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很多人都记得那条私信——
那是3年前，33岁的橘子被教育纪录片《他乡的童年》打动，决定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北京，去芬兰上学。临行前，她给博主荞麦发送私信，讲述了自己做决定的故事，结尾她写道：「琐碎事还有很多，未来也不一定会光明，但至少我已经踏出改变的第一步了！」
很多人被那封信里明亮的决心打动，也开始好奇后续的故事。
2020年12月，她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6个箱子，开始了在芬兰的生活：一家人每天从一所被森林包围的小屋里醒来，早餐后各自奔赴学校。女儿们去幼儿园，橘子和丈夫也纷纷去上学。下午回到家，他们做饭、看电影，孩子睡着后，夫妻俩开始写作业。小镇周末的海边，经常出现他们的身影……
看起来，这像是一个中产家庭女性，做出的一种貌似优越的人生选择。但故事的另一面是，在去芬兰之前，一家人的生活正面临着新的压力。她和丈夫经营的广告公司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营收，两人要么重新创业，要么找个地方上班。他们在北京有一套小房子，一辆非京牌的车，除此之外没有更多资产了。橘子给女儿挑选幼儿园时，几乎一眼看到了整个家庭的未来，她预感生活即将陷入无聊的「升级打怪」之中。她讨厌无聊。
现在3年过去了，橘子一家仍然在芬兰生活。今年五月，他们搬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留学签快要到期，女儿们已经完全适应在芬兰的生活。她形容自己的状态，「钱也花光了，身份也没着落，每天愁得发疯，但内心又极度平静，有一种终于蜕完皮的快感」。
隔着6小时时差，通话那头的橘子，没有想象中的焦灼。她的语调很活泼，偶尔女儿们跑进来，她温柔地请对方离开。被问及更早时候的经历，橘子总是陷入沉默，她说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她觉得蜕完皮的自己，正等待着新的皮肤生长出来。有可能自己会一直留在芬兰，也有可能明天就离开芬兰，谁知道呢？
一个人纵身一跃，跃向的不一定是确定的幸福，而是不确定但充分自主的人生。
以下，是橘子的故事。
文｜吴向
编辑｜姚璐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供图
那时候一家人都在上学。每天早上我差不多8点起床。家属会送孩子去幼儿园，紧接着把车开回来。我吃完早饭开车去上学，家属也按照他的课表上课。有时候一家人的课程都赶在一起，我们送完孩子，再分别送对方上学。
大概到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就去幼儿园接孩子，再去超市买食材、回家做饭。我们基本上每顿饭都是自己做，一年可能就出去吃一两次。这边常见的中餐馆都很贵，随便一碗牛肉面就需要一百多块。晚上家属做饭的时候，我会陪孩子玩一下，给她们讲故事或者玩游戏。之后就是洗澡、吃晚饭。孩子们睡着以后，我和家属双双开始写作业。
周末的活动会稍微多一点。我们会一起看电影、看剧，去森林里采蘑菇或者去海边野餐。冬天这边下午三点就天黑了，基本上在超市买完菜就回家待着。
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快。要问我当初看《他乡的童年》到底是什么地方打动了我而做出了这个决定，其实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对当时的我而言，重要的是离开一个地方，而不是奔赴一个确定的远方。
图源剧集《他乡的童年》
我能记得的是在一个天气还不错的下午，我因为这部纪录片，终于找到了自己想去的方向。
当我一拍桌子宣布「我要去芬兰」这个决定的时候，家属正在和设计师商量要不要给一个国际比赛投稿给公司挣点名气，他听到后的第一反应是：「你冷静，真的想清楚了吗？」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是的，想清楚了。」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去做这件事，然后转身就开始联系移民中介了。
事情当然不会顺利，我了解到芬兰不是移民国家，并没有明确的移民政策，想要直接移居似乎没有想象中容易……
然后，疫情爆发了。
我们在家一边带孩子，一边补习英文为去芬兰做准备，虽然当时还一点头绪都没有。2020年的3、4、5三个月，我已经忘记是怎么度过的了，现在回忆起来脑袋一片空白。心情一直是在绝望和给自己打鸡血中反复。
心情再一次明朗是在6月份之后，当时我们一家四口去南方老家 gap了一个月。每天就是吃完饭带孩子在江边散步，去咖啡馆坐一下午，再回家吃晚饭。那段时间思考了很多问题，也和家属沟通了很多，关于过去、未来、孩子、彼此。
我们想过很多方案，也考虑过离开北京搬去中国的其他城市。但又在某一个瞬间，我莫名其妙就被一股力量拎了起来，觉得「我还是得去芬兰！」
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了，家属突然从沙发上弹起来说：「我们去留学吧！」 我不敢相信，我们都30多了还能留学吗？得到了确定的答复之后，我马上开始研究留学政策，当时一夜没睡。
接下来两个月跟开了挂一样。7月18号决定去留学，和家属开始一起备战雅思，准备年底申请学校。刚备战了10天，28号得知因为疫情芬兰很多大学没有招满，所以放出了一些补录名额，而且不需要雅思成绩。我马上开始填申请表，报了3个学校，然后考试、面试、考试、面试......
8月22号，我们还在找补录的学校继续申请，手机响了。（当时知道其中一所学校当天会出结果）激动到手抖地打开了邮件，果然是我们被录取的offer。当时已经兴奋得头皮发麻，不敢相信真的要去芬兰了。
当时我和家属处于比较关键的节点。我们的公司（公司也不大，最初是4个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过10个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盈利，我们正准备把办公室退租，遣散员工。我和家属要么找个地方上班，要么继续创业。说实话，我们对这两者都没有更好的想法。
当时遇上疫情，孩子去不了幼儿园。被困在高楼的日子里，我想了很多。看完《他乡的童年》，我觉得那种教育是我想给孩子的。并不是整天刷题、背书，而是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感知能力、行动能力、写作能力，各种各样能在实际生活里应用的能力。
之后，我们申请了签证、买了机票、卖掉了开了将近10年的车，变卖了家具。将这个消息告知部分之前的客户与同事，房子当时也准备卖的，但从9月挂出去，一直到我们在芬兰住的第3个月才卖掉。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需要资本和勇气。我做很多外人看上去很疯狂的举动，就和出门买个菜没什么不同。
我是家里不被抱以高期待的小女儿，从小就是野蛮生长的。我爸妈各种各样的高期待、严要求都施加在我哥哥身上，对我的期待似乎只是「能上学就上学，不能上学就去打工」。之前我说过我16岁就上了大学，大家还以为我肯定是个学霸，但实际上，我只是比同龄人早上了两年学。而早上两年学也是因为我哥哥比我大两岁，我爸妈觉得两个人在一个班省事儿。
我从小就能明显感觉到爸妈对我和哥哥的不同，他们会在乎哥哥将来读什么高中、大学要选择什么专业、每次考试有怎样的排名等等，但对我就是很自由放任。不过，他们在金钱上倒是对我一直很大方，我现在觉得所有的因素叠加起来，对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女孩太友好了，他们的忽视恰恰给了我最大限度的自由。
这个武器太好用了。如果在孩子需要父母重视或指路的时候，父母没能给孩子帮助，那么将来这个孩子做任何决定，父母就失去了阻挠的资格。
经常有网友问我：「你去芬兰，你父母怎么办啊」之类的问题。我只能说「不是还有我哥呢嘛」。我哥是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我完全信任他。
但我妈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她非常有主见，看重事业，不依附任何人。基本上从我成年开始，她就一直在给我「洗脑」，你得搞事业，什么都比不上搞事业。我一直觉得她是她们那个时代真正的独立女性。在我做各种决定的时候，她都是支持我的那个人。
她完全没有那种想让别人觉得她是一个好妈妈的包袱。她工作很忙，前段时间我跟她视频说明年有时间我们就回家看看。我妈想了想说：「我只要知道你们一家人在芬兰过得好，你们回不回来倒无所谓。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我还没有时间好好陪你们，还不如打打视频。」
我13岁的时候，有过一次「大脑爆炸」的体验。在我们那个年代，一个女孩成绩不太好的话，下一步就是进厂打工，进各种各样的工厂，皮革厂、服装厂、电子厂，成为一个流水线上的女工……
「大脑爆炸」产生的想法就是——我绝对不要过这样的人生。在13岁那年我仿佛就看见了自己的命运，我不是那样一个角色。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给电视台卖广告，那段时间我看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广告，会骗一些农民投资什么的。电视台门口经常有农民伯伯背着包包，说某某广告骗了他们的钱。这让我感觉很难受，我一直是个很难麻木的人，有时候大家觉得可能闭只眼就过去了。但我没办法这样，我闭不上自己的眼睛。
辞掉第一份工作后，我遇到了现在的家属，很快我们就决定要一起创业。他负责创意，我负责客户，说是开公司，但其实也就是个小工作室，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赚钱。之后，我们按传统路线结婚、在北京买车、买房，生下孩子，完成了我人生中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一直到去芬兰之前，我曾经一直以为我的人生不是循规蹈矩的。但来了芬兰，我才发现之前33年的人生可能也算不上叛逆。
很多人听到我曾经在北京有房，会以为我们起码中产。实际上，我们两个买房的时候，全身上下加起来十万块钱都不到。但我们是那种哪怕只有一块钱，就敢想一万块钱的事儿的人。2013年1月的时候，我都不敢想象自己会在北京有一套房子，但1月之后我有了买房的想法。这个想法在脑海中诞生后，我就开始了解各类政策、联系各个中介。
我们买房的时候，北京的房子已经开始限购了。买民宅需要一定的资格，必须连续缴纳社保5年，中间不能断。我们因为自己开公司，中间有几个月社保断缴了，所以最后只能买商住的房子。但是商住的房子会有一些问题，比如年限只有50年，水电费会比民宅更贵之类的。
那套房子很小，我们用了自己的存款加上当时公司账上有一些流动资金，朋友与家人都帮我们凑了一点，我们就倒腾来倒腾去，最终凑够了首付。因为是商住的房子，到我们2021年卖房的时候，价格和十年前也差不太多。
我和家属是完全不同的人，他在氛围很好的家庭里长大，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安全感，看待所有事情都非常乐观。哪怕我们银行存款不到1万块钱了，他也完全不着急、该吃吃该睡睡。我和他完全相反，当事情来临时，我总会往坏的方向去想，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焦虑到睡不着觉，看着他这样有时候会很火大：「你凭什么能这样活着？」现在细想下来，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俩是这样的组合，才能做出很多看上去有些疯狂的举动。
其实，刚到芬兰的前几个周，我们在各方面都还有一些不适应。
首先我们没有车，去不了很远的超市，吃东西就是一个问题。家附近只有一个很小的芬兰超市，能买到的中餐食材非常有限，基本只能买一些生菜。不过我们提前从中国带了一些吃的，比如煮意面的酱、螺蛳粉、鸭血粉丝、咖喱……我们前一个礼拜基本上就这么吃的。
我们在芬兰做的第一顿咖喱饭，是在本地超市里买的欧洲大米，那种大米怎么煮都是硬的。做完之后，孩子们吃了一口就说：「这根本就不是咖喱饭！」直接气哭了。
在芬兰很难买到中餐需要的调料。有时候想做炖菜，没有酱油是真的很难办。我记得第一次做红烧排骨，是在本地超市买的寿司酱油。做出来的肉很白，看起来就很没食欲，不过味道还行。之后，我找到了一些网购的渠道，中餐常用的酱油、生抽、料酒之类的都可以买到。网购的超市在德国，所以相当于是从德国买，然后寄到芬兰，欧盟内的国家需要金额满99欧才能包邮。
我们租了两三个月的车之后，去买了一辆二手车。我还记得去看车的时候，经历了第一次「芬式震撼」，当时约了一家二手车经销商，到了现场之后，发现我们要看的那辆车，后视镜直接是露着电线耷拉下来的、整辆车巨脏无比，肉眼看上去几乎是无法移动的程度。卖车的人直接告诉我们，这个车存在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选择自己修，也可以选择让我们修好了以后再给你们。他的坦诚让我吃惊。回去的路上我和家属互看一眼，心想：「我的妈呀，还能这么干呢？」
买了二手车，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冬季轮胎。把它们运回仓库
最初还有一个不太适应的地方，就是气候。这边夏天因为极昼的关系，南部地区会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晚上12点太阳还不落山。我们有时候在外面玩得很晚，都没意识到孩子们应该去睡觉，第二天还要早起。后来我们买了很厚的遮光窗帘，要睡觉的时候就拉起来会好很多。
我看上去是独来独往的那种人，但其实我没有朋友根本活不下去。我在中国有两个很好的朋友，来这边之后，我们也处于几乎无时差的沟通。我们每天都会在群里聊天，分享吃什么了，分享买的每一样东西，分享天气和夕阳。
家属也是习惯独处的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适应得很好。至于孩子们，她们正处于一个走到哪儿都能交到朋友的年龄，更没有这个烦恼。不过，我觉得这仅限于年纪小的孩子，再大一点我就不敢说了。
很多外国人来芬兰会选择让小孩上国际学校，大家都讲英文。但我们俩觉得英文学起来比较简单，芬兰语很难。孩子只要在芬兰上学，大家普遍都会说英语，因为北欧英语的普及率很高。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他肯定会讲英语，但拉一个外国人过来，他可能不会讲芬兰语。
两个女儿过来上学的时候，一个3岁、一个4岁，当时只会讲中文。但小孩的语言天赋是很高的，她们就是一张白纸，把她们丢到芬兰语的环境里，她就很快学会用芬兰语表达自己。没记错的话，孩子们应该是一周左右就能和芬兰老师进行简单对话了。现在，她们两个芬兰语比我们流利多了。遇到老师跟她们用芬兰语说话，我们就问：「老师跟你说什么了？」然后小孩就不搭理我们，懒得给我们翻译，就一直说：「反正是跟你们没关系的事情。」
小孩没有沟通上的障碍，但我有点担心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今年搬来赫尔辛基，也是因为之前的小镇上外国人太少了，班上只有她一个外国人。我们不希望孩子在一个全是芬兰人的环境里长大，这样会让她觉得我怎么跟别人不一样。现在的学校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每个班都有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小朋友，她们也不太会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
芬兰的教育基本上和我当时看纪录片里说的差不多，所有的出发点都是真心为孩子考虑，大女儿现在上小学一年级，她的上课时间是周一和周五是上午8:45到13:00，周二到周四是8:00到13:00。学校这么安排的逻辑是——孩子刚过完周六周日，所以周一要往后推45分钟，让孩子晚一点起床，不然没办法适应。周五往后推了45分钟，是因为他们觉得孩子已经连续三天早起了，如果第四天还早起，怕孩子受不了。
有人觉得北欧冬天很长，夜很长，容易让人压抑，但我觉得没什么。有很多人吐槽北欧办事效率低下，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换个角度思考的话，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其实好坏的评判都只是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观。
拿北欧配送快递来讲，大家觉得很慢，但在我看来，这里就是尊重每一个工种。快递员非常有自主性，他们送快递到家门口，如果人不在家他们就回去了。他们不会打电话和你确认，那不是他们的义务。他们的逻辑就是：我送到家的时候，签收快递的人应该保证自己在家。
一旦你接受了这种设定，就必然要承受某种结果，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快递应该是4天之后收到。
我们在芬兰第一个房子的选址，参考依据只有一个——是不是靠近海边，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大海。当时申请学校时我也是在地图上查看了靠近海边的学校，最后收到offer的学校在一个靠海的小镇子，镇子大概有个几万人，距离首都赫尔辛基三百多公里。在芬兰租的第一个房子月租800欧元，我也听说有人用300欧就租到了房子。不过因为我们是一家四口，需要两个房间，要靠近学校，对周边设施要求也比较高。
不过，那是个被森林包围的房子，非常梦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整个人被美晕了。一下楼就是森林，旁边还有一个超级大的游乐场。傍晚我去丢垃圾，有时候会遇到小鹿。芬兰的出租房，基本上是不提供家具的，都需要自己购买。这些当时也花费了我们不少力气。
买了4把不一样的椅子，尊重每个人的喜好
至于给孩子选择学校，我想起《他乡的童年》里有一句：最好的学校是离家最近的学校。因为这边教育资源均衡，偏远乡村的教育资源和首都的教育资源，并没有太大区别。
我们确定住址之后，就开始在当地的城市官网上给孩子申请学校，网络会根据家庭地址推荐几个学校。提交一份申请之后，周边的几个学校都会收到。各个学校都会看有没有空余的位置。有的话，就会发offer。所有的流程都不需要和人类的接触，通过电脑操作就能完成。不过看这些信息的时候，倒对我们没造成什么困扰。如果是英语，我估计还会准备靠自己看明白。我们当时完全不懂芬兰语，看所有的东西都是靠网页翻译。
来到这边之后，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合适孩子的成长。在我们住的非常普通的小镇子上，几乎每隔五百米就有一个免费提供给孩子的游乐场。孩子上学免费、在学校午餐免费，7岁前乘坐公共交通也是免费的。
芬兰每个城市的官网上，基本可以找到想要的任何信息，大到给孩子申请学校和福利补贴，小到每天给孩子安排业余活动……现在冬天孩子没什么事干，随便在家附近找一找，都有可以滑雪、滑冰的地方，平时也会有艺术展或者去博物馆之类的活动。每个幼儿园到了夏天，都会在外面摆上一个充气的游泳池。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孩子玩水。
芬兰的小学老师最低要求是硕士毕业，而且是要教全科，语文、数学、英语都是同一个老师教。只有特别优秀而且非常爱孩子的人，才能当上老师。这里的教育会强调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把孩子当作成年人一样对待。如果你在家里怒吼了小孩，邻居听到了觉得孩子受到了虐待而报警的话，就会有儿童保护机构过来谈话，会认真考量你到底有没有资格做父母。他们的观念里，孩子不是你的私人财产，如果你不够资格，国家会剥夺你养孩子的权利。
有一次，我送女儿上学。学校门口没有停车位了，我就停在路边。但我知道路边是不可以随便停车的，我就跟女儿说：「你现在就从这里下车，自己走进学校。」女儿下车后走得非常慢，到她们学校教室还有挺长一段路，但当时已经没有几分钟就要迟到了。我就忍不住站在车的位置大喊：「你快点可以吗？」然后，操场上的所有孩子都同时看向了我，那一刹那，我像被人打了一拳一样，突然惊醒，「你怎么能在公共场所大吼大叫？」我女儿根本头也没回，直接夹着脑袋跑进了教室。
我们没有给孩子报任何兴趣班，因为我不希望她们过早地接受技巧训练，很怕「写入」太多东西，会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除非有一天，孩子主动告诉我她们想学什么，我才会考虑给她们报班。我大女儿非常喜欢画画，她经常拿出一张纸问我：「妈妈，我要画些什么？」我就告诉她，你只需要画你看到的和你脑子里想的东西。至于画得好不好，像不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画画只是一种表达，通过你的画你能表达自己就可以了。
我没设想过我不离开北京会是怎样的。但我预估到我未来要被迫变成一个鸡娃的妈妈，一眼就看到了未来几十年的生活是枯燥重复和充满功利主义的。这也是我之前讲的，事情开始走向无聊了。我当时就觉得不行，我不能过这样的生活。这和我13岁那次「大脑爆炸」的感觉差不多。
图源电影《天才枪手》
今年5月份，我们一家搬来了赫尔辛基。我之前在微博也说过，最近我一边愁得快要发疯，一边又很平静。愁的是我对之后人生规划的不确定性，平静的是我的发愁并不能改变那些「不确定性」。虽然目前我摸索了几条可以走的路，但要用哪种方式走以及怎么走，我还没想好。
前段时间我收到一条私信。私信的女孩告诉我，她通过我的分享想起了自己很久之前、小时候定下的人生终极理想。之后她开始一步步规划并实施计划，前段时间终于到了丹麦。每次收到这样的私信，我都会特别开心。开心的原因不是有人被我影响做出了行动，而是她们让我看到了女性的勇气和生命力——就是不管你现在几岁，是未婚还是已婚已育，如果你心里有想做的事情，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现在我唯一的收入就是自媒体广告，除了微博，今年我也在尝试运营别的平台。可能很多人会说，搞了半天，你还是在赚人民币。其实我现在的心态特好，不管赚欧元还是赚人民币，我干嘛要和钱过不去？赚了钱我才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是吗？很早以前我就破除赚钱羞耻症了。
在芬兰的这三年，我真切感受到自己变化比较大的地方就是，我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我想做什么。
我认识一些在芬兰留学的外国人，很多人都是通过留学签的方式才来到这里。大家有一个共性，来这边学习的东西都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并不会执着于学历升值之类。很多人在自己的国家已经研究生毕业，来芬兰后又重读本科或者技校，我觉得当一个人思维打开之后，会渐渐在心里把重要的东西重新排序。
对我而言，是来芬兰后才发现的，原来我对研究真菌这么感兴趣。每年蘑菇季时，我都会入迷到完全不想和人类打交道，我想变成一棵树，我想和真菌沟通。其实最开始我也和大家一样，只是去森林里采蘑菇，可能是性格的原因吧，我开始自然地好奇蘑菇的生长习性、特点、属于什么科目。我喜欢在大脑里把每种蘑菇的「族谱」都画完了才去采蘑菇。
研究真菌的时候，我经常进入心流的状态，可以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每次看完有关真菌的书，我都觉得人类非常的渺小、自大并且肤浅。
沉迷于蘑菇世界的橘子
甚至有时我会觉得真菌早晚会统治地球。当我一个人在森林里时，我会突然冒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比如，如果我不小心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那些被我压在身下的看不见的菌丝，它们会不会瞬间行动起来，用最快的速度把我分解完毕？（笑）
这些纯属个人爱好，没办法带来任何收入。但我很高兴，我有了一些「个人爱好」。
前几天我写过这三年在芬兰的感受：「春天看见了青草一点点冒出地面，夏天去踩了冰凉的海水，秋天去森林摘了蘑菇与浆果，冬天伸出舌头尝了从天空飘落的大雪。」 现在想来，这些都是我喜欢并且珍视的时刻，对以前的我来说也是极其奢侈的时刻。
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边度过
芬兰蘑菇季结束了。前段时间我在思考，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一直想做并且也喜欢做的？我得到的答案是——记录。我从小就是个分享欲极其旺盛的人，这20年来几乎一直在记录，我微博发了9000多条。这几年也获得了一些关注，但在没有这些关注之前，我也从未中断过记录。以前我经常思考「这样的记录是有意义的吗？」 现在我知道了，是有意义的。记录也是一种创作，如果这样的创作能给我带来收入是最好的，如果不能，我也会一直记录下去。
从中国搬到芬兰，对我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这和我从北京搬去云南或青岛，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觉得人只有不惧怕失去，才会活得舒展一点吧。可能很多人觉得房子、车子很重要，我也觉得重要，但又没那么重要。那些东西没了就没了吧。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好多以前的事情，我都忘记了，大脑像在一点点格式化，会删除什么，留下什么，我已经无法左右了。
我的人生一直在做排除法，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不想要什么，我很清楚。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欢这里了，我想我会立刻收拾行李，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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