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一个游戏史Discord里潜水时，我偶然看到了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感悟良多。

IT史和游戏史虽然严格来说，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之间的联系相当紧密。文章中讲到了IT历史原始资料的散落，华语文化圈内博物馆和档案库的缺失，还有欧美博物馆对非本土IT历史资料的不重视：在游戏史研究的领域，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愈加普遍。游戏史界直到最近才摆脱了以日本和美国为中心的倾向，开始聚焦于本土化的史学。

在此翻译这一篇短文章，希望能给有心之人和历史爱好者们一些启发。

正文

“把它们还给中国！”我的iPhone屏幕上闪出了这样一条信息，后面还有一个皱着眉头、义愤填膺的红色表情符号。

这条信息指的是我发的一个60秒TikTok视频，里面透露了我的雇主，斯坦福大学，刚刚获得了史上最丰盛的一批中国现代信息技术史相关藏品——数量不仅是美国最多，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这批藏品中有超过2500件的文物——包括几十台罕见的中文打字机，文书处理器和电脑，涉及到的领域包括中文电报、打字工作、油印技术、书籍印刷、大型机、加密系统、软件、计算机操作系统、打印机、电脑显示器、字型与字模、照片打印、输入系统、文字处理、个人电脑等等。

连比较冷门的中国现代IT史，在藏品中也能窥见一二，比如世界上最大的的中文秘密出版物合辑（原文是Samizdat-style，指前苏联地区，写作，印刷和自主发行被政府当局禁止的文学作品的行为，类似印刷版的文革手抄本），中国在1910年代采用西式标点符号格式的决定，还有上个世纪对政府机构中的办公文具和文书处理相关科技的全面革新。

这位愤怒的评论者，显然认为这些珍贵的文物应该回到中国，而不是被留在异国他乡的加州。情有可原。所以他为什么找上我了呢？因为我就是把藏品捐给斯坦福大学的那个人。

当然，TikTok上的喷子多如牛毛，一般来说，我都不会搭理这些人，但这条评论让我记忆深刻。它牵扯到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现代IT史藏品库，不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或者其它的华语文化圈国家与地区内？

为什么这个藏品集的名字，是“托马斯·S·穆兰尼，东亚信息技术史收藏品展”？为什么收集这些藏品的工作会落到我身上，而不是清华大学或者中国科学院？仔细想想，中国现在的科技产业这么发达，为什么国内却没有一家聚焦于现代IT发展史的博物馆呢？

我是中国计算机史学界的一个盗墓贼吗？斯坦福大学是否也干起了像大英博物馆那样，受人诟病的文物强盗勾当？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位愤怒的TikTok用户，理应得到回复，但TikTok的字数限制，让我无法把最终的长篇大论直接发给他。所以，愤怒的匿名网友，这篇文章里便有你想要的答案。

首先，我们必须先退一大步，去问几个关于宏观上的IT史相关资料库存的问题。稍微检视一番，我们便会发现，库存资料的分布极为不平均。在欧美的计算机发展史领域，学者们有着多到令人尴尬的丰富原始资料。光在加州本地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里，馆藏的的所有资料就足以支持一个学者度过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更别提明尼苏达大学，查尔斯·巴贝奇研究所里的世界级资料库，而美国国内足足有十几处这样的博物馆和研究所。

如果历史学家厌倦了整天翻馆藏品和资料库的时光，还有一整个宏大的私人收藏家和爱好者所组成的网络，等着他们去发掘。

研究中国现代IT史的历史学家，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挑战。我花了十五年，写了两本关于这个课题的书，可以说是很明白研究过程中的困难。简单来说，华语文化圈里没有可以和加州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相媲美的研究机构，跟查尔斯·巴贝奇研究所更是完全没有可比性。反而，原始资料散落在了世界各地，一个个互不关联的小块空间里。

在为我的上下两部中国现代IT通史书——《汉字打印机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和还未出版的《中国计算机史》（The Chinese Computer: A History）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前前后后翻阅了五十多个大大小小的藏品集，分别位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丹麦、瑞典、瑞士和英国这十一个地方。

原始资料的跨国境分布，让我在回答这位愤怒的TikTok用户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现代中国的信息技术框架，不只是由在中国本土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建设的，它的背后有着一个数量众多，充满多样性，并且经常被忽视的全球化团队。

即使我们只把目光聚焦在一种信息科技上——比如汉字打印机，发明这些机器的人也多种多样，形形色色：

20世纪初，从中国来到MIT和纽约大学的海外留学生
一名希腊哲学史专业的美国教授，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为IBM，摩根特勒行型活字和兰德公司工作的工程师们
剑桥大学的语言学家
英国皇家空军的前空军中校
一位澳大利亚的核物理学家，后来变成了业余汉字打字机爱好者
美国政府的特工们，就职于战略情报局，后来的CIA（如有冒犯到正在注册TikTok账号的巨魔们，还请见谅）

这还不是全部的关键人物。即使参考了所有已知的藏品之后，这段历史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空白。所以，不知不觉间，我就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一个藏品库。

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我拜访了几百家二手书店和杂货店，翻遍了整个eBay以及类似的中文网购平台，四处寻找和中文电报、打字工作、打印、文字处理和计算机相关的物品和资料。

每有一个新发现，我都会干起历史学家早已熟练于心的工作：仔细阅读，看看有没有其它可供参考和比对的资料，对图文资料进行高清扫描，把它写到我的脚注里，然后放回书架上。

但我的书架很快便排得满满当当，然后家里所有其它的空间也被占据了，包括我的地板上和车库里。我变成了历史部门里的一个笑谈，同事们经常会看我拖着一辆超大号的蓝色推车，从车的后备箱里往办公室里运东西。有人还问我，最近是不是在搬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

在博客上分享了我的研究之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不少人开始通过网络联系我，问我要不要更多的东西。首先，旧金山的一座华侨基督教教堂，把他们的中文打印机捐给了我，然后一座日本教堂也送出了自家的汉字打印机。很快，甚至连远在英国的人也开始联系我，还有美国高校里的图书馆管理员。他们手头的汉字打印机无处可去，而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我不收下的话，它们就只能进垃圾堆了。

开始研究后的第十年，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实：不知不觉间，我手头有了一个世界上最大，最全面的，关于中国和东亚现代信息技术史的藏品库。

没错，我愤怒的TikTok用户朋友，我的第一个想法也是“物归原主”。我联系了不少学者和同事，试图在中国找到一个类似加州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的地方，一个已经对中国IT史相关的资料和藏品进行归档和保护，并且能将它们分享给研究者和学生的博物馆。最理想的情况下，博物馆在学术界还有一定的声望，能够偶尔把藏品拿出来给公众展览。但是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

所以我开始寻找藏品中有书法作品和书籍的中国博物馆，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想扩展一下“通信相关”的藏品库，进入现代史领域内。问题只有一个：收集书法和木版印刷的博物馆，觉得自己是搞美术史的，和科技史不沾边。当我把打字机，电报和中文加密系统的照片发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十分一致：我们只要艺术作品。这不是艺术。去科学技术博物馆试试看吧。

画中为史上第一台汉字打印机，由德韦罗·谢菲尔德（Devello Sheffield，中文名谢卫楼）于1899年发明。

一番折腾之后，我的藏品依然只能留在原地：我的办公室里，图书馆的私人单间里，家里和车库里。学生和研究者无法接触到这些材料，我也负担不起档案馆级别的档案保护技术，开展览会更是想都不敢想。只要有一次突发事件——火灾、地震、下水道堵塞、我某天出门被车撞——所有的藏品就可能灰飞烟灭，或者再次散落到美国各地。

而这个领域里，消失的原始资料，已经有太多太多了。德韦罗·谢菲尔德在通州发明的第一台汉字打印机？没了。随后出现的两台实验性的汉字打印机原型机，分别由祁暄和周厚坤在1910年代发明？没了。诞生于IBM实验室里的第一台电子汉字打印机？有一台在特拉华州的个人收藏里，另一台最近才出现在欧洲的拍卖会上，不知最终落到了谁手里。

连量产的机器，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第一台被批量生产的商务印书馆汉字打印机，世界上现存的只有三台：一台在上海的私人收藏家手里，一台在加州的亨丁顿图书馆里，还有一台在纽约的美国华人博物馆里——后者最近经历了一次惨烈的火灾，大量藏品被毁（幸运的是，打印机没有被波及）。

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史料会被发掘出来，但中国IT史的原始资料，遗失的速度之快，程度之大，真的让人扼腕叹息。

对美国和欧洲的博物馆，进行了一系列颗粒无收的询问，并被多次拒绝之后，我开始察觉到一个规律。将近150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信息科技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被系统化地忽视了，不管是在本土还是海外。中文电报，汉字打印和计算机科技真正的价值——它们是一系列引人入胜，极为重要的谜题，均衡地牵涉到语言学和精密工程——并没有受到肯定，在西方世界的眼中，它们只是奇技淫巧而已。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1840年代的人，彼时电报技术才初露头角，而你的任务是发明一套中文的莫尔斯电码。再过几十年，在中文没有字母表的情况下，你该怎么把消息通过电缆传达出去？几千个中文字，怎么才能被压缩到一台只有不足五十个按键的机器上？或者，时间到了上世纪50年代，你正在试图创造出第一台中文计算机。如何用标准的QWERTY键盘打出中文？

如果这位愤怒的TikTok网友还有疑问的话，我想把他带回到2009年夏季，那时我正在北京的古董市场之间四处奔波，试图找到一台型号还没有被我所记录下来的汉字打印机。在著名的潘家园市场里，我一家一家地问过去，而大多数店里售卖的物品，似乎证明人们对小型的古董机械更感兴趣（钟表和老式相机备受青睐）。

因为所有的店主都以为我要的是使用QWERTY键盘的打字机，我不得不在用中文询问时，加上一句“我要的是汉字打字机”，并且模仿在炕床一样的老式键盘上打字的动作。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其他人则把我指引到了别的店里，而我在那里依然一无所获。

来自一台汉字打印机的印版。老式汉字打印机不使用字母键盘，而是包含2500个汉字印版的托盘，每个印版都可拆卸。

我本来也不指望能有什么收获，但其中一位店主的反应，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他年纪大概六十中旬，是恰好在青年和中年时代，最可能接触到汉字打印机的目标人群范围内，而他的回答十分言简意赅：“没有。”

这两个字，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我这儿没货”，更是一种纵观全球，集体记忆层面上的“没有”：这种东西不存在。世上从来没有汉字打印机这样的玩意儿。

一个新生命将要诞生的喜讯，从来都会让人感觉时间过得飞快。在我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生，而家里和办公室里的藏品依然只增不减，占地面积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终于有了一丝危机感。

我第一个求助的对象，自然是离我最近的机构，我所工作的大学。斯坦福大学里有着西方计算机史上最重要的一些收藏，更不要提今年晚些时候，预定开放的硅谷档案库，所以我跑去咨询了学校的图书馆馆长，并将细节报告给了对方。

半个小时内，我便接到了极为热情详细的回复。他们很愿意收下我的藏品，给它们一个家，把机器和文字资料一起归档入库，不仅会保证藏品得到恰当的保存，还会将它们公开给所有有需要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和本校有关系。搬运工作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

在线上填完合同协议，看着专门处理艺术品的搬运工把藏品一一打包好的那一刻，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时刻——更别提我和我的妻子，终于有了养孩子的空间。

情况就是这样。愤怒的TikTok用户，希望你能明白，我即使想要把藏品“物归原主”，也找不到一个原主，愿意收下它们的中国博物馆，或者国家机构。所以我做了次佳的选择：把藏品留在美国，但公开给公众和学者，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它们。说清了我的动机之后，我希望今后的评论区和私信里，能少几个生气的表情包。

虽然在互联网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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