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雅尝试自杀，但没能成功。在仍来得及的最后一刻，她松开了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吹风机电线。
31岁的金雅住在韩国济州岛。试图自杀之前，她刚刚辞去酒店后厨的工作。她本以为辞职能让她从性别歧视与职场霸凌中解脱，但居家待业的日子，却比职场还难过得多。
金雅是越来越多曾考虑自杀或成功自杀的韩国年轻女性之一。韩国长期以来都在与高自杀率作斗争，其自杀数据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在韩国，自杀也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公民的最主要死因。
而韩国的自杀问题在2020年有了最新的变化：在过去一年内，年轻女性的自杀数据激增，而男性的自杀人数则有所减少。根据国家警察厅的统计，2020年上半年有1924名青少年女性自杀，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以上。20多岁的妇女增幅更大，超过40%，其中296人在同一时期自杀。同时，今年6月至9月，男性自杀率每月都在下降。
在这个艰难的年份里，更多韩国女性选择结束生命。
自杀高风险群体
2019年10月14日，韩国首尔，警方来到崔雪莉家中控制现场。图片来源：CFP
从放弃自杀的那一刻开始，金雅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自杀动机，以及困扰自己多年的抑郁症。在那之后，她去看了心理医生，还参加了相关机构的心理学课程。在社交媒体上，她向其他可能正在因为社会压力而不敢向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的女性伸出援手。
“与职业技能相比，女性的长相总是被评价得更多”，金雅说。“作为女性，她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的晋升比男性更加艰难，最终遭遇职场天花板，因此而感到失望和灰心。”
如果不加以解决，这些感觉就会越积越多。“我患上了饮食失调症，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金雅回忆说。“后来，我10年的职业生涯走到了尽头，我开始尽可能地避免外出。”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21岁的林雅英(化名)在2020年7月接到了公司的解雇通知。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陷入经营困境，不得不解雇一批员工。此后她多次找求职未果，逐渐患上抑郁症，整个人变得有气无力，在人多的地方还会心跳加速，出现焦虑症。面对这种情况的她没有向周围人寻求帮助，而是选择了自杀，幸好及时被家人发现后救了回来。
11月，韩国媒体接连报道了四起年轻女性自杀事件。11月7日，韩国警方在一间住宅中发现了一具女尸，其生前为某航空公司乘务员。2020年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航司航班班次骤减，该乘务员被迫停职。死者家属还透露称，从强制休假开始，该乘务员生活拮据，无法兼顾家人，其间，她还曾靠变卖个人物品的方式获得生活费。在现场发现的遗书中，死者写道，自己“承受了太多压力”。同样在11月，三名二十多岁的女性尸体在山中被发现，《南华早报》称，有证据显示，这三名死者在互联网上的自杀聊天室中相约集体自杀。
根据韩国卫生和福利部的统计，韩国女性产生自杀念头的比例是男性的1.5倍。2019年，在自杀后被送进急诊室的人中，约有60％都是女性。一名首尔市政府官员告诉《韩国先驱报》，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头六个月里，二十多岁的首尔妇女自杀的数量是其他群体的近五倍。
频发的自杀事件也引起了当局的重视。韩国政府已经将二三十岁的青年女性正式列为自杀风险群体。2019年，韩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由总理丁世均领导的自杀预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性别、卫生和教育领域的专家。
新冠并发症
在2020年11月底的自杀预防政策委员会会议上，丁世均指出，韩国的自杀率在几十年来一直在爬升，而2020年自杀率的激增，和1997-1998年亚洲外汇危机和2003年韩国金融危机后出现的状况十分相似。
韩国首尔某招聘信息栏。据韩国统计厅数据，韩国8月就业人口为2708.5万人，失业率到达3.1%。图片来源：CFP
在自杀率节节攀升的背景下，新冠的到来无疑使问题更加严峻。12月的一项研究发现，自疫情开始以来，25%的年轻人至少一次想过自杀——这个数字是两年前的10倍。
“年轻人的抑郁症和自杀念头已经发展到了危险的程度，”参与这项调查的韩国职业教育培训研究所研究员南在旭说。“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是这场大流行中亟需公众关注的问题。”
韩国自杀预防中心负责人白钟宇说：“新冠肺炎更多地夺取老年人的生命，而更多地对年轻人造成了精神上的困扰。”他认为，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服务业裁员的影响，他们的社会生活也更容易被社交距离政策和居家隔离措施所打乱。
在年轻人中，女性可能受到的影响更大，因为她们更有可能在酒店、零售和食品服务行业工作，而这些行业在疫情中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除了工作以外，许多妇女还需要在家中承担育儿等额外劳动；在居家隔离中，也有许多妇女被迫与经常家暴的丈夫同处一室。
三星首尔医院精神健康医学科教授洪振杓接受《中央日报》采访时称，“透露自己出现抑郁症状的女性患者今年增加了约30%”，“很多人都是在疫情下失去工作而又无法重新就业所致”。也就是说，“新冠抑郁症”已经演变成一种严重的社会现象。11月11日，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今年1~8月份韩国共有8566人(初步统计)自杀，比去年同期(9180人)减少7%，其中男性自杀人数从6592人减少到5933人，减少11%，女性自杀人数反而从2588人增加到2633人，增加2%左右。专家们认为，“女性作为新冠疫情中的弱势群体，最先受到打击”。
新冠之外
许多年轻女性的自杀动机都来源于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工作与生活压力，但新冠肺炎绝不是唯一原因——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就有13799名韩国人自杀，即平均每10万人中就有26.9人，这一比例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
当地时间2020年11月17日，韩国江原道铁原郡，传统市场内门可罗雀，客流量因疫情的再次反弹而骤减。图片来源：CFP
同样，疫情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20多岁的女性比其他群体更容易受到伤害——据统计，这一群体中抱有自杀企图的人数占全国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一。专家指出，年轻女性群体面临的就业问题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一直存在，只不过由于传统研究往往采用年龄而非性别作为人群的分类方式，才导致这个问题一直被掩盖。
韩国妇女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员金英泽是少数研究年轻女性自杀问题的专家之一，他说，经济是导致女性自杀的最大因素。
金英泽的一项研究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韩国女性出现健康问题的概率远高于男性。“与男性相比，女性往往缺乏金钱和社会资源，而这两者都是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他认为，这使得她们不仅容易受到病毒引发的直接影响，而且更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
金英泽的结论与自杀预防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该委员会认为，疫情期间工作岗位的缩减与经济发展的停滞是近期自杀人数激增的最主要原因。
10月份，韩国就业人数为2709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42.1万人。根据韩国妇女发展研究院和韩国统计局的数据，9月份女性就业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28.3万人。而男性则减少了10.9万人。
“这不仅仅是因为韩国是经合组织国家中工资性别差距最大的国家，还因为绝大多数兼职和低质量的工作都被分配给了女性。而最终，女性即使想做更多的工作，她们能获得的工作时间也少得可怜。"韩国妇女发展研究院的另一位研究员金南珠说。
韩国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韩国住宿和食品服务业的工作岗位同比去年减少了22.7万个；而批发和零售业仅在10月份这一个月中，就减少了18.8万个工作岗位。
金英泽还表示，问题并不单单是经济上的。“这一现象的后果之一是，女性会产生一种巨大的相对剥夺感，她们会觉得自己无法为社会做出有影响力的贡献，”他说。“需要更多关注如何让更多女性加入社会的重要部门。”
许多年轻女性都感到不被韩国的重男轻女的工作环境所接纳。24岁的首尔化妆师文夏恩就是其中一员。
“刚工作时，我就希望自己生来就是个男人，”文夏恩说。“我的老板让我减肥，让我永远保持漂亮，同时评论称，不化妆就来上班的女人是不得体的。”她也曾与抑郁症作过斗争，因为贪食和失眠，她经常去看心理医生。
而她的状况绝非孤例。“我的一个同行朋友曾经每天早上坐地铁的时候，都在和跳下铁轨结束自己生命的冲动做斗争。”文夏恩说。
被积压的情绪
社会学家倾向于认为，快速的经济发展，加上传统社会期望与现代生活中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使韩国陷入了19世纪社会学家涂尔干所称的“失序”状态，即在相互冲突的社会价值观碰撞下，人们陷入绝望。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蒂莫西·康（Timothy Kang）说，这种紧张关系对于当代韩国的年轻女性来说可能尤为严重。因为她们与男性同龄人一样，在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中长大，之后，还要在工作场所遭遇性别歧视、刻板的外貌要求以及结婚生子的压力。
2019年11月25日，首尔，具荷拉葬礼吊唁现场。图片来源：CFP
韩国女权主义活动家申敏珠认为，近年来，互联网上大肆传播的厌女情绪，盗摄获得的女性图片，都加剧了妇女面临的社会压力。申敏珠认为，韩国声势浩大的女性运动遭到了男性反对者的无情反击。“这些针对女性的攻击是一个大问题，”她说，在此期间，自己也受到了网络上大量恶意攻击。
在女性所遭受的攻击中，外貌羞辱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背后，是韩国传统中对女性外貌苛刻的要求。首尔女子大学教育学教授戴维·蒂扎德（David Tizzard）称： “韩国是一个非常单一的国家，年轻女性的美容标准很高且非常明确。当她们达不到这一标准时，就会感到沮丧。”
“因此，韩国女性需要努力贴合这种完美的形象，这不是多元文化国家的女性所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也相信，社交媒体的兴起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而这也就导致抑郁症发病率上升。” 蒂扎德说。
根据自杀预防委员会11月会议的结果，政府承诺加强对妇女的咨询服务，同时也为无薪休假、寻找自由职业或兼职机会中的年轻妇女创造福利。此外，委员会还计划制定托幼政策，这可能会让需要在工作的同时承担育儿工作的女性得到一点喘息之机。
然而，金英泽认为，如果要认识到问题真正的严重性，国家对自杀的看法需要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他指出，崔雪莉和具荷拉等韩国女星在去年年底的自杀事件，释放了一波年轻粉丝心中积压着的情绪，很多在此之后发生的自杀事件显然属于年轻人的模仿。
根据韩国妇女发展研究院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超过一半试图自杀的女性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或咨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金雅一直在试图拒绝接受心理咨询与治疗，因为顾忌于社会对这一行为的污名。
“我向父母隐瞒了我看心理医生的事实，因为他们一直觉得只有弱智才会看心理医生，”她说。“很多患上抑郁症的人，都是由于公众对心理健康的认识不足，错过了最合适的治疗时机。”
金雅现在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帮助人们改变对精神疾病的看法，让患者不再害怕寻求帮助。她希望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拯救他人，就像她曾经拯救自己一样。
参考资料：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0/12/12/suicide-is-on-the-rise-among-south-korean-women
https://www.theguardian.com/music/2020/jan/04/i-have-reported-on-30-korean-celebrity-suicides-the-blame-game-never-changes
https://www.dw.com/en/south-koreas-soaring-suicide-self-harm-rates-pinned-on-pandemic/a-54931167
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9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