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敞视监狱也被译作圆形监狱。作为建筑学中最广为流行的几个概念之一，我们在对它的解释中主要想指出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全景敞视主义”不止是被监视情况下的规训，它也是对于群体流动性的压制。
第二，“圆形监狱”虽然作为一个空间样板或者社会比喻无比成功，但作为实际建成项目，这些监狱的价值显得相对平庸。
小考 「Panopticon- 圆形监狱/全景敞视监狱」
小考 「Panopticon- 圆形监狱/全景敞视监狱」
简释： 一种安置肉体、组织等级并对个体进行权力干预的空间样板。
怎样把一群野蛮人变成现代人？
步骤一，把他们放在一个个小格间里；
步骤二，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一直被监视着；
步骤三，把他们隔离起来，保证他们无法成群结队。
上述的这种改造或教化的过程，可以作为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中“全景敞视主义”的简化概括。
圆形监狱运转的示意——中心的瞭望塔可以随时监视每一个位处四周的隔间。隔间中的囚徒只能看见中心瞭望塔一个模糊的剪影，但无法分辨狱警是否正在凝视自己。
01 作为诊断书或说明书
01 作为诊断书或说明书
作为一个非传统的思考者，福柯的写作“易于感觉但难于确定”。这种权力技术——或空间样板——似乎既是一份说明书也是一份诊断书。它作为说明书的意义，回应的也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怎么把一群骚动、野蛮、冲动的“乌合之众”转化成有秩序、可管理、拥有生产力的现代人？而作为一份诊断书，它回应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现代社会看起来如此井然有序、亮丽美好，那么，为什么其中这么多人感到无比焦虑和抑郁？
如果回到这项概念被提出的原始文本，不难发现杰里米·边沁最初在1787年写成的文章《圆形监狱（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 House）》显然是作为一份说明书出现的——那是一项提案，一次设计，一份乌托邦式的畅想（严格意义上说，杰里米·边沁的弟弟萨缪尔·边沁是“圆形监狱”的首次提出者，他观察到了俄罗斯工厂当中的“中心视察原则（central inspection principle）”。后来杰里米·边沁化用了这项原则到他的监狱提案中。）；而福柯在约200年后写成的《规训与惩罚》则是作为一份诊断书的姿态面世。
尤在《全景敞视主义》那一章中，法国学者重新挖掘了那位英国法理学家所设想的监狱方案，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边沁提出的“改造所”，当它不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建成项目，而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模式，已经成为了当时西方现代社会的压倒性状况——远不只是监狱，“全景敞视模式”已被广泛用在了精神病院、工厂、学校、办公室当中……所以在1970年代，由福柯的重新介绍，“圆形监狱”作为一种话语，更多时候成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反乌托邦式的社会批评。今天的建筑学范畴或者更广泛的学术界沿用了福柯的文本意义。我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把它作为“白色恐怖”和“精神奴役”的代名词，指涉现代人被威权所控制、被规则所操纵的不幸境地。
02 “圆形监狱”消解了聚集场面
02 “圆形监狱”消解了聚集场面
这个广负盛名的学术概念因高度准确地描述了社会现状，而越来越频繁地走入大众的、公共的讨论当中。但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大量文章对于“全景敞视主义”的解读，似乎很多时候存在一定的偏狭——人们更多着迷于这项空间样板中“老大哥在看着你”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开头简化场景中的第二步。
可以理解，“panopticon”一词的词根“pan- (all，全）”和“optic (seeing，看)”组合在一起的本意即是“all-seeing，一览无余”，这其实和另一个词“omniscient，全知全能”在组成上十分相似（后者同样是由“omni-，全”和“scire，知晓”）。
圆形监狱作为词汇本身就在强调“一览无余”和“全知全能”这样的意涵
所以，词汇本身即着重强调了位处中心的瞭望塔的地位。因而，对于这项概念，许多讨论也都详述了个体无时无刻不被凝视，行为不敢越轨，以至于到最后即便管理者已经缺席，个体还是会持续地进行“自我凝视”和“自我管理”的情况。在当下的世界，或许正是因为密集的监控系统和普遍的审查机制，写作者也就主要运用圆形监狱中这项“看与被看”的经典关系对现实进行诠释。
不过这并不是“全景敞视主义”的全部。
他的房间被安排成正对着中心瞭望塔，这就使他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但是环形建筑被分割成囚室，则意味着一种横向的不可见性。
另一项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要素是开头简化场景中的第三步：在圆形监狱当中，每一个个体都陷入了绝对隔离的孤立境地当中，他们相互之间不能够顺畅交流，不能够抱团，不能够凝聚在一起成为所谓“群体”。所以，这项权力技术将保证这些个体总是等级制度中被动的一方，并永远无法调转这项关系；从交往理论的眼光看来，它使得“讨论”消亡了，也消解了公共领域产生的可能性。
原子化的个体很难对自上而下的权力实现商榷。
为什么一定要把人打散？为什么一定要防止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公众？此时我们不妨重新回到边沁的时代。18世纪末，这位法理学家正为自己提出的这项优秀方案心潮澎湃，以至于带着它四处奔走推销。他不是一个“疯狂的邪恶科学家”，他的这项空间的构想显然也不是出于纯然“恶”的意图。相反，边沁把它当做一个良性的“改造所”。他设想，在这个地方，病态的、偏离的、有罪的人和念头，将被秩序、理性和道德的观念改造，这将是一个带我们走向文明的催化所。
人民串联、聚集在一起的场面总会令当权者警惕，因为相比于零散的个体，群体是“有力量的”。我们同样需要明白的一点是，并不是个体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的“群众”都会是高尚、道德、追随至高信仰、甘于牺牲自我的“伟大的群众”。当个体来到一起，一份独立的“群体精神”似乎就在驾驭其中的个体，以至于释放出个体在平常近乎被压抑着的，某种蠢动的动物性能量。
“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此时“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换句话说，当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群众之后，每一个人或许都不可避免地变得比平常更为野蛮、低智且暴力。
在这样的语境下大概不难理解，为什么规训技术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社会的一项伟大发明，而为什么我们试图在此论述“原子化”是其中的核心——如果乌合之众的聚集很大概率会带来混乱和失控，那么，似乎确实只有把他们相互之间隔离起来，放进一个个可被预测的小格子里面，他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变得有序与文明；惟其才可能使人类原本野蛮、冲动而尚武的肉体变成有生产力和具体功用的劳动力。惟在此时，群众那种可怕的潜在能量才被压制住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开的酷刑是人民带有狂欢意味的庆典。对诸如霍布斯或者尼采这样的思想家来说，惟有这种无法忘怀的场面才是足够好的“记忆术”，能够让冲动、易忘的自然人牢记文明的规约。
事实上，福柯在《全景敞视主义》之前的章节《断头台的场面》中就已经提到了这种“骚动的人群”对于君主权力的巨大潜在威胁。通过对犯人公开的残酷处刑，君主确实向治下的人民宣示/炫耀了无可辩驳的至高权力，但在另一个层面，这种行为又更深层次地抽拔出了一种临时的例外状态——此时，因为已经将要毫无疑问地赴死，作为“声名狼藉者”的犯人被允许在最后的几分钟里肆无忌惮地咒骂君王、法律与宗教，而通过热烈的喝彩和叫嚣，观看的群众在一定程度也是这种短暂反抗的参与者。在场面“辉煌”的断头台前，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了在此般驾驭着生命的、无与伦比的权力和不受限制的合法暴力面前，自己注定的无力和渺小，这也就在无形中深刻团结了共同目睹着死刑“盛典”的个体们。
“断头台的场面”即是在仪式化和纪念性的场合，由多数人围观着拥有特权的一小撮人的权力表演；而“全景敞视主义”即是变做了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天，由拥有特权的一小撮人监视着多数人。显然，对于权力的拥有者来说，前者还是太危险了，它在一些时候甚至会促成革命的发生；后者无疑更为高明，它高效且更可持续。前现代到现代的权力展示也就由之发生了伟大的转向。
挤作一团的人群、多重交流的场所、混在一起的个性、集体效应被消除了，被一种隔离的个性的集合所取代。
福柯曾多次表示过自己受到尼采哲学的强烈影响。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书写的“自然人（homo natura）”与所谓“群盲/群氓”确实可以很好地为“监狱的诞生”添上注脚。在那个原始的自然状态中，人类是心血来潮、不顾后果、尊崇强者的丛林游戏玩家，是“瞬时情绪和欲念的奴隶”，是对弱者生杀予夺的“一伙金毛食肉动物”。在那种景况下，生命是污秽的、野兽般的、短促的。为了防止我们跌入这样不幸的“无休无止的战争状态”当中，我们一定需要对这种粗粝野蛮的原始人性施加管制，必须要有文明的秩序的驯服——按尼采的话讲，为人们穿上“社会的紧身衣”。
03 一项既优美又阴险的方案
03 一项既优美又阴险的方案
由之，两种状态被对立起来了——一方面是自然、原始、自由聚集却也有潜在的骚动、低智、暴力危险的状态，一方面是现代、文明、驯顺却也孤绝和压抑的状态。当杰里米·边沁意识到了这道选择题的存在，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改良道德，保护健康，振兴工业，普及教育，减轻公共负担……这些通过一个简单的建筑理念就都可以实现！（Morals reformed-health preserved-industry invigorated-instruction diffused-public burthens lightened-Economy seated, as it were, upon a rock-the gordian knot of the Poor-Laws not cut, but untied-all by a simple idea in Architecture!）
对于一个以功利主义哲学影响后世的社会改良家，边沁认为社会进步的最高目的只有也只能是一个——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这就是现代福利国家的核心要旨。
但这种观想显然是由似乎可以定量的“快乐”和“痛苦”的演算来成就的伦理学，也就是说，他为上述那道选择题（强行）赋予了一个答案。这是一种现在看来充满危险的倾向——原来，一些东西可以牺牲，只要一些更重要的“快乐”可以实现。在圆形监狱这个方案中，这项加减法的计算无比明显。“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活力”被牺牲了，换取的则是“人民的温顺、安宁与秩序”。因为对边沁来讲，后者才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便它的代价是监视、隔离、精神奴役和心灵控制。
下面的引文依旧来自边沁在18世纪写下的《圆形监狱》第四章，每每读过几乎都让人不寒而栗：
……一个自由公民的自由精神和活力，是否会被士兵的机械纪律，或僧侣式的苦修所取代?——这种高度精巧的发明，其结果是否可能是制造出了一套近似人类的机器？……在这样的准则下，幸福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叫他们士兵也罢，叫他们僧侣也罢，叫他们机器也罢：只要他们幸福，我就不会在乎。 ...whether the liberal spirit and energy of a free citizen would not be exchanged for the mechanical discipline of a soldier, or the austerity of a monk? - and whether the result of this high-wrought contrivance might not be constructing a set of machines under the similitude of men? ...Would happiness be most likely to be increased or diminished by this discipline? - Call them soldiers, call them monks, call them machines: so they were but happy ones, I should not care.
圆形监狱作为空间样板的意义远远大于惩罚犯人，它作为一种模型也是学校、工厂、办公室等等建筑中“小隔间设计”的来源。
可以说，这一空间样板当初被提出时，似乎就已经自带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双重性质。这也是为什么福柯会将之描述为“一种残酷而精巧的铁笼”，而为什么福柯传记的写作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在真正理解了这项权力技术的奥妙之后，会由衷感叹它“既毋庸置疑地优美，又毋庸置疑地阴险。”
左：米歇尔·福柯（1926-1984）；右：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福柯所做出的一项极重要的事是指出了这条道路一种此前似乎被轻视的风险。在文章开头，我们提到了“全景敞视主义”作为一项诊断书，其面向的问题大致可以措辞为：既然现代社会看起来如此井然有序、亮丽美好，那么，为什么其中这么多人感到无比焦虑和抑郁？
综上，大概可以这样简述福柯的回应：从前的权力表现在于惩罚，譬如公开凌迟处死的盛大场面，而这代表了人类动物性的自然冲动和残酷快感的宣泄；从前的惩罚在于“对光线的剥夺”，它让囚犯像虫豸一样无尊严地活着，而现在的规训则在于“对黑暗的剥夺”，它使得人们永远无法在真正私密的黑暗中得到休憩。
当这种针对肉体的惩罚场面逐渐转变成了温和的规训和精密计算后的控制，这种暴力的减少并不单纯意味着人类整体道德的伟大提升。福柯，延续着他所私淑的尼采哲学论证，提醒我们，这种从暴力惩罚到温和规训的转向，这种对自然原始状态的背离，这种人类无法再释放到外部的本能的“内向化”，最终“引起了最重大、最难测的变态”，而这种“压抑下的病态”也就是现代人常常感到烦闷、焦虑、抑郁和痛苦的本质原因。
04 伟大的抽象社会比喻
04 伟大的抽象社会比喻
《就惩罚性监禁问题与福柯的会谈》上，福柯表示这种普遍的监视制度是“顺应新的形式而产生的”。
在《全景敞视主义》原文中可以拆解出下面几个显著的方面：
一，18-19世纪人口猛增。在这种情况下，从前过度的、浪费的、炫耀权力的统治模式变得“代价太高”，所以，不论是封建制、君主制或是地方监督机制都变得不适用了。全景敞视主义这种规训技术显得尤其经济而高效；
二，18-19世纪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兴起。在这种情况下，从前传统的、讲究仪式的、粗暴的管理模式不再实用。全景敞视主义这种规训技术作为一种高超的生产机构，带来了无处不在的“纪律”和“监督”，从而可以把原本混乱的“乌合之众”快速转化为有序的“劳动力”。所以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与新的规训技术相辅相成；
“工位”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生产空间。雅克·塔蒂，《玩乐时间（Playtime）》片段
三，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法律框架。在这种情况下， “原则上的”法律形式需要一个“实质上的”微观权力进行维持。所以，原本“签字画押”的契约关系不再适用了，“纪律”这种强制关系才能扮演法律的基础设施。当然，这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上层的法律形式讲究平等，但下层的、贯彻它的“纪律”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却是不平等和不对称的。人们仍旧与原则相悖的微观权力，是因为担心舍弃它之后找不到替代品。
四，18-19世纪许多学科知识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全景敞视主义显然不只是在法律和工厂派上用场，它还进一步跨进了医院和学校。这种规训技术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规定了一个清楚的“正常状态”——要拥有驯顺的身体、驯顺的精神以及驯顺的知识。所以，现代意义上的“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等相继出现，它们都可以被理解为规训技术在知识界的发明。
05 被弱化的实际建成意义
05 被弱化的实际建成意义
海杜克（John Hejduk）这样的建筑师、理论家以及现代建筑教育奠基者会提醒我们，建筑最强大的力量总是在于它作为样板、概念和模型（architecture as a diagram），而不是建成作品的时候。
这句话对于“圆形监狱”来说格外合适，因为许多时候有一点被忽略了——“全景敞视主义”作为一种空间样板或比喻，它毋庸置疑地伟大；但当“圆形监狱”作为一个实际建筑项目，它却并不十分成功，或者至少，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实际项目逐渐被弃用。
在纸上，这项方案永远是有效和有力的。20世纪的激进建筑师团体创造过大量富于张力的讽喻性寓言，这些图像故事当中许多都找得到“全景敞视主义”直接或间接的影子。譬如在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的《12个圣诞节警世故事（Twelve Cautionary Tales for Christmas）》（也译作“十二座理想之城”）的第一个《2000吨之城》。
《2000吨之城》中的其中一张插图
在这个短小的故事中，建筑物是连绵的巨大尺度方格网，每个居民都住在一间间“方形巢室”里。其令人不寒而栗之处在于——安装在天花板上的分析仪会不断“挑选、比较、综合每一个个体的期望，时时刻刻为整座城市规划出一种生活模式”，“确保所有市民永远在相同条件的环境中生活。”这里没有死亡，所有的需求也得到满足，但如果一个人想要有反抗，“天花板屏幕会以2000吨重力下压，直到与地板完全密合。”这种制度带给个体的同质化，这样的系统对于个体反抗的防范，不正像是“圆形监狱”提案的一次改写？
此时，一个值得建筑师思忖的话题或许就在于，这个在纸上极其强有力、发人深省的方案，走进现实之后如何？
在现在的语境下，或许正因为这个概念作为整体被抽象化了，它作为建筑项目本身的价值也就受到了架空；当“panopticon/panopticism”越发成为学术热词，一个应当被讨论，但并没有被足够讨论的问题是——边沁所设想的全景敞视式的圆形监狱，到底有没有被建成并投入使用过？换句话说，这个概念一开始诞生时所面向的局面——当监狱真的按照边沁提案那样建造，这样的建筑到底好不好用？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杰里米·边沁至死也没有看见过自己所骄傲的方案实际建成。其次，即便他的身后有不少形似圆环的建成物，但“圆形监狱是否曾在历史中被建成使用过”这一点仍无确论。
简单来说，在英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俄罗斯、美国、古巴、南非、澳大利亚等地，近两百年间确有不少实际建成的监狱在形态上酷肖边沁所提出的原型。确实，这些封闭而割裂的囚室都分布在一个圆周上。但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质疑是，这些建成案例并没有精确依照边沁主张中的关键——“全景敞视”，也就是说，中心的瞭望塔并没有在囚犯心理上造成持续监视的威压。
游戏中的致敬——《斯坦利寓言（Stanley's Parable）》中办公室监控画面的场景
游戏中的致敬——由伦敦大学学生制作的《圆形监狱暴乱（Panopticon Pandemonium: bringing to life Bentham's unrealized prison）》玩家将站在“中心瞭望塔”的位置对骚动的服刑人员进行管制。
譬如在都柏林的凯勒梅汉姆监狱（Kilmainham Gaol）中，中心的大厅确实拥有全景而开敞的视野，但并未设置瞭望与监视的设备与房间；在荷兰的科佩尔圆形监狱（Koepel Panopticon Prison）中，中心大厅确有瞭望塔，但它在建成不久后实际上就被改造成了狱警的小餐室——“看-被看”倒置了，狱警观察囚犯服刑变成了囚犯观察狱警用餐。
要么并未设置中心瞭望塔，要么瞭望塔被改造成了小餐室。许多实际建造的圆形监狱里，“全景敞视”的理念是名存实亡的。
荷兰哈勒姆监狱中，中心场地移除了瞭望塔，改建为简易的球场。
此外，许多其他类似建成物即便没有拆除中心的瞭望塔，但监狱在实际运转的过程中同样未曾严格遵循边沁当初对于建筑使用的说明。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们中的很大部分都被渐渐弃用，不少被转化为了博物馆或其他用途。
我们可以把对这种现象的反思集中在四点。
首先，作为实际建成项目，圆形监狱的空间使用效率并不十分理想。由于它需要中心的瞭望塔与外侧的禁闭室之间存在足够长的距离，这之间巨大的面积几乎都是空置的。
其次，圆形监狱中狱警/服刑人员的人数比例过低。监狱作为政府的暴力机关，需要保证狱警能够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压制住服刑人员们。圆形监狱确实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但是这也导致狱警和服刑人员人数的悬殊比例。在一些特殊的但仍可能的场合下，罪犯们如果发起暴动、群起攻之，圆形监狱中极少的狱警人员将难以招架。
第三，圆形监狱提倡的对服刑人员“无死角的压制”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人伦语境。边沁提倡其空间能无死角地压制和监视服刑人员，但现代监狱系统在这方面已有转向，它需要保证服刑人员们拥有一定放风时间和相互沟通的机会。崇尚绝对无死角和隔离的空间模式显然在新时代下存在问题。
左上：法国奥顿（Autun）监狱，20世纪末停用；右上：美国斯泰特维尔惩教中心（State Ville Correctional center），2016年停用；左下：古巴新赫罗纳监狱（Presidio Modelo），1967年停用；右下：荷兰阿纳姆德伯格监狱（Koepelgevangenis 'De Berg'），2016年停用
但最为重要的是，相比于边沁的时代，在21世纪，很多建筑理念的实现并不再严格依赖于现实空间了。譬如说圆形监狱中起关键作用的“看-被看”关系，在18-20世纪，这或许真的只能通过“中心瞭望塔-外围禁闭室”的实体构筑物来实现。但在数百年后的今天，技术的革新使得“看-被看”只需要在每个房间加装一个不到拳头大小的监视器。在边沁的时代，若想要向民众彰示权力的在场与威压，最好的方式是建造诸如“凯旋门”这样的超尺度、象征性的建筑物；但在今天，权力的在场与威压或许是通过“钉钉”这样的App交互设计得以实现的。
当权力所需要的舞台从实体建筑转向了虚拟的互联世界，具体的管教场所还是否沿用圆形监狱的形式就不再重要了。因为权力的所有方早已有更轻盈、更无形却也更具渗透性的意识形态武器来完成从前只有砖混巨物才能达成的成效。
徐冰，由监控摄影剪辑而成的电影《蜻蜓之眼》片段
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回到“圆形监狱是否投入使用过”这一辩题上，因为当这个方案去实体化以后，它仍与边沁最初的主张有相悖之处。假想的环形排列的囚室中，服刑者必须随时随地主观意识到“凝视者”的存在；但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中，“凝视者”会尽量弱化自己的存在，而试图在用户不经意间收集数据、引导行为。
徐冰，由监控摄影剪辑而成的电影《蜻蜓之眼》片段
从18世纪的社会改良方案，到20世纪对于西方社会的批判，再到21世纪具备世界性意义的讨论话语，这项空间样板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变形着不同的、甚至自悖的意义。它作为一个词汇持续不断被使用，并且持续扩展着在多种学科领域和实际、虚拟项目中的意义。人们可以质疑它模糊的多义性，质疑它不同方面的权重，质疑它在许多时候无法“精确适用”，但几乎无人质疑这个概念不是重要的。建筑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等领域的学者高频谈论着它，因为这个词在几乎所有时候都保持了对于社会最重大、最基本问题的敏感，这是一把由边沁、福柯以及后来者们锻造出来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和思维工具。
在福柯笔下，监狱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建筑原型。在这个基础上，精神病院、工厂、学校、办公室等等，不外乎也是圆形监狱的某种变形。叫它改良也好，称其教化也罢，现代社会的核心要义似乎就在于规范了一个人应有的“正常状态”，然后不断确保人们生长成那个样子。
分配——监视——隔离，充满活力的、骚动的、不可控的自然人被改造成了温顺的、有序的、具备生产力的现代人。一项乌托邦在被写就的刹那起，其反乌托邦的性质就已从自身中衍生出来；“全景敞视”曾代表18世纪社会进步的倡议，也在人类被愈演愈烈的制度化笼盖时，显出了它控制、压抑、奴役的另一面象征。
“凝视”与心灵压迫之外，这项方案不应被忽视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对个体流动和聚合的可能性的封锁。实际上，如果我们再度回到《全景敞视主义》一章的开篇，福柯的论述正是由瘟疫横行下的社区封闭和管制开始的；这样高压的统筹如果变成了常态，那一定是可怖的现实。无疑，这样的篇章对于时空相隔遥远的当今世界来说，有巨大的预言、警示和反思价值。
文献参考
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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