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门课上，老师向我们展示在625种VO（动宾）语序的语言内“汉语的类型学特殊性”：英语：the book [I bought yesterday]英语：I am reading [at school].英语：I am taller [than him].两种语序（两种逻辑）为何能在同一种语言中共存？现代汉语的语序看上去如此异于主流，是巧合还是中国人特殊逻辑的体现？如果要分析这种只存在于现代汉语的特殊逻辑，该从何处下手？我们知道，一个人说话的前提是语义意图，即说话的目的是什么？许多人说了半天，却无法回答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你想干嘛？1.你有什么问题？是想质疑什么，还是发现了新大陆？2.你的理论假设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的工作的理论意义在哪里？3.你的理论位置在哪里？也就是说，你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吗？你了解了为什么还要说？你所说的和前人已经说的是什么关系？洋洋洒洒的理论知识，其表达功能往往抵不上一个例子。许多人说了半天学术车轱辘话，你让他举一个例子，他立马张口结舌。不少语言学博士论文，从论文摘要开始，几十页翻过，各种枯燥的公式化学术语言，玩得不亦乐乎，看得人一头雾水——你在说什么呀？直到几十页翻过后，才找到几个例子，恍然大悟，原来是研究这个问题。在作者眼里，理论是可以“空转”的，而且越空转越高级，反正是写给别人看的。你是有多凡尔赛啊有例子是不是就可以了？我们更希望作者的例子不是自己随口编的，而是有文学作品出处的。我的博士生做研究，不仅要求每一个例子都有出处，更要求这些例子不是文学作品中的“孤例”，而是在该作品的专书穷尽性句型分析语料库中的例子。也就是说，论文中每一个例句都是在整部文学作品的句型系统中确定其价值的。第三步，它的分析范畴和例子，与你的语感和认识一致吗？我们许多同学习惯了默认语言学“知识”的正确性，从未想过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可能和作者不一样。就拿小陈同学听到的“汉语的类型学特殊性”来说：英语：the book [I bought yesterday]同学们有没有想一想，“我昨天买的书”，其中“我昨天买的”为什么是“关系从句”？难道仅仅因为它是从英语the book I bought yesterday中I bought yesterday翻译过来的吗？在英语中，I bought yesterday被视为关系从句，但在汉语中“我昨天买的”就是一个名词性修饰语，它不具有从句的性质，为什么要跟着英文语法说它是“关系从句”？是为了让西方人听得懂吗？是所谓“与国际接轨”吗？让西方人听得懂重要，还是实事求是认识汉语的结构规律重要？西方人分析英语结构规律的时候，考虑过让具有历史悠久的语言研究传统的中国人听得懂吗？语言学的“国际规则”，离开了充分理解和尊重各民族语言文化和语文传统的特点，就只能削趾适履，貌合神离，就像中国现代语法学一个多世纪经历的那样。同学们有没有想一想，汉语介词短语就不能在动词后面吗？汉语的“看在眼里”“笑对生活”不都是介词短语在动词后面吗？能够出现在动词后的介词短语可能有一些特点，这不正是研究的课题吗？同学们想过没有，汉语的“比较基准”只能出现在动词前吗？如果我们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如果我们耽于随大流和走捷径，那么在像煞有介事的“知识”面前，即使只需用“脚趾头”想一想就会有的疑问，也不会产生。为什么不假思索就默认这些模仿西方语言学的“知识”呢？语言与文化课，讲了二十多年，课堂上，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士生、博士生，其中最活跃的是本科生。而本科生中，最活跃的是一、二年纪的学生。
各种脑洞极大的问题和想法，都是一、二年级本科生提出来的。在教学相长上，给老师启发和帮助最大的，也是本科生。
我常对课上的研究生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触——怎么很少有独立思考的兴趣、问题和见解呢？
这样的情况，当然和复旦本科生十分优秀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知识”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和感觉。
这真应了一句老话：“尽信书不如无书”。
现在有一个词叫“内卷化”，中国现代语言学最大的内卷就是只能在西方语言学的“热点”中投入大量重复性劳动，在对细节的无限“精益求精”中失去了探索的意义。
而对一位研究者来说，这样一种趋势的起步就是初学者对“知识”的习惯性默认。
同学们不要以为对知识的习惯性默认只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事实上它已经使人类的科技创新出现“大面积停滞”。这一方面如一些学者所说，是因为科研中“低垂的果实”（即结在较低位置，伸手可得的果实）正在耗尽，知识积累变成了负担，另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走捷径的惰性受到了鼓励。
我在前两天的《环球时报》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绝大部分科技工作者都只能迎合专家委员会，才可能申请到科研项目，进而发表论文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偏偏当今世界，美国把持着科技研发方向，所谓的科研热点通常是美国感兴趣的方向。类似苏联科学家彼得·乌菲特塞夫那样在苏联刊物上以俄语发表革命性论文的情况已经成了绝响。
“在这样一个美国人倡导的‘不出版就淘汰’（publishor perish）环境中，科技工作者互为竞争者，保证论文数量的最佳途径就是追逐存量科学下的热点，在热点基础上做些拓展延伸。申请项目如此，发表论文更要如此，绝大部分人不能也不敢去探寻‘冷方向’。
“而科技史一再告诉我们，真正的科技突破都是孤独的，换句话说，真理不在‘热点’处。”（见方承志《人类突破性科技创新面临“大停滞”？》）
同学们正在如饥似渴的求知过程中。过去对这一过程，往往强调要如海绵一样吸收知识，但真正让知识助我们成长的，不是习惯性默认，而是独立思考，是“回到事物本身”（同学们可以自行百度这个现象学术语）。
什么叫“朴素的眼光”？例如西方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类型，有人说汉语是SVO型（主动宾）语言，有人说汉语是SOV型（主宾动）语言，仿佛汉语的句子结构只能在这三个字母的排列中解释。朱先生问：你怎么知道汉语是SOV，而不是SSV呢？
也就是说，“我饭吃了”的“饭”，就只能跟随西方句法的“动词中心”解释为“宾语前置”吗？我在博士论文中指出，汉语句子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S”（主语）。（见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1988）汉语语法的确是特殊的，但这种特殊不是以洋律中的“特殊”，不是食洋不化的“特殊”，不是西方人视角下的“特殊”，而是中国文化和语言的自性，是中文的结构本性。萨丕尔说过，每一种语言都有一种结构本性。从拉丁语到俄语，我们觉得视野所及，景象是大体相同的，尽管近处的、熟习的地势已经改变了。到了英语，我们好像看到山形歪斜了一点，不过整个景象还认得出来。然而，一来到汉语，头上的天都变了。所有语言各不相同，可是某些语言差得尤其大。一来到汉语，为什么头上的天都变了？从汉语的文化自性来看，有这样几个原因：1.汉语在发展中经历了多元文化的洗礼，北面的阿尔泰语系，南面的南亚语系，都深刻影响了汉语。有人甚至认为汉语是一种混合语。2.汉语包容了巨大的内部差异，包容的力量就是汉字。3.中文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表意字的语言，表意汉字深刻影响了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4.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文明传承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在文化精神上保持了恒久的特性，这种特性具有深刻的语言性。一来到汉语，头上的天都变了，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我们有了独立的文化视角。三十多年前，在全盘西化的中国现代语法学困境中，中国文化语言学“揭竿而起”，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一个基本信念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