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所以进步，主要是因为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关注我，去了解上一代说什么话。——毛姆
如果我是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到了非得值夜班看急症的时候，遇到被生蚝壳扎伤了脚底的人，我肯定会猜测他大概是住在蛇口吧，虽然沙井生蚝更出名，但不妨碍我在蛇口更易见到满地堆积的生蚝壳。
以前我住在南新路一段时间，街上有不少烧烤店，我现在还记得其中一家叫做“黑鼻子湘菜“，每到了下午，就有一个佝偻的妇人手持蚝刀坐在店铺门口忙活，左脚边是开好的生蚝，右脚边是堆成小山的生蚝壳。
她总是穿着一件蓝色格子围裙，本是棉质的围裙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次洗了多少次，虽然有点发白褪色，但烧烤店的油污就如同漂白剂的一生之敌，经过多次和漂白剂洗衣粉的较量之后，终于把发白的围裙染出了轻微的亮黑色，这时候你会觉得这就是艺术，如果你感受不到，那听我娓娓道来：
艺术家们在探讨中国水墨艺术境界时，更多的是在探讨中华文化人心本源一脉相承的哲学问题。万变不离其宗，书者、画者在水墨艺术创作时，意在笔墨、志趣之间找到一种默契的方式，将内在的精神进行抒发和表达。这是一个将情感符号化的呈现过程，更是情感与思想自然的流淌。
这位剥蚝人潜心开蚝数十年，持续探索中国当代水墨在多元化语境下的发展形式及内涵。早在80年代，因其对西方艺术研学的经历，使得他很早就接触到东西方截然不同的艺术理论及体系，一场激情燃烧的八十年代青年美术运动，也点燃了他的思想火花。但与极多数人崇尚西方艺术不同的是，这位剥蚝人主张辩证地看待不同思想的碰撞，他认为艺术的创作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需要成长与经历去沉淀，更需在思考后作出判断。因此他的作品大多都具有辩证主义哲学的思辨性。
而这件围裙上的黑色油污，和白色漂白的痕迹，毫无疑问象征着他在艺术创作道路上的终极答案，那就是他所体会到的艺术大道：兼容并包！
这件名为《无题》的围裙，将现身香港苏富比2023秋拍“现代与当代艺术”专场，有望创下艺术家亚洲拍卖最高价格记录。
停止无边无际的遐想，回到他们店，他们店的生蚝好像永远都剥不完，不然她为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坐在店门口，从下午一直剥到深夜。
那时候我加班总是很晚，打车回家的时候，必然经过这个店，坐在出租车后座上，一边看着烧烤木炭的烟雾在鼓风机的作用下四处飘洒，一边享受这香料和调料被高温催发出来的各种香味，就像服用了什么五香软骨散一样，全身被溶进了这远离故土，近似牲畜的现代城市生活里。
后来在蛇口生活多年，免不了多次去逛蛇口市场，这里开生蚝的档口老板，比起大润发的杀鱼人，有一种可疑的富足感。
这种感觉既来自于海鲜比河鲜更为昂贵的定价，一条海鱼动辄卖出几百块，块头大的海蟹也要百多元钱一斤，在大润发杀鱼的收入毕竟微薄，每条鱼能赚到的钱可能还不足以填平活鱼死亡带来的亏损。
另一方面，海鲜市场缺斤少两的原罪总是要被小摊小贩背负的，他们虽然可能早已痛改前非，但我国国情如此，比如下面这位阿姨。
蛇口的渔村老街，一个年轻人经营的蛇毒摊，十几公里之外就是腾讯、华为的总部大楼，这一切是这么的和谐。
其实，转念一想，马化腾或者任正非家里说不定也有一罐制作精良的药酒，不过他们嘛，就像皇帝用金锄头一样，他们也许是用芝华士苏格兰调和威士忌，浸泡的加拿大温哥华岛黑熊鞭。
在中国大户人家的酒窖里，长辈们藏有药酒这个场面，大家不会觉得有啥突兀的地方，就像在深圳湾一号小区楼下扛个板凳大声吆喝：”磨剪子嘞，戗菜刀！“估计也能觅到生意一样，这才是华夏的民族性。
话说这个卖蛇毒的大姐，年纪轻轻，却凭借旁边那罐百蛇药酒行走江湖，不得不说胆识过人。我心想这也算是创业吧，那罐子药酒里的各种毒蛇估计可以用上十几年，所谓”换汤不换药“，指的就是这个行当。
几米远处，还有一个摆摊卖眼镜的老人，一下子把我和故乡老家连接起来了，分外熟悉的解放胶鞋，军绿色上衣。然后用一个木匣子卖点针头线脑补贴家用，这个也是全国统一的吗？
过马路的时候，遇到了指挥交通的义工。
旁边的交通灯红了，他们就横过旗帜表示此路不通，旁边的交通灯绿了，他们就身前一指，同意大家通行。
每遇此情此景，我都有点怀疑究竟是听交通灯的，还是听她的，兴许他们是共轭的。
蛇口有很多只此一家的老铺子，百草堂也是其中一家，百草堂旁边10米远还有我很喜欢的只此一家的康乐鱼仔档。
他们为什么不开分店呢？难道是在等国外某个大商场开业，然后以”欧洲首店“之类的名义去入驻？
眼下看来不开分店最大的好处就是天天订单排队，百草堂任何时候去吃都要等半小时以上，他们家确实还不错，但煮个芋头做个糖水有这么稀缺非吃他们家不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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