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颜值大滑坡，谁偷走了那些“美”？

“令审美感官愉悦的性质组合，尤其是视觉”。这是牛津词典对“美”的解释。

词语的描绘远不如影像的面庞更直击感官，它可以在葛丽泰·嘉宝、玛丽莲·梦露和张曼玉的鬓发里游走，也可以藏匿在拉尔夫·费因斯、奥兰多·布鲁姆或张国荣的颌骨阴影里。可当我们总是记得这些过去的名字，其实也是证明，如今影像里的新鲜面孔，远不如旧日那般摄人心魄。

当我们不满于《金发梦露》的搬演几乎毁掉了那张传世剧照，为《小美人鱼》的选角争执不休，难以忍受《指环王：力量之戒》和《龙之家族》的低配幻世时，背后的情绪，其实是关乎“审美”的愉悦降级。

在这个工业流程可以制造美，政治表态可以塑形美，资本消费可以筛选美的时代，以影像之美作为重要资本和消费品的娱乐产业，显然正成为风暴中心。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到像梦露、赫本、汤姆克鲁斯那样“传统”的美人符号。全球银幕颜值下降的视觉感，与文化疲惫期的怀旧心态混合在一起，令人有些分辨不清这到底是多元化在拓宽美的光谱，还是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偷窃着“美”；抑或是这些美丽，已经流向了别的聚光灯。

《纽约》杂志特写的“裙带关系宝宝”（nepotism babies）或许是文娱产业颜值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名利场规则决定了孩童还在名人父母的臂弯之上时，就已经在享受优待，他们的一生都将获得远超常人的机会和可能。这种“明星世袭”的现象，除了再度固化阶层之外，也稀释了银幕上的感官浓度。

出演《怪奇物语》的玛雅·霍克几乎是母亲乌玛·瑟曼的复刻版，却少了她的演技和气场，但也能直接去试镜昆汀新片。至于在《生化危机:终章》里演童年爱丽丝的艾尔·安德森，谁让她是保罗·安德森和米拉·乔沃维奇的女儿呢。黛米·摩尔和布鲁斯·威利斯生下的三姐妹可能是继承了太多父亲粗线条的下巴，一直在演艺事业上追赶着父母，看起来也没可能赶上了。而杰克·奎德（梅格·瑞恩的儿子）和科林·汉克斯（汤姆·汉克斯的儿子）？可能始终等待着证明自己的机会，毕竟颜值已经没法成为他们的资本。

已经长大的“裙带宝”不仅拥有父辈的资源，也继承着父辈的基因。这些“新”生代的面庞，有时会让我们感觉恍如时光穿越，“影像的世袭”除了熟悉之外，同样也会让作为观众的我们审美疲劳 ，那些曾经的美，好像也不再那么美了。

类似的情况也频发于时尚界。即便算上个人努力和天赋，如果没有法国版《Vogue》主编的母亲，茱莉亚·洛菲德估计没有多大机会一边代言汤姆·福特、纪梵希这样的顶级品牌，一边为缪缪和让-保罗·高缇耶提供品牌咨询。木村光希可以借着母亲工藤静香的专辑以作曲者身份出道，还能让父亲木村拓哉和自己一起拍摄模特大片，出道首秀就是香奈儿高定。至于她到底在多栖身份上继承了多少基因，那又是一个主观问题了。

娱乐产业的资本游戏总会倾向于选择安全牌。知名人士的后代能制造噱头也拉动讨论，有时甚至黑粉也会成为一种造势需要，姚安娜从女团转到综艺咖和演员，天赋平平却也还是有短片金棕榈为她护航，就足以说明问题。

当我们感叹过去的惊艳之美不复存在时，可能也是在怀念那个布拉德·皮特在得到角色前，还要靠做车童、搬运工和穿玩偶服来养活自己的时代。裙带社会的藤蔓越根系庞杂，那些野生的美人们就越难得到机会。当“好莱坞往事”只沉浸于自己的权力和资本复制，那个黄金时代，也就真的只能成为往事了。

在过去的时代，“遥远”是明星的关键词。我们只能通过红毯、报纸、银幕窥见他们缥缈的神韵，这种不可接近的卡里斯马，也是偶像魔力的关键。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制片工业则是明星的庇护所和圈养地。

但当互联网成为新的传播媒介，造星和追星的模式也完成了变革。TikTok、YouTube、Instagram带来数字时代与明星的无缝接触体验，也令它们自己成为新一代的明星工厂。

对于素人而言，转而投诚到互联网的海洋中，或许比挣扎在演艺圈里更有性价比——当提莫西·查拉梅的经纪人声称他已经7年没参与一场试镜，你知道这意味着大多数角色从一开始就不会给其他人任何机会。

网络则要宽容得多。特洛耶·希文在YouTube上翻唱《Tell Me Why》的视频让他备受关注，同样也是短视频，让他得到了“小金刚狼”的机会。查莉·达梅利奥凭借自己的跳舞视频成为TikTok上粉丝最多的用户之一，在这之前，她不过是个普通女孩。洛伦·格雷可以有很多身份，歌手、艺术家、模特，但她传播最广的，还是依靠那些照片和视频就能迅速被人记住的“真人芭比”标签。

真正懂得如何运用互联网力量的名人，或许根本就不屑回流到以电影为代表的传统影视工业，《与卡戴珊一家同行》满足了我们对上流社会的窥私欲，也把这种流量兑换成娱乐帝国，任何电影都没有她们自身的经历有戏剧性，她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可以直接向公众兜售的商品。

互联网对传统娱乐界的分流，彰显了科技时代的自由与美国梦。颜值、技能、隐私、幽默感都可以成为商品，Z世代向互联网让渡自己的时间、喜好、关注度与自由，只要你愿意，并且足够有资本，似乎就都能成为被青睐的那一个。

被分流走的显然还有“颜值”。美人们乐得在自己的领域里做歌手、舞者、美妆博主。红人经济所拥有的自由度，是阶层固化又守旧的传统娱乐业没法给予的。当我们已经习惯于去Instagram、小红书上研究博主穿搭，追逐网红日常时，消费“美”的场景已然发生了转移。这大概是互联网时代送给普通人的礼物，每个人都可以举起点赞、关注、转发的武器。

肯定会有人提出异议：不再聚焦于传统经典美的明星形象，不就恰好是多样化审美的转向吗？和几乎没有瑕疵的黄金时代美人相比，难道不是如今多样化的美更有特异性？这些脸庞的“不美”，恰好也是另一种“美”。

单从好莱坞看，多样性确实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赞达亚、凯丽·华盛顿这样的有色人种女性正在拿到更多的第一梯队角色；金球奖中也开始有奥卡菲娜、杨紫琼这样的华裔影后；连《小美人鱼》这样的经典“白IP”，都开始启用黑人演员海莉·贝利。

可当我们回头去看好莱坞审美史时，就会发现如今所谓的多元化，其实和一直以来的审美规训如出一辙。琼·克劳馥和葛丽泰·嘉宝定义了黄金时代配适度极高的标准美。到了五六十年代，梦露和赫本又各自作为女性气质极致化的两种标签，框定当时关于美的想象。而日本娱乐业从平成年代过渡到令和年代后的颜值下降，大家吐槽如今的新生代明星是“强推之耻”，背后也不过是上一个年代那种“不可接近的美”，被引导到当前可以被冠之以亲和力的“可接近的美”罢了。

观众的口味，从来都是被培养和规训的。作为观众的我们，只能看那些娱乐工业想让我们看见的人。

只要稍微注意下存在于男女演员之间的不同标准，就能更深刻地探知这个产业的强权所在。如果对男女演员启用同等的审美标准，在水准线以下的男演员比例，应该远超女演员。一个更残酷的事实是，市场总是会给男演员提供更多选择，也常常不需要他们美丽。成年后的丹尼尔·雷德克里夫永远可以有哈利·波特的滤镜，莱昂纳多的皱纹和赘肉可以被看做转型演技派的必经之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可以自导自演到90岁，而我们，至今还在忧虑着贝克德尔测试和女导演在颁奖季中的占比。

即便是出演那些并不以美为标志性特征的角色，女演员也早就在她们出道的年纪用美貌递交了投名状。当我们羡慕于好莱坞可以在《东城梦魇》里讲一个奶奶辈女警察的故事，她的饰演者也得是凯特·温斯莱特。至于梅丽尔·斯特里普和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这样的非典型美人演员，则是残酷筛选机制后的幸存者。

这种存在于男女演员间的性别偏见，和娱乐产业的话语霸权一样，躲在了“多样美”的积极标签之后——针对男演员的颜值宽容其实没怎么影响女演员，毕竟在任何标准下，赞达亚们都足以调动起我们的美感体验。

美从来都不是凝固的。镜头会留住属于不同时代的美，却无法封印镜头外美的生成和流动。互联网、红人经济、短视频平台共同交织成新的坐标系，编织出更透明的评价维度，吸走原本只能被传统名利场挑挑拣拣的美人坯子，缔造着更多元的审美可能。娱乐业霸权当然仍在生效并日益固化 ，但那些溜走的美丽，或许也指明了这份权力正在流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