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年来，黄灯去了二十几个学生的老家做家访，此前她焦虑于二本学生的出路，家访却是意想不到的治愈之旅。（受访者供图 / 图）
全文共7969字，阅读大约需要18分钟
她开始怀疑，之前对于二本学生的理解，是否过于单一和悲观了？
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得到一个文凭，贴上一个标签，把他送到流水线般的社会，却不管他的叹息、悲哀和快乐。
“现在的孩子很努力，拼命地安顿自己，但是特别难安顿下来。不像我们当初懵懵懂懂，很混沌的，你只要按部就班的，潮水就推着你走。”
黄灯曾在广东金融学院任教超过十年，每次在讲台上看着学生，总看到背后拖着几十个家庭的影子。
从2017年起，她开始抽空去学生家家访。《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家访的脚步也没有停下，到了2022年，去过的二十多个学生家的场景像电影般一幕幕回放。
家访全程自费，正好当做一家三口的旅行，到过夏天溽热的南方小镇，萧瑟苍茫的北方村庄，也去过西南边陲的高黎贡山。
前一本书中，黄灯焦虑于学生的出路，家访却是治愈的旅途。她开始怀疑，之前对于二本学生的理解，是否过于单一和悲观了？
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根据对4500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10年的跟踪走访，勾勒了原本在公众视野中面目模糊的二本学生群体。2019年，她的2015届学生毕业时，出路最好的考进了广州一家公共汽车公司，大多数人去了一些名字无法辨别的小公司，还有人在奶茶店打单。
四年来，这本书加印了二十多版，也为讨论教育公平与阶层流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社会样本。黄灯觉得，文凭贬值、双非大学生就业难、第一学历歧视等问题很多人心知肚明，自己只是那个捅破窗户纸的人。
大大小小的媒体找上黄灯，很多年轻人在讲座结束后加上她的微信，也有人在社交平台给她留言，其中包括许多重点大学的学生。他们大多迷茫、困顿，倾诉幽暗的心声。
现象级的讨论背后也暗藏一些争议，担心这本书强化了对二本学生的刻板标签。黄灯否认，因为学生们自己对这个标签的接受度，比外界更高，“我的学生整天说‘我们二本学生’怎么样，说得比我还多”。
可是，提出了问题，却给不出解决方案，黄灯说，“这种感觉很不好”。
2024年2月初，广州的回南天刚刚散去，早晨八点，黄灯在小区门口接到南方周末记者。她很忙，这是好不容易对上的时间。“作为一个老师，你肯定不是单纯想把它写出来；作为一个老师，你肯定也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她说。
《去家访》这本书，写下的就是她在一趟趟旅途中思索出的新解法。看见学生的来路，反而让她的担忧得到了不少释放，“无论社会的缝隙怎样狭小，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黄灯写道。
“考到了一个二本院校，很了不起”
有一次去湛江，坐了八个小时车，车里的气味很浓，像过去挤绿皮火车，黄灯想到，“我的学生就是从这样的群体里走出来的”，她自己也曾是其中的一员。
许多学生父母在外打工，要对上他们在家的时间并不容易。罗早亮来自广东台山，临近峡湾的海滨村庄。有一天他说，黄老师我要回家收红薯了，黄灯悄悄询问，可否同行。听到消息后，罗早亮妈妈很开心，爸爸也调整了出海的时间。
许多学生父母在外打工，要对上他们在家的时间并不容易。（受访者供图 / 图）
黄灯印象里的罗早亮很文弱，跟老师说话都怯怯的。在红薯地里，他轻轻松松就把五六十斤一捆的红薯扔到板车上去。
学生展现出了和学校里完全不同的一面。罗早亮只用两个小时就把还在地上跑的鸭子变成了一盘菜，黄灯在农村长大，从不喜欢杀鸡鸭，因为处理毛特别麻烦，要烧开水浸泡，再用手指把毛一点一点钳去。罗早亮七八岁时，就学会在父母离家后和姐姐合作把鸭子收拾好——他们如何在纷乱的鸭群中抓到鸭子，磨好刀具，烧水宰杀，父母并不知道。
这个场景让黄灯触动，“罗早亮你这么早就会做饭了，你找不找得到工作都无所谓了。”
她直观感受到，在学校之外，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如何塑造了一个个立体而丰富的人。比如，给奶奶剪指甲的文瑜，站在爷爷坟前悼念的何健，扶着中风的爷爷在客厅走来走去的境军。在课堂的截面之外，学生的成长隐匿了更多看不见的场景。
尚未瓦解的家庭结构中留存的传统人伦，进入到讲台下年轻人的情感结构中。“凭直觉，我甚至可以判断，廖文瑜、何健、黎章韬、何境军，之所以更有立足社会的勇气，正来源于他们和父辈及祖辈深刻的情感链接。”她写道。
在家乡，学生展现出了和学校里完全不同的一面。（受访者供图 / 图）
家访之前，她原以为家长会担心二本孩子的前途。没想到，大部分家长都很自豪，亲戚们聚起来吃饭，迎接老师的到来。罗早亮的妈妈是来自四川的外嫁女，每天工作16个小时，凌晨两三点起床，卖豆腐为生。她告诉黄灯，儿子考上大学以后，她终于扬眉吐气。
在她家，黄灯听到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怕的，不怕的”。
另一个学生何境军的奶奶过去跟人吵架，被嘲笑家里五代之内没有大学生，何境军考上本科后，奶奶挺直了腰杆。
“他们的家长会觉得我的孩子已经很棒了，考到了一个二本院校，很了不起。”黄灯对南方周末记者描述。
2014年毕业的黎章韬回到云南腾冲，上大学时，他一心想到沿海城市看看，到了广东金融学院。毕业时，原本有广州的银行要他，但黎章韬不适应气候，回了云南。起初母亲替他不值，觉得儿子大学白读了。
父亲从事传统的木艺工坊，子承父业的黎章韬引进了互联网销售模式，帮助家族企业完成了从伐木到根雕的转型。黄灯看到，黎章韬和家人相处时放松笃定。
黄灯意识到，过去在广州校园内对学生出路的看法太单一了，局限于“北上广工作定居”“是否985、211”等单一向度的评判标准。回到腾冲老家的黎章韬就是一个例子，教育实实在在地给家庭注入了生机和希望。
我们都有“二本心态”
2024年1月，北京寒冷的凛冬，下午，天雾蒙蒙的，东城区南阳胡同的一间剧场里，黄灯和媒体人白岩松进行了一场关于《去家访》的对谈。鹅黄色的灯光下，像是大学讲座，台下几乎坐满了人。
白岩松每年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这四所高校挑选11名研究生，担任他们的校外导师。这几年他开的书单里，包括《我的二本学生》《乡下人的悲歌》《岂不怀归》等书籍，对谈现场，白岩松拿起一本白色A4纸文件，上面是学生对《我的二本学生》的书评。
第一页上写着：轻轻摘下所谓的名校光环，我从黑色轮廓里看见自己的经历，属于小镇作题家的人生。有人说，“亲切，太亲切了，这种感受贯穿始终”；也有人说，“白老师这本书选得好，让本就焦虑的我变得更焦虑了”。
让白岩松惊讶的是，所谓“双一流”高校的学生从这本书中看到的更多是共鸣，而不是差异，甚至觉得也在写他们。“我作为一个阅读书评的老师，其实是一声叹息，你会越来越知道不能只教给他们所谓的才（能），首先要抚慰。”
黄灯也发现，年轻人面临的冲突是同构的，所谓重点大学的学生甚至更焦虑，“他们始终是被期待的，一直就在很好的评价体系里面，始终处在前面，所以当社会真相的一面露出来以后，那些孩子其实也挺难的。”
前段时间，一位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给黄灯写信，进入大学后，身边人都在卷绩点、保研，她不知该如何自处。黄灯觉得这个学生内心有坚定的东西，只是需要外部的力量确认，便回信说，坚持喜欢的东西更重要。
黄灯发现，大部分二本学生的家长为孩子感到骄傲，觉得考上本科已经很了不起。（受访者供图 / 图）
截至2023年，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共有2820所，其中，普通高校1200多所，高等职业专科学校1500多所，而所谓的“双一流”高校只有不到150所，占比不到10%。
近两个小时的对谈，二位老师对优绩主义进行了诸多反思，并认为占有优势社会资源的人应当成为扳手，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容错空间。“在一个逼着大家都只能是北上广深和清北这样一条无法走通的道路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是一本，可以是清北，但我们都是二本人和二本心态。”白岩松说。
一位坐在台下的中山大学女生非常同意，“其实我一直有一个二本心态，包括我上这个学校，我父母也总是觉得你其实不够好，你不算什么，这个心态一直让我会评判以及审视自己……”她感到痛苦和无望，因为“永远都会有更好、更高的要求”。
提问环节，有人自报家门时，介绍自己来自“一所总是在争夺全国TOP10榜单的20所学校之一”。有坐在前排的男生，询问自己作为普通二本学生，怎样才能不平凡。而白岩松给他的答案是，“在你没有说你是一个二本同学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界定，你是一个表达非常流畅的小伙子”。
当天在场的观众几乎都是大学生，不论黄灯和白岩松如何强调去除学历崇拜、撕掉标签、年轻人如何获得内心力量等，焦虑感始终在黑压压的剧场中弥漫。
懵懵懂懂就去做了
虽然很多学生向她要答案，但黄灯明白，她所经历的是和他们不一样的年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黄灯在岳阳大学读大专，最好的朋友在北大，假期给她讲起北京的事、参加名家的讲座，她很羡慕。她关注北京思想界的动态，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认为同自身息息相关。
1997年，黄灯在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机关下岗，到车间成为一名挡车工。人生陷入低谷时，车间里的师傅会对黄灯说，快去找关系，你眼睛又不好，你一个大学生放到车间来挡车。她住单身宿舍，吃饭时，师傅们有鱼有肉，就会给她几块。
作为下岗女工，她复习一个月，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后来又考上中山大学博士生。
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深切地影响了黄灯，考研时，她读到钱理群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发现文学史可以有血有肉，“你会觉得学术很美好，不是说我为了改变命运去考研，而是觉得这个东西值得追求”。
报考武大，是因为很早就听说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大刀阔斧改革现代高校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这在黄灯心中植入了“教育推动公平”的种子。
2003年暑假，黄灯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读博士一年级，因为两个导师生病，她状态很差，写作了从未出版的长篇思想随笔《细节》。写完之后，黄灯内心苦闷，想找人聊天，她突发奇想找到了时任校长黄达人。不用预约，直接见到了黄校长，聊了近二十分钟。
那个年代，黄灯还在用BP机，她简单自我介绍，是谁的学生，写了一本书，询问学校能否帮忙出版。黄校长答应看看。后来，2004年中大八十周年校庆，《细节》的部分内容被收入校团委出版的“大学生作文选”中。至今她都不知道，是否黄校长有意为之。
黄灯，生于1974年，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任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院长、教授，现任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著有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等。（受访者供图 / 图）
黄灯自认是一个性格懵懂的人。她的人生轨迹在旁人看来充满幸运和戏剧性，“乱七八糟找工作，进入一个二本院校，本来就没有太多学术前途了，结果又通过非虚构写作被别人知道”。她习惯想到什么就去做，“不要什么都想得太明白了”。
“很多时候做事别人都要打击你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相信别人，就要懵懂了，不要轻易地受别人意见的影响……我在现实里面观察到的好多那种懵懵懂懂敢于做事的人，最后还真的做成了。”黄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第一篇让她走进公众视野的非虚构文章，是在2016年春节前夕刷屏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关乎黄灯丈夫家族三代人的变迁，涉及隐秘的人情细节，“相当于懵懵懂懂的把他家里的事情全部抖出来了”。
事后，有同事问黄灯，你胆子这么大，不怕被离婚吗？也有人说，看完之后更理解了自己的丈夫和他的家庭。
事实上，黄灯写这篇文章，丈夫是支持的。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到此事，黄灯的丈夫杨胜刚解释说，这不过代表的是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处境。“当你用一种很水乳交融的姿态跟你的日常生活建立联系的时候，我们内心很多膈应的东西都会消除的。”黄灯说。
相较于知识、理论，黄灯对具体的生活更有感知。写论文时，用西方理论术语解释文学现象或文本，她总觉得有隔膜。
也许与她一路走来的经历有关，虽然早已离开让她绝望的工厂，但她“心头总弥漫着一种莫名的忧郁和牵挂”。当年同一车间的工友汪立新，是厂里少有的几个本科生，黄灯考上研究生后，他也下岗了，用平静又羡慕的眼神看着黄灯说，“你的选择是对的”。
后来再听到汪立新的消息，他已经去世，在很不正规的公司上班，不幸陷入经济纠纷，被人困在房子里用乱砖砸死。
黄灯见过汪立新的老父亲一次，那年，橘子大丰收，贱到两毛钱一斤的时候，他父亲从老家拉了一车橘子来工厂贱卖，汪立新站在一旁，遇到熟人同事，有些讨好又不好意思。
夜深人静，她还会想起那个叫小玉的姑娘，她也大学毕业，总在车间的梳麻机上手忙脚乱，大汗淋漓，嫁了好吃懒做的丈夫后，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
很久之后，黄灯发现，她无法认同过于精英的姿态和立场。“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始终无法像我的那帮同学一样，以一种与自己身份相称的心境，来坦然面对那些所谓的学术问题。”黄灯写道。
相较于知识、理论，黄灯对具体的生活更有感知。（受访者供图 / 图）
“现在的孩子不敢出错了”
有一次媒体群访，好几位记者是年轻女性，话题延展到当下年轻人不愿意生育，黄灯斩钉截铁地说，应该结婚，至少应该要孩子，而且越快越好。
后来和《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责任编辑樊晓哲聊到这个问题，黄灯解释，她觉得生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复杂问题，可以让人经历和体验，她相信人需要和现实发生链接才能成长。
“如果换成别人，我们就会反感，你明白吗？气场是不一样的，换成黄灯，大家就觉得，她太真诚了，你可以分明地感觉到她是非常热切地为你着想，你不觉得反感，甚至你愿意非常认真地考虑她说的话。”樊晓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黄灯自小成长于教师家庭，父亲是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她斟酌新书标题时，回想起过去的场景，父亲对她说，“走了，你跟着我去做一次家访”——这成了书名《去家访》的由来。
那时父亲班上的学生，放假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家来，母亲拿出家里最好的食材，做粉皮炒黄鳝，辣椒炒鸡。有时在田埂上遇到家长，父亲总和他们攀谈几句。
1980年代末，镇上有人卖保险柜、建筑材料，一夜暴富，一位堂舅花12万盖了栋好房子，父亲去参观时提醒，千万别因为挣了钱，就忽视孩子的教育。黄灯听了很不好意思，觉得父亲在“操空心”。后来，舅舅的儿子吸毒，家道败落。
考上研究生后，有一次父亲叫上黄灯，晚上一起去做家访。起因是一个学生要失学了，坐在土房子的堂屋里，学生的父母说，别人打工已经挣了很多钱。黄灯的父亲劝说，你的孩子有前途，不要耽误他。
时至今日，黄灯觉得父亲对教育有朴素的理解。她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得到一个文凭，贴上一个标签，把他送到流水线般的社会，却不管他的叹息、悲哀和快乐。
黄灯和学生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 图）
黄灯的儿子16岁了，他有时候不喜欢黄灯去给别人讲大道理，觉得太说教，别人不喜欢。就像黄灯当年对父亲的感受。
黄灯自认很少“鸡娃”，儿子在宽松的教育氛围中成长，但有一天走在路上，他突然说，现在就是不能选错，一旦错了就很麻烦。
“现在的孩子不敢出错了，社会也容不得他们出错。”黄灯表示，这恰好也是这几年来她对年轻人的观察。“现在的孩子很努力，拼命地安顿自己，但是特别难安顿下来。不像我们当初懵懵懂懂，很混沌的，你只要按部就班的，潮水就推着你走。比如说你要结婚了，买房就便宜，反正你的工资也买得起，只要你不挑剔……你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好像身上的绳索很多，这里一根绳子，那里一根绳子。”
处于这样的评价体系里，儿子考试成绩不好，心里可能也会不舒服。黄灯让他放宽心，“没事的，你只管去尝试，失败了也没关系。”
临近五十岁，黄灯说自己变平静了一些，以前学生找不到工作，她止不住地着急，现在更愿意以老师、好朋友的身份，摸索一点解法，“至少在不舒服、焦虑的时候，你看到人生还有另外的可能”。
不久前，黄灯到医院看病，护士是实习生，抽血时，扎了好几针都没找到血管。一旁的家人急了，想换人。黄灯安慰护士，别紧张，你总是要学会的。年轻护士松弛下来，慢慢找到感觉，顺利完成了抽血。
采访当天，话题又流向对学生的忧虑和无力。黄灯带南方周末记者去了家附近的一家粤菜馆，吃了椰壳装的鸡汤，腊味拼盘，她感叹，“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最重要。”
“如果有一个很爱的东西”
2019年从F学院毕业的莫源盛在广州一家科技杂志工作，和文字打交道。毕业后，他经历考研、去教培机构，兜兜转转，找到这份合意的工作。
和南方周末记者通话是在工作日的下午，莫源盛工作压力不大，人际关系简单，他喜欢写作，上大学时，黄灯常带着他们逛街，听讲座。有一次在北京路附近的老店吃咸煎饼，莫源盛感叹真好吃，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吃到。黄灯说，没事，想吃的时候，她上课带过去。
黄灯带莫源盛和同学参加过一个关于科幻的文学研讨会，参会者有很多重点大学的教授和学生。黄灯提议，讨论别仅限于教授之间，学生之间也可以交流，莫源盛也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
黄灯也去了莫源盛的家，在云浮市郁南县历洞镇内翰村。有一天晚上，四周乌黑一片，黄灯和丈夫杨胜刚在天台上跟莫源盛聊天，谈文学。白天在村庄，黄灯拿着数码相机，四处行走，记录村庄的遗迹。
那时莫源盛说，过去他会把电灯接到天台上，看着月亮和星星，伴着风声，一个人写东西，梦想未来当作家。“这是我所有学生中，对梦想最为具体、最为感性的描述。”黄灯在书中写道。
对莫源盛而言，写作的意义是“你可能会忘记昨天吃的菜，但文字能让你真切地回到十几年前的记忆”，即使成为不了优秀作家，也愿意坚持写。
黄灯觉得这让莫源盛内心始终有确定的锚点。
养育儿子的过程中，她感觉每个人都有天生爱的东西，只是被忽视了，或者没有条件发展潜能。儿子从不会说话开始，就特别喜欢汽车。在他眼里，汽车像是有生命，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他会很兴奋，觉得就像汽车甩开膀子抖了抖，在说“我来了”。
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书，有一次她去女生宿舍走访，有一个女孩正在串珠子，安静而笃定。女孩送了只手串给黄灯，平时她会在网上卖，十几二十块钱一根。黄灯建议她卖贵一点。
黄灯有一个学生，三十多岁了，毕业后进了湛江一家银行，他喜欢跳舞，业余时间当舞蹈教练，有很好的收入补充。去年，他打电话给黄灯说，单位要提拔他升职，但他担心忙于应酬，无法照顾家人，也没时间跳舞了。
他不知道怎么选。黄灯也曾面临一样的选择，当初因为不想做行政工作，她离开了广东金融学院。最后学生考虑再三，决定维持现在的生活，做喜欢的事更重要。
“如果有一个很爱的东西，会在很多时候给人力量感，在他面临选择、面临诱惑的时候，他也知道哪些东西更重要。”她说。
现在下班之后，莫源盛会看黄灯出席活动、演讲的视频，“原来有人在为我们说话……会觉得整个人充满了力量，未来还是很好，还有很多机会”。
不久前，年前还在一起喝茶的堂兄突发心血管急症去世，才四十多岁，留下的几个孩子还很年幼。莫源盛的父亲辛苦养家，从他毕业后身体就不大好。莫源盛依然热爱文学，但现在他觉得，在成为作家之前，能够在身边人需要时出一份力，也是有意义的人生。
《去家访》出版后，黄灯送了一本给莫源盛，签名写着，祝他早日实现梦想。私下里，她也会说，好好吃饭，好好恋爱，享受玩耍。
收到书稿后，很少失眠的莫源盛辗转了一晚。他觉得内容有些太贴近自己了，像是被发现了秘密。后来他想，自己想成为作家，就是为了写一些有社会意义的事情，能让陌生人知道自己的故事也很有价值。
莫源盛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秘密。大学时代，他把自己从高中起写的文章打印出来，厚厚的一摞A4纸。他从小就很想出一本书，那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印成了纸质版，很有成就感。后来，他把这本“书”给了黄灯，本意是想给她“看一看”，但没说清楚。几个月后，一直没有还书的消息。
后来，他收到了黄灯写的书，莫源盛觉得像是相互馈赠的礼物，“她已经还了我她写的书”。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莫源盛为化名）
其他人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