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谶纬”概述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地位
(一) “谶纬”概述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地位
“谶纬”（chen wei），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为神学说。“谶纬”是盛行于秦汉代的重要社会思潮，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纬书是对秦汉以来“纬”、“候”、“图”、“谶”的总称。其中保存了大量关于神话民俗文化的记载，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大综合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对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谶是秦汉间儒家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后来中国民间发展为庙宇或道观裏求神问卜，渐渐地更加简化为求签。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被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人称为“内学”，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
“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纬书是上古谶纬思想学说的辑录，并非出于某一作者。“谶纬”出于神学，谶是方士们造作的图录隐语，纬是相对于经学而言、即以神学附会和解释儒家经书的。由于先秦天命神权、天人感应观念的流行，出现许多祥瑞灾异、神化帝王和河图洛书、占星望气等等说法，其中也涉及炎、黄的传说，保存了不少古史、天文、乐律、农学、医药以及原始社会状况等零散资料，经过去伪存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二) “谶纬”促使古史书写政治化，古史的政治价值与目的凸显
(二) “谶纬”促使古史书写政治化，古史的政治价值与目的凸显
“谶纬”使得古史书写政治化，在“谶纬”影响之下，古史书写服务于政治的特点日益显著，古史在政治层面的价值更加凸显。
“谶纬”服务于政治。“谶纬”的盛行与统治者的重视密不可分。“谶纬”部分思想主张，如“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可以为统治者改朝换代提供依据，由此满足了统治者利用“谶纬”加强自身的统治的合法性的需要，从而为统治者所重视。如，王莽称帝就利用谶语制造舆论，制作了“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石碑；刘秀则利用《赤伏符》即位。《白虎通》明引谶纬类文献有与三纲六纪、君臣关系、等级制的内容，同样体现了古史书写政治化的需求。[1]
同时，由于谶纬附会儒家经典，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思想意识层面占据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因此不仅仅是方士与儒生偏爱于此，中下层的老百姓，各级官吏也都更容易从心理层面上接受谶纬之学，进而将这种对于“谶纬”的认可，书写在古史中，从而让统治者“受命于天”的合法统治地位以史书的形式确立下来，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进而满足统治者巩固统治的政治需要。
古史书写利用“谶纬”为统治者及其统治提供“正统性”。诚如司马迁与班固在汉高祖出身上的记载的不同，在“谶纬”的影响下，汉代的儒生们不断去“完善”古史系统，甚至有一说竟将汉高祖的母亲列为了其祖母。但不论如何，受到谶纬影响的史官或者儒者们，最终通过联系神话传说、考证三皇五帝及其后代的领地或封地，将汉高祖塑造为了“尧”的后代，即汉朝其实是与尧的统治一脉相承的。由此，汉的统治更加具有“正统性”，而汉朝的皇帝们也同样由于流着尧的血脉，而成为正统统治者。此情况不论是在西汉末还是东汉初，均如此。而在相关古史书写中，中国古史的书写家们对本朝皇帝 “追根溯源”，寻找其与三皇五帝的关系，巩固王朝正统性。
“谶纬”促使古史书写以“天命观”看待王朝更替，并神化统治者，为王朝及统治者提供“合法性”。谶纬中有许多“天人感应”与“君王受命于天”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其实本身并没有特别多的科学依据，因此若是由此便说“君王是上天的儿子”，其实是将帝王神化的一种表现。但 “谶纬”中神化帝王，“天人感应”的思想却延续了千年，促使中国古史书写的神化。
在看待统治者时，谶纬使得古史书写神化统治者。班固说刘邦建立汉朝是“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用“天人感应”将帝王神化。《旧唐书》中记录的唐高祖“史公面相”的故事，中心思想便是说唐高祖“骨法非常，必为人主”。[2]这种以面相预言政治统治的情节实质上是“谶纬”，而这种情节在历代史书中并不少见，几乎历代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皇帝都是“貌为人主”，被神化为“受命于天”最终建立或巩固统治。[3]这样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统治者提供统治的“合法性”。
在看待王朝更替方面，谶纬使得古史书写深受“天命观”影响。《新唐书》称：“天将去唐，诸盗并出……至宋然后天下复安。”利用“谶纬”中的“天命观”突出了宋朝统治是顺应天命的，从而使宋的统治具有了道德与社会意义上的“合法性”。
因此可以说，“谶纬”促使“天命观”融入古史书写，使得古史书写更侧重于神化统治者。
“谶纬”虽去，但史书政治化犹存。虽然谶纬从隋以后因为被禁的关系不再流行，但其相关的作品仍然没有灭绝，至清代尚有部分“谶纬”之书的辑本存世。因此，即便是隋以后，中国古史的书写者们仍然有概率亲自接触谶纬，并受其思想的影响。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谶纬”的思想始终没有完全禁绝。在长期的史书撰写实践中，历代的史书撰写者们都需要考虑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随着自秦以后，统治者们巩固君主专制统治、加强思想控制的需要日益上升，史书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的载体，其日益政治化是一个大的趋势。而谶纬的兴起恰好为史书书写提供了一个满足其政治化需求的工具或者手段，因此谶纬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于史书书写的政治化趋势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让史书书写在谶纬逐渐衰落后，虽并不一定以神化君主、天命更替为手段解释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却仍保持了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与其政治价值。
综上，受到服务于政治的“谶纬”的影响，古史书写政治化。史书不再仅仅以记录历史为主要功能，还附加上了协助统治者巩固王朝统治，为统治提供合法性与正统性的重要作用与价值。
(三) “谶纬”促使古史神秘化，更具神学迷信色彩
(三) “谶纬”促使古史神秘化，更具神学迷信色彩
谶纬本身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具备神秘暗示性和准确应验性[4]，其涉及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内容本身就是神秘的；其保存的大量神话传说同样是神秘的。在谶纬的影响下，古史书写深刻融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命君权等思想，神化统治者，以天命解释王朝更替；并吸收利用了“谶纬”之中丰富的神话传说作为史料支撑，从而在思想内涵与内容材料方面神秘化，更具神学迷信色彩。
“谶纬”的神学迷信思想满足古史书写的政治需求，并“将圣王纳入神话系统之中作为人格神来加以推崇”，促使古史思想神秘化。[5]为了达成某种或某类政治目的，古史书写者及上层统治者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谶纬中神学迷信的相关思想进行古史书写。
两汉时期，谶纬在学术上被儒生经师大量征引于自己的著述，以进一步抬高儒家经典的地位，给当时的统治思想添加神秘和神圣的光环。[6]《新唐书》中对于宋的建立解释为“天将去唐”，从而使得对王朝更替的历史书写更加具有神秘色彩。在“谶纬”神学迷信的影响下，孔子则在一代代的古史书写中由人入圣，历史形象逐步从穷困的没落贵族转变为道德完美的“圣人”甚至是神。在韩愈眼中，孔子的学说来源是尧舜禹，这不免与将刘邦的身份定为尧的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谶纬促使古史书写诞生了“神人”和“天命王朝”，从而给古史书写蒙上了一层神学迷信的神秘面纱。
“谶纬”保存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是古史书写的史料来源之一。首先，“谶纬”中保留了关于上古时期大量的神话传说，比如“盘古开天辟地”、“尧舜禅让”的故事。而以“尧舜禅让”的故事为例，若要考证难度极大。但在历代史书中均可以看到“禅让”这一词的影子，更有许多史书将帝王比作尧舜，以此形容其贤明。神话传说未必是真的，古史书写者们却常常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真实而用。其次，虽然中国古史中所引的神话传说其第一次出现未必是在谶纬之书中，但不可否认的是，谶纬对于保存这些神话传说，并让这些神话传说随着其在社会上的流行而有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范围，从而有更大几率为人所知，也为历史所记，并在历史上被层层加工。
“谶纬”中的“超自然力量”为古史书写提供了解释问题的思路。在传统历史叙事中，会遇到许多当时的科学水平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天文领域的流星、太阳东升西落、农业领域的春季万物复苏等。这时，“谶纬”的思想就提供了一种解释问题的思路。谶纬中有论天文、历数、地理、乐理、医学的相关著作，而这些著作往往以“附会”的形式，结合阴阳五行、八股、天人感应等对其予以解释。而这些解释经过教育或口口相传逐渐散播开来，为人广泛接受。而在中国古史书写时如遇到相关难以解释的问题时，就可以用“谶纬”或曾经用“谶纬”得出的解释来加以解决。谶纬中的“灾异观”主要是与皇帝德行相联系的，这种“灾异观”在古代广为盛行。受到这种“灾异观”的影响，古史书写往往在记载灾异时与皇帝言行相联系。如《宋史》记载宋高宗“以日食求直言”。[7]
综上，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谶纬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使中国古史的书写神秘化，更具神学迷信色彩。
(四) “谶纬”成分促使古史书写随意性加强，可信度降低。
(四) “谶纬”成分促使古史书写随意性加强，可信度降低。
史书本就是由人来书写的，其书写本身便带有主观成分与主观解释的可能性。而“谶纬”在推动古史书写政治化与神秘化的同时，也进而使得其随意解释性加强，牵强附会，可信度降低。
“谶纬”之风下，古史书写有意造伪，并且这种“伪书”行为往往是为了“伪事”而作，并使得后来古史书写的难度大增。比如王莽在篡权夺位时期声称发现了《周礼》，但是在这本《周礼》中却记载了“九夏”，而在《左传》中却只有“三夏”之乐。如此，若《左传》所记为真，当是《周礼》为伪书。并且相关资料也表明，《周礼》中“九夏”的说辞是刘歆在“谶纬”影响下杜撰的。[8]
然而史书记载内容非“彼真我假，彼假我真”的简单对立关系，而是需要多方资料与推断去证实的。若是简单轻信，不对史料与相关史书进行相关辨伪，则可能会出现问题。比如，杜预注《左传》“三夏”时并未察觉《周礼》“九夏”的问题，而附会《国语·鲁语下》中的相似记载，将《肆夏》、《樊》解释为同一本书，由此便与《左传》原本的记载相矛盾了。[9]
的确，谶纬影响下出现了许多“伪书”，其中一部分是将真实的记载颠倒，部分则是完全无中生有。但不论哪一种，都给史书的“辨伪”带来的许多的困难，也为后世史书书写带来困难与疑虑——因为后代的史书许多是基于前人的史书进一步补充、整合而成的，若是前人史书记载不能保证史书书写的真实，后来人就需要先对书进行辨伪从而增加了古史书写的难度，或者可以将信将疑或无所怀疑间征引了，但却可能给往后的古史书写带来更大的难度。
受谶纬影响，古史书写以“神化传说”作为史料，并牵强附会，出现了伪造的世系表。如东汉班固所作《白虎通》，其中的“谶纬”部分虽不多，但却是全书的一个核心。而关于古史书写引用神话传说，在古史书写中，三皇五帝等上古时期的传说虽然难经证实，但却受到了默认与征引。比如在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就将刘邦归于尧的后代，并且在与刘邦相关的史书记载中也往往会谈及其是黑龙之子的传说。这就是受到谶纬的影响后，古史书写在史料征引与选取方面的一个特点——将神化了的传说也作为一个史料来源。
但是，这样的传说却也容易误导后人，比如“汉为尧后说”之中刘邦的世系表存在着一个很显然的问题——原本作为刘邦母亲的刘媪在这份世系表里成了刘邦的祖母。若是后来人轻信了这份世系表，而不去查证《史记》等史料就会被误导。而刘邦的身世几经修订，究竟何者更为贴近真相？众说纷纭之下，只会增加历史考证的复杂性。而一旦某项传说被证明是伪造的，那么征引或利用了该传说的整本史书甚至与之相关其他史书，都可能会遭遇质疑。由此，也容易引发“疑古”之类的思潮，进而动摇古史书写的根基，对古史书写造成消极影响。
综上，在谶纬的影响下，伪书风气，部分古史书写采“神化传说”为史料支撑或直接将“传说”神化来附会政治需要，从而使得古史书写可信度降低。并且谶纬本身即具有随意解释、牵强附会的特点，因而用其相关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本身，便是随意的，进而也会增加古史书写随意解释的程度，让其可信度降低。
(五) “谶纬”推动今文经学的发展，促使古史书写历史观唯心化
(五) “谶纬”推动今文经学的发展，促使古史书写历史观唯心化
谶纬推动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发展，并加深其宗教神学色彩。[10]谶纬对今文经学的推动作用与其推动古史书写政治化、神秘化、随意解释性增强是密切关联的。东汉哀帝时召集博士和儒生于白虎观论五经异同，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一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
在谶纬出现之前，中国的经学往往并没有特别浓重的宗教神学色彩。而儒学创始人孔子始终“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对鬼神敬而远之即可。但在谶纬出现尤其是流行以来，儒学可以地向宗教神学靠拢，具有了较为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如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学，强调“天人感应”。而此时谶纬已经出现并且在社会上有所发展，对董仲舒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启发作用。
随着谶纬之学在两汉之际的逐步发展，谶纬的神学迷信色彩也与今文经学交织在一起。今文经学的神秘化色彩与对经文的附会解释都有了较高程度的增强，今文经学也在该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作品。今文经学的许多观点与“谶纬”相似。比如，今文经学与谶纬都对儒家经典作出解释，并且其解释都具有宗教神学色彩；今文经学推崇孔子，将孔子奉为“素王”，而谶纬将孔子圣化；今文经学注重“师法”，而谶纬有时则会穷究某位人物的身世。谶纬在两汉时期所营造的政治文化氛围，也促使当时的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孟喜京房等的易学，具有了更多的神秘主义色彩，并且可以服务于政治。但宋朝时谶纬的思想从经学中剥去，取而代之的是宋明道德神学。但这仍然是具有神学色彩的，因此仍然可以说，谶纬促使今文经学更具神学色彩。
谶纬与今文经学有如此相似性，其实是因为谶纬恰恰是今文经学昌兴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氛围。因此在谶纬的政治文化氛围影响之下，今文经学才呈现出了如此多与谶纬相似的特点。当然，今文经学与谶纬的“亲密关系”，也使得今文经学作品的可信度也在后世遭到了怀疑，在长期的今古文之争中，古文经学家们得以用批判谶纬来批判今文经学。
古史书写的历史观在今文经学与谶纬的互动中，有了更多的唯心主义色彩。古史书写的历史观本就认为“英雄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而非“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但在今文经学的推动下，古史在书写时更倾向于突出“英雄”的不平凡之处，而客观、理性的分析变得少了。如，关于刘邦能在群雄并起的时代脱颖而出的原因，《史记》客观分析了当时形势、刘邦性格优势等，相对而言虽然仍然强调刘邦的优秀，但仍然是客观真实的；但在《汉书》中则将刘邦的成功直接与刘邦“黑龙之子”、“尧的后代”的身份相联系，而忽略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不仅有失公允，并且有失客观。谶纬使得古史书写不仅将历史的浓重笔墨交给了“英雄”，并且还是以唯心、迷信的形式交出的。因而古史书写的历史观更加唯心，并且更加具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
(六) “谶纬”由“古史层累”造成古史系统的变化——“多元一源”
(六) “谶纬”由“古史层累”造成古史系统的变化——“多元一源”
“谶纬”对中国古史书写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中国古史系统的变化中，即在“古史层累”的情况下，[11]导致了古史期的延长和中心人物的放大；并且在“古史层累”中，古史系统也逐渐由单一走向多元、多样化；但在对古史系统的书写趋向多样化的同时，“谶纬”影响之下的古史系统却都存在共性。
1.古史系统的稳定发展
后来的古史系统往往是在以前的古史系统的基础上写就的，因而各时期的古史系统间具有着共性，即其源流大体都指向三皇五帝。一般而言，传统古史系统是以“三皇五帝”为源头的“大一统”的古史系统，其中的“大一统”意为国家统一，即虽然王朝更替，但却均为正统，源流相同。而与之相关的则是“黄帝一元论”与“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的盛行。
古史系统本身的体系发生着变化。比如，“在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了三皇，汉以后才有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古史系统里古史期的延长，也可以从中看到古史系统的变化。每个朝代有不同的古史系统，而这种古史系统或许是观念上的，或许也会体现在古史书写上，以书面的形式保留下来，而二者都会增加古史系统的多样性。
2.谶纬影响古史书写里的古史系统
谶纬将当时的人物与上古史联系了起来，从而造成了古史书写中，古史期的延长。而关于三皇五帝后代的说法同样是存在变化的，这其中可以体现中心人物的放大。上述两点都可在汉高祖的例子中看到。在《史记》记载中，汉高祖刘邦出身平民；[12]而在班固的《汉书》中，汉高祖刘邦则有了更加“正统”的出身——尧的后代。由此，在《汉书》中提到了上古期，并且提及了尧这一人物。尧的重要地位凸显，而汉高祖也因有了尧这一个贤明的祖先，有了更加合法化、正统化的地位。可以说，谶纬对古史书写中“中心人物”的放大是双向的。孔子后来也被认为是得到了尧“道”的真传。正是在谶纬的影响下，古史书写者们才会去追溯“中心人物”的身世，并牵强附会经义，将之与过去的某一人物或事件相联系，由此实现“中心人物”的放大，甚至是圣化、神化。
此外，司马迁坚持“五帝德”，不肯谈到黄帝之前；但谶纬盛行后，古史书写者们往往不再固执于“五帝德”，而是随意许多。由此也可以看到古史书写者们在谶纬的影响下，对于古史书写中古史系统的观念的变化。
(七) “谶纬”与民间古史书写，推动古史书写世俗化[13]
(七) “谶纬”与民间古史书写，推动古史书写世俗化[13]
史书除了官修正史，还有许多野史，而这些野史受到民俗影响深刻。在谶纬被官方打压后，有大量谶纬之书散落民间，进而“谶纬”思想也在民间有所传播。这些“谶纬”思想中有解释经书的成分，可以推动民间经学的发展；同时，“谶纬”的宗教神秘主义也促使民间鬼神信仰与宗教崇拜的盛行。因此，对于民间古史书写而言，谶纬为其提供了基本是思想框架，与解释事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并且谶纬所存的大量神话传说，也为民间古史书写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史料。作为文化平民化代表的明清小说常常援引谶纬进行创作，体现出明清时代谶纬文化兴盛的状态。[14]一方面，明清小说也可以作为一种史料进行研究，因此其创作与古史书写有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小说强烈的主观性是与古史书写客观性的要求相悖的，因而其创作不可归入古史书写中。但从明清小说中所反映出的谶纬文化的兴盛，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古史书写极有可能会表现出同为谶纬兴盛的两汉时期的古史书写的相似性。此外，既然明清小说创作常常援引谶纬，那么在民间古史书写时以谶纬的方式去解释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便显得可行了。
谶纬对民间古史书写的影响，对于整个古史书写而言，便是在推动古史书写世俗化。民间留存的“谶纬”神话故事大多为人民喜闻乐见，因而口耳相传流传下来或有文字记载，而征引谶纬中的这些神话故事作为史料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间对此种文化的需求，从而体现出古史书写与人民需求一致性的一面，也便体现出了古史书写世俗化。从民间古史书写者角度来看，古史书写世俗化的倾向是与民间文化的发展、文化平民化与世俗化密不可分的。
总之，谶纬对民间古史书写的影响，是建立在谶纬传播至民间，民间盛行谶纬文化或受其影响而产生的文化潮流的基础上的。谶纬对民间古史书写的影响其实也仍然是在政治化、神秘化、随意解释性与可信度、古史系统、历史观主观性这五个方面分别去影响的。
(八) 总结
(八) 总结
总之，谶纬对于中国的古史书写主要造成了六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它促使中国的古史书写政治化，服务于政治，通过神化帝王、结合“易姓受命之说”“五德终时说”“五行相生说”等来书写历史，来解释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
第二，它增加了古史书写中的宗教神秘色彩；
第三，它促使中国古史书写时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解释随意化，伪书增多，进而造成古史书写的可信度降低；
第四，谶纬推动今文经学的发展，并由此促使古史书写历史观唯心化；
第五，由于“古史层累”，在谶纬的影响下，古史书写中的古史期延长、中心人物放大；
第六，谶纬影响民间古史书写，为其提供丰富的宗教神学思想作其指导，并提供较为丰富的神话传说作为史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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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1] 何大海：《<白虎通>谶纬类文献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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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2] 《旧唐书》：隋受禅，补千牛备身。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由是特见亲爱，累转谯、陇、岐三州刺史。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谓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颇以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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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3] 当然了，史书所载或许确实是历史上的真实轶事，但由此也可以体现史书书写时的一种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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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4] 周长艳：《明清小说中的谶纬现象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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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5] 这里的“圣”主要指孔子，而“王”则是一些统治阶级的帝王。将本来同时凡人的“圣王”作为“人格神”来推崇，其实是将之神化的一种表现。从本质上仍然是谶纬的宗教神学思想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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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6] 黄朴民：《两汉谶纬简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03期第3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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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7] 《宋史》卷二八《高宗五》，第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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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8] 刘歆将“阴阳五行说”里的《管子‧五行》中的”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改为“天道以六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九制”，于是在伪造《周礼》时附会出“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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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9] 从『三夏』到『九夏』————刘歆王莽伪造《周礼》探实，2017年5月28日，新浪微博，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22aa340102xg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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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10] 夏冬梅、吴燕：《论谶纬思潮与东汉政治》[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4期第70-74页。作者在文中肯定了“从思想内容来看，谶纬与今文经学关系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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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11] “古史层累说”由顾颉刚提出，其含义主要有三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顾由此形成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本题在这里侧重于“谶纬”对“古史书写”的影响，由此就不得不考虑到“谶纬”对古史系统的影响。顾颉刚还强调要用“不立一真”、“故事的眼光”、“惟穷流变”的方法去看待这些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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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12]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在黄帝之前还有“少典”，是“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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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13] 这里仅仅只是指部分古史书写具有走向民间的潜质，并不意味着古史书写世俗化的完成，并且也只是部分古史书写“世俗化”而非全部。此外，本处侧重于民间野史书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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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14] 周长艳：《明清小说中的谶纬现象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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