人拿出手机拍照，有人骑车路过还要回头再看，杨希团当时觉得，“我就是街上最靓的仔”。

自从“拉面哥”火了，赶集日就不再寻常，甚至有些“魔幻”。小镇的集市口排起车队，吃面的人总是挤不过主播，被挡在摊子外面。连通信公司也来了，把信号车停在一旁，保障这里的信号强度。

杨希团“入场”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他只能见缝插针地架起直播手机。以前在直播间看主播打PK“嗷嗷地喊”，杨希团还觉得奇怪，来到现场他才发现，“真的都和疯了似的”。——所有人都在嘶吼：“家人们，点点关注！”话音落下的时候，一定得把尾音拖长一点。他的手直发抖，迟迟不敢点开播，靠近、再缩回来，反复好几次。终于开播的那一刻，掌心渗出汗来，湿透的秋衣粘腻腻地粘在后背上，他紧张得不敢说话。

直播间里，“大哥大姐”的消息一条条闪过，催促他快点开口。在被主播包围的环境里，开口比他想象中容易。他起先跟着小声说，音调一点点变高，“加油拉面哥”、“家人们，帮忙点亮红星”......不知不觉也变成了“嗷嗷”地喊，“一天就把嗓子喊哑了”。

收获是显而易见的，只需要把镜头对准“拉面哥”，不到半小时，他的直播间里就进来一万人，而当时，他的粉丝只有3个。虽然因为网络卡顿的问题，他不得不退出，但还是享受到流量突然涌入时的兴奋。

很多小主播们都像杨希团一样，他们处在直播生态链的尾部，来这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涨粉。一位男主播连续几天从临沂市区开车近两个小时赶来，他的直播间里平常只有几个人，甚至没有人，现在破千人非常容易。“都是有目的的，要不去干什么？”他想在这里积攒粉丝，早日实现带货。他认识的一位本地主播，带货一场就能有“几百w”销量。

一位已经拥有20多万粉丝的主播也不愿错过“拉面哥”，她今年20岁出头，哪里火就去哪里，在直播间里“吹牛、胡侃、坑大哥”。她在三亚的海边直播比基尼美女时，有位“大哥”就坐在她身边，还会在直播间里给她刷礼物。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能赚两万元。

身穿黑色紧身裤，梳着大背头的那位主播，看到记者靠近他想聊两句时，突然大声地告诉直播间里的粉丝，“有人专访我，电视台要给我拍片子。”他无比兴奋，“拉面哥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人生必须有梦想，我的梦想就是他们围着我，给我刷火箭！”在一片嘈杂中，他仅仅是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都显得非常吃力。

开播四天前，杨希团曾在别人的直播间见证过流量的“奇迹”。粉丝不到300的博主，只是直播“拉面哥”赶集，房间里就涌入5万多人。更夸张的一个直播间里，一个小时内，观众从几千人涨到28万。他听说，房间的主播当天赚了十几万。这些极具吸引力的数字让他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去”。

杨希团拿着设备去直播路上

触播

“拉面哥”面摊前，有太多第一次直播的人。一位四十岁的大叔举着手机走过，他看别人玩，觉得有意思，就跟着来直播。有人问他，“你直播间里多少人？”他回答，“不知道，我不懂。”

杨希团在2020年9月底外出游玩时，第一次知道直播。同行的朋友盯着手机哈哈大笑，“有人在直播间打PK，惩罚是倒立喝水”。他愣了，直播？打PK？朋友取笑他，“你个大老板，在深圳那么多年竟然不知道啥叫直播。”

成为老板，杨希团用了五年。

2004年，21岁的杨希团来到深圳，日常工作是拉着1米长的推车，穿梭在华强北的楼宇间，运送电子配件。在那里，推车比公路上的汽车多，轮子压过马路，咯吱咯吱地响。送货两年半后，他成功转岗，成为一名销售。

像所有早年南下深圳的人一样，五年后，他攒了第一桶金，自己开公司，售卖电子配件，年收入从十几万涨到上百万。他成了一名小老板，带着十几个人的团队，在深圳买了房、有了车，过上了所谓中产的生活。

事实上，他很难有自己的生活。工作日要想办法联系客户，拿到更多、更大的单子。晚上要请客户洗澡、泡脚、唱歌，若是客户洗脚睡着了，他得在外面等着，凌晨两三点才能到家。周末一睁眼，他就开始打电话，“有没有空啊，一起吃饭啊。”电话打到能约出一个客户为止。他天天谨小慎微，琢磨着怎么“伺候”客户——“一个眼神不对，人家可能就会卡货款，减少订单，不跟你玩了。”

他兢兢业业，坚持到2020年春天，破产了。春节以后，他的客户一个接着一个跑路，货给出去，货款收不回来。到了5月，终于扛不住了。他坐在老板椅上，放平靠背，躺着，“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有一个合伙做生意的河南小伙找他哭诉赔了五万元，受不了，想跳楼。杨希团打趣说，“你看我赔的，除以你的5，得跳多少回？”

朋友和他说起直播能挣钱的时候，他已经卖了深圳的房子回到了济南，在快递公司搬货，一天工作五小时，时薪15元。当听说有人靠直播、打PK一场少则赚几百，多则赚几万时，他上心了，“直播这玩意竟然能赚钱，我想赚钱呀。”

直播拉面哥后，杨希团的粉丝从3个涨到4000多

账号一出生就有了好坏之分

杨希团把这当成是一个事业，开始认真研究。除妻子以外，没人支持他。父亲觉得这不务正业，太虚幻，不如去打工，哪怕一天挣10块，也能看得见、摸得着。杨希团不在意，下班回家他就进入直播间。

“零基础如何做主播？”“直播万能话术”“新人开播第一天话术来了”，这里有无数课程等着他。还有一年赚200万元的短视频教学主播专门教新手蹭热点：搜榜单、寻找热度最高的视频，拍同款，发布的时候一定要关联热点，这样就可以蹭到千万级的视频流量。总之，要在平台快速成长，就要跟着热点走。

无论直播间人多人少，杨希团都会去看。他想搞清楚人数的差别是因为什么？除去个人能力之外，他慢慢察觉出了平台流量的“偏好”。账号好像天生就有好坏之分，从注册那秒开始，系统就启动了评估程序——若账号发出的评论里有脏字，或者私信骂过人，就会被判为“负能量”。这种账号，即便视频做得好，开直播也没有人。

他还发现，直播唱歌的人很多，五音不全的人也能拥有一两万观众。于是他开始照着音乐排行榜练歌，大家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高音上不去就硬喊，一天最多能练10个小时，结果嗓子练坏、声带发炎。

他执迷于这里可以赚到更快、更多的钱，还按照“中下等”主播的发展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出去打工，哪怕一个月挣1万，一年不过十几万；如果做主播，可以月入两三万，一年收入能顶得上打工三年的收入。

2021年春节，是他原本选定的开播日。他为自己打造的人设是“奇葩”，因为这样才能很快吸引人来。于是，他买了24.9元包邮的绿色女士假发，又配上了25元的红色袍子，在世俗的语境里，他这样的颜色搭配就是笑话。他买好声卡、麦克风，也早早为自己起好了名字“七叶子”，一切准备就绪，就差勇气了。

他迟迟无法迈出第一步，因为怕被村里人笑话，直播计划从大年初一开始就拖着。“嗓子不舒服”、“要去拜亲戚”、“歌练的不好听”——他一直在找借口，想着明天吧、明天再说。

直到他眼睁睁地看着28万人涌进直播“拉面哥”的房间，内心好像突然被点燃了。他整夜在床上翻转，“比破产失眠还严重”。正月十五晚上十一点，他终于买了火车票，“已经错过了春节的热度，我不能再错过拉面哥！”

“七叶子、绿毛就是我”

上千人的主播队伍里，杨希团的那身装扮让人很难不注意到他。人们“绿毛、绿毛”地吼，他坦然接受，“你好，七叶子、绿毛就是我。”

通往拉面哥家门口的乡村小路两边，都是叫卖的小贩，长沙臭豆腐来了，港式小蛋糕一上午就卖光了。本来在集市卖羊汤的大哥也把摊位支在了拉面哥家门前。菜地变成了摊位，村里还临时搭建了五六个停车场。

在这条路上，杨希团第一次拥有了“明星一般的感觉”。

直播几天后，卖饺子的、摊煎饼的、烤串的，好多人请他吃饭，“不收你钱，坐我那吃就行”，一旦他想结账，就好像要打架似的。还有找他喝酒拜师的，他们说“你太牛了，全网都火了。”

被人当作“明星”喜欢的瞬间，杨希团如数家珍。

从拉面哥家往村外走时，曾有一位大叔突然过来想要和他握手、合影。得到应允后，大叔双手握住，“隆重”地表达感谢。他记得，大叔夸他敢闯敢干，不怕人笑不怕人骂。“我就是个普通人，打扮得跟‘流氓’似的，网上都骂我‘街溜子’，大叔没有看不起我。”

回忆这些的时候，他坐在小镇的一家汉堡店，笑得合不拢嘴，“是真满足”，他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到处打电话，只为了请客户吃顿饭。唯一让他怀念的是，当老板时点菜不用看价格，一句“特色菜是什么，直接上”就够了。

羊汤馆老板的父亲让杨希团有点“飘了”。他走进去吃饭，老人家快步过来握手，又亲手下厨做了四个“寓意非凡”的菜，老人解释，“西红柿拌白糖祝你红红火火；羊肠炒芹菜，祝你长长久久到永远......”

杨希团太感动了，在这场狂欢里他有了自己的“姓名”，以往他没有体验过这种关注。最多的一天，他接受了7个电视台的采访。那些拍”拉面哥“的主播，也偶尔把镜头调转方向，对准自己。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他的视频账号只有3个粉丝。直播第一天，房间人数过万，粉丝只涨到6个，所有人都在骂他，他并不在意，“我属于‘黑红’，被人骂无所谓，骂也是在增长直播间的热度，其实是在帮我。”

开始的时候他还怕熟人笑话，真正跨出那一步，就无所谓了，“谁愿意笑谁笑，谁爱骂谁骂，我不偷不抢赚到钱就行了。”

粉丝数从第二天开始不断上涨，开播后，手机屏幕不断弹出被关注的提醒，直播的第三天，他的粉丝涨到1000多，现在已经过了4000。赚得最多的那天，他直播了十几个小时，收入是500多元。

他特地买了一顶比头发还绿的绿帽子戴着，关了直播以后，就站在路边。路人总是很有深意地“嘿嘿”笑，笑完以后，还会来拍照、合影，“我站着不动，光在那摆双手，满满的幸福感。”他自豪于把名字挂在身上那招——名字会随着照片传播出去，一定有人会去搜索他，然后加关注。

杨希团说，相比过去“求爷爷告奶奶”地做生意，他更喜欢直播，他觉得这次“直播创业”自在多了。

主播们的手机偶尔也会对准杨希团开播

平台开始“限流”了

和其他“投机”的主播一样，杨希团高兴得太早了。

进入3月，主播们发现平台开始出现“限流”的情况，一些内容被打上了“不适宜公开”的标签，无法传播。“拉面哥”不再是流量的保障，甚至变得敏感。

每天从临沂市区赶来的男主播已经不来了，他放弃了拉面哥。3月7日那天，他被停播5次，每次停播要持续10分钟。即便镜头不对准拉面哥的脸也会被停两三次。现场的主播们说，总是被停播，系统会判定这个号有问题，推送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那位拥有20万粉丝的主播账号也出现异常状态，头像没了，昵称也变成了“TA”，她从平台上消失了。

留下来的主播们想了很多办法应对平台的变动。直播间里不能说“拉面哥”，他们就改称“面哥”“拉哥”；拉面哥的家就用“光明顶”代替，粉丝们在直播间里调侃，“今天还没攻上光明顶吗？”；他们要小心一切抽烟、骂脏话的镜头，也要注意横幅标语的用词。

对于主播们来说，最怕网络卡顿。他们说，手机没信号，直播间进不来人，系统可能会默认主播能力差，留不住人。若开播时系统推荐了1000人，后面的人数就会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再想做起来就很难。不过，这种境遇也不是无解。一旦遇上豪情大哥大姐，天天刷钱，用钱刺激直播间流量，也可能再度成为系统认定的“优质”账号。毕竟直播间里的打赏收益，要分一部分给平台。

在这场狂欢里，包括杨希团在内，很少有主播觉得自己的行为会给“拉面哥”带来烦恼。“拉面哥”曾在媒体镜头前哭诉自己“快受不了”，主播们看到后，只是觉得他还没有适应而已，“没有我们这些主播，他的热度早就散了。”

“拉面哥”也逐渐理解了这些人，“他们早上六七点开始直播，晚上10点多结束。跟我拉面一样，他们也是为了生活。”

尽管小心谨慎，流量的红利，杨希团并没有享受太久。“拉面哥”在平台上变得敏感后，他直播间的粉丝就很难再突破千人，上百人都少有。但这都没有打击到他。他相信，不是平台限流、网络卡顿，他的直播首战，肯定“直接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