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反垄断律师们其实也不太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业务突然就好起来了，至少两三年前他们不会知道目前的业务量会这样爆发。许多头也不抬的业内人士认为这是风水轮流传，就像看天吃饭一样。
最近流行学《毛选》，这是很有趣的，主要有两个群体在主动学。
一是企业家群体，其实中国一帮最能打的企业家都从《毛选》里汲取了非常多的养分，只是他们一般不愿公开讲，有的学得非常透彻，组织机构上都配“政委”了，但对外还是要显示自己很“现代化”。企业家能从《毛选》里学到什么呢？很多了，据说可以学到：调研方法、组织建设、宣传工作、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权力艺术、哲学理念。这一点人类学家很容易能够提供解释。因为群体是需要vision的，没有vision支撑，队伍就会涣散。在提供vision和带队伍这个问题上，本土历史上的成功者寥寥，能讲白话的更少，大多数企业家也不太可能去读文言，所以最好学的就是《毛选》了。
另一个主动学习的群体，对比企业家群体，就显得更有趣。打工的年轻人主动学习《毛选》的越来越多，数量上肯定是要超过企业家群体的。去微博、B站看，那不是摆拍的，不是宣传，都是主动的，不只读文本，而且还要划重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企业家从《毛选》中汲取力量，学习怎样去带队伍、管理年轻人；年轻人从《毛选》中汲取力量，学习自己为什么被剥削，应该怎样对付“资本家”。
大家都在从《毛选》中汲取力量。
但这里面可能有个问题，就是部分企业家似乎只关注了《毛选》中的那些“技术手段”，而忽视了其中的“价值追求”。更重要的是，《毛选》读多了，可能让企业家会产生一种代入感，即认为自己已经能够一言九鼎了。这就产生一个后果，某些企业家其实已经很早就进入了自己企业内部的个人崇拜阶段，周围也没什么人敢讲真话了，包括一些一言九鼎的企业家，全球范围内请学者来给大家讲课，真正跟他观点不一致的，下面人早就帮他排除在选择范围之外。
这些段位很高的企业家也在对外输出自己的语言方式和价值观，于是更下一层级的中小企业家就开始学这些高段位的前辈。这是一种观念上的自我强化过程，越觉得自己牛X，下面的人就可以越帮你实现那种特别牛X的感觉，反正你感觉好了，就会多赏钱。
打工人的饭钱是老板们赏的，规矩也是老板们定的，给得够的时候，你说怎样就怎样，大家配合你表演，让你开心的目的不是大家真开心，而是你能给大家好处，大家开心是因为你有给赏钱，而不是你长得好看。给不够了，那打工人也能从你喜欢的《毛选》中汲取力量。这就是《毛选》的魅力。
企业家会问，凭什么突然打工人就反了，凭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失效了？凭什么官方还要加把火反垄断？之所以觉得突然，是因为你一言九鼎太久了。
2018年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出版了一本书，叫The Curse of Bigness，从镀金时代讲到平台的FANNG时代，论证什么叫“未来已来”。吴修铭成名一役是因为提出了“网络中立”这个观点，在这个观点下，美国的互联网企业，甚至全球的互联网企业才蓬勃发展起来。谁知道，吴修铭竟然“反”了，他选择“背叛”了互联网经济，竟然跑到了平台的对立面。
中国大多数理工科技术人员，根本不了解社会科学对人类世界发展的影响有多大，到了今天还在讨论“文科重要还是理科重要”。简单讲，你学的“文科”确实一点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给你讲了，你还怎么安心当码农呢？你的理解力也就是阅读互联网媒体上的时政解说，把没有注释的文章当作指导自己人生的结论。
或者，你可能稍好一点，也能读几本社科书籍，但确实无法理解社科理论基本都是一堆假设和猜想，都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提出的观点。你甚至不知道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差异在于，社会科学向来都充满了观点的对立和不同时代的挑战，不知道将理论还原到其历史背景下去讨论的重要性。你以为既然都叫“科学”，所以社会科学也一定会存在类似“1+1=2”这样的“真理”；或者你认为这就像打游戏一样，昨天哈耶克打赢了凯恩斯，今天凯恩斯又要打翻哈耶克。最后你觉得没意思，于是选择了支持熊彼特。
其实，你还不如认真学习《毛选》的打工人。
2018年的时候，国内翻译出版了吴修铭此前的一本书，叫做《注意力经济》。这个关键词是不是很熟悉？也就是，在The Curse of Bigness出版的当年，国内出版的是《注意力经济》。也就是，当美国对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星星之火已经开始燎原的时候，我国出版界为新经济企业家们献上的不是“警世之言”，而是一堆马屁。怪谁呢？
直到，拜登任命吴修铭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六名成员之一，并聘其担任科技和竞争政策总统特别助理一职，吴修铭终于得偿所愿的举起对FANNG的反垄断大旗之后，中国的平台巨头们才明白，原来不只是中国在反垄断。
那么，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反垄断”这种制度呢？于是你去征求律师的意见，征求法学学者的意见，征求经济学者的意见。相信我，我国经济学者的意见一定是那些正在“被反垄断”的企业家们最爱听的，如果你心里放不下，一定去找几个“知名经济学者”聊天，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中国的反垄断问题主要是要解决行政垄断问题，而不应该打击“民营企业”。瞬间，你就有找到知音的感觉。但有些问题，一定不能问，比如：美国为啥也要通过反垄断打击“民营企业”呢？人艰不拆，不要去问人家不知道的事，好吗？
我国的主流社会科学研究是严格遵循学科分科的。也就是同一件事，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都要分别提出自己的看法，分别有自己的祖师爷，并且祖师爷一定是一个外国名字。有些外国名字，还可能被认定为共同的祖师父，会分别出现在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美学的研究著作中。为什么会这样，谁知道呢？可能是为了解决就业吧。
这些学术祖师父，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研究的是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出著作，目的是去解决当时的问题，而不是研究其他国家的理论。但在我国引入这些理论的时候，不会还原这些历史，大多只会引入结论，并且特别看不起那些看起来不是很确定的假设语气，巴不得都是非常确定的结论。我国社科研究对“确定性”的追求与社科研究本身应当属于“待验证猜想”的本质，有着极大的冲突。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在引用这些祖师爷的时候，就变成了比大小，比你的祖师爷名气大，还是我的祖师爷名气大。
其实你还不如认真读《毛选》，至少你还能学习到教条主义是有害的。
在反垄断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国的研究根本就没有涉猎过反垄断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无论是法学研究还是经济学研究，大家以前都在拼祖师爷，没人讲过人类现代社会的反垄断制度，世界第一部反垄断法，是美国农民运动的成果。 我们在《民粹主义改造美国（增补完整版）》一文中讲到了这个过程，我国关于反垄断制度产生探源的研究，竟然只出现过在这一篇关于美国民粹主义历史的网络研究文章之中。这究竟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
当我最近开始读The Curse of Bigness的时候，发现吴修铭做了同一件事，他也将这个时代的反垄断问题，回溯到了曾经的镀金时代，去反思整个反垄断的历史。在吴修铭的著作中，你会发现镀金时代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尊崇，会发现巨头企业家们的最爱是斯宾塞，会知道当时美国的资本家巨头们认为强者更强才是人类集体幸福唯一的选择，那些弱者，都是需要被清理掉的代价。
然后，美国的反垄断开始了。
直到时代变迁，在美国经济鼎盛时期，芝加哥学派把反垄断限定在只关注消费者利益上，对经济集中度不再关心。
直到，新的镀金时代再现。
最终你会发现，要彻底厘清整个脉络，你必须去回溯西欧的农业革命史、工业革命史，以及由此出现的殖民浪潮、全球化浪潮，你必须去研究美国的农民革命和民粹主义历史，必须去厘清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在20世纪的全球反抗浪潮中逐渐稳定下来，各自在战前经历了什么，又在战后坚持了什么，不同的国家当时做了什么，后来发生了什么，继续又做了哪些应对。那么我们的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能从自己的视角给出一个答案吗？
其实，作为法学教授，吴修铭的著作也只是反垄断的一个视角，但毕竟，他将视野还原到了最初。站在今天这个时点，我们不得不去研究最初。这个时代，每个社会都在寻找自己的初心，都在问自己关于来龙去脉的问题。那么，我们的主流学术界，能够跳出分科的局限，给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答案吗？我们的企业家们，能够真正看到自己的未来和方向吗？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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