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佳楠 实习记者 陈锴跃
编辑/石爱华
二审庭审后，网友米花（右）和刘鑫一起出现在发布会现场
2022年2月16日，江秋莲诉刘鑫生命权纠纷案二审开庭。法院门口，一位自称“刘鑫证人”的女士意外闯入公众视野。
她的网名叫米花。五年前，她在一则报道中关注到江歌案，像无数手机屏前的网友一样，当时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看客。
但五年来，关于江歌案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江秋莲和刘鑫两位当事人的纠纷在双方支持者之间也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网络论战”，甚至当事人双方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网暴，矛盾进一步激化。
米花也成了“这场战争”中数以万计的参与者之一，并为此搜案卷、听录音、做分析。从帮助江秋莲找资料，到成为刘鑫的“证人”，“米花”觉得自己从未有意站队任何一方，只是在维护事实真相和正义。
但现在，抽身回看过去五年，米花也在反思这段经历。她曾以不合法的手段去搜索当事人的信息，是“网暴刘鑫”的间接参与者，如今又因为作为刘鑫的证人发声，而遭到对立阵营的网暴。
米花说，决定走到台前，是对自己过往经历以及网络现实环境的一次“纠偏”，“我想，在未知事情全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要贸然对一个人予以置评，这样的言论很可能就会变成压倒另一个人的一片雪花。”
以下是“米花”的自述。
江秋莲诉刘鑫生命权纠纷案二审庭外，米花接受媒体采访
“决定出庭，我做好了遭受网暴的准备”
我是米花，一个关注江歌案四年多的普通人。
2017年我看到媒体采访江妈（讲述者对江秋莲的称呼）和刘鑫的视频，由此关注到江歌案。四年多里，我从参与“网暴”刘鑫，到如今愿意出庭成为她的证人，见证和经历了太多的纷争和网暴，于我而言，这段经历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过程。
年过四十，我的生活工作一直安逸、稳定，但不久前，我瞒着家人和同事，一人坐上高铁，从无锡赶到青岛，以现实的身份介入到江妈和刘鑫的官司中。
2月16日，江秋莲诉刘鑫案二审开庭，此前我曾申请以刘鑫证人的身份出庭，但未能获准。那天一早，我来到青岛中院门口，给了刘鑫一个拥抱，看着她走向法院。当时，我听到一位女记者在直播中说，“我们正在等待刘鑫来到现场”，而刘鑫刚和她擦肩而过，这个场景让我觉得有些黑色幽默，忍不住在一旁提醒“刘鑫已经进去了”。
说话间，记者们纷纷围向我，就这样，我第一次走到了镜头前。面对媒体采访，我并不紧张，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坦荡的，于是即兴表达了自己对案件的想法。我甚至讲得很大声，能让更多人听到我的声音。
看着几十位记者在现场苦等消息，我有些感慨，五年以来，江歌案一轮又一轮的舆论发酵，也让大众一次次陷入热议。我个人认为，如今的关注和讨论，已脱离了案件本身。
我第一次与刘鑫和她的代理律师胡贵云交流是在一审判决前后。此前，有网友联系了胡贵云律师，向她提及我这里有相关的证据。于是，在二审开庭前两天，我接到胡律师的电话，她想要我作为证人出庭。
对于出庭作证，我最初是犹豫的，但网友和朋友的鼓励，让我最终决定出庭。一位网友冒着身份暴露的风险，为我实名出具证言，还有一位网友给我发来语音说，“我仅代表我自己谢谢你，我真的非常感动”。当然，既然决定出庭，我也做好了接受各种评价的准备，甚至是遭受网暴。
庭审前一天，我第一次见到刘鑫。当晚，我得知出庭作证未获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临时商议要在庭审当天举行媒体见面会。我希望在见面会上展示掌握的信息，与媒体一起梳理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
发布会当晚，我看到赶来的刘鑫极度疲惫。记者围拢过来，我看到她有个明显躲避的自我保护动作，于是我有意用强硬的口吻劝退了记者。
刘鑫简单发言后，我成了这场发布会的“主角”。当我开始讲述自己与江妈接触的经历时，有记者打断我，质疑我的分享和案件本身的相关性，称没有看到扎实的证据。从我自身感受来说，我在“怒气冲冲”的语气中感受到了“敌意”。刘鑫中途离开后，很多记者随之离开，只有几人听到了最后。
其实，这场发布会更是一场信息传递会，某种程度我“利用”了媒体，记者是被刘鑫吸引过来的，发布会分享的内容某种程度上不是讲给记者们听的，我有意借这次发布会向外界传递我的声音，分享我的经历，是想让更多人意识到事情的复杂。以后，如果有机会，我确实需要向所有的媒体道歉。
发布会结束我没了力气，在酒店的被子里一直控制不住地发抖，虽然看到有网友数千条的谩骂留言，我无意顾及，只想趁着热度还在，赶紧把我的“证词”发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很多朋友和亲人看到了我的视频。他们看到我遭到网友攻击和谩骂，个人和亲属信息也被传播到网上，甚至有朋友遭到陌生人的电话骚扰。他们不断给我发消息、打电话，替我担心，也担心自己受到牵连。
虽然早有遭受网暴的心理准备，但实际的力度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想，考虑到事情已经波及了我的家人而并不仅仅是我自己，我决定删掉大部分微博，关闭私信，设置评论。
米花在发布会现场展示她的“证据”
“我不是键盘侠，但当时觉得网暴好像没错”
其实，接触江歌案纯属偶然。
2017年11月12日晚，我在江苏无锡的家中闲来无事，刷到朋友转发的《局面》栏目，视频里，记者对江秋莲和刘鑫分别进行了采访。我从记者的表情中看出他对刘鑫的质疑，看完视频，我也作出判断，认为刘鑫事后声称不知道凶手是谁是在撒谎，我对江妈的同情和对于刘鑫的“恨意”由此产生。
江妈在视频中说，“女孩子嘛，都害怕的，我江歌也害怕呀”，类似的场景让我瞬间共情，哭了很久。深夜，我给江妈转了200元钱，备注是“来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第二日，我忍不住和朋友讨论，我自认还算是个理智的人，绝对不是键盘侠、喷子、暴民，但这次却真心觉得网暴是对的，看视频时几次有想要“一巴掌（朝刘鑫）扇过去”的冲动。
在认定刘鑫撒谎的前提下，我决定要去寻找真相，挖掘刘鑫撒谎背后的隐情，自发联系渠道着手去查陈世峰的个人信息。从陈世峰的出行轨迹中，我发现案发前他曾去过山东。我自认发现疑点，主动加江妈的微信，把陈世峰的信息发给她，之后还帮忙查了刘鑫和其家人的个人信息。我明知人肉搜索个人信息是违法的，站在真相和正义的立场，当时的我在理直气壮地侵犯她（刘鑫）。
网上互动的多了，江妈把我当做朋友对待，我们会谈及和刘鑫的纷争，一起“打蛆”（指代反击刘鑫支持者的行为），还会聊一些生活话题。我对江妈的同情和帮助并未停留在线上，最终有了现实中的接触和相处。我曾在无锡的家中招待过江妈，暂住期间我陪她散心，也因此接触了很多江妈的支持者。
网友的行动是自发的，最初几位支持江妈的网友建了群，越来越多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聚到一起，大家当时都觉得刘鑫在撒谎。那时，江妈也在遭受着网暴，支持者中有人是单纯地反对网暴，有人是为了寻求真相。
和饭圈模式类似，在“反对刘鑫”这件事儿上，网友会根据自己的特长进行分工。有擅长于网络骂战的“骂人组”，有整理信息的“资料组”，甚至还有网友组成“特工组”，玩无间道，锁定刘鑫支持者后派出特工卧底获取对方真实信息。有些小组有自己的“组群”，特工组比较私密，还要防止对方支持者卧底潜入。
网友们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疯狂程度，是此前我没有想到的。
成为刘鑫的“证人”后，米花收到的留言
“我开始慢慢疑惑，觉得参与的不再是正义之事”
在江妈和刘鑫各自支持者之间的“战争”中，看到刘鑫和其他人遭到江妈支持者的网暴，我开始慢慢疑惑，觉得参与的不再是正义之事了。
我见证过很多网暴的例子，一旦刘鑫坚定的支持者在网上引起注意，其现实中的身份信息就会被各种组挖出并曝光，从而受到压力。“特工组”甚至会派出“美女特工”在网上和对方聊天，以此获取对方身份信息。之后，“特工”也会反过来遭受人肉和攻击。有时，群里的讨论被泄漏出去，群友还要互相怀疑，这让我自己很不舒服。
在同一个“战壕”内部，温和派和极端派之间也会发生内斗，一方觉得骂人的行为低劣，一方觉得行为太过温和。很多网友在“内斗”中受到伤害，决定退出。虽然我行动上曾侵犯过陈世峰、刘鑫的个人信息，但舆论场上我非常反感污言秽语，很少转发“骂人组”的文章，因此和他们有了“矛盾”。
在江妈和刘鑫的纷争中，一些大学教授、律师以及江妈曾经的支持者都遭到网暴。我记得，江妈曾怀疑两位律师泄露了案卷，两位律师马上遭到网暴，但后来有人发现，律师手里的案卷和泄露出的案卷格式并不一样，但这没有终止事态的发酵，直到律师起诉了一批骂得比较狠的网友，这轮网暴才停止。
在我看来，在网络环境里，很多网友都可以“光明正大”地骂刘鑫，甚至于她被骂到再不愿露面的时候，有人还在想“如何把刘鑫引出来”。经历了这些，我的价值观已经让我越来越抵触这些仇恨和戾气了。
案件二审当天，法院外有大批媒体在守候
“出庭作证是我最有行动力的一次纠偏”
最初，因为同情和支持江妈，我被拉进了“资料组”，但我认为自己更像个追求真相的推理党。我和一些推理组的网友发现问题后开始独立思考，不再偏听偏信任何一方，深入钻研，我们通过了5年这么漫长的时间，试图去发掘真相。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从逻辑上推翻了此前的一些认识，我也因此对刘鑫的态度有所转变。2018年下半年，随着江歌案案卷的泄露，邻居证词也泄露出来，加上此前媒体报道的日本庭审披露的作案细节和法医的伤情鉴定，我们发现，刘鑫的一些话在逻辑上和客观证据上是符合的。自此，我开始后悔此前对刘鑫的一系列做法，对她心生愧疚。
梳理材料时，我还想起一个细节，江妈曾告诉我，她反复听过刘鑫的第一次报警录音，却没听到女儿的声音。
此前，报警录音中1分37秒是江歌的声音是很多人的共识。有了我提及的这个细节，我们最后推理的结果更倾向于1分37秒不可能是江歌的声音。
我忍不住与人讨论，将“江妈没从报警录音中听到女儿声音”这个细节发到一个小群中，后来，有人写文章称我是编造的。此后，我一直被人家说撒谎，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一直面对这种攻击，我都有了应激反应。这次开发布会，我也找到实名的证言，证明我没有撒谎。
后来我不愿再陷入这场纷争，几乎就保持一个冷眼旁观的态度，但看到一些文章把江歌案写得很离谱，还是忍不住会写一些文章去回复，然后再次受到攻击。
很快，来自现实的问题也开始了，江妈的一位忠实支持者突然重提我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的事，我感到巨大的压力。纠结了很久之后，2019年8月份我决定去自首，在公安局做了详细的笔录，讲述了自己的想法。自首一事对我打击很大，做笔录、找律师花费了很多时间，2020年12月份，警方对我作出行政处罚。
2021年4月，一审开庭后，江妈律师黄乐平在媒体座谈会上发布了江歌案的相关视频，我看到视频中报警录音字幕将“闹”错配成了“骂”，我在微博上发布了鉴定和纠错。
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刘鑫才做这些，在寻求真相和公益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只能自己去探索。但发布该条微博后，我随即遭到短信炸弹轰炸和私信攻击、谩骂。我越有意去纠偏，越被拖得越深，变成了一个非常怪异的循环，一直升级到现在的地步，出庭作证几乎是我最有行动力的一次纠偏。
“我曾是压倒他人的一片雪花”
其实，我一向的处事风格是对事不对人，即使是我家人和身边的人做错事了，我也会坦白指出来。
在江妈和刘鑫的纷争中，我从来没有支持谁，我只支持事实本身，我和那些多年关注此案的网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真相洁癖”和“道德洁癖”的人。我们都是在未和刘鑫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自发地去进行还原和逻辑复盘，进而得出结论。
但家人并不理解我为什么把自己牵扯进去。最初，我站队江妈，站队刘鑫的网友把我的个人隐私扒出来；现在作为刘鑫的证人出现，我又遭到江妈支持者的网暴。
我认为，并不是我立场不坚定，而是立场太坚定，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里面有不合理的地方，我看到这一切发生，并且复原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它已经变成一座压在我眼睛里的山，我受不了这样的事情，此次公开出面也是想把信息传达出来。
有人觉得我借此举想要出名。其实，我性格有点大大咧咧，也很佛系，我的工作也需要我低调行事。我不想做网红，也不想带货，只想把自己想说的话、愿意做的事完成，然后就会回归自己正常的生活。
过去我们一直在研究为什么江歌妈妈和刘鑫两人会发生这种矛盾，一直在研究她们的对话，她们的聊天内容我几乎能背出来。案发后，她们俩人一个怒火攻心很着急，一个配合做笔录都回得很慢，都可以理解的。最初，刘鑫回复江妈的消息很长，两人交流还是正常的，也不存在谁故意去伤害谁或者谁故意躲避谁的情况。
现在回看，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她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却把无数的人裹挟进来。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我觉得，她们两个人之间的割裂跟网友之间撕裂和站队分不开。我记得案发一个月后，有网友说“陈世峰是杀人凶手，刘鑫在替他隐瞒”，江妈就给他点了个赞，可见，当时人的情绪、行为和网友是有一个互动、互相影响的过程的。
我认为，2017年刘鑫第一次露面接受采访就引发了一场惨重的“网暴”。而我也是其中咬她的一个人。
其实，整个事情就好像一个蝴蝶效应，从报警录音中的“骂”字“闹”字之争，网友纷纷下场评论，到如今，舆论的“房子”里充满超声波，如果有人从一个不同角度发出一点声音，就会像我现在受到的冲击一样。
发布会后，在自行删除微博的过程中，我看到有9000多条私信，看到网友漫无边际地谩骂和攻击我。我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我看到全民的网暴发生在别人身上，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想指出这一点，结果这一点就发生在了我身上。
我自认是个真诚的人，此次青岛之行也是要做自己觉得对得起良心的事。我曾经伤害过刘鑫，如今，我觉得自己当年的行为奇蠢无比，第一次见到刘鑫时，我也当面向她道歉了，还有200多名网友希望我代他们向刘鑫道歉。做出道歉的决定并不容易，他们基本上都很恶毒地去骂过刘鑫或者做过什么事情，道歉就等于承认自己曾是“恶毒”的。
现在，我对在网上谩骂攻击他人的做法是“鄙视”的，看到有网友在我微博上对江妈进行言语侮辱，我也会立即拉黑。
经历过这些事后，我也开始反思，我真心希望像我一样的普通网友，在对一些事情未知全貌的情况下不要贸然置评，因为这样的言论很可能就会变成压倒另一个人的一片雪花，我最初的时候也曾是一片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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