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 核动力拓荒牛 | 封面人物
2021-07-01 星期四
他的人生和他的事业一样，隐秘而伟大。
文 /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发自深圳、汕尾、成都、北京
2013年11月18日，彭士禄在协和医院度过了自己88岁的生日。《彭士禄传》作者吕娜受邀参加，这是她第三次见到彭士禄。那天彭士禄格外开心，一直在笑。广东人颧骨高，年纪大了以后脸上的肉陷下去，吕娜形容他“整张脸都是牙齿”。他沾了一口蛋糕上的奶油，放在嘴里抿了很久。当时彭士禄已经在协和医院住院两年，平日严格控制饮食，以鼻饲为主，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接触到甜食的机会。彭士禄给每位到场的亲友都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吕娜问彭士禄的女儿彭洁才知道，他年轻时当过几年兵。她一下明白了彭士禄身上精气神的来处，也将前两次采访彭士禄观察到的细节联通了。“他有一股军人的劲儿，说做就做，不怕吃苦，事事全力以赴、坚持到底。”彭士禄曾钟爱烟酒茶，午餐晚餐都要喝酒，一顿喝半斤，一天要抽两包烟。生病后住院，女儿让他戒烟戒酒，他马上答应，军人劲儿上来，从此滴酒不沾。核潜艇调试期间，彭士禄胃部剧烈疼痛。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为他切除了四分之三个胃。手术中，医生发现彭士禄胃里还有一个已经痊愈的穿孔伤疤。人生前60年，彭士禄和他所从事的事业一样鲜为人知。上世纪60年代，他担任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他负责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提出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要素，为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自主设计、建造两台60万千瓦机组的方案，并亲自计算主参数、进度与投资，为秦山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为核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多次采访中，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彭士禄是中国工程院首批及资深院士之一，曾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室工程师、室副主任，国防科委第七院十五所副总工程师，核工业第二设计院二部副总工程师，九〇九基地副总工程师、革委会代主任，武汉十九所副所长兼副总工程师，国防科工委第七研究院第一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兼总工程师、核潜艇总设计师，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大亚湾核电厂董事长，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第二主任、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中国核工业集团科技顾问。有客人到彭士禄家，都会看到橱窗内摆放的三件“宝贝”：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瓷盘，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一头“垦荒牛”的陶瓷塑像。彭士禄最爱第三件。“很多同事说他像一头垦荒牛。这是他最好的人生写照。”彭洁说。“我属牛，永远是一头核动力领域的拓荒牛。”彭士禄在采访中称。▲彭士禄获得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在同事眼中，彭士禄有时“牛气十足”。核潜艇研制期间，他的外号是“彭拍板”和“彭大胆”，事情有70%的把握，就会大胆拍板。“搞科学研究，最重要要讲数据，没有数据不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数字争来争去、吵来吵去，民主是对的，但不能老犹豫不决。我就是专门搞数据出身的，都讲数据。所以，吵完了我就拍板了。我负责，错了，我就完全负责，对了，功劳归你们。你们可以大胆给我吵架，但最后我说了算，所以，都叫我‘彭拍板’、‘彭大胆’。”吕娜整理资料时发现，彭士禄的每一次“拍板”和“大胆”都有详实的数据和缜密的推断。“他不是靠着胆子拍，说的是70%，其实他的心里都有把握。”在进入核动力领域前，彭士禄的成长可谓颠沛流离。他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之子。三岁丧母、四岁丧父，长期处于被追捕状态。彭士禄流离于数十个家庭，一度沦为乞丐。他因逃亡数次改名，几度遭受牢狱之灾，曾发高烧导致双腿短期无法移动、感染疟疾几乎丧命。童年时期他受教育的时间零零散散加起来不超过两年。幸运的是，他的成长受到广大百姓的荫庇。彭湃在民间享有威望，海丰百姓自发保护彭士禄，想尽办法帮他逃离追捕。周恩来与彭湃是好友，在彭湃牺牲后，周恩来一直托人找寻彭士禄，几度欲将其接至苏区未果，最终才接至延安。在延安，彭士禄终于得到相对系统的教育，先后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工学院，及苏联喀山化工学院、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和进修。在苏联留学期间，国家计划进行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彭士禄服从国家安排，改了专业，成为国内最早一批拥有核动力专业知识的留学生之一。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曾与彭士禄共事，他印象中彭士禄说过一句话：“我一生也离不开核事业！”▲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四位总工程师（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彭士禄住院期间，曾与彭洁谈起身后事。他希望不做临终抢救；后事简办；将他和夫人的骨灰一并撒入大海。临终前，他又向彭洁重复了这三个要求。“他一生都在为祖国的核动力事业奋斗。他希望和核潜艇永远相伴，永远守卫海洋。”彭洁说。彭士禄对海洋有着深厚的情结。2020年11月18日，他在病房度过了95岁生日。他特地戴上海军官兵送他的海军帽，帽子上金色丝线绣着“中国海军核潜艇部队”，上面是一幅核潜艇的图画。50年前，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下水，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96岁。5月26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发布彭士禄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2021年3月30日，渤海湾葫芦岛，彭士禄和他爱人马淑英的骨灰撒入大海。
1991年，66岁的彭士禄来到汕头石炮台监狱遗址，他在监狱门口落泪，对身边的人说：“当年，我在这里受到了多少拷打。”尽管幼时因逃亡辗转广东多地和港澳，再北上定居延安，受到各种方言影响，但彭士禄说话仍然带着浓重的海丰口音，有时候要靠女儿彭洁帮助翻译，这是彭士禄“不忘本”的证明。这种口音的来处也是彭士禄一生颠沛与荣光的开始。1988年，汕尾市成立，海丰和陆丰划归其管辖。但“海陆丰”依然被当地居民挂在嘴边。这两个在秦汉时期就流传的名字囊括了超越千年的沧海桑田。海丰因“临海物丰”而得名，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海产、擂茶与潮汕肉丸亦带着千年的味道。和名字一样绵延多年的还有这里的白字、正字、西秦戏，从南宋形成，演出至今，讲的都是古代侠义故事。至今，各个村仍有看戏的传统。彭士禄的父亲彭湃贡献了海丰千百年来的故事中最为壮烈的一笔。彭湃出生时，彭家是海丰的望族，每年收入千余石租，统辖男女老幼超过1500人。家族在县城兼营木材生意，有六十多间铺面出租。但彭家无人在官府做官，有财无势。彭湃的天分在同辈人中一骑绝尘，书法、图画、作文常常名列前茅，被彭家寄予厚望。母亲周凤一篇《湃的小史》写他“少聪颖，超群儿”，祖父称“此儿是我家的千里驹，需善教养，但我家以后的兴旺，完全和天泉（彭湃乳名）一人大有关系”。但周凤担忧彭湃性格太过刚强，说起土霸劣绅贪官污吏时便大声痛骂。1917年，彭湃赴日留学，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学习。日本对中国侵略加紧，彭湃一面学习一面投身反日爱国运动。1921年，彭湃回国，次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发动组织农会。他发现农民辛苦劳作却过着三餐不饱的生活，认为根本原因是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他提出“土地农民所有”的革命主张，决心从自己家里开始，彻底背叛自己出身的地主阶级。1922年11月，他拿着一大堆田契到龙舌埔戏场，在戏台上向农民宣布：他分家所得的田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民所有。说罢，将田契当场烧毁。这一举动为他积累了巨大的威望。随后，彭湃带领农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他们占领明代学宫、社仓旧址，改名红宫，以此为基地进行革命活动。当年，海陆丰人自发跟着彭湃闹革命，至今，市镇的墙上还残存着当时“还我耕地”的标语。彭湃为革命事业南征北战，1928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1929年8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他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一年前，他的妻子、彭士禄的生母蔡素萍已被捕就义。彭士禄被当局视为“斩草除根”的目标之一，成为全国悬赏搜捕的通缉犯。一个漆黑的夜晚，奶妈背着三岁的彭士禄逃难。他的人生记忆开始于此。1930年，彭士禄被亲戚接到澳门，与祖母周凤靠糊火柴盒、黏胶鞋、绣花艰难度日，1931年至香港五叔家呆了一段时间。1931年，党组织希望将彭士禄送去潮安一带，找机会再送往中央苏区瑞金。但路上彭士禄与亲人失散，过起了“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的生活。彭湃在百姓心中的威望在此刻得以显现。知晓彭士禄身份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护他周全。彭士禄回忆：“叔叔们哄我，带我到一户人家里去，住了一个礼拜，又转到另外一家去。因为要查户口，我便一家转一家。”每到一家，彭士禄都认那家人做父母兄弟姐妹。年老后，他有轻微的老年痴呆，仍能如数家珍般报出二十几个“爸爸”“妈妈”的名字。他在逃亡中收获了原本缺失的父爱与母爱，后用实际行动回报。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副院长杨朝勇记得，“文革”期间，一次红卫兵去翻彭士禄的家，只找到四百多块钱。当时彭士禄工资170元一个月，夫人马淑英月薪也超过100元。事后，杨朝勇问彭士禄钱都去哪儿了，彭答：有了工资以后就给“爸爸”“妈妈”们寄钱，最开始一家5块，后来变成一家10块、20块。“他说我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要是没有人这么养我，早就饿死了。”杨朝勇说。八岁那年的中元节，彭士禄与养母潘舜贞因叛徒举报，被国民党抓走。他被押赴潮安县城监狱，和潘一起关押在女牢房里。牢房里的人知道了彭士禄的身份，见他穿得破，全监三百多人捐了近10元，给他做了一件红格上衣、一条蓝格裤子。彭士禄穿着这身衣服登上了广州《民国日报》，国民党为他拍照刊登，标题“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以示庆功。随后，彭士禄被关到汕头石炮台监狱。在狱中，他吃的饭里满是沙子、虫子，浑身都是虱子、疥子，晚上睡觉只能盖破麻袋，差点饿死。一年后，队友们掩护他出狱，从监狱转到广州感化院。10岁时，他开始沿着铁道流浪，一度靠乞讨度日。不久再度被捕。祖母周凤将其营救出狱。此后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香港、澳门学习和生活。在香港，彭士禄终于进入学校读书，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全英文授课，他因此打下了英语基础。上学不到两年，彭士禄趁周凤回海丰期间，与堂兄彭科离港参加东江纵队。一番波折后，彭士禄当上特务队员，负责站岗、放哨。但他感染了严重疟疾，党组织找到了他，将他送回香港，安置在香港地下党负责人连贯家中。他再次入学，就读五年级。期末考第一名，但语文不及格。校长教育他，说自己当那么多年校长，没有看到考第一名的人语文不及格。“我不善于语言表达，比较内向。过去恐怖时代，老要搬家，所以性格比较孤僻。”彭士禄回忆。▲1926年2月22日，彭士禄幼时和父亲彭湃的合影彭士禄出生不久，和父亲有一张合影，彭湃在照片上写下：“彭湃及他的小乖乖。一九二六·二·二二”。这是彭士禄与父亲唯一的合照，他一直珍藏。尽管对父亲没有太多的印象，但他在流离中听百姓和亲人讲述了大量父亲的故事，对父亲极为崇敬。杨朝勇的书柜至今还保存着一整套《彭湃文集》。2013年，《彭湃文集》再版，彭士禄准备了许多套送给亲朋好友。
1984年，彭士禄遇到一名曾在延安保育院学习的同学，对方说：“你就是彭士禄啊！当年你可把我们整苦了。”原来，40年前彭士禄在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是模范学生，他所在的延中二班第四组因表现突出，登上过《解放日报》；保育院的学生年纪小，每当他们贪玩时，老师就会拿出那份《解放日报》让他们背诵，很多人因此记住了彭士禄的名字。1940年，周恩来托人辗转找到彭士禄，将他送到延安。叶剑英长子叶选平与彭士禄先后到达延安，他回忆，那时的彭士禄已经很成熟，也许因为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彭士禄终于结束了流浪的生活，感觉“天一下就亮了”。在延安，他进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少年班，后到延安中学学习。次年，进陕北中央医院当护士，当年被评为模范护士。1945年，彭士禄到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大学部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夏分配到宣化炼焦厂工作。石家庄解放后进石家庄炼焦厂任技术员。刚到延安中学读书时，彭士禄学习很吃力，因为过去只读过两年书，上课听不懂。但他很倔，刻苦努力，在期末考试时获得了“优秀”。多年以后，依据当年学的三角公式，彭士禄能在脑海中储存、排列和推导出无数的数学公式。吕娜认为，彭士禄经历了颠沛的童年，一直在求生存。在延安，他终于不用再为“活着”担惊受怕，学习成为他能做的、回报世界的最好方式。彭士禄回忆：“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1948年，彭士禄接到中央组织部调令，去西柏坡报到，跟随贺子珍妹妹贺怡经大连、沈阳到哈尔滨。由于去晚了，错过了一次赴苏联的机会。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预科。次年，他被贺怡招至沈阳组织部，与贺怡、贺子珍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9月，在大连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学习化工专业。1951年7月，彭士禄被挑选至北京参加留学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三年后，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潜入太平洋，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回到美国东海岸，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动力来自一块仅有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相当于90节火车皮的石油。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1955年，彭士禄到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1956年，他以全优的学习成绩获得化工机械优秀工程师称号。同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他将彭士禄这批即将毕业的八九名留学生召集到中国驻苏大使馆，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希望这批中国留学生改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他问彭士禄：“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说。9月，彭士禄、董茵、韩铎等五名中国学生被选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就读核反应堆等专业。“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彭士禄回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爆炸了原子弹、美苏爆炸了氢弹、美国的核潜艇服役、苏联第一座核电厂建成……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将原子能工业作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计划中的第一项重点任务。50年代后期，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创建了核技术专业。此前，国内技术人才主要来自于新中国成立前赴西欧、北美的留学人员（朱光亚、钱三强、邓稼先等）和刚解放时赴苏联学习的科技人员（彭士禄、董茵、韩铎等）。后者成为国内研制核潜艇和核电站的技术骨干。1958年4月，彭士禄学成回国，被分配在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年底，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组建，核动力装置预研开始进行。回国后的彭士禄先后参加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屏蔽堆研发工作和我国第一座浓缩铀生产工厂（代号五〇四厂）的筹备建设工作。1962年，潜艇核动力的设计队伍划归国防科委七院，组成七院十五所，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的研发工作。1959年10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提出了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的请求。赫鲁晓夫傲慢拒绝：“你们中国搞不出来，只要我们苏联有了，大家建立联合舰队就可以了。”“咱们解放之后，苏联援助我们156项，代价不小啊。那时候我们没有钱，猪肉、水果一盒一盒往那运，还债嘛。那时候就说，能不能增加一项——核潜艇。他们就不干，说搞核潜艇太复杂，你们搞不了。所以毛主席就提出来，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彭士禄说。当时中国没有人见过核潜艇实物，彭士禄等人只能从零开始。不久又是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导弹，核潜艇项目下马，只保留一个五十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除五六个人学过核动力专业外，其他人都是刚刚改行的大学毕业生。彭士禄花了两年时间，带着全室五十余人基本过了英语阅读关，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技术质量处处长周贤兴回忆，当时每天都在学习，上厕所也要带着单词本背诵。此外，彭士禄还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搞调查研究，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他参照德国“奥托汉”号核动力矿砂船、美国“希平港”核电站、苏联“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的照片和相关报道，通过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和科研人员计算出十余万个数据，确定了核动力装置的一百多个静态和动态主参数，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二是培训研究室的年轻人，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如果没有对我们这五十余人进行培训，建立一支基础队伍，后面的事就只是说说而已。后来的许多事实也说明，彭士禄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所以他才敢于拍板，做决定。他每次拍板心中都是有数的。”第三任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张金麟回忆，“彭士禄也会拍错板，但他善于团结人，这些人在他身边给他当参谋助手，对他做的不正确的决定进行修正，再把他的决策推动下去。”彭士禄与赵仁恺、韩铎等几位主要骨干搭档，韩铎擅长理论方面，赵仁恺擅长工程方面。1964年，中国研制原子弹成功。1965年3月20日，在由周总理亲自主持的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上，决定核潜艇的研究工作马上恢复。组织决定彭士禄负责整体技术、抓全组，赵仁恺负责模拟堆工程技术设计。“要不要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是当时的重大争论。”周贤兴说。建造核动力模式装置代价高昂，会推迟潜艇下水时间，有人提出直接造产品。彭士禄等人认为，不经过陆上模拟直接装艇风险太大，而且造陆上模式堆等于造了一座核动力装置试验堆，可以培训人员，花这个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最后，周恩来和聂荣臻表态，陆上模式堆必须建。1965年，8000军民陆续来到位于四川大山沟中的“九〇九基地”，建起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原董事长昝云龙与彭士禄共事多年，他们一同进入九〇九基地，他回忆，当时整个实验室都建在农田里，打开窗户可以摸到水田里的牛背。彭士禄担任“九〇九基地”的副总工程师，是实际上的基地技术负责人，只担任“副总工程师”是因为级别不够。直到1979年，他才被正式任命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在昝云龙的记忆中，彭士禄没有架子，什么事都冲在前面。1968年，彭士禄举家迁到四川，夫人马淑英放弃了北京化工学院的教职。两人到了四川迅速投入工作，儿子彭浩、女儿彭洁都没人照顾。彭洁不适应四川的气候，腿上都是脓疮，缠满绷带。陆上模式堆启动期间，彭洁一度染上肝炎，彭士禄直到庆功会结束后才能到医院看她。1970年7月18日，陆上模式堆开始启堆试验，逐渐升温升压，缓缓提升功率。每提升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蒸汽发生器的安全阀出现了漏气现象。设计人员按照常规高压设备方案设计，觉得应该有一个安全阀。彭士禄根据热工计算原理推断，蒸汽发生器的最高压力恒定，不可能超压，应该封死或取消这个安全阀。模式堆还连续几天出现停堆事故。彭士禄拍板，拆除了九个安全信号灯中冗余的四个。他说，过分追求安全，反而不安全。杨朝勇认为，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有彭士禄这样的人才敢这样做。他是彭湃之子、根正苗红的烈士子弟，敢说自己“没有尾巴好抓、没有头发好揪”。昝云龙记得，当时彭士禄被选为“革委会代主任”，他利用这个职位搞建设，全力推动了核潜艇项目的进行。“没有彭士禄的拍板，好多工程推动不了。”周贤兴说。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装置启动，提升至满功率。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1974年8月1日，蓝色的北海上，雄壮的军乐声回荡，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经济发展迅猛，但电力紧缺，每周停三开四。对核电站的需求提上日程。广东省电力局找到合资伙伴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向国务院打了报告，后又提出找一位核专家把关指导，国务院点了彭士禄的名。核潜艇研制成功后，彭士禄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从核工业部调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他带着昝云龙等十名技术骨干南下广东，投入到核电站的研究和创建工作。1983年6月，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筹建办成立，彭士禄担任主任，昝云龙担任常务副主任。9月，国务院成立核电领导小组。昝云龙回忆，彭士禄向他们强调，“我们要做三年和尚，还要经历八年抗战，希望大家好自为之，不要犯政治错误、经济错误和生活错误。”对于核电站的筹备工作，广东方面给予最大程度的配合。广东电力局勘察了四个地点，彭士禄考察权衡，敲定大亚湾。深圳市以最便宜的价格，划了一块地给大亚湾核电站作为建设用地。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病中送了彭士禄四个“千万”（千言万语、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千方百计）的殷殷嘱托，主管副省长叶选平全力配合。筹建指挥部从广州迁至深圳的蛇口工业区后，袁庚将自己的办公室让出来给彭士禄使用。彭士禄攻读了一系列经济学文献，对利率、浮动率、投资概算、付款、利息、还本等经济学课题都进行了学习。他还在宴会、闲聊等各种场合向外国人学。经济学入门后，他提出了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并为投资和进度控制建立了数学模型。一位经济学家回忆，彭士禄从与各国投资者的交谈中，东一句西一句地问到了核电站各系统的价格比例，再参考资料，把比例关系的数学模型建立起来了。这样，只要算出一个子系统的基础价格，其他系统的基础价就估算出来了，大大简化了计算量。与外商谈判遇到分歧时，彭士禄在台上列出数据、画上曲线，用数据论证价格和付款方式的合理性。香港中电公司港核投的董事长石威廉在一次与国家领导人会见时说：“谈判最难的对手就是彭士禄，他太强了，技术、经济都懂。”广东方面提出与香港合作建设核电站，时任水电部核电局局长潘燕生参与了谈判过程。在彭士禄的主持下，内地、香港确定成立合营公司，内地控股75%，香港持股25%。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潘燕生回忆，当时各方关系复杂，存在很多干扰，但彭士禄自信而坚定，昝云龙说他“敢定事”、“按市场经济和技术根据做定夺。”昝云龙认为，彭士禄的性格是横冲直闯，能冲锋陷阵。在大亚湾核电站筹建过程中，他的很多举动都“以快为纲”。决定征地后，还没有批准现场准备，他就通过招标，搞了“四通一平”（通路、通水、通气、通电、平整土地）工程。在处理移民工作时，彭士禄与当地政府协商，提出由村民自行选择搬迁地点，为他们盖房，每户两层楼，连带坟墓迁移。“我们一步到位干得很彻底，村民们以积极的姿态支持大亚湾核电建设，高高兴兴搬迁了。”彭士禄回忆。此外，彭士禄主张与法国电力公司签工程前期服务合同，也是“敢为人先”；在找寻顾问公司时，彭士禄用不到100万的价格与三个公司签订了服务合同，让三个公司各自做出评估报告，中方再组织工作人员听取学习。“学习之后，我们就把自己的人培养出来了。怎么评估，怎么做商务价格贷款，怎么搞标书……100万请三家，他们都没多少钱，但他们都很积极，想到做了这一次，下一步还可以做生意。实际上他们没料到下一步就没他们的工作了。”昝云龙说。昝云龙认为，“老彭不是统帅级的人，是战将级的人，他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这样的人需要被保护，也需要得到正确的使用。遇到事情他会自己下功夫去弄，不是为了自己。他没有自我保护。”1985年2月，彭士禄被调离广东第一线，回水电部主持核电工作。1986年，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副部长，负责秦山二期核电站筹建工作。项目建设中，彭士禄坚持实行董事会制度。1988年，彭士禄担任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董事长，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当时我国《公司法》还未出台,他说服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一起投资。后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华东电力公司与这三省一市共同出资，成立了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因他的坚持，秦山二期的设备订货、设计工程全部招投标。杨朝勇回忆，引入招投标制在当时遇到很大的阻力。彭士禄坚持设计和设备全都要实行招投标制。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黄毅诚也很支持，强调要公开投标，而不是假投标。▲1998年1月1日彭士禄夫妇回访原“九〇九”基地时，在当时的干打垒宿舍前合影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秦山二期副总设计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张敬才与彭士禄共同参与了秦山二期的建设工作，他记得，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对那次招标非常重视。1970年核潜艇下水后，前身为九〇九基地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由于缺乏业务，经历了20年的低谷。为了这次投标，院里没日没夜做方案，派出二十多人的队伍去北京。但当时有传言，称上级单位希望上海一家核电设计院承担这个任务。彭士禄向核动力院保证：“我们是真投标。”最终投标以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分数大幅领先告终。也是从这时开始，核动力院踏上了民用核动力高速发展的道路。
1988年9月27日，中国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彭士禄作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走进人们的视野，他和核潜艇研制的故事开始流传。鉴于彭士禄在核动力事业上做出的贡献，一些媒体称他为“中国核潜艇之父”，这也成为在他采访中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杨朝勇和彭士禄共事多年，记得彭士禄不止一次强调：“核潜艇没有‘之父’，是一群人共同的努力。就算有，也是毛主席、陈赓大将和聂荣臻元帅，是他们拍板和支持，才有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吕娜向彭士禄提及这个称呼时，原本还在笑的彭士禄拉下脸，严肃地说：“我不喜欢。”他称人怕出名猪怕壮，他不喜欢任何荣誉。他认为当时出任总设计师，只是因为特殊时期“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再者，他也只是设计师“之一”。“老彭从来不想工资和头衔，敢于担当和奉献。”杨朝勇说。他认为，彭士禄虽然有红色背景，但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事开口，也不碰政治，一心都在核动力研究上。吕娜采访了多名彭士禄的同事和好友，大家提到彭士禄，都说他“什么都不争，什么都不抢。在国家领导人面前也从来不吱声”。“但是彭院士在整个核潜艇界口碑极好，我调研到的所有中核集团的人，无一不竖大拇指。”吕娜说。在吕娜的两次采访中，彭士禄聊得最兴致勃勃的是拉拔自己长大的二十多位“妈妈”和与外孙女的相处。他曾接了自己的一位“妈妈”潘舜贞到北京居住，希望为她养老。潘水土不服，回了老家。他喜欢和外孙女走到小区门口坐下，穿件背心乘凉。这是采访时他谈到的人生中为数不多与核关系不大的片段。前者让他感受到了人的温情，后者给他忙碌的晚年生活增添了短暂的天伦之乐。彭士禄85岁开始坐轮椅，此前一直上班、到各处考察。退休后，他仍然以顾问身份在中核集团自己的办公室里演算、画图，直到身体情况再也不允许。人前，他常戴一副黑边眼镜，一头银发向后梳，衣服上搭着一条已经磨起球的素色围巾，说话带着潮汕口音，脸上挂着微笑。“他就是一位爱笑的老人。”彭士禄的同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永茂回忆。彭士禄入院以后才彻底停止了工作。他在协和医院住了近十年，彭洁长期陪伴，每次去都会给他念与核研究相关的新闻报道。有时彭洁带客人来，探视完了，彭士禄坚持坐着轮椅送到电梯口，冲着客人挥手，有时还调皮地跟女儿说“See you tomorrow”，还来一个飞吻。他依然关心与核相关的事件。生前有一次采访，被问到对日本核反应堆泄漏传言的看法，他说：日本发生这个事故的核反应堆，和我们国家的堆形不一样，我们作为总设计师，一定在事故发生之后把安全问题减到最低程度，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办法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安全壳要做得很结实，要用高强度水泥来做，要做到里面发生事故了，肉都烂在锅里就完了嘛。第二，废水要天天处理，不要积累，这里就得用水泥固化，固化之后把它运走。这是两个很简单的问题。所以不可怕的。”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逝世。六天后，彭士禄的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吕娜去了追悼仪式现场，那天北京刮了2021年第一场沙尘暴。滚滚黄沙里，她见到了很多八九十岁的白发老人，他们拄着拐杖来送彭士禄。这些老人都是彭士禄曾经的同事，来自广州、大亚湾、成都、乐山、海丰、哈尔滨、大连……有的握着彭士禄和自己的合照，有的带着当时研发的核潜艇零件，有的带着计算数据用的笔和尺子……“彭院士很低调，当时送别仪式新闻媒体也没有报道，只有中国核工业集团发了一个讣告。但是他们有一个庞大的圈子，只要一个人知道了，所有人都会知道。所以那天能来的人都来了。送行的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吕娜说。在送别仪式上，人群自动排成三排。第一排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当中大多是跟彭士禄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中间那排是两鬓微霜的中年人，彭士禄是他们的领导、老师，他们亦师亦友，奋战在科研一线。最后一排是年轻人，也是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希望。过去，因为工作的机密性，彭士禄很少出现在人前。他为核动力奉献一生，也几乎隐姓埋名一生，只在业内备受尊重。他让女儿将骨灰海葬葫芦岛海域，那是他曾经工作多年的地方。（参考资料：《核动力道路上的一头垦荒牛——彭士禄传》《彭士禄 我一辈子也离不开核事业》《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研制中国核潜艇的一头“拓荒牛”》《彭士禄与中国核潜艇》《揭开共和国军备发展史上最神秘一页》《强国科学家志：中国核潜艇首任总师彭士禄》《别人叫我“彭拍板”》《彭士禄 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属姓百家姓》《彭士禄传》《彭士禄：中国核动力的“彭拍板”》《彭湃文集》《中国核动力事业“垦荒牛”的“澎湃人生”——毕生科技报国的彭士禄院士，是革命家彭湃的儿子，是我国科技界深居简出的“扫地僧”》。感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在采访中提供帮助。实习记者李彤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