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闻二代
她总想努力完成父亲报人生涯的拼图
因为这不仅关乎他个人
也关乎他那一代人
他们“难得清醒”的心路历程
以及背后的时代印迹
每次听到有人说她出身“新闻世家”，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总是感到有些惶恐。父亲李庄是《人民日报》创始人之一，曾任该报总编辑。李东东进入新闻行业以来当然时时能感受到父亲的声望，但又不愿被笼罩在这荫庇之下。李庄主持人民日报社夜班工作二十余年，李东东则3岁开始上全托幼儿园、寄宿小学，17岁上山下乡，与父母一直聚少离多。等她退居二线后真正静下心来，想要深入去了解父亲，却早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今年是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73年前，李庄是第一个入朝采访的中国记者。李东东一直想要彻底捋清父亲三次入朝的经历，惜父亲在世时没有当面请问，现在只能凭着一股“轴劲”不懈地考证、追寻，并将所得所感陆续发表于报刊或结集成书。作为新闻二代，她总想努力完成父亲报人生涯的拼图。因为这不仅关乎父亲个人，也关乎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批“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那一代人，他们的足迹，他们的心路历程，以及背后的时代印迹。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2006年，李庄辞世后不久，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叠泛黄的活页纸，是他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在朝鲜战场采访期间的日记。李东东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当年年底调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根据这叠半个世纪前的珍贵手稿，她主持编辑了《李庄朝鲜战地日记》，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左手页为影印的李庄战地日记手迹，右手页为铅排文字，装帧精美。但编辑中也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出版前言中写道，日记是李庄“第二次赴朝采访时所记”，但这一点其实并不能确定。这个问题当时只能暂时放下，结果一放就是十年。2018年适逢李庄百岁诞辰，李东东计划将他的朝鲜战地报道完整结集出版。这次，她决心上天入地都要把父亲三次入朝的脉络厘清。李庄首次入朝的时间是确定无疑的。那是1950年7月10日，朝鲜战争刚爆发十多天。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突然把他找去，告知中央决定派他担任团长，与法共党员、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尼安和英共党员、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组成一个国际记者团，入朝采访。李庄在新闻界是出了名的笔头硬、写稿快。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还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当记者时，总是被编辑部派去找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审阅重要稿件。邓小平很重视向延安的发稿，总是放下手边事情立即处理。他边看稿子边谈意图，李庄能够边听边迅速组织语言，现场改完，邓小平直接就在“花脸稿”上签字，一次过。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只有两个文字记者获准到会场主席台区采访，一个是新华社记者李普，另一个就是《人民日报》首席记者李庄。李庄每天赶写一篇通讯特写，八天会议，八篇通讯，记录了新中国诞生的新闻现场。第一次入朝，李庄在朝鲜停留了50多天。他独自一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抵达了大邱、釜山最前线，写了12篇战地通讯。李东东从人民日报社图书馆的报纸合订本中一一找到了这12篇文章，拍摄了当年的竖排版面。但另两次入朝，脉络就不那么分明了。李东东巨细无遗地查阅了那段时期的《人民日报》，又仔细重读了父亲的战地报道和日记，终于有所发现。日记起自1950年12月2日：“下午一时，车离北京东站……我在汽笛声作、车已徐行的时候，看见培蓝眼睛上一层明晰的泪光。”培蓝即李庄的妻子赵培蓝，当时她已怀孕，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次年夏天出生的小女儿李东东。这一次，李庄是率《人民日报》记者入朝采访。12月3日的日记非常关键。从记载可知，当夜他们在沈阳见到了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甘泗淇告诉他们，现在汽车被美机打坏很多，交通困难，建议他们“先在鸭绿江两岸搞一时期”，看情况再到前边去。大家讨论后同意这个方案。那问题来了。“在鸭绿江两岸搞一时期”，到底过江了没有呢？不巧的是，9日至18日的日记空缺，只知道8日李庄还“站在鸭绿江北岸”看积满白雪的河床，19日已“从临江出发回北京了”。那这10天他究竟在哪里呢？李庄曾在回忆录《难得清醒》中提到，自己曾三次到过朝鲜新义州，第二次是在1950年11月底。这说明，他第二次也是过了鸭绿江的，但11月底这个时间又对不上。李东东追问母亲。母亲也是人民日报社老编辑，当时94岁了，依然思维敏捷。她有印象李庄去了三次朝鲜，但记不准具体时间。面对李东东的执着劲头，她大声说：可以了，不要再查了！你爸爸也不见得就记得那么准。他完成了任务，留下了作品，这就行了！李东东还是不甘心，她继续查找，终于在父亲离休后写的一篇文章《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中发现了新线索。文中提到，第二次访问新义州是在1950年12月，这个整洁美丽的江城已被彻底夷平。李东东推断，父亲的回忆录中说11月是笔误了。这样，一切就都能说通了。当时正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期间，李庄等正是为此而来。12月6日中朝联军收复了平壤，他们可能即于此时过江去采访得胜之师。战地采访很艰苦，这段时间的日记很可能因此空缺。12月31日中朝联军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于是李庄日记从30日起又开始了（19日回京后即中断），这天黄昏他再次渡过鸭绿江入朝。这次他在朝鲜连续待了两个多月，经历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日记一天也没有中断。1951年3月10日，李庄前往位于平壤的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与相熟的临时代办柴成文畅叙了一番。四次战役李庄亲历了三次，对得失颇有一些观感。他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整不了我们，我们一时也整不了它”，但敌军的“技术条件比我们好”，因此有时不得不采取防御之势，以争取准备时间。他和柴成文等人对此都有共识，但国内一些人却不了解实际困难，李庄认为，“这是要不得的”。日记到此戛然而止，谜底也昭然若揭：日记跨越了李庄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入朝，而不是此前以为的第二次。李东东总算能放下这个心结了。从她记事起，父亲就长年累月上夜班，从报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到后来担任副总编辑，“文革”之前几乎天天如此。那是一种被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戏称为“穷凶极恶”的马拉松式夜班，通常从下午一直到次日清晨5点。只有周末和寒暑假，李东东和哥哥姐姐才能从学校回家住。通常他们起床时，父亲刚下夜班正在睡觉；等他们下午游泳、滑冰回来，父亲又已经开会、上夜班去了。李庄在人民日报办公室上夜班。
外人都觉得李庄随和、好脾气，但李东东兄妹有时却有点儿怵他。李东东的童年总的来说阳光灿烂，但家里有时也会阴云密布，一般来讲没别的原因，唯一的可能就是父亲生气了。这时候，母亲就会带着他们兄妹走开，蹑手蹑脚，格外小心，等着父亲消气。直到李东东长大，才越来越能理解父亲。父亲的处事原则是对人宽、责己严，而家人显然是属于“己”这个范围里的。那些年政治运动不断，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主持夜班的最后把关人，他常常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被称为人民日报向上级写检讨最多、也最善于写检讨的人。心力交瘁的他难免有时情绪失控。幸亏母亲性格温婉、通情达理，像一座港湾，在风雨中承托起家庭这艘小船。不过，父亲虽然永远工作繁忙，有时在家里发发脾气，但他的“不教即是教”的教育方式总的来说是十分文明的。有一次正值小学放暑假，李东东夜里睡不着，悄悄起来，见父亲还在工作，她说：“我睡不着，可以在你这儿坐坐吗？”父亲慈爱地摸摸她的头，笑着答应了。她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父亲俯身写字台，时而沉思，时而疾书，时而起身踱步。这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和绿色台灯罩前父亲伏案写作的背影，一直留在了她的记忆中。那是1966年5月，《人民日报》奉命转载一篇重要社论。这篇社论比较长，报纸一版上半版排不下。李庄时任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他的意见是要么全文发一版，要么一版转二版，但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编辑不同意。其时，山雨欲来，空气紧张，李庄怕值班编辑删出纰漏，决定亲自动手，与编辑一起“抠着”删掉了五百多字。没想到，就此闯下大祸。人民日报受到康生的严厉批评，李庄本人则在“文革”前夜第一批“靠边站”了。这年李东东15岁，正在北京市最好的女中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二。父亲出了事，她没资格当兵或当工人了，1968年底被分到陕北延安插队。她从小以为全中国都和北京一样，天南海北的人过的都是一样的日子，至此总算见识了真实的世界。时至1970年秋，形势渐渐有了一些变化，党内特别是军队一些老干部对“文革”不满，开始向“落难老战友的落难子女”伸出援手。靠着父亲老战友的帮助，也凭着自己的绘画特长，李东东以“文艺兵”的名额被招进了位于石家庄的解放军铁道兵学院。她成了政治部宣传处一名资料员，管理着一间资料室。资料室背阴，也就十来平方米，密密排列着几个书架。“文革”初期，学院图书馆、阅览室一度被废弃，随着形势的变化，宣传处这间资料室的书架上先是有了《史记》和《汉书》，很快又有了《辞海》和《词源》。随着内部发行渠道的日益畅通，《古文观止》《资治通鉴》以及二十四史的其他史籍也源源不断登上了书架。这些书多是淡黄色封皮，被称为“黄皮书”。再往后，苏联文学作品《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一批“灰皮书”也上架了。有了《辞海》《词源》，李东东捡起了小时候父母灌输的查工具书的习惯，恶补古汉语。这间小小资料室给了她无穷乐趣，工作之余，她静静徜徉在书海里，逐渐看淡了身边时有发生的飞短流长。遇到疑难，她就写信向父亲求教。有次碰到一个生僻字（甲骨文中的“协”字），她怎么也查不到，父亲回信说，这个怪字《康熙字典》 《中华大字典》《说文》《辞纂》以及日本编的《大汉和辞典》中都没有，但“我总可以找到此字的”。“文革”期间，李庄一直是“另册”上的人。他先是在报社印刷厂搬运组劳动，和工人师傅一起搬运每卷重达半吨重的卷筒新闻纸，一年多下来，已能达到组中体力最差的工人的水平。之后被派到报社图书馆打扫卫生，可以进“参考阅览室”，他如饥似渴地看书，上厕所也捎上一本。再之后他三进干校，被誉为“研究生”。有人曾找他，说只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就解脱他，他坚决不肯。有一次，在河南叶县的干校中，秋收后闲来无事，他心中苦涩，在旷野中高唱《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李东东受铁道兵学院政治部领导之命，回京打听消息。离京回部队前一晚，她和父母关起门来，挤在一张床上谈心。暖气不足的冬夜很冷，三人都披着被子。那些日子里，北京街头弥漫着一种忧心忡忡的氛围，他们一家也在密切关注着。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担心：周恩来身后，老干部的日子会更难过，命运难测。她的入党问题终于在前一年解决了，不出意外的话，她将很快成为“四个兜”的干部，既体面又稳定。但是，如果父母受到新的冲击甚至被发配外地，谁来陪伴、照顾他们呢？李东东和父母彻夜长谈，从她的坎坷动荡的青春，谈到父母波澜壮阔的青春。父母都是三八式干部，抗战开始后，“一声炮响上太行”。而现在，她也离家八年，延安种地，内蒙古放羊，铁道兵扛枪。父辈所经历过的，除了战争，她几乎都经历了。这一刻，她感到与父母是那样心意相通。1973年冬，李东东从部队回家探亲，与父母合影。
天亮前，她说服了父母，他们终于同意她复员回家，一家人患难与共。三人压低声音，一同唱起了冼星海作曲的《在太行山上》，在这寒夜和黎明之间，都有一种悲壮之感。在李东东的记忆里，这是她唯一一次与父亲的深入交谈。李东东不止一次发现，很多时候真的是物极必反。就在他们做好全家一道“流放”出京的最坏准备时，“四人帮”被粉碎了，李庄官复原职。李东东依然没能在父母身边生活。1976年3月她复员回京，第二年就结婚搬出去了。1983年，她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进入创刊不久的经济日报社，几乎是亦步亦趋地踏着父亲的足迹走上新闻之路。她先在农村部当记者，然后当编辑，再当总编室副主任、特刊部主任，一干十年。入行后，她在和同行的交往中，在与“新闻二代”们的聚会中，常常听到父亲的逸闻趣事。人民日报几乎没人讲不出几个关于李庄的段子。李庄恢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之职后，依然天天上夜班，大家还是叫他“老李”。他常常自己到排版车间去取大样，排字车间的工人还是亲热地称他“老李头”。他夏天值夜班时爱穿一件老头衫，见人总是乐呵呵，没一点儿架子。老友们发现，复出后“胆小怕事的李庄胆子变大了”。他不显山不露水地做着工作，看似平淡繁琐，却目标明确。他在报社是一位通才，能写能编，能倚马可待地写评论。报纸上出彩的标题，不论新闻、通讯还是言论，很多出自他手。1976年至1978年这两年，在党史上被称为“在徘徊中前进”时期。李庄回忆，北京各大报负责人互通声气，密切配合，形成了一条反对“两个凡是”的战线。一种办法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交来东西，我不能不登；我组织文章，也不送你点头。1982年十二大期间，李庄向夜班编辑布置版面安排。
1977年10月6日是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李庄在编前会上宣布，准备刊登评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如有错误，自己一人检讨。大家都说不要他一人检讨，编前会集体负责。《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个多月之前，他就在《人民日报》“思想评论”栏内组织登载了署名文章《标准只有一个》。当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重磅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打破惯例，不是第二天而是当天转载。这是此前李庄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三次电话商定的，连版面位置、字体字号、标题大小都经过仔细斟酌。李庄感慨，大家在“文革”中吃了苦头，但也学到许多东西，对什么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什么是通观全局、权衡利弊、把握时机的宣传艺术，确实懂得多了一些。这种变化，在他的同辈新闻人中很普遍。1983年，李庄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他说，这是一个欣欣向荣、说真话的时代，战战兢兢的心情消失了。他依然一丝不苟，上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夜班。多年来他养成了一种“单干”的习惯，一直没有专职秘书，凡事自己动手，常说的一句话是“笨鸟长飞”。1986年春，中央批准他退居二线，老朋友们都祝贺他“平安着陆”。离休后，他开始放下红笔，重拾蓝笔，寄情于写“小文章”。他感叹，毛泽东有句名言，凡事要问个“为什么”，但自己直到离休之年才懂得它的真谛。他以朝鲜战地报道而成名，但他在《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中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报道也许只能得六七十分，“可见坚持真实性原则，既需要‘水平’，也需要‘勇气’”。他在1988年为《＜人民日报＞历届全国好新闻获奖作品集》所写的序言中写道：“独立思考是新闻记者最宝贵的品质之一。”这些文章随写随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新闻战线》上刊载，1990年集成《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出版。一些老同事看后建议，书名不好，选材也嫌狭窄，应该尽可能写写报社这期间的各种大事，不要局限于个人直接处理的事情。他觉得这些意见很好，又加以增补、扩展，写成《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但这本书仍然只是单篇文章的集结。他下决心要写一本完整的回忆录。他是参与创办三张《人民日报》（分别为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三朝元老”，而且始终参与编委会工作。这样的老兵，当年就剩他一个人了。人民日报那时还没有一本报史，甚至没有一本正式的大事记，这让他有一种深重的责任感。让他痛心的是，早年不懂积累资料，等终于有这意识了，近10年的工作笔记却在“文革”抄家时全部散失。手头没有参考资料，他只能采取笨办法：一张一张翻报纸，以唤起记忆。李东东听家人说，那些日子父亲每天一大早就起床，自己带着饭，来到位于金台路的人民日报图书馆，一坐一天。很多同事回忆，每次去图书馆，总是看见他在伏案查资料。有时候，偌大的阅览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就这样苦干了三年。他在人民日报40年，一万几千张报纸，他一张不漏全部看过。其后的日子，他每天早上5点就在台灯下开始伏案写作，一直写了15个月。1999年，李庄回忆录出版，分为启蒙、探索、追求、苦斗、攀登、考验、困惑、沉思八章，书名就叫《难得清醒》。这是他的收山之作。他说，书名概括了他相当长时间的精神状态：不清醒。他们这一代三八式老干部，从大处说生很逢时，从小处说有人历经坎坷。幸运的是，经过种种磨砺，他们的头脑比以前清醒，是非观比以前明确，斗争勇气和工作方法也有长进，有些事情开始清醒，有些事情还未完全清醒，有生之年还想求得进一步清醒。2015年，李东东等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委员到人民日报调研，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谢国明陪同委员们参观当年李庄的办公室。从左至右：张德修、谢国明、黄书元、郝振省、张玉台、黄国柱、张海涛、李东东、白岩松、海霞。
“东东爱女一阅” “东东爱女一读”“东东暇时一读”……由于不像哥哥姐姐常伴父母身边，李东东不忘在父亲出书时请父亲题赠给她，反倒难得地拥有了一套签名本。但要静下心来细读，却苦于没有时间。那时她正忙于打拼事业，一程接着新的一程。1994年她离开经济日报，赴任湖南省张家界，挂职市委副书记。后调任国家体改委副秘书长，此后又担任《中国改革报》社长兼总编辑。2002年奉调西北，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直到2004年春，她才偶然获得了一段意外的“暇时”。那时她做了腰椎手术，只能卧床静养一段时间。这期间，她仰面朝天地举着书本、杂志，认真读了父亲的大部分文章，第一次感到父亲的文字这么从容、凝练、深邃。她敬佩而又自责，同时想要为父亲做一点事：为他一生心血凝成的文字完整出一套文集。父母在2005年李东东生日那天为她题字留念。
2004年10月，《李庄文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和宁夏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共四本，分别为《新闻作品编》 《散文论文编》 和《回忆录编》（上下册）。这套书很有质感，同时又是自费出版，没给组织上添麻烦，父母和她都觉得这件事办得很好。那时父亲长住北京医院，头脑尚清醒，但已不能说话了。他抚摸着这套书，只是流泪。母亲后来告诉李东东，每提起一次女儿为他出书的事，他就要流一次泪。李东东到北京医院看望父亲。
一年半之后，父亲就去世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播放的不是通常的哀乐而是《在太行山上》，上千人为他送行。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被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一年，后身居党和国家领导人高位的迟浩田写来挽幛：“德高望重的新闻工作者李庄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题写了挽联：“平平常常朴朴素素宽厚作风贯一生，痛定思痛改弦更张耀眼光环照晚年。”友人纷纷撰文回忆他。责己严待人宽，是他在报社的口碑。共事40年的老同事何燕凌曾赠他一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何燕凌觉得，老友应该无憾了，因为他是在清醒状态下安息的。父亲生前，李东东几乎没听他直接表扬过自己，他只是说，女儿很认真，很努力。但是长辈和同辈中的很多人都曾告诉她：“你爸爸可为你骄傲了！” 2018年父亲百年诞辰之前，她编辑撰写的《红蓝文稿》出版，分为四册：《岁月痕》《山河笔》《红蓝韵》《风云辑》。前两册主要是对父母的回忆和父亲的作品，后两册是她本人的作品。其中，《红蓝韵》收录了她2011年在人民网开设的“讲传统谈新闻”专栏文章，第一篇就是《真实，不能触碰的新闻底线》。整套书之所以命名“红蓝文稿”，是因为红笔与蓝笔象征着两代新闻人一辈子编与写的两种角色，也如同父女间一段隔空相和、余音不断的二重奏。发于2023.10.30总第111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追寻父亲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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