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在绘画中表现时间的流逝?

2023-10-25 星期三

长文预警!!!多图预警!!!全文共5562字……

二更,补视频讲解~

正文:

公元前6世纪的亚述帝国,最经典的雕塑之一“人首飞牛”,这个神兽是人头、飞翼、牛足,最奇特的是它有五条腿,但是观者在大部分的角度只能看到它的四条腿,因为这个神兽一直处于运动之中,运动在时间中发生,时间在运动中存在。

我们再说回绘画,19世纪杜尚的代表作《下楼梯的女人》,这张画是最直观的表现时间流逝的,与上图一样都是表现运动中的物体,但与“人首飞牛”不同的是,杜尚将运动的延续过程呈现在画布之上,强调的是“下楼梯”这个动作的过程。而“人首飞牛”表面上看是静止的,观者通过移动视点,才能想象出它是一直处在运动的状态。

20世纪的立体主义不仅是艺术家在观察物体时自身的运动,还包括观者看画时视点的运动,这像极了中国画的卷轴。大卫·霍克尼在中国的卷轴中看到了类似的时间表达方式:观者伴随着画卷的展开而移动,观看者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调节观看的节奏。霍克尼的代表作《梨花盛开的公路》,通过局部近景拍摄,然后拼贴到一起,观者观看形式变得丰富多变,多视点观看时从而折射到时间。

由此可见,从古至今,时间的因素一直在我们探讨当中。接下来我梳理出七个方向来体现绘画中表现时间的流逝。

一、绘画装裱的形式与时间的关系

一张画如何呈现在观者面前,这就涉及到艺术家如何看待时间。按《中国叙事学》[1]中的理论来看:人类对时间的意识,不是来自于物理层面,也不来自于哲学,而是根据每天的作息。感受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及生老病死的生命体验,时间便成为每个人津津乐道的讨论话题。在时间意识上,中方按“年月日”的顺序进行标示,而西方采用“日月年”的序列,时间元素都有,却运用了不同的结构组成。这说明了中国人很讲究时间的整体性,这样的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叙述方式。比如中国画的卷轴,时间和空间融为一体,题跋也成了作品的一部分,无法分割。(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之所以被切割成四块,也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长卷画的呈现形式。)

西方油画大部分都是用画框去装裱,画框不需要卷收与展放,时间在此是“凝固”的。而中国卷轴是以连续的形式,通过不同的场景有机相连,形成了 一个“时间流”的叙事空间,画面具有一段一段的拼接模式,从而具有时间的流动性。大多数叙述性题材的中国长卷创造的是一个循回的时空观,比如《清明上河图》,倘若我们把卷轴围合起来,便形成一个无始无终的循环人物在卷尾“出城”,又可以继续在卷首处“进城”,这与原始符号“衔尾蛇”的概念(时间)非常相似。

再比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观此画时,一边观山及树木的同时,通过顺川而下让你身在其中,河川必然有上游和下游,绵绵不绝,富有变化,而这也正是时间的变化。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伴随着中国特有的卷轴慢慢地展开,观者可随着画卷的打开在其中游历,画卷的徐徐展开实际上也意味着空间的挪移,时间的转变。

二、绘画形式产生的运动感和时间的关系

印象派利用光线变化来表达时间的变换。莫奈的《干草垛》利用“光色瞬间”来绘制,他画过很多干草垛,分别从清晨画到傍晚。每一张画代表某个时间点光色明亮度,莫奈不断观察不同时辰和不同光线下的草垛形象。他曾对友人写信说:“太阳落下得那么快,我追不上它。”与其说他在追光,不如说他在追时间。

未来派画家通过一个连续动作的分解图,将定格下的分解动作重叠到一起,形成一个时间段。也可以看成是将“时间”进行了断裂式的“分割”。开头举例说明了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立体+未来),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左:贾科莫·巴拉《被拴住的狗的动态》 右:杜尚《下楼梯的女人》

波洛克的行动绘画,他抛弃了架上绘画,把画布直接固定在地上,用颜料泼甩在画布上。波洛克利用这种方法围绕画布行走,在作品的创作中,他随意地在不同方位作画,把自己浸入在绘画行动中。他的滴洒画并没有长时间思考某个主题而产生,也不是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更不是精心的刻意之作,而是无意识的随自己的心情完成。波洛克自己说:“我能感觉到更加接近,更成为画的一部分。”他使绘画自己完成,就像时间的制造者。

覆盖是王光乐的主要方式,用两种或者几种颜色一条条刷下来互相覆盖,这种形式其实是一种时间的堆积。王光乐说:涂刷过程完全“靠天吃饭”。冷的时候,只能刷一两遍;潮的时候,可能就一遍;干爽的时候,三四遍都是有的。只要画布干了,我就去刷一遍,目的就是为了去捕捉时间的痕迹。每件作品大概会刷两三个月,平均下来两三百遍。

作品由于每一层之间干燥的时间不一样,画面会隆起一些不规则的细微纹理,这就是经历时间的印证。王光乐用时间去赋予生命的意义,用绘画的覆盖形式感受到生命的本身和时间的存在。通过“无意义”的作品去表现“变化”,最终折射到时间本身。

三、绘画中的“时间差”[2]

在绘画作品中,画家会运用历史迹象去影射当代问题,而“时间差”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工具。在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中,他把公元前5世纪的苏格拉底、公元2世纪托勒密,文艺复兴时期的布拉曼特等不同时代的学者都设计到了一个画面中。拉斐尔通过道具去暗示人的身份,把历史上黄金时代的学者都汇集于此,他们代表着古代文明的七种自由艺术[3]。画家借此寄托人类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以及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记忆过去,憧憬未来的还有大卫·德·格朗治的《索顿斯托尔之家》,男主人手里牵着两个孩子,床上躺着的是他的前妻、椅子上坐着的是现任妻子。男子左手拿着白手帕,象征着葬礼。画家画这幅肖像时是在1636 年,这个时间点男子与第二任妻子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子。在现实中,男主人的前妻和新妇在这个家庭中并未同时出现,但画家将她们置于同一场景中,一个躺在床上尚有一丝气息,另一位已经坐在一旁并手中抱有孩子,似乎已经成为了替代者。

由此让我想到另一张充满争议的绘画:扬·凡·艾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画中的新娘在这幅画完成前一年就已经去世了,而当时的文化背景是不允许未婚先孕的。所以是否可以推出:这里的新娘在现实中并未怀孕,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亡妻。

米勒画的《拾穗者》是那个时代巴黎郊外村庄里的农妇,但画面内容不仅如此。还描绘了耶稣的祖母路得的捡麦穗生涯。在1851 年的信件中,米勒谈到他正在创作《路得与波阿斯》,根据“路得记”记载,路得的丈夫去世后仍对婆婆很好,她的善良感动了上帝,在拾取财主波阿斯家麦田里的麦穗后,又嫁给波阿斯,使她成为这辽阔田原的共同拥有者。

米勒创作绘画的时候,他会去寻找《圣经》里的资源,也会注意到历史中前辈创造的图像资源。比如他画笔下的播种者既是19 世纪法国田野上的播种者,也是中世纪手抄本插图中的播种者。根据《圣经》记载:富有的人在收割后,不要将遗落的麦穗带走,要让更贫穷的人来捡。他通过绘画赋予现实以历史的信息。其实历史是被包裹着的,而艺术家可以通过作品去揭示它。

以上都是西方绘画,而在中国画中,也有“时间差”的作品,比如五代南唐: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

画中有双重屏风,且屏风中有画,这件作品的重屏衔接方式就像平行世界一般。第一空间是南唐第二皇帝李璟与其兄弟下棋的场景。第二空间是白居易的家中,其卧于屏风之下微醉在半梦半醒中,其妻婢忙于侍候的安逸场景。第三空间是“屏中屏”,描绘的是山水画就像世外桃源一般。

第二空间的的卧眠状态的取自白居易的《偶眠》,《偶眠》给我们提供了绝佳的线索,晚年的诗人己行动不便,生活沉溺于半醉不醒的松弛状态,而诗中呈现的画面是多么的悠闲自得。白居易与李璟并非生在同时代,当我们欣赏这张作品时,发现画面中李璟与内部的白居易都在同一条线上的,所以是否可以推出白居易就是李璟精神世界中的人物。李璟贵为帝王在文学艺术上有着较高的造诣,但生活上较为奢靡,政治上软弱无能,引起当时人们对他的不满。三个空间并置在一起产生政治隐喻,历史上的李璟与画中的形象截然不同,世外桃源人人向往,而恬淡舒适的场景之下是南唐一步步走向灭国深渊的可悲事实。

四、时间作为主题的绘画作品

布尔乔亚《上午十点是你走向我的时刻》,这套组画中出现两个手,一个是布尔乔亚她自己的手,另一个是她的助理格罗威。这个助理陪伴她28年,帮助她打理一切工作上的事务,直到她去世。

这些图远看有些诡异,只是因为老太太最喜欢红色水彩,这些图关键点在手的位置角度的变化。让我联想到一则雀巢咖的广告(下图右),第一杯咖啡勺子的角度到最后一个勺子的角度,正好旋转一圈,搭配文案:“每个时刻,都有雀巢咖啡与你为伴。”同理,上午十点是助理接布尔乔亚去工作室的时间点,他帮布尔乔亚处理事务,使她能完全地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28年来格罗威与布尔乔亚谁都无法离开谁,互相影响彼此成就。


米开朗基罗为美第奇的陵墓设计并制作的雕塑《昼》、《夜》、《晨》、《暮》。这组作品虽然不是绘画,但是对我们理解西方艺术家的时间观念颇有启发。

《夜》(左)《昼》(右)
《昏》(左)《晨》(右)

瓦萨里在《名人传》里提到了这些雕像是如何与时间概念联系起来的:

《晨》——以裸体女性形象出现的惺忪睡态中流露着忧郁的神情,似乎正要从酣睡中醒来。从她的姿态可以看出,沉睡中的她正极力地从那张似乎要滑下去的床上抬起身子,难道她在醒来时发现公爵永远闭上了双眼而感到极度悲伤,而以那种亘古不变的优美姿态表达着自己的无限悲痛?

从瓦萨里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晨”代表着“初醒”。“夜”代表着“沉睡”。与“夜”中的形象(眼睛紧闭)相反的是“昼”,因为他的目光咄咄逼人。四肢松驰,满脸困倦的男子是“暮”的象征,似乎他本人已经到了生命之暮。米开朗基罗使用生物作息规律来匹配他理解的时间。

五、代表性“瞬间”的绘画作品

中西方绘画中,还有一个方向属于“决定性瞬间的表现”,“瞬间”并不是取消时间,而是取消了时间线的向度。画面隐含了事情前因后果,只呈现故事中最重要的某一时刻,但是在画面中通常会有显现的线索,观者细心观察便能推出故事的脉络。比如路易·大卫的《马拉之死》、席里柯《梅杜萨之筏》、戈雅的《1808年5月3日的枪杀》。

路易·大卫的《马拉之死》

我国绘画作品阎立本的《步辇图》中也应用了此技巧。这张画讲述了唐太宗在贞观十五年,为了政治原因把文成公主嫁给了吐番国王松赞干布的故事。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阎立本没有描绘文成公主入藏的宏大场面,也没有描绘唐太宗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欢迎使者的场面。同时,画家并未使用长卷以叙事的方式把整个流程都绘制在画面中,而是通过描绘的《步辇图》———即唐太宗乘坐步辇接见来使这一特定场面。我们可以从人物的服饰、颜色、站位、姿势和历史信息等去观测出每个人的身份地位,从中推断出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步辇图》(局部)

六、以静代动的绘画作品

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探讨了具有时间意味的不动之动[4]。“以艾尔·格列柯的绘画作品《圣·耶洛码》为例(下左:原图)。画面中的人物由于左边的手和书的位置而达到相互的平衡。如果观看时把图中下方的物体全部掩盖起来,这种平衡就会遭到破坏。这时,胡须就会像电扇或是别的什么吹倒了一样。这一回归不仅使它看上去没有运动感,还失去了它在完整的画面中的飘洒自如状态。”回到原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似乎在看书或写字,但是却被人打断了。因此在绘画表现中,并非要表现正在进行时的运动。

大卫·霍克尼的《水花》,画布是二维,空间是三维,霍克尼一直在探讨更高的维度——时间,他用“定格”来表现时间静止感。这还不够,他在泳池系列、水花系列,都涉及了水的各种状态。水,向来是作为时间的一个隐喻。在绘画中也有很多艺术家用河流来描述时间,但多数作品都指向时间的不停留,霍克尼却想把这个瞬间留下来。表现“瞬间”通常是在激烈的动作下定格,而霍克尼的水花表现出宁静的动态。

这张画与上一张的《圣·耶洛码》有稍些区别:从“水花”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出,刚才有人从跳板上跳入水面。霍克尼定格在一个即将跃出泳池的状态,刹那间将时间凝结,以一种随时在运动的物质定格在一刻,又暗含了下一秒的运动。

七、图像叙事与时间的关系

这一块其实特别有意思,但信息量也特别大,简单概括一下。绘画中的叙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全景画,比如米开朗基罗的《末日审判》、马萨乔的《纳税钱》、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另一种是组画,最有名的就是霍加斯的《时髦的婚姻》,还有蒙克的《生命》组合画,也是一种特殊的叙事。

而叙述又构成两个时间,一方面是画面内容的时间性,另一方面是属于叙述行为本身的时间性。因为叙事的功能之一是在一个时间处理另一个时间。

西洋油画在20世纪前,大部分使用焦点透视,这里的焦点并不一定是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它可以是在同空间下几个时间点的合成,比如下图的马萨乔的《纳税钱》,彼得的形象在同一画面中出现了三次,故事从中间开始:收税人索要税钱,接着彼得在湖边捕鱼寻找钱币,最后彼得将银币上交给收税人。

霍加斯的《时髦的婚姻》,这一系列的组画有六幅构成,分别为:《订婚》、《早餐》、《求医》、《早起》、《伯爵之死》、《伯爵夫人之死》。讲述了没贵族与暴发户之间两个家族联姻的始末。作品具有故事图说的性质,就如同连环画一般。


最后我想给出另一个视角,绘画中的历时性,但我不放在正文中,仅供参考:

历时性是指绘画对象在时间轴中形态与形式的变化。去年我去上海看了穆夏和克莱因的回顾展,回顾展大体都是按艺术家个人的时间线布置的,如果把这样的回顾展当成是一个整体,那么回顾展就是艺术家“唯一”的一件绘画作品,作品在展览中流传,成就了它的价值,这样的“作品”就是一种时间现象。

在当代主义盛行的今天,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而绘画只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我个人认为艺术不是进化链,不能完全丢弃“过时”的形式,应该共存,然后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比如我在文中提到的波洛克滴洒画,还有汤伯利的黑板画,克莱因的人体测量,赫斯特的圆点画等等。他们依然从绘画出发,只是寻找到了突破的边界,这是艺术探索的无限可能。

参考

  1. ^《中国叙事学》:时间篇,P84—85
  2. ^全文参考:占跃海,《绘画中的“历史迹象”及其意义》,期刊,艺术探索,2018年5月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8&filename=YSTS201803010&uid=WEEvREcwSlJHSldRa1FhcEFLUmViSGF0NlVsZHhNVmpHOVVFbmhQbll2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3. ^七种自由艺术: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与天文学
  4. ^《艺术与视知觉》:第九章,P43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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