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明亮
“这个夏天的成绩是一把钥匙，它或许能为我们打开某扇门，但门后的路会通向哪里，时间会给所有人答案。”《乐队的夏天3》的演出结束后，伍一夫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话。
柏林护士是五个长沙青年组成的摇滚乐队，生活中他们用浓重的塑料普通话嘻嘻哈哈，但在舞台上，却是精准而冷酷的工业风。两把吉他、贝斯和鼓的律动，垒成跳动的音墙。主唱伍一夫略带神经质的表演，充满异域口音的英文歌词，让观众猝不及防。最终，这只不知名的新乐队进入乐夏3的HOT5。
十月中旬的一天，我来到长沙采访柏林护士。暑热未退的城市，四处飘荡着浓烈的桂花香。
吉他手老顶忙着准备婚礼，试婚纱，确认婚礼前的最后细节。经过乐夏漫长的录制期，乐队成员们有些疲惫，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小长假。历经多次搬家，最近他们将排练室“搬”到了长沙河西的梅溪湖艺术中心周边。排练累了，大家走出去吸烟提神。长沙的街头、餐馆、酒吧人头攒动，烟火气持续到深夜。我好奇的是，这只长沙生、长沙长的乐队，怎么从安逸的生活里锻炼出完全后现代的音乐风格。
“打流”青年决定搞乐队
《Psychotic Whispery》
Look at me,
Look at you,
Look at all the people around us,
They all boring.
柏林护士乐队的缘起，是一群无所事事的青年想找点事做。“长沙的时间太多太慢，每天不恋爱，总是在酒吧喝酒。”回忆起那段时光，老顶有点得意。
2014年，老顶离开了工作两年的《潇湘晨报》，辞职创业，没想到很快公司的业务就趋于稳定。从2015年开始，他称自己一直在“打流”。长沙话里，“打流”的意思是无所事事、到处晃荡。长沙“打流”的人多，夜生活也丰富。在北方城市，八九点钟路上开始沉寂，而此时的长沙，夜生活尚未开始。在五一广场、解放路、黄兴路等老城区的街巷里，即便凌晨一两点，仍然人声鼎沸。
“长沙人不睡觉的，他们通宵达旦的快乐。长沙不是摇滚的城市，这里更接近于享乐。”吉他手OD的说法是，长沙人有100块钱，可以拿80块钱吃饭，享受和快乐非常重要。而主唱伍一夫则认为，“长沙人性格上比较摇滚，但生活更像成都。”依托于湖南广电打造的产业和文化，长沙有一整套流水线般的娱乐生活，流行和嘻哈音乐是这个城市的主旋律。
彼时，老顶的公司已走入正轨，收入比较稳定。他不谈恋爱，天天招朋友一起玩，一起喝酒。这样的日子久了，实在太无聊。而这帮朋友以前都是搞乐队的，大家多多少少想要重操旧业。简单来说，一群散兵游勇，想创立一个山头。
2017年的一天，老顶和和初代鼓手宾泽诚在同一个酒吧碰面。他们这样喝酒，已经喝了一两年。老顶突发奇想，“长沙的生活节奏慢，无事发生，真的太无聊了。明天我们搞个乐队，明天就排练。”
柏林护士这个名字来自宾泽诚的提议。他喜欢德国后朋克乐队“NEU!”，该乐队的创始成员来自杜塞尔多夫一家精神健康机构。他给了老顶两个选择：柏林精神护士，杜塞尔多夫精神护士。最终老顶选了前者，即Berlin Psycho Nurses，中文名定为柏林护士。
第二天，他们就真的开始排练。也是这一天，创作主力、主唱伍一夫也过来了。他和宾泽诚是小学同学，两人也是音乐上的知音。很快吉他手OD也加入进来。后来宾泽诚去留学，乐队也经历了一些人事轮替。鼓手海鹏和贝斯手多多此前在同一个乐队，听说老顶他们在做一个后朋克乐队，也要求参加。柏林护士的第一个排练房，正是海鹏当时供职的培训机构的一个房子。
和其他队友不同，吉他手OD当时已在北京的音乐圈闯荡了两年。他对北京和长沙的摇滚氛围，有切身的体会和意见。
OD生于1998年，来自湖南湘潭的一个钢铁大院家庭，摇滚乐占据了他的青春期。做乐队，则是他步入社会后的主要工作。
2015年，OD高中休学，去了北京一所学校学音乐录音设备。机缘巧合之下，和室友来到北京摇滚的启蒙地“School”打工。当时的他性格内向，年纪也小，在这里度过了极为重要的两年。OD回忆，“School的livehouse只能容纳一百来号人，很有人情味，保留了过去的摇滚氛围。这里更像放学后同学们在一起玩，每次演出就像一次小考，从观众的反馈就能看到乐队进步还是退步了。”
2017年初，OD有点迷茫，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待在北京。现实逼迫他继续找工作，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周围的朋友大多是北京本地人，没什么生活压力。内向的他，也觉得自己不太适应北京的“圈子”文化。春节期间，OD回长沙过年。因为很早就认识老顶，他索性加入了柏林护士，成为第三位成员。
乐队虽然成立了，但最初的演出也不多。回到长沙后，OD办了很多场电子乐party，但在长沙，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创造或改变什么。买单的都是同一批人，无法出圈。在一个泛娱乐化的城市，有时候，演出的宣传文案甚至比乐队的音乐更重要。回到长沙后，OD办过派对、做过DJ、调音，还卖过衣服。
随着柏林护士有了更多演出，并去各大城市巡演，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也有了新的认识。老顶说，柏林护士是一个从长沙出口转内销的乐队。但OD说，“内销也销不到哪儿去。长沙人的消费场景和习惯是不会变的，大部分人不习惯吸收新东西。很多年轻人去夜店消费，和音乐关系不大，只不过是找一个社交场景。”
长沙虽然号称“娱乐之都”，但也就只有3到4家Livehouse。OD认为，由于消费群体趋同且人数不多，各个Livehouse之间不是共存，更像竞争关系。
“绅士盗贼”伍一夫
《Philip Marlowe》
in a result of my name Marlowe,
indicates sentiments are none of my business.
在乐队的演出中，主唱往往是最光彩夺目的那位。在舞台上，伍一夫富有侵略性、进攻性，在台上偶尔会举起话筒和支架，像枪一样瞄准观众。私下里，他说话温和但“坚决不改”。除了主唱，伍一夫还负责歌词创作。对很多乐迷来说，柏林护士的英文歌词，塑造了乐队的主要形象——优雅而叛逆。
国庆节后，结束了乐夏的录制和北京的一场活动，乐队成员们全部回到长沙休整。我在长沙见到伍一夫时，他胡子开始冒碴，带着黑框眼睛，一副慵懒的南方人形象，说话慢条斯理。
伍一夫非常羡慕那些能够跟自己的城市产生关联的乐队，比如二手玫瑰、黑撒、瓦依那、五条人等，他们的创作和风格都和家乡多少有点关联。“长沙是一个很能够让人引起共鸣，值得挖掘的城市。但要真正耕耘到把它写出来，写到作品里，还是两码事。”伍一夫对此有点挠头。
高中毕业后，伍一夫前往美国读大学。正是这一阶段，他开始接触摇滚乐。从英伦摇滚开始，再到华丽摇滚、前卫摇滚等，都对他有所影响。这个时期他尝试过组乐队，因为语言尚不熟练，沟通不算好，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队友。大多时候他都是听音乐、打篮球。美国的生活经历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也影响了他此后的创作。他很早就有记录生活的习惯，大学四年，他的阅读和记录，大多是用英语。
伍一夫当时的设想是上班或创业赚钱。大学毕业后，他去了上海的一家公司就职。该公司主营建筑外墙材料，他在江苏宜兴分公司做销售。对他来说，在工厂实习，了解产品是最好玩的阶段，“真的去销售，就跟卖白菜没任何区别。”
工作不到一年，因为一些矛盾，秉持“不是你滚就是我滚”的态度，他辞职了。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觉得遍地都是机会。回到长沙，他开始跟家里人一起做事。第二年，随着柏林护士的组建，他的人生有了另一条平行线。
柏林护士创立后，乐队每周末排练。对他们来说，排练跟打球、喝酒没有任何区别，最开始完全是玩。第一次排练中，老顶提出了第一首歌的“动机”，在第二次去排练的路上，伍一夫在公交车上面把第一首歌词写了出来。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开通个人微博，乐队官方微博中有一个#护士日记#板块，由他负责。“护士日记我都不太想写，因为我不想以个人观点代表乐队，但这是指标，必须得完成。”
伍一夫最喜欢的奇幻系列小说是《绅士盗贼拉莫瑞》，他的网名也是“Lamorrissey”。他略带遗憾地说：“它可以媲美哈利·波特。华纳很早就买了电影版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拍成电影。”相比于推理过程，他更在意故事中的人性。9月底，柏林护士推出了新曲《Philip Marlowe》，取材自硬汉侦探故事《漫长的告别》，主角菲利普·马洛是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创造出的最著名的侦探人物。
伍一夫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了。他基本上是母亲一手带大的。母亲担心他的生活中缺少父亲的关爱，于是就扮演着“一半母亲一半父亲”，对他既包容大度，又严格要求，也给予足够的空间自我发挥。母亲过去是国企员工，后来国企改制，她下岗后改做服装生意。妈妈也是一个文学青年，读书特多，喜欢艺术、摄影。可以说，母亲对他的审美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伍一夫认为，母子两人有一种默契：母亲不会干涉他的决定，如果需要她来提醒，可能就是教育的失败。
加入柏林护士乐队时，母亲少见地表现出不情愿。对不熟悉的外人而言，摇滚圈子常常是“混乱”的代名词。她最终同意了，但作为母亲，她又忍不住对伍一夫提出“红线”要求：不涉黄赌毒，“不好的东西不要去弄”。在外人看来，摇滚乐是一个有点脏乱差的地方。“这是一种刻板印象。”伍一夫说。
出口转内销的乐队
《Kite》
That little thing was haunting in my head for a thousand years like a ceaseless fight.
And it goes lover lover goodbye.
2018年春天，长沙，46Livehouse，柏林护士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次演出，足迹逐渐踏入北上广等城市。乐队第一次巡演的主题是“南水北调”，柏林护士和海皮威尔一起，踏出了北上的一步。
不论是开始，还是现在，出身于长沙的这支乐队在本地并不受追捧。反而是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他们赢得更多乐迷的认可。摇滚已经够小众，而后朋克则更为前卫和艰深。对于习惯听歌词、喜欢呐喊的乐迷，需要足够的耐心才能理解乐队的音乐表达。柏林护士的歌词全是英文，工业、精准、冷静甚至冷酷，是他们呈现的舞台风格。
随着各地演出的增多，柏林护士的作品被赤瞳音乐看见，这家公司很快与他们签约。当时正是各家音乐经纪公司跑马圈地的时代，赤瞳签约了大量小众乐队。
在乐队的成长历程中，李青成了柏林护士的伯乐，她也是乐队成员们的偶像。李青是摇滚圈的一个枢纽人物，赤瞳音乐的联合主理人，也是刺猬、不优雅和南方酸性咪咪等乐队的制作人。青年时代，李青先后参与了三支乐队。在Carsick Cars乐队担任鼓手时，她曾赴欧洲和Sonic Youth一起演出。2007年兵马司唱片成立，她作为第一批签约乐手，后来又作为创始人之一，参与组建了太合音乐旗下的独立音乐厂牌赤瞳。
柏林护士算是李青一手挖掘、培养起来的新生代乐队。亦师亦友的她，担任乐队的最新单曲《Philip Marlowe》制作人。“我们经常一起聊天，聊我们都喜欢的动漫，还有婚姻问题。边聊天，边喝酒。”老顶说。
最初的成长阶段，长沙的小朋友们主要是自力更生，他们自己办巡演、订场地、订票，一切搞定才告知公司。一路巡演到北京，赤瞳音乐的人过来看了现场后，才开始把更多资源往他们身上倾斜。2018年春天，乐队发布了第一张专辑《Hardcore Horse》，此后又担任Carsick Cars部分站次的暖场嘉宾，积累现场经验。
柏林护士的运气很好，成立之初刚好遇上后朋克复兴。2021年，乐队二次巡演后，已经开始赚钱，但不多。这些收入不太稳定，没法支撑他们的生活。这也是乐队第一次单独上路的巡演，他们认为，一场能卖个两三百张票，就已经很不错了，谁知道每一场都售罄。甚至连厂牌主理人王海丰都说：“你们起来得挺快啊。”
柏林护士成员们说，他们喜欢去北京玩，但并不喜欢乐队在北京发展。因为大家都拖家带口，不能两地分离，而且，在北京的音乐圈，资本大过乐队本身，圈子文化比较重要。
作为摇滚分支的后朋克，更是小众中的小众。在长沙，乐队要靠演出来养活自己，几乎不太可能，大多数时候，乐手只能将之作为第二职业。柏林护士也是如此。参加乐夏3时，鼓手海鹏不得已辞掉了酒吧的工作。吉他OD有其他的音乐事业。贝斯手多多是在一家公司担任总监，为了参加乐夏和外地演出，他每次回长沙都疯狂加班，堪称“调休”第一人。老顶的公司不用他操心，他和伍一夫的精力几乎都在乐队。
如果想在长沙正常生活，一个乐手的月收入怎么也要6000元。“如果你不用自己租房，在家里吃饭，不考虑吃住，在长沙一个月要挣6000块，才可以自己叫排练房，更新一些自己的设备。”按这个标准，乐队每礼拜必须得有一次演出。但长沙的演出市场根本支撑不了。
此外，他们还要面临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压力，总有人认为你在不务正业。贝斯手多多今年40岁了，从高中就开始做乐队，据他观察，这几年长沙的乐队越来越少，曾经做乐队的人，大多“消失”在现实生活中。
老顶这样形容一个搞乐队的人的日常：两三点钟睡觉，十一二点起床吃个中饭，听会儿歌，做点事。“有心思的话就摸一摸琴，没心思的话就和我老婆在家里玩闹一下，看看电影，然后吃个晚饭，出去散一会步。”老婆阿惹在旁边补充：“偶尔打游戏打到四五点”。阿惹也是谷水车间的主唱和吉他手。
伍一夫的时间分配差不多，他说自己60%的时间在做音乐，剩下的时间全都在玩。 “我是个很喜欢玩的人。”只有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他才会打游戏。从录制乐夏开始，他几乎每次回来休息都在打游戏。
商量摇滚，礼貌后朋
《Oceanscapes》
Like a man who's sword blunted, shield broken, flesh wounded, wins a bitter victory that not another man in that battlefield survived,
I will remember this day even if no one to cheer.
柏林护士有一句口号：商量摇滚，礼貌后朋。这无厘头的八字组合，反映着他们的创作态度。
作为一支中国乐队，柏林护士几乎所有歌词都是英文。这招来许多非议，说他们“装”的争议不绝于耳。伍一夫解释说，“我的写作习惯不在中文语言体系里，现在写词的时候也没有跳出舒适区。尽管一直想去尝试，但总是在逃避。写英文更顺手，我一直写英文。”
另一方面，乐队成员从小到大都在听西方流行音乐，受此影响，不管是喜欢的乐队还是音乐类型，多以西方的乐队为主。他们同样也欣赏国内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钦佩他们用母语创作的歌词水平，能用熟悉的语言讲述身边的事情，表达精准而完美。
录制乐夏节目期间，伍一夫和“声音玩具”乐队的主唱欧珈源聊天时，也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欧珈源告诉他，柏林护士的音乐很好，但要给人内心最深处的冲击，还是要靠母语。其他的冲击要么很浅，要么需要很多时间，无法激起共鸣，因为语言有隔阂。
创作中文歌，是柏林护士今年一直在努力的事情。为此，伍一夫一直在看中文小说，热爱阅读的母亲给他推荐了两本书：毕飞宇的《推拿》，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伍一夫的读后感是，“《额尔古纳河右岸》读完第二遍，仍然是大段大段的感动。有那么一瞬间，我回忆起了第一次听God is in the house版Oh my lord时的感觉：想被山川河流森林拥抱，然后大声呼喊。我会尝试着去积累一些中文词句，但仍然厌恶媚俗或无意义的表达。美丽的东西太多，自然、生命、时间、爱情，根本写不过来。猴急地倾泄一些年代会忘记的观点真的没有意义。”
世界正在分裂，人们对生命、政治、社会、爱情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伍一夫尽量选择包容度比较大的爱情作为主题，很多歌都写男生女生之间的事情。
伍一夫不喜欢太直接的、呐喊式的表达。“情绪一直都是过剩的，用情绪来寻求共鸣太简单了。我宁愿说一个故事，隐晦一点，婉转一点。”创作的时候，他习惯用故事和框架包裹住真正想表达的内容。“我本质上不是一个想把自己敞开、让大家来看的人。我不想让大家觉得那是我的故事，这样心里才感到安全。我希望听音乐的人对这个故事有不同的感受，而不是一上来就跟我感同身受。”
伍一夫很喜欢钱德勒的系列侦探小说创造的侦探飞利浦·马洛。他希望能有男主角那样高超的说话艺术。马洛说话非常冒犯人，但总能让人在当下笑出来。“我的水平只够冒犯别人”，他认真的总结，“在礼貌的前提下，我总是忍不住冒犯别人。现在好一点，会挑选对象，以前都不太会去挑选对象。”
很多人认为，摇滚乐一定要表达愤怒。“愤怒容易被利用，温柔的力量更强大。比起表达愤怒，知道为什么愤怒会更重要，或者怎样让自己不愤怒。”伍一夫说。他习惯性地把自己从糟糕的情绪里面拉出来，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他不喜欢自我失控的状态。
当一代人被强烈的消费主义裹挟，精神的匮乏感笼罩，生活缺乏细节。作为表达者，伍一夫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生活，生活会培养你看东西的角度。交谈中，他三次推荐《额尔古纳右岸》，称这本书“看待事物的角度太奇妙了。它特别原生态，我们很难拥有那种角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爆发出那么多的生活细节。”
伍一夫说自己很喜欢“二手玫瑰”乐队。一是词很好，二是梁龙在舞台上的表演绝对精彩。在台上，其他人可能还只是个主唱或歌手，而梁龙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摇滚明星，可能和David Bowie是一个等级的。
成长的烦恼
《Here Comes The Gangster 》（乐夏live版本）
Music,the utterly 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of humanity.
Yet, we define it blossom flowers, bizarre stories.
收到出演《乐队的夏天3》的消息，是4月13号。那天正是主唱伍一夫的生日，当时海鹏还在酒吧上班，老顶则和老婆在上海。作为一支新乐队，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米未是我见过最专业的团队”，老顶说，几乎所有的录制现场，米未从不delay，甚至会提前结束。
事实上，米未的工作人员当时提出想再看一次他们的演出。伍一夫提议将6月的北京演出提前到4月，而这并不容易。从创立乐队开始，他们一直很擅长抓住机会。总决赛上，伍一夫说，“我想赢。”
得知要参加乐夏这样的节目，每个人都知道，应该要减肥，因为上镜的时候，脸会被放大。为了舞台呈现，他们进行了塑形和站姿训练。乐队对第一场演出的亮相都很满意，最终也拿到了首轮演出第四名的成绩。“做到了力所能及的每个方面，从舞台动作设计到音色、音准、段落演绎，我们至少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
在乐夏3·女神赛阶段，柏林护士的《曼谷女孩》在播出之后引发了“男性凝视”的批评。对此，伍一夫也非常无奈：“前面的描写只是铺垫，最后一句歌词可能会冒犯到人，但它一定不是凝视。”他解释，歌里的男生遇到了完美百分百的对象，这个女孩汇集了他认为所有美好的特质，两人在即将坠入爱河之前，男生仍然毅然决然的算了。他天真又固执地认为世界很糟糕，想要独自一人面对。“如果大家骂这个男的自作清高，我心里面会好受一些，并且这也是我的问题。那样我会接受，但如果被浅显的字面理解，我就有点无语。”伍一夫说。
歌词里晦涩的表达也让一些歌迷困惑。伍一夫解释说，“当我以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去描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一般不会直接表述它，而是隐藏我的观点，或者戏谑地描绘出来，再把它放入创作。”
他直言，艺术应该跟生活有距离。2018年，伍一夫刚回国不久，曾在“梦想大凉山”团队支教了10天。他发现，那里的留守儿童，要走10公里的山路去上课，中午只能就着自来水吃烤土豆，普遍发育不良。支教团队会做午餐计划，监测成长数据，家访以及健康教育。今年他原计划再去一次大凉山，但是撞上了乐夏3的总决赛，未能成行。
为何不在创作中使用这些感人的经历呢？伍一夫说，太过直接的表达跟他的创作观念不符，将一些严肃议题放在歌里就会没意思。“摇滚乐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工具，人们宣泄情绪的工具，而不是政治的工具。我很不想它成为那样。在目前阶段，我很不喜欢在歌词里面去直接表达。”
从2017年成立以来，柏林护士大多出没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广州、杭州等城市，很少在长沙演出。乐夏3播出后，他们开始了出口转内销。
“演出更多了，演出费用更高了，知道你的陌生人更多了。过去知道的人，也开始去听我们的歌了。原有的那批粉丝也没有流失，他们可能会通过节目更多地了解你。”老顶说。国庆节后，在五一广场附近，在他和阿惹去挑选婚戒的路上，有几位粉丝认出他，上前合影。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
成立初期，大家天天厮混在一起。现在，老顶已经开始组建自己的小家庭，每个人都更重视个人生活，将更多的时间放在爱人和亲人身上。
出名之后，伍一夫有点不适应。他说，他那连密码都忘了的Facebook账号，竟然都被人家扒了出来。影响最大的是，他不太能像平常一样随便发脾气，不能在朋友圈乱说话。当然他也明白，做音乐是自己喜欢的事情，还能靠它养活自己，这非常难得，所以会坚持和认真对待。
从排练房走到全国最有名的摇滚综艺，伍一夫认为，乐队成立6年，差不多算成年了。 “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更职业化、标准化一点，包括成立自己的的专业运营团队。”他希望这个愿望可以在乐队8岁生日的时候实现。
——完——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明亮，一个喜欢蹲下来看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