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电梯说话｜深度报道
2022-03-11 星期五
从2016年起，他一直在和小区物业较量，目标只有一个——为所在单元楼的电梯装上语音播报系统，告诉他“x层到了”。沟通无果，他便拒交物业费以示抗议。直到去年12月，他因拖欠物业费被告上法庭，出乎意料的是，当他成为被告时，电梯的问题似乎更容易解决了。2021年12月，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南托法庭的书记员收到了一叠来自物业公司的起诉状。幸福庄园小区的十余名业主一并被起诉，格式化的文书上简单记载着“xxx，家住xxx, x月x日至x月x日一直未交物业费”。年底了，这本没有什么稀奇。书记员开始挨个联系业主，送达诉状和传票。大部分沟通都很顺利，有人很快就同意交钱，让物业撤诉。拨打到“吴强”时，对方说自己看不见，没法接收电子内容，书记员愣住了，问法官黎阳，“这个怎么送达？”几通电话后，这位“特殊”业主背后的故事才慢慢展开。十年前，吴强用做盲人按摩的积累在幸福庄园小区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小区位于长沙市最南端，地处偏僻，但房价相对便宜，“幸福庄园，名字听上去感觉也不错。”头几年，吴强住在工作的按摩店附近，很少回小区。2016年起，他搬回家常住，渐渐发觉了电梯带来的困扰。吴强每天晚上11点下班，这个时间只能选择打车回家，他一般将地点定位到离小区停车场更近的一侧，从停车场搭乘电梯可以少走一些路，也有更多参照物可以判断位置。进了车库之后，他边走边用盲杖探左侧的承重柱，如果经过了两根就向左转，再直走就到电梯了。到这里为止，不会出差错。每栋楼有两部电梯，但彼此不联动。如果有人同时按了两部电梯，先搭乘了其中一部，另一部还是会停靠。吴强的家在二楼，右列数字按键从下往上第二个，还算容易摸到。但当电梯开门时，由于没有语音播报，吴强无法判断到了一层还是二层。如果电梯里有人就好办，没人时，他只能先走出电梯摸一摸周围的情况。一楼是架空层，没有住户，如果往左走摸到了一堵墙，那就是一楼。如果摸到的是别人家的门，就是二楼。但很多时候，等吴强确认完，电梯已经去了其他楼层，他只能再等一轮。吴强并不只在停车场和二楼之间活动。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把被子搬到楼顶晒太阳。一次，他从楼顶回家，按下2层，之后习惯性地拿钥匙开门，突然听到了门内急促的脚步声，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走错楼层了。门开了，他感觉到迎面而来的愤怒，只能不停地道歉。这是视障人群共同面临的问题。一位上海的盲人告诉吴强，他记住了自家楼层距离地面的高度，用苹果手机自带的测距功能来判断自己是否在正确的楼层。同在长沙的盲人罗来宏选择通过摆在家门口的熟悉物件来判断，如果摸到了鞋架，就是到家了。为了节省时间，他也试过在电梯口伸出头听听家里的声音，或者在所住楼层电梯门的右侧墙壁上贴一张透明胶作为标记，贴得有褶皱一些，这样容易摸到，但好几次都被保洁人员清理掉了。吴强经常独自出行，对大部分障碍都摸索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他能在马路边通过听车流的声音判断什么时候应该通行，在地铁听“注意脚下安全”的语音来寻找扶梯，但独自乘坐小区电梯时，有效的声音消失了，每一次踏出电梯门，他都无法笃定自己到了哪里。吴强是幸福庄园小区里唯一的盲人。经常见面的邻居和保安都习惯了他的存在，外卖车本不能进小区，但只要说是给吴强送外卖的，保安就会放行，但他和物业的关系却始终有些紧张。从2016年起，吴强就开始向物业经理反映没有电梯盲文按键和语音播报给自己造成的困难，经理说这是开发商的问题，物业只负责对电梯的维护，后来答应去问开发商，但一直没有回音。吴强感到，靠等是没有希望了。2018年11月，吴强从楼顶晒完被子下楼时再次敲错了别人家的门，带着怨气，他第一次拨打了市长热线。几天后，物业打来电话回复，表示没有能力解决电梯的问题，但可以为吴强减免物业费。物业公司向深一度出具的2018年12月的记录显示，从2016年至2018年，针对吴强反映的电梯问题，予以减免16个月的物业费，等项目二期建设电梯更换后补加语音播报功能。吴强说，物业确实为自己免去了3000多元物业费，但自己并不同意就此和解，“二期建设等到什么时候根本就没有底。”想到自己这辈子都会住在这里，每天面临同样的麻烦，吴强不甘心。他决定通过拒交物业费的方式表达反抗。每隔半年，物业的工作人员会在吴强家门口贴一张催收单。每看到一次，他就打电话声明自己的态度：“单子我收到了，你放心，如果电梯的问题解决了，费用我肯定会交。我房子都买了，一个月200元的物业费还交不起吗？”直到2021年7月，吴强收到了律师函，被告知再不交物业费就会被起诉。吴强并不打算妥协，他再次拨打了市长热线，这一次，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沟通下，物业表示可以为电梯更换盲文按键，但无力承担加装语音播报系统的费用。物业公司的张经理表示，小区的入住率约为百分之五十，物业费一块六一平方米，在长沙市算较低水平。安装两部语音播报设备需要大几千块，以现有的情况，物业公司无力承担。社区和物业的工作人员均表示，他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最紧急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吴强又研究了相关法律，引用了2012年颁布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九到十一条向住建局投诉，“城镇新建、改建、扩建道路、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设施、居住建筑、居住区，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无障碍设施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投入使用。对城镇已建成的不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的居住建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无障碍设施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吴强出示的住建局回复截图显示：该项目（幸福庄园小区）于2011年2月完成施工图审查备案的办理，无障碍设计规范于2012年9月1日开始实施，该设计经审查机构审查合格，符合当时相关设计规范要求。由于小区的施工备案完成于无障碍设计规范开始实施之前，因此并不违反当时的规定。吴强对这个回复并不满意，“《条例》中还规定了政府对于已建成小区的改造义务，为什么他们不回应这一条呢？”如果时间回到六七年前，那时的吴强很可能会对同样的事情选择忍耐。1990年，吴强出生在湖南张家界的农村，一岁多时，高烧导致他视力一级残疾，他对世界只有模糊的光感。上到小学五年级后，吴强辍学在家，村里所有人都觉得父母要养他一辈子，他觉得别人说得对，自己不能读书，没办法生存。16岁时，父母带吴强去吉首学按摩。他很快融入了盲人圈，天天和同事呆在一起，睡觉也在按摩床上。圈子很小，大家没事就打电话聊天，哪家店新来了盲人，大家就互相介绍。他有过一段恋爱，但女方家长因为他有视力障碍而强烈反对，最终分手了。吴强发现，只要走出盲人圈，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打车时，有的出租车司机看到是盲人就不停车，去店里买饮料时，明明有的饮料店员也说“没有”，还有餐馆会直接拒绝让他们用餐。吴强知道这是不公平的，但并不会说什么，只是默默换一家店。他和大多数盲人一样，在熟悉的圈子里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盲人结婚生子。2014年，吴强的前妻怀孕了，八个月大的时候，医生检查出孩子可能也存在视力障碍。吴强试探着确认，“是一只眼睛还是两只？”医生说，“两只。”当时，全家人都决定把孩子引产掉。吴强不想让孩子过得像自己一样辛苦，有时比起做一件事，和旁人解释自己的身份更让人沮丧。几乎去任何一个地方，他都需要先解释“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出来？”还有人会好奇地要求观看他操作手机，问各种奇怪的问题，如“吃饭时会不会吃到鼻孔里？”。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怎么解决？他甚至不知道盲人能不能参加高考。引产针打进去后，吴强贴在前妻的肚子上，感受着胎儿一点点失去动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陷入了抑郁。前妻依然想生一个健全的孩子，二人四处求医，希望能排除遗传视障的几率，但找不到有效的办法。他们的想法渐渐出现了分歧，吴强不愿再执意要个健全的孩子，他反复回想，如果这个有视力障碍的孩子能生活在友好、便利的环境里，是不是就可以留下？吴强决定开始改变，不放过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障碍。他成立了“湖南盲人信息通达微信平台”，和400多人共同探讨生活中遇到的障碍，并总结成报告向政府有关部门提议。2015年，他参加了国际劳工组织残障平等意识培训班，在那里，他听说了河南盲人李金生争取到参加普通高考资格的新闻，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个体的努力也可以推动环境改变。2016年，吴强遇到了自己无法克服的问题。他想在银行办理开户，却被工作人员告知由于不能填表和签字，他只能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办理。彼时吴强的父母还在张家界，他只能寻求其他的办法。他多次拨打了网点和银监局的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但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在公益律师的帮助下，他决定对银行提起诉讼，与此同时，他的事例经媒体报道，被冠以长沙盲人起诉银行“第一案”。最终，银行表示愿意和解，并承诺在长沙市的所有网点都提供面向视障人群的服务。吴强看到了法律和媒体的力量，渐渐学会了以灵活的方式解决问题。2018年“国际盲人节”，他征集了一封由106名盲人签署的联名信，同时委托两名人大代表提案，建议在路口安装红绿灯语音提示。他还被邀请到全国各地的盲人出行培训班讲课，后来又被评为“湖南省自强模范”。随着经历逐渐丰富，残联和相关政府部门到湖南考察时，也会邀请吴强参加无障碍工作会谈。吴强感觉自己比从前更有“话语权”，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多了，甚至有群友调侃，“有什么事，找吴强解决更有效。”法官黎阳去年一年办理了400多件案子。平时立案大厅往来的人很多，他却很少见到残疾人，办案的过程中倒是接触过一些，但大多是因为离婚或各种事故，涉及到维护残障群体出行权益的只有吴强一个。黎阳所在的南托法庭是天心区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位于长沙南端的郊区，为诉讼便利、解决基层纠纷而设，法官经常需要去现场了解情况。物业费纠纷属于小微案件，黎阳只能从其他更麻烦的案件中抽出时间去幸福庄园小区。去了三四趟，黎阳发现最大的问题还是钱。他第一次了解到安装电梯语音播报需要联系原电梯厂家，一套设备加上安装费用可能需要大几千元。物业经理和他抱怨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小区的缴费率只有百分之七十。有很多业主是从农村安置进去的，没有交物业费的观念，周边其他的安置小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既不能让物业公司亏损，也不想让吴强继续在障碍中生活，黎阳想出了三种方案。第一，动用维修资金，但按照《民法典》规定，使用维修资金需要获得半数以上业主的同意，而残疾人在业主中仅占极少数，这条路基本行不通。他曾参与处理其他小区的纠纷，几家业主因外墙渗水想动用维修资金，物业公司连招标的厂家都确定了，最终业主投票却没有通过。他沿着吴强回家的路走了一遍，想到能否仅在吴强居住的二楼电梯门外安装红外感应设备，当电梯在二楼停靠时，外置系统就能发出提示。但上网搜索后发现，很少有专门生产这种设备的厂家，如果单独定制，价格会达到六七千，物业同样无法承担。最终，他尝试向物业公司的主管部门住建局申请了一笔资金，帮助物业承担相关的费用。黎阳告诉深一度，这并不是常态化的解决方式，只能当作经验，法律和制度的推动需要大量个案的积累，“先找出一条路，再慢慢修好给所有人的路。”据天心区人民法院发布的文章，1月12日开庭日，湖南省人大代表、湖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会筹备组组长李丽作为特约调解员和法官黎阳一起来到幸福庄园小区查看电梯的情况，在随后的庭审中，物业当场表示愿意加装语音播报设备和盲文设施，吴强也将拖欠的物业费当场付清。然而，到了庭审中规定的安装期限——2月1日，电梯并没有任何变化。后来，吴强才知道安装电梯语音播报系统的费用并不是物业公司承担的，而是来自法院特别向住建部门申请的资金，目前仍在协调中。他想起自己收到传票后给人大代表李丽发过一条微信，告知了自己的经历。李丽回复让他放心，已经转告了天心区人民法院院长，院里会高度重视。吴强忍不住猜测，会不会是因为自己认识李丽的关系，事情才得以这么顺利地解决？“如果是那样的话，事情又回到了原点。这还是一种不公平。”吴强又回到了法律中，开始仔细研究相关条文，希望能在更普遍的范围内解决问题。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中首次确认了建筑物维修资金可以成为无障碍设施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资金来源之一。不过在实践中，由于动用维修资金的难度大，各个城市的解决办法各不相同。近两年，在上海、武汉和西安，都出现过成功为盲人业主安装语音播报系统的案例，有的是物业公司自己承担费用，有的靠残联捐助，有的通过业主大会的投票使用维修资金。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封顶表示，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对2012年之前建成的、不符合无障碍标准的小区，应当由相关部门制定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遇到和吴强类似的问题，个人可以先向相关部门申请信息公开，查询有无改造所在小区的计划，如果没有，可以申请制定计划。在法律层面上，将无障碍设施的修建明确为“紧急”事项的立法工作应当尽快进行，此外各地还应设置便捷“紧急”使用维修资金的所谓“绿色通道”，简化征集业主意见的程序，让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和完善不再困难重重。李丽说，吴强可能会成为长沙第一例通过被起诉的方式争取到盲人权益的案例。盲人罗来宏也听说了吴强的新闻，两年前，儿子的摩托车在小区内被偷，由于监控缺失，他也一直拒交物业费，但收到律师函后，他觉得自己无法与物业抗衡，不敢效仿吴强的方式，最终还是补齐了物业费。“吴强在我们这里算是名人，他认识的人比较多一些，就算有人大代表给我主持公道，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效果。”几个月前，吴强参与了公交车到站语音播报功能的测试，顺利的话，这个功能很快就会在长沙市的公交系统铺开。越来越多的红绿灯附近也装上了语音提示，听着两种不同速度的“滴滴”声，吴强可以从容地穿过马路，就好像拥有了“眼睛”。几年前种下的种子，正在慢慢发芽。今年夏天，他可能会和现在的女朋友结婚，他说，如果妻子怀孕，除了陪她做正常的产检，不会再特意去查小孩是否会有视力障碍的概率。黎阳也听到了法院门口红绿灯的“滴滴”声，他想到近些年法院完善了无障碍通道、洗手间、旁听席等设施，不过电梯内还没有装上语音播报系统。在湖南盲人交流群里，吴强看到一位群友去年12月也投诉了小区电梯没有语音播报的问题，协商后，物业公司安装了电梯盲文按键。关于电梯语音播报系统的安装，街道办的回复上写着：“物业公司意向天心区住建局报备，将以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进行落实。”吴强也还未收到自己所在单元楼电梯语音播报系统安装的确切时间。对我国一千多万视障者来说，无障碍设施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吴强通过被起诉而得到的“幸运”调解也仅仅是一个开始。【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扒火车、徒步过关，3000中国公民“穿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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