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送的文章来自我曾经的编辑，世相君张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描绘的主体是湖南西北部的一个村庄。过去的很多年里，它普普通通，和全中国数不清的村庄没什么不同。但后来，它的命运改变了——我国发射卫星的很大一部分残骸，都会坠入这个村子里。
用文章中的话来说，“对胆小的黄光顺和老实巴交的刘荣喜来说，刚飞上天的那些庞然大物，陌生又遥远。 ”“它们像一抹永不消散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顶上。它们能砸烂黄光顺的房顶，还能砸死刘荣喜的女儿。 ”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是根据一部名为《天降》的纪录片改写而成的。它的作者是一位非常值得重视的纪录片导演张赞波，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查询一下他的相关信息。
在这篇文章里，张伟展现了高超的叙事技巧。他对素材的选取剪辑功夫在本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到纪录片和这篇文章进行对比分析，相信你会有不错的收获。
《天降》
文 | 张伟
本文首发于《信睿》2011年4月号“场记”栏目
无需太费力，就能用天文镜头看见我们祖国的荣耀，它们飞在天上，放着《东方红》或者流行歌曲。每隔些日子，你就能在新闻上听到它们的名字——有时候是“神舟”，有时候是“嫦娥”。
但30岁的张赞波透过索尼牌摄像机的镜头，看到的却只是这些荣耀的下脚料，是一些自天而降的破铜烂铁，以及被它们砸碎的屋瓦和泥地。也有时候，他还能看到人们一同被砸碎的命运。
他的镜头对准绥宁，湖南一个并不起眼的县。当象征荣耀和希望的卫星们起飞时，那耀眼的光芒和刺耳的轰鸣绝对无法震撼这里居民的眼睛和耳朵。对胆小的黄光顺和老实巴交的刘荣喜来说，刚飞上天的那些庞然大物，陌生又遥远。
但它们却会在这两人的噩梦里闪光。近20年来，经过电脑精准计算，我国所发射卫星的很大一部分残骸，会掉落在这片四季浓绿的土地上。它们像一抹永不消散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顶上。它们能砸烂黄光顺的房顶，还能砸死刘荣喜的女儿。
若非如此，如此辉煌成就和一群听天由命的湖南农民之间，又怎么会发生哪怕一丁点儿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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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给的东西
老天给什么，就接什么，比如丰富的雨水，茂密的竹林，以及袁再香家蜜橘树、黄光财家成群的鸭子、刘荣喜家的水稻田。人们已经在这里照样生活了好多辈，朴实的生活早让他们晓得一个道理，生活通常就意味着接受。
因此，在位于湖南西北部的这片农村里，大多数人的故事都乏善可陈。黄光财的儿子在广东做杂工，混得不大如意，但他们觉得足够了，这比在家里种地总要强得多。袁再香伺候着他的芝麻地，得意洋洋地给外地人讲点“芝麻开花节节高”之类的吉利话，说起来就没个停。当过兵也当过老师的刘荣喜如今退了休，靠着过去那说不上辉煌的记忆，也能过得心安。
从十几年前的一天开始，老天给的东西里头又多了一样。对当地人来说，这些突然掉下来的金属是陌生的，有些很小，看着就是个螺丝，有的则大得吓人，其中一个黑黝黝的铁家伙，足足有200斤重，掉下来的时候，砸断了5根碗口粗的大杉树,要四个村民才抬得动。
他们过了段日子才知道，这些铁块是因为“政策”才掉到这里来的。因为电视的普及，他们偶尔也能看到它们掉下来前在天上飞的模样。他们当然也逐渐知道了这些东西是何其重要。尽管没几个人说得出“太空飞行”、“探月”这些玩意儿为什么那么重要，但那可都是科技发展，是国策。
事实上，没几个人知道科技是怎么回事。当地的农民主要还得靠人力在稻田里收割、给水稻脱粒，他们半夜去山里寻找火箭残骸的时候，大多是打着火把。一些村里最有科技含量的工业，要算嫁给温州小老板的妇女回乡开的电子元件厂。老人妇女可以领料回家，加工一种电子开关，每斤成品的报酬是5块5。
开始的惊奇很快就过去了。人们像习惯秋雨一样，也习惯了这些天上掉下来的铁块。许多人家里都多了些奇形怪状的收藏，并不吝惜向外人展示这些收藏。这一块是落进自家猪圈里的，还砸死几头猪；那一块上山挖药材时碰巧捡到的；还有的，是特意去山里找来的。其中一块大水缸一样的圆锥状碎片，被随意地摆放在一家人的门口，一群觅食的鸡悠闲地在上面漫步有个老太太觉得有些丢脸，因为她连半片这样的碎片都没捡到过。
除了被上面派来的人闻讯收走，这些部件也被人们成功消化在日常生活里。卖废铁当然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运气好捡到“大家伙”的话，卖废品的所得可能会有几百元，甚至会超过他们一年种田下来的微薄收入。但也有人拿着一块金属板子沾沾自喜，比划着要将它磨成一把好菜刀。有块碎片是烟囱一样的圆柱形，捡来的山民将其用切割机切割下一截，做成绑在摩托车上放杂物的容器。还有一块残骸像一只铁皮鼓——一个寂寞的山里小孩当着我们的面敲打出阵阵空旷的“鼓声”。那些太小而用不上的，干脆就被当作家里半大孩子的玩具。
在武装部幼儿园读学前班的小孩子，也很快熟悉了巷口宣传栏上的海报和照片。在“我县圆满完成火箭残骸卫星回收任务”之类的文字背后，铁架子上面还立着个小小的火箭模型。
时间久了，人们干脆还开起了玩笑。乡里的干部们对捡到碎片的人打趣：“这可是好东西，你要好好保管，不要卖掉了。要传给子子孙孙。”另一个人则补充说：“这个是辟邪的，天上掉下来的，天兵天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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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砸碎的生活
不过，习惯了在山上或田间捡到一两块碎铁的当地人，还得学会习惯那些被砸烂的生活。
被火箭升空的壮美所震撼的外乡人，很难看到这种生活的细节。但若是走进这些一贫如洗的山村里，破碎的痕迹却随处可见。稻田中砸出的巨大无比的深坑、屋顶上的断梁和地面的碎瓦，是每个人都可以带你看到的东西。
死掉的猪很快就被吃了，砸倒的稻子不久后也会收割。人们起码已经有20次重新收拾自己横糟损毁的生活，每一次，都有人一边愁眉不展，一边打起精神来修补屋顶的破洞，盘算着请人帮工的花销。
不过，刘荣喜的生活，却是无法修补的。他唯一能做的，是将死掉的女儿葬在山上，再一遍遍看她留下的黑白照片。
1998年的端午节，一块只有“巴掌大”的火箭残骸从天而降，打在正在屋外的一口水塘边嬉戏的女儿的头上。这个15岁、正在上初二的优秀学生，成为当地有据可查的唯一一个被碎片杀死的人。
刘荣喜将女儿葬在了离家很远的一座山里，据说，为了怕妻子去坟前伤心，他至今都不让妻子知道具体地址。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带上儿子去扫墓。闲下来的时候，当过老师的他会从柜子里翻出女儿的照片看看，或者给眉清目秀的女儿舞文弄墨写篇纪念文章。
当过很多年兵的这个矮小男人，意志坚强，只有在说起这些的时候，才会哽咽。对国家，他还保留着军人时代的忠诚，只是，前不久当地电视台报道绥宁回收残骸的事迹时，说过一句“从未有过伤亡”，这让他感到困惑和悲伤：“我的女儿明明是牺牲的，他们怎么就不认账了呢？”
天降的碎片砸毁了很多东西。住了几辈人的老屋和辛苦经营了几年的果树，在这些呼啸而来的碎片面前不堪一击。曾有一块碎片掉在黄光财附近，他站在铁块砸出的直径足有5米的坑前，讲起当天的情景，仍然满心恐惧。它“像一个巨大的炮弹，掉下来的时候还是红的，像火一样”，把他的妻子吓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每次碎片降落前，当地都会有宣传，并提醒人们“疏散”。但这种宣传带来的却是恐惧，因为他们无处可逃，只能看着天，等待“像彩票一样”的铜铁掉下来，期待着它们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这种恐惧是长久而且无法逃避的。残骸降落那天，黄光财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因为厂里暂时没事做，决定回来看一看父母，刚好到了家。碎片掉下来时，一家人的碗筷吓得掉了一地，当妈的突然发了火，狠狠骂了儿子几句，因为他早不回晚不回，偏偏挑这个“鬼时候”回来，要是大家都被砸中了，那可不就是“命里该死”？
这件事让黄光财的妻子后悔不已。儿子没在家呆几天就走了。她想起儿子赚钱不多，回来一趟也不容易，突然压抑地抽泣起来。黄光财则在一旁一言不吭，将头默默扭向了被残骸砸出一个大坑的稻田。
每次赶上卫星发射，广播里和电视里那些面带喜色的播音员会反复表达骄傲和喜悦，但当地人听着这些，对从他们家园头顶频频经过的卫星全然不知。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神六飞天，嫦娥奔月以及神舟七号太空漫步时，他们埋头在这片残骸频频降落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真正让他们牵肠挂肚的，只是“化肥农药的价格又上涨了”、“突来的水灾会不会将稻田淹没”等现实的问题。
对那些下落在他们家园里的残骸，他们怀着恐惧、忧虑和埋怨，却也无奈并因此坦然。“我们生在这里，又能逃到哪里去？这就是我们的土地。”一个农民这样说道。另一个人的说法大致相似，面对象征着最新科技的这些残骸，他选择了最古老的方式来解释：“这就是命。躲不了的。”
人们也不是没有办法对抗这恐惧。在当地一个村子里，村民们凑钱修过一座庵，寄托自己在贫苦生活中的些许希望。当卫星发射的消息传来时，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也曾聚在这里，搞了一次祈福典礼。
但色彩鲜艳的菩萨们法力让人生疑，因为这座庵的大殿也被碎片砸出了三个窟窿。为了修好它，人们特地买了1000多块瓦，又花了不少功夫。一个70多岁的当地妇女坐在边上平静地讲起这些事，还不忘提起她自己生的病，和她日常的饮食。
2012年5月27日凌晨，湖南绥宁县人武部先后接到瓦屋塘乡、水口乡武装部部长电话，发现“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一级残骸砸坏了民宅和打断了10千伏高压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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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
与卫星残骸一起进入人们生活的，还有随之而来的计较和争执。为了赔偿数额而讨价还价，成为当地人熟悉的日常内容。
对处理残骸，人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经验。或者报告乡政府，请卫星发射中心的军人来回收，或者留在自家，等人上门收购。有时候，凌晨发射的通信卫星，天一亮就有人到当地把碎片回收。
每一次，一个乡的农民能捡到四五十片残骸，但部队的人并不会挨家收遍，“很多地方只要人家没报告，损失不是很严重，就根本不去现场看了。因为他去看就要赔钱。”
通常，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喊上当地政府的负责人，到农村回收，谈一谈价钱。但这种谈判通常并不顺利。有一次，一户人家的农田里砸出了近两米深的大坑，十几个农民费了很大劲才把碎片弄出来，可赔付者只肯给200元。跟在边上的乡长发怒了：“十几个人搞了一早上，给点工钱总不过分吧？”但是观测站的人却也理直气壮：“你说赔啥呢？没东西可赔啊。你说这个地，地都是国家的。”
那些损失惨重的人家，更是为此焦虑得很。有一户人家的房顶，被一根长长的铁杆洞穿。这次赔付的谈判被安排在一间会议室，农民、乡干部、观测站副站长及其同事参谋、当地军分区领导，坐满一屋子。双方各施本事，像在地摊上买衣服一样来回讨价还价。
这样的谈判场景多半相似。老实的农民往往苦着脸，把沉默不语当作唯一的权力，而“上面来的人”则显得底气十足。他们谈笑风生，口才也很好，从国家的利益，讲到个人的牺牲，临了还能克制地吐出几句半带威胁的话，以便让对方让步。
他们还可以在私底下面带难色地对旁观者抱怨，一旦让了这一步，别人都仿效，那经费可就吃紧了。
最终，这场漫长的谈判结束，双方同意的金额是2000元。但当这个费尽千辛万苦拿回2000元赔偿款的农民回到家里，等着他的却是老婆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毕竟，木结构的瓦屋那一米多的大洞，修补起来很麻烦。而因生病而失去了劳动力的这个农民，还必须花上请工人的工钱。
“钱我不要了，要他们来给我修复！”老婆气极了，扔出这么一句毫无信心的狠话来。随后大家都沉默了。
“他们说你如果不接受，他们就不赔了，说等保险公司，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男主人只好怯怯地把这么一句话当借口挂在了嘴边。
“老百姓不能吃亏，国家也不能吃亏。”在支付了3000多元赔付款结束这次卫星残骸回收的善后工作后，一位官员这样说道。
赔付的不顺利，加剧了当地人心头的忧愁。每当卫星要发射的消息传来时，许多人心头就好像蒙上一层雾气。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在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落卫星》里写道：“我们希望祖国不要将卫星发射到我们这人口密集的地方，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快乐。”也有一个农民向县里的干部请求：“能不能跟领导讲讲好话，以后不落在我们这里了？”但这些小小的抱怨，太容易被忽视了。
反倒是小学教室里贴的名人语录更加醒目：“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而在“为人民服务”的办公楼照壁前，绥宁县一个领导将这句语录做了发挥：“作为绥宁来讲，能够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是县委县政府的政治责任，也是绥宁人民的无上荣光。”
这样的话听多了，一个老农便也像模像样地学会了宏大发言：“奥运对中国的声誉有很大提高，中国不能弱于哪个国家，尤其在国防事业上。”
2008年6月，奥运气息“一天比一天浓”的光景，张赞波从世人瞩目的北京来到绥宁的11个乡镇，来到这片中国第二大的卫星残骸回收地，开始拍摄他在纪录片《天降》里讲述的那些故事。
黄光财、刘荣喜、袁再香……在这个神龛上挂着“土能生万物，地可产黄金”的对联的乡村里，他们生活在从天而降的命运之下，谨小慎微，朴实无华。刚刚结束的奥运会，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显出太大的特殊之处，很多人说不出举办的时间，更说不出金牌的分配。
相比之下，不久后就要发射的那颗卫星，却是不容忽视的。县里专门召集村干部召开疏散动员大会。在会上，有人对这颗卫星的名字“委内瑞拉卫星1号”发出疑问，一位领导于是耐心地解释：“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国家。为它发射商业卫星对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很有好处。”
对这些毁坏了他们庄稼、掀飞了他们屋顶、砸伤了他们牲畜的卫星，当地人不明就里，似懂非懂。不少人恐怕连委内瑞拉是什么也不清楚。
他们更无法想象，在“国家”、“国力”这些词背后所掩盖的东西。十几颗将残骸降落在绥宁的卫星，多数是价格昂贵的商业卫星，与国防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这对当地的农民们来说太深奥了。
在这块有35万人口、被断定为“老少边穷”的土地上，人们算不清楚以亿为单位的那些商业交易，几千元的赔付，对他们来说已经聊胜于无。
而他们的生活也并不为人所知。当人们为一颗颗卫星升天感到欣慰和高兴时，这些被阴影笼罩的人们，顶多能得到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报道，里面提到的也多半是“成功”和“无人伤亡”。
悲惨的命运被理所当然地排斥在人们视野之外。相对于一次重大的政府行动或商业交易而言，袁再香家的梨树和黄光财家的水稻，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但是，自从这些自天而降的碎片开始进入他们生活，人们逐渐学会用记忆里的国家大事，作为自己渺小生活变迁的缩影。某一块地是被吹倒了的时候，正好是神州七号发射的那几天；连女儿死的日子，也跟某次成功的发射紧紧联系起来。
而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些琐碎的故事，都已经算得上不得了的大事，足以用很长时间去回味和记忆。一个每天烧香的老太太，只有在讲起以前平静的生活时，才好像忘记了所有的恐惧和忧愁。
但即使是在一个被恐惧和忧愁笼罩的地方，生活也要平静地过下去。“委内瑞拉卫星1号”发射的那个晚上，袁再香一家人听见了火箭经过时的轰隆声，也站在屋檐下仰头看着黑漆漆的天空。响声很快就过去了，袁再香淡淡地说：好了，快去睡觉吧。
不久前落到他家地里的巨大铁块，是属于“长三乙”运载火箭的一片残骸。2008年6月，这枚火箭把广播电视直播卫星“中星9号”送进轨道。据官方报道，这颗卫星让“我国边远地区的数千万家庭收看到了北京奥运盛况的直播”。
8月8日那天晚上，绥宁县很多家庭的电视里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播放着开幕式。张赞波说：“这也许是飞过他们头顶的卫星，给他们最直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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