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课我会问大家，对这个课程有什么期待、困惑，或者有什么想说的？很多学生的反馈是，很感谢我留这么一个期末作业，觉得早就想做这个事儿。他们都有一个驱动在，觉得自己的父辈有些故事是非常值得记录的，以前就有这么一个印象，但没有具体去做。
学生搜集到的关于家庭的物件。讲述者供图
学生不太会遇到操作上的问题，家里会很配合。代际之间有代沟是一个常态，甚至以前家长想要沟通，孩子还会排斥，现在孩子主动问一些经历，他们都很开心。主要的困难可能还是在写作上，怎么去筛选和确定一个主题。
有些学生会觉得自己的家族没什么可讲的。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跟我说，我们家三代人都是农民，不是那种有身份、或者大起大落的。我说，我们的初衷不是要书写名人、或者家庭的巨变，就算家庭再普通，也会跟中国的社会变迁发生关系，对吧？
如果是农民，那可以以土地制度的变迁作为线索，（比如）收农业税和不收农业税之后，生计的变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持家庭？种子和化肥从哪里来？如果农机站有变化，国家有了这方面的补贴，会带来哪些变化？种地不挣钱了，家人可能开始离开家乡，出去打工了，这些事情都是很具体的。
他们这代人生活在一个“bubble”（泡沫）里，被保护得很好，尤其是北大的学生，从小成绩好，就算家庭条件差，也会保证让他好好上学，跟社会的连接被屏蔽掉。很多信息，以前家里是不会告诉你，或者不会让你去操心，只想让你专心完成学业。
我是东北人，家里三代都是鞍钢的，小时候东北开始出现下岗潮，一起玩的那些小伙伴，他们父母下岗之后，要去外面摆摊。因为我父母没有下岗，对我个人家庭的冲击不是很大，我没有这个印象。
当我成年之后，我再跟父母聊，才知道小学每次要交学杂费的时候，跟父母要钱，他们其实特别为难，因为他们要精打细算，完成这个月的生计。这些信息都是长大之后产生了意识，才能去认知的。通过了解家庭史去认识了社会变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过程。
他们后来总能注意到值得去书写的地方。有的学生以他们家一块地的经营权变动作为线索，有人记录了一个农村小卖部的变迁。还有的学生家里老人可能一生都非常平凡，但是在访谈的过程中，会发现他们生命中的某一小段，在做和平时不同的事情。他的爷爷奶奶在文革时参与一个水利工程，突然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土专家，那段经历是他们非常独特的一段。
被选入展览的作业。讲述者供图
我没有特意去跟他们聊家庭的变化，这涉及到隐私的问题，如果学生想聊的话，在答疑时间来找我，也可以沟通。有学生会把这些写在作业里，或者专门写个后记，来感谢这个作业。
有些学生跟家人的关系有所缓解，更多人建立起了一个更紧密的家庭关系，书写亲人的故事也是完成了对他们情感的释放。
作业节选：
“凭借着小学六年级的学历，爷爷当上了村长，兼任会计。他坐在一张书桌前，摊开了记录本。按照当时田地总面积和人头数来划分田地，每个人可分得七分田。田与田之间也分三六九等，好田与差田之间差着十分气力。好田脚程近，田块平整，容易集水。这好田中的好田，当属厅堂外福山岭洼[1]一片的田，靠近大路，容易运输，又有池塘在一侧，好输水。而地处星垌的田，则是劣田中的劣田。脚程远，水利未修，田间小路阡陌纵横，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空手都难走，更别说还要扛运稻捆了。一张纸签就能决定往后田地使用权的归属，谁不紧张呢？
——摘自吴彩华 《土地的变迁，爱与亲情》
2.
作业的缘起（也）跟《20世纪的媒介、技术与战争》课程有关，它开给北大元培学院大一的学生，是一个新生导论课，让他们对传播学的具体研究有一个体验。
20世纪的媒介史是我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很多东西是比较“硬核”的。我设计了课程，第一讲从“火星人入侵地球”这个广播剧引起人们恐慌开始，讲到传播学的学者如何做研究，后面是苏联卫星上天、美国登月这些媒介事件，充分把历史展开去讲，讨论新闻传播学理论和20世纪历史的关系。
但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就是学生对20世纪的知识很缺乏，虽然中学学过，但好像背过就背过了，知识（只是）一个条目，没有具体的感受。从个人兴趣上，他们好像也对这个离自己最近的世纪没有感觉，缺乏足够的好奇心和驱动。
小班教学可以经常互动，但是我发现大家只能讨论很表面化的一些词汇，比如“乌合之众”、“自由”、“集权”。讨论不起来，我就想多讲一讲，但是效果更不好，本来讨论课就是大家要参与。
学生搜集到的家庭物件。讲述者供图
讲刘慈欣我会从《三体》英文版的前言叫“东方红与煤油灯”讲起。在1970年，刘慈欣只有六七岁的时候，住在河南一个特别穷的小山村，晚上甚至不通电。他夜里被大人叫醒，全村人一起抬头看，东方红卫星从上空经过。煤油灯就是没有电，东方红是中国自主发射的第一颗轨道卫星，他说就是那种特别矛盾的经历，塑造了他的童年，他今后的小说。
这里面很多东西是20世纪历史对作家成长的塑造。如果不理解这些经验，也理解不了他到底想讲什么。
00后这代人，其实也包括很多80后、90后在内，对近现代历史表现出不太关心的一种状态，其实也是因为一直生活在一个平稳线性发展的阶段。如果把历史拉长，你会发现，尤其是70后往前，他们（的生活）有好多波动。
对00后来讲，新冠是一个挺重要的断裂或者变化。他们成年不久，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件，开始对这种变化有了感知。
传播学理论的课程也一样会讲到20世纪的历史，尤其是整个学科就是在热战到冷战这个时间段形成的。这是个大课，学生现在可能逼近200个，也有来自社会学系、心理系、艺术学院和理工科的学生。
这7年我也一直在做一些探索，希望他们还是要动手，不要停留在理论上。写书评，看电影，做一些讲座，然后讨论，都尝试过。后来改成组队做新闻采访，完成一篇报道，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跟我讨论。
他们发表了一些挺好的稿子，比如临终关怀、殡葬专业学生，还有猫猫狗狗，白宇和朱一龙的cp粉等。都是他们日常非常关心的话题，也明显反映出这一代人日常生活的“bubble”和局限性。只要指导有效，他们也能做得很细致，产生一些反思，但更多还是受选题的限制，能把握的内容太少。
我就想找一个结合点，既跟个人经历有关系，同时又是一个桥梁，能让他们思考一些公共问题。life history（生活史）这种方式是大家比较熟悉，又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后来选用这种方式也算是水到渠成。刚好疫情提供了一个条件，我们就试验一下，看看怎么样。
作业节选：
我的阿太生于1928年2月17日。阿太是我对外曾祖母的称呼，这是我们那儿的方言，读作e tá，亦可用来称呼（外）曾祖父。
小时候去拜访阿太，透过她沉默而浑浊的瞳孔，我仿佛总能窥见时代的浪花和记忆在翻滚暗涌。阿太是陪伴我母亲成长最亲密的人，当我向母亲提起要以阿太为主角写一则家庭史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苦，她这一生太苦了。”
阿太是独生女，一岁多时生父就死了。后来她的母亲改嫁到下碓村，生了五个兄弟和一个妹妹。阿太的母亲改嫁后，阿太就去了石前村和她的外婆生活。1942年7月10日，日军攻下青田，从县城一路打到方山乡。日军闯进屋子里时，阿太就躲到她外婆的围裙下。阿太回忆起这段经历，心中还有些余悸：“看日本人一眼都能被吓死。”
——摘自季俊豪《活着，在风雨飘摇中》
3.
当时还有一个个人想法，觉得这个作业可能会帮助我回答一些一直感兴趣的问题：现在的学生到底来自怎样的家庭？00后这代人和他们家庭的关系如何？
因为平时接触的过程就有一些感觉，比如留学生越来越多，很多是华裔，家庭移民之后有了外国人的身份，然后他们不用参加高考，入学相对容易一些。还有就是社会上常说的寒门再难出贵子的问题，我就希望有大规模的家庭史写作，形成某种程度的量化数据。
学生搜集到的家庭物件。讲述者供图
因为样本还不够多，我还在不断观察和总结。但是会有一些直观的印象，比如，从阶层、职业上、地理空间上（看），这些学生家庭不像之前想象的那么单一或者固化，至少在选这个课的学生中是这样。贫困的学生比想象中多一些，他们的父母没考上大学，还是在村里或者打工。
也有规律性的一面，这些学生往上数两代，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的父母几乎是上世纪70年左右出生，成长中经历了改革开放。一个普遍特征就是，想要改变原来农民和工人的身份。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学历去实现社会流动，读中专或者是大学。当时中专包分配，很多人是通过这种方式离开农村。
在很多人记忆里，上世纪80-90年代机会比较多，有大量的社会流动。这些作业很实际地证明，这些记忆是真的，至少在七零后这一代身上。那时候社会相对扁平，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大家真正有机会去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这些家长也会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切实体会到了教育带来的改变，所以才会在今天表现得如此焦虑。
至于为什么社会上有一种强烈的“寒门难出贵子”的感觉，而学生的作业展现出来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也是社会焦虑感放大的一种体现。这背后也有学历贬值的原因。
其实这些没有让我感到特别出乎意料，我反而比较关心阶层以外的那些问题，比如不同地域展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生产方式和习俗，很多少数民族的学生会写那个地方是如何富起来的，来自林场、油田、煤矿、渔民的家庭，他们的生活方式又是不一样的。比如渔民家庭，他们也（算）是“农民”，只是不在土地上生产，是在大海里获取资源，知识和习俗又不一样。
这些东西不是用一套规律就可以囊括的，这些具体的人群生活方式和经验，都是需要被听到，看到或者被呈现出来的，它会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今年9月到10月，在朱青生老师（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支持下，我们在“中国当代艺术档案”专馆做了展览，主题叫“噢，孩子们！千禧一代的家庭史”。其实在2020年初刚开始做这个课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以后条件合适的话，可以做一个家庭史展览。
“噢，孩子们！千禧一代的家庭史”展览。讲述者供图
征集了学生的意见之后，有10个学生自愿报名，他们写的故事，搜集的老照片、日记、书信或者衣服，都成了展品。没想到来看的人也挺多的，有不少是北大毕业的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也好奇现在的学生是什么样。
大学生写家史原来应该没有什么人做。以前上大学确实挺金贵的，但现在他们是社会最主体的人群和劳动阶层（之一），是对今天中国社会特别有连接性的人群。他们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他们和社会其他部分之间如何有机地连接，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家庭史写作长期去观察实践。
这个方式我还会继续做下去，但也得调整方法。如果每年都一样的话，前几年的作业可能会造成一个思维定势。所以明年可能会让学生以家乡为对象，比如就写一个村庄的变迁，这样地域的特征可能会更明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作业节选：
公私合营后，天津市的饭店统一归饮食公司管理。把姥爷招进饮食公司的是一位姓张的科长，姥爷后来知道，他被张科长招进来的原因是两人极为相似的童年经历。
进了饮食公司，先要到烹饪学校学习一年。学煎炒烹炸，学食品卫生，还要学哪里的鱼最好，刺最少；螃蟹要从渤海湾出发，到胶东半岛游个来回才算长成。小学毕业后，姥爷一直渴望读书，在烹饪学校，他终于又做了一次学生。
学成毕业，张科长把姥爷带进全聚德，交给经理，嘱咐其亲手把他“带出来”。放现在大概就是管培生。饮食公司还会办统一的扫盲班，由上过小学或者做过会计，懂得识文断字、加减乘除的员工们做教员。中午两点停伙，员工们统一到宴春楼上课。姥爷在那里学会了打算盘。
战争消耗了一整代青壮年，在国家重建过程中，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人才断档。餐饮业也不例外，这给他带来了机会。在全聚德，因为性格直爽、好打交道，大小事务搭理得好，他一点点获得了员工们的信任，十七岁就被选为副经理。也就在这时，“文革”来临。
——摘自李一鸣《全聚德、世纪钟、下岗与“做个男子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