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宇凡
首发时间：2022年10月7日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颁奖词是这样写的：她以无畏的勇气、临床诊断一样的敏锐感，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疏离及其集体制约。
熟悉马克思作品的读者，看到这段颁奖词就会有所会意。因为“疏离”（estrangements）一词，也是马克思 “异化”概念的另一种表达。
熟悉社会学的读者，更会有所共鸣，因为这种将个人烦恼与集体制约联系起来，正是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著名倡议——“社会学的想象力”。
所以，当你觉得自己对这位法国作家埃尔诺不熟悉、想查下维基百科的时候，才会看到第一句话就这样写：“她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自传式的，却致力于和社会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埃尔诺的作品，如《悠悠岁月》、《位置》、《一个女人》，都以细腻的文学笔触、讲述深刻的社会命运。这是社会学的主题：她讲述来自底层家庭的自己如何致力于向上的社会流动、如何努力摆脱底层的命运。这也是文学的主题：在社会流动的旅途里，闪烁的是人性的绝望与梦想、彷徨与羞耻。
正如她在《一个女人》里的自传回忆：“最让父亲自豪的，甚至也是他生存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让我进入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
父亲的自豪，正来自于曾经的羞耻。埃尔诺作为女儿的自豪，又来自于对对父母底层生活的不屑。
是超越，也是循环。是个人的浮沉，也是社会的不平等。
–1 – 埃尔诺的社会学母题：无家可归的新中产
如果说文学是有母题的，那么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说，她的“母题”是社会学的——无家可归的新中产。她写的就是你和我的波折生活与个人命运，就是我们“小镇做题家”的遭遇，就是大多中国年轻人的两难：我们一方面想挤进大城市、在鸡娃与内卷的浪潮中活成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又想摆脱自己身上永远擦不掉的出身品味与家庭印迹。
埃尔诺写的是我们的困境，是无数个“无家可归的新中产”。
“无家可归的新中产”，这个概念并不是我原创提出的，而是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到伦敦政经学院社会学教授Sam Friedman的构想。
布迪厄在其名著《区分》一书里，发现像“美国梦”一样的社会流动是错的：你多受育一年，多赚了一些钱，社会地位就提升一个等级，比父母的地位更进一步，你的人生就更圆满更自在。美国梦太片面，太有欺骗性的。实际的社会流动往往是这样的体验——就算你上了大学、住在大城市、进了互联网大厂，你仍然没有办法真正欣赏独立音乐或古典音乐、没法养成吃有机食品的品味、喝红酒的习惯、没法轻松淡定和同事聊着今天的画展、明天的文学。
但是，为了成为中产，你还是试着去酒吧听现场音乐（虽然很难听）、也去尝试吃牛油果（虽然太腻），更尝试努力学英语（虽然用不到）。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一书中讲出为什么你这么努力学习鉴赏与提升自己的能力——因为这些是身份地位区分的文化标志。她说：“像每一种语言一样，它划分等级。…。一种混杂着方言的不规范的法语，与洪亮有力的声音、罩衫和蓝色工作服里的结实身躯、带小园子的低矮房屋、下午的狗叫之前的沉默是分不开的。同样的，语法规则和正确的法语是与中性的语调、学校女教师白皙的双手联系在一起的
你终于意识到的，也是埃尔诺在自己的青春经历里发现的，就是社会学家所总结：真正的阶级区分和阶级流动，考验的不是收入与教育，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品味区分。
但是，你习惯了当“小镇做题家”、内卷得太重、崩得太紧，因为我们迈进了一个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中产世界。正如埃尔诺在《悠悠岁月》小说里写得那样：“我们只有自己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并不属于我们。”确实，在这个城市中产世界里，有写字楼、有咖啡馆、有鼓楼、有外滩，就像埃尔诺笔下的法国巴黎，“代表着美和强大，一个神秘可怕的总体，它的每条出现在报纸上或者被广告引用的街道都在激发着想象力。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会感到骄傲和荣耀。”但是就像罗大佑在《鹿港小镇》里唱得那样：“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你不知道你的家在哪里，因此即使你成了中产，但永远无法成为自然而然的中产。究竟你缺的是什么？你不缺文凭与收入，但是你缺少的是文化品味、缺少的是惯习。有机食材也好、休闲兴趣也好，这些都是中产家庭从小就触摸到的、习以为常的品味。但是对你来说，只是从课本甚至“得到APP”上“硬学”的知识而已。
你最喜欢吃的，其实不是和周末聚会时的西冷牛排，而是每天早上的煎饼果子。
伦敦政经学院的Sam Friedman将布迪厄的阶级品味与流动的观念，发展成为“文化的无家可归者”这个概念。他特别想到以脱口季等喜剧观赏作为案例，研究那些像你我一样考上了大学、留在大城市的新中产，探讨为什么我们常常培养自己的欣赏品味，但终究感到不自然。
一方面，新中产没法再像平民底层父母一样、像儿时的玩伴一样，只是刷刷抖音，看些无厘头搞笑和喊麦就过瘾了。另一方面，新中产也没法像身边成长于是中产家庭的孩子一样，自然地欣赏那些需要“解码”的脱口季。
你看大家都看的剧和综艺，你也跟着大家一起笑，但只是没法再和父母分享喜悦，也有时笑得不自然。
笑话的世界，就像音乐的世界一样，不仅分题材、分内涵，也仅阶层。因为它区分了谁才是真正的中产。你听不懂一个需要文化语境的“留学梗”，因为你没出过国、但人家听得懂。你笑晚了一秒，你就露馅了。你听不懂一个音乐的“梗”，因为你其实只是拿独立音乐或古典音乐当BGM当背景音在听，你内心还是喜欢流行音乐、喜欢重复的旋律。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能回去吗？回到原生家庭、原生阶级？像埃尔诺说得那样，你也没有办法，你已经无家可归了，哪怕你知道怎样才是真正的自然。埃尔诺回忆说：“我们背诵着规范法语的语法规则。一回到家里，我们却想也没想就说起了家乡话。”
–2 – 当你也和埃尔诺一样回家时：新中产如何看待原生家庭？
埃尔诺以自传的口吻回忆道：当自己习惯在巴黎，反过来问父母——“为什么你们哪里也不去”，比如在老家开杂货店的父母，为什么老是不旅行、为什么不到大城市打拼的时候。父母反过来问她：难道家里不够好吗？
埃尔诺并不是真的想责怪父母，因为你也知道父母是善良地过着一生。就像她在《一个女人》的自传回忆中说道，当父亲去世时，一位神甫这样悼念道：“他过了诚实的一生，劳碌的一生。他的一生，从未伤害过人。”
埃尔诺更知道父母的心结。她写道：“最让父亲自豪的，甚至也是他生存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让我进入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她的父亲终于做到了，就像我们的父母。但我们也可能又变得对父母的生活不屑一顾，就像埃尔诺在结婚之后，很少再回家见父母一样。
埃尔诺和父母的对话，就像每年过年时候会爆发出来的“返乡体”一样。适应了城市的你，如何面对说着家乡话的父母？
著名文化社会学家、《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作者拉鲁（Annette Lareau），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新中产的“返乡时刻”，往往会有尴尬的时候。但是，这种尴尬像“闪光”一样，在片刻间让自己突然意识到紧张与疏远——哪怕上一秒还和父母聊得很自然很开心。
一个尴尬时刻，是在说到“视野”的时候。在父母看来，你终于进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他们眼中的城市中产，就是结识更多的人、更多大人物、来自不同地方和文化的朋友。而父母和你说起话，又总难免是你早就知道的张家长李家短、总是你的中学同学、她的工厂同事。作为新中产，你多少会突然发现：父母又在讲这些，他们怎么总是活在这个更小的世界。也许你放假的时候不想回家，想让父母来你生活的大城市，好好看看你生活和打拼的世界。但是父母总是拒绝你：“我们不要花你的钱”、“我们不想出门”。也许你惊讶的发现：社会学家拉鲁笔下的美国新中产，和中国的故事，那么类似。
另一个尴尬时刻，是做饭吃饭的时候。十几二十年前，没人知道什么叫牛油果、没人用“碳水”这个词。该吃主食吃主食、该吃肉就吃肉、油大盐大也没事。父母还是这样，但已经习惯断食法的你、习惯所谓多蔬菜少碳水的你，发现已经没法再和父母共餐。也许你和埃尔诺一样，想带父母体验健康的、“更好的”饮食——比如到讲究的餐厅吃一顿的时候，你看到的场景可能的埃尔诺看到的场景是一样的。埃尔诺写道：有一次，她带着同学回老家玩。为此，父亲请同学去餐厅好好吃一顿。父亲也难得穿上笔挺的衬衫、烫好的西服的。结果，你亲眼看到父亲吃一顿是有多累、多别扭。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埃尔诺，写的确实是自传，但却是一种“无人称的自传”——更确切地讲，是一种可以容纳大多数第一人称的自传。她的自传，喜欢用“我们”。这个“我们”，是被这个社会形塑的——性别、阶层、品味、文化、教育、城乡……。这个社会，也不仅形塑你和我，也形塑我们的父母。
我们按这个社会的要求、就像埃尔诺按法国社会的规范，成为“城市新中产”。她成为教师、进入巴黎，你成为公务员、进入北上广。但是，你始终感到自己身上的别扭感。你没法淡定、不敢放松。你不知道自己怕什么，却也知道自己担心什么。
矛盾，就是你的身上，是个人的，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就像埃尔诺说的：“家庭的叙述和社会的叙述是一回事。”
不妨以埃尔诺在《一个女人》中的一段引文作为结果。她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声称不可能有矛盾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矛盾的的确确存在活着的人的痛苦之中。”
文献来源：
Friedman, S. 2012. ‘Cultural Omnivores or Culturally Homeless? Exploring the Shifting Cultural Identities of the Socially Mobile’, Poetics, 40 (3) 467-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