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变成了两间小屋”

· 2023年9月14日，凌锋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访。( 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

怀大爱心，做小事情。

凌锋一生没白活。

2017年，凌锋联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胡大一，发起成立了“中国志愿医生”团队。

志愿医生，顾名思义，是不取报酬的。可团队去全国各地义诊，人吃马喂总得有人出钱、管钱。凌锋希望成立一个基金会，难题摆到了眼前——她需要拿出200万元注册资金。

“当时什么（筹钱的）路子都没有了，最后是我爱人主动提出，卖掉了他父亲位于北京的一套房。”

在凌锋眼里，她是“老秤杆”，丈夫崔建军是她的“老秤砣”。两人“秤不离砣，砣不离秤”，自1978年结婚到现在，从没吵过架。

为百姓做公益，算得上是夫妻俩的家族使命。

崔建军的姑姑，革命烈士崔健吾，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模范卫生工作者。凌锋的父母也是老战士，作为军医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上世纪90年代，凌锋的父母从医院离休。父亲开始走访革命根据地，当看见当地老百姓生活还比较贫困，医疗条件也相对差时，难过地说：“革命的胜利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我想帮他们，但我已经离休，没这个能力了。凌锋，你要替我去帮他们啊。”

凌锋的母亲王梅英是一位眼科医生，离休后开了一家小型眼科医院。那时，人工晶体价格还很贵，她免费给农村老百姓使用，帮他们治疗白内障。她还到学校去帮助学生预防、矫治弱视，被大家亲切地叫作“光明奶奶”。

父母的言传身教，让凌锋明白：一切为了病人，一切为了百姓！

· 青年时期的凌锋( 中 )和父母合照。

谁也没想到，有一段时间，医患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医闹”问题也很突出。

作为一名医生，同时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凌锋一方面写提案，在全国两会上发声；另一方面跟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反复沟通，经过数年努力，最终推动“医闹”入刑。

但凌锋心里清楚，法律只是底线，不是改善医患关系的根本之法。究竟该如何提升全社会对医生的理解与尊重，更好地发挥医生的作用？

“如果我们有一批医生坚持做好事，老百姓是不是也会对医生更有信心？”于是，她决定组织一支“中国志愿医生”团队，无私地、全力地为百姓服务。

从那以后，凌锋办公室的墙上一直贴着一张巨大的表格，上面统计了834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县。志愿医生们每到一个地方，表格对应的地方就会盖上一个小小的红色脚印。

截至目前，已经有6300多名医生注册成为志愿医生，义诊已接近10万人次。

· 2020年，凌锋( 左 )在新疆和田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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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诊过程中，凌锋曾受到一个很大的刺激。

那是2020年，她在云南怒江见到一个坐着轮椅的小伙子。8年前，16岁的男孩因为一场塌方事故伤到了脊髓。

从片子上看，男孩的脊髓并没有完全横断，如果当年手术后能好好进行康复训练，他大概率可以恢复到自己走路的状态。但恰恰没有。

做完手术一个月后，男孩就回村里了。此后8年，他坐坏了8个轮椅，余生还要在轮椅上度过。

和小伙子同村的另一个病人，因脑梗而偏瘫。老伴儿为了照顾他，不能下地干活，更别提打工挣钱。其实，如果他当初进行了康复治疗，八成是可以恢复自理能力的。

这引起了凌锋的思考：如果把身体比作飞机，康复医学和临床医学就是飞机的两翼。如果只有一个翅膀的话，这飞机还能飞吗？

“我们前面做了很多工作，帮助县医院提高水平，兜住网底，但仅仅‘兜’住县医院就行了吗？人们常说，三分治七分康复。病人经过手术治疗后，往往还需要长期康复治疗。可广大农村老百姓根本没有那个条件，只能是保住命后就回家，然后躺在家里。”

凌锋想，如果康复治疗能够抵达村镇，让病人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比较好的康复，减少他们的残疾率，这样才能真正防止因病返贫。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计划为原国家级贫困县的村卫生室无偿捐赠康复健康小屋。每间小屋配备10种康复器材、3种理疗仪，以及心电图机、血压计、智能投屏彩电等设备，以满足病人康复的基本需求。

凌锋父母晚年特别挂念小屋的捐建进展，母亲王梅英尤甚。每次凌锋回家看她，她重复最多的就是三句话：

“你这次来住几天？”

“你什么时候走？”

“你们的小屋建得怎么样？”

凌锋答完，母亲总是欣慰地夸一句：“你做得好。”

今年2月，93岁的王梅英去世了。追悼会上，来吊唁的亲朋好友送来共计近20万元挽金。

凌锋觉得，既然妈妈活着的时候一直惦记小屋，不如就用这笔钱捐赠两个小屋。一个小屋建在她出生的地方，山西洪洞县；一个建在她去世的地方，海南岛。

海南那间“王梅英康复健康小屋”，最终落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的卫生院。建成那天，凌锋把妈妈的照片挂在了那间小屋里，然后进行了一次义诊。她临走时，镇卫生院的院长郑重地对她说：“凌教授，你放心，我们一定照顾好老妈。”

·凌锋将母亲王梅英的照片挂到海南的康复健康小屋里。

讲到这里，凌锋的眼眶有些红了。她动情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妈妈已经化作为人民服务的小屋。她的一生都在为老百姓服务。”

虽然父母都是医生，但凌锋小时候并不想从医。

她成绩拔尖，一心想报考哈军工（哈尔滨工程大学等的前身），梦想学成后为国家造飞机、大炮、原子弹。

然而因缘际会，1968年她成了一名卫生勤务兵。白天，她伺候病人，给病人打水打饭、洗脸擦身，相当于现在的护工；晚上，她站岗放哨，四处巡逻。

刚开始，凌锋干得很欢实。但渐渐地，接触的病人多了，看到病人痛苦却束手无策的时刻也多了，她开始产生一种挫败感，总想着“如果自己能多会点东西就好了”。

1970年，她被选送到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现为陆军军医大学）读书。

在外科领域，凌锋极具天赋。实习时她便可做主刀，一台阑尾炎手术，从切皮到缝合结束仅需17分钟。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南京军区总医院（现为东部战区总医院）骨科，是科室里唯一一名女医生。

干骨科是个体力活，但凌锋很喜欢。“这里的病人肢体功能障碍，但基本意识是清晰的，能跟医生交流沟通。他们歪着斜着来的，被我们矫得正正的再走，这对医生来说是十分快乐的事。”

·9月14日，凌锋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访。( 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

既然如此，凌锋为何后来成了神经外科专家？

答案是她遇到了刘承基教授。

在骨科工作1年后，凌锋开始为期3年的外科大轮转，最后一站来到神经外科。

刘承基是神经外科主任，观察了凌锋几个月，问她愿不愿意留在神经外科。凌锋立马拒绝：“神经外科的手术总是血呲呼啦的。我在骨科时，手术可非常干净……”

刘承基笑了，说下次要做一个无血手术给她看看。不久后，凌锋看到了至今想起都惊叹不已的一幕：刘承基教授在显微镜下做动脉瘤手术，手极巧，没有先进的设备和器械，他拿根线都能把动脉瘤精细地结扎起来。

术后，刘承基对凌锋说，不是人人都能当神经外科医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能吃苦；二是手要好；三是要有牺牲精神——彼时，没有CT、核磁，神经外科的诊断基本靠X光，但射线防护措施又不太好，医生常常暴露在射线里。刘承基觉得，凌锋恰好满足这三个条件。

他对凌锋说，神经外科就像公园里的一块荒芜之地。“公园里的其他‘地方’，游人扎堆去，很多东西已经被看过了。而这片荒芜之地，没什么游人，还有很多可开发、可探索的东西。”

凌锋心动了，最终选择留在神经外科，一留就是大半辈子。多年后，恩师刘承基给她题了一幅字：“怀大爱心，做小事情。”这是勉励，亦是肯定。

凌锋有个不得不提的身份：1300多个孩子的“凌妈妈”。

这缘起于1999年的一台手术。

当时，病人是云南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的校长，疑似长了脑瘤。手术前，校长担心自己下不来手术台，便将学校里的300多个孩子托付给主治大夫凌锋。好在，一切只是虚惊一场。

转年，凌锋还是和爱人一起去了丽江，“想去看看孩子们”。到了古城，校长领着一群孩子出来迎接夫妻俩。“孩子们穿着不同民族的服装，花花绿绿的，迎着阳光朝我们走来……”凌锋难以忘记那个场景。

凌锋得知可以助养孩子，一年一个孩子的助养费用是3700元。她和丈夫助养了两个孩子，一个是还不会说汉语的纳西族女孩兴凤，一个是那天从始至终和凌锋牵着手的拉姆。

·凌锋( 左 )和她助养的女孩拉姆( 中 )、兴凤。

2005年，孤儿学校面临经济困境。凌锋找到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简称儿基会），在其支持下成立了民族孤儿救助基金。自此，她所有的诊费都直接打入这个专项救助基金，由其转入孤儿学校的账号。

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2008年初，孤儿学校给凌锋打来电话，说又揭不开锅了。凌锋连忙给儿基会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结果对方说专项救助基金账上没钱了。

“怎么会没钱？我不才打过去2万块钱义诊费吗？”凌锋着急地问。最后实在没了法子，她白纸黑字打借条，从儿基会借了18万元，让学校里的孩子们把年关过了。

没多久，一位导演联系凌锋，给她送来解燃眉之急的办法。几年前，他拍摄电影时，用了孤儿学校的六七个孩子当群演。

电影即将上映，他有意将首映式的门票收入捐给孤儿学校。凌锋一听，开始“求爷爷告奶奶”地让大家去捧场。一场电影下来，专项救助基金筹了140万元。

直到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孩子们不再愁吃和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也都得到保障。孤儿学校完成历史使命，转型成为为孤独症、脑瘫等残疾儿童提供帮助的特教学校。

“这么多年来，我们前前后后为孤儿学校筹集了约7000万元，1300多个孩子因此受益。”

凌锋当年助养的拉姆，如今也成长为一名康复治疗师，多次参加“中国志愿医生”行动。

坚守半个世纪的信条

“告诉别人坏消息，是作为脑死亡鉴定专家不得不经常做的一件事。”凌锋颇为无奈，主动谈起了著名的“刘海若事件”。

2002年，凤凰卫视记者刘海若去英国旅游，不幸遭遇火车出轨意外。在做了3次颅脑手术后，英国医院拟给刘海若做脑死亡鉴定。被请去会诊的凌锋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当然不是脑死亡”。

但英方不愿意继续治疗，凌锋不得已将刘海若带回北京继续治疗。最终，刘海若康复，并重返主持人岗位。这件事轰动一时，很多人称之为“医学奇迹”。

凌锋感觉自己被舆论抬到了神坛上，想下也下不来。

“自那之后，很多脑死亡病人的家属就说，凌锋不是救活过一个脑死亡的人吗？只有凌锋说‘人不行了’我们才认……这导致我不得不经常去做the last decision（最终决定），告诉别人坏消息。实际上，刘海若当时没有脑死亡，脑死亡就是真死亡，起死回生是不可能的。”

如果非要凌锋说给刘海若用了什么灵丹妙药，那就是“用心”。这两个字被她挂在办公室里最醒目的位置，也是她从医半个世纪以来始终坚持的信条。

·办公室里“用心”二字是凌锋的座右铭。( 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

未来，她有一个“大、小、康”的目标——“大”，指的是造一条可以比肩三甲医院的医疗船，让“中国志愿医生”的足迹沿着“一带一路”到达世界更多角落；“小”，指的是康复健康小屋，她计划在全国投放5万个小屋；“康”，指的是道阻且长的康复事业，她希望病人都能活得有尊严、有温暖。

“人都是站在朝向死亡的履带上，向死而生。每个人都不可能长生不老，却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去尽可能多地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回首过往，凌锋无愧于心，在人生关键词那栏笃定地写下了三个字：没白活！

本文刊载于

2023年第19期《环球人物》杂志

总第5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