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苏丹再次爆发内乱。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观点：苏丹的现状实际上源于一百多年前的苏州。嗯，拥有千年江南文化积淀的苏州，与遥远而荒凉的非洲苏丹，除了在汉字中都有个“苏”字，还能有什么联系呢？
确实有联系，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是那位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戈登。他有两个绰号：一个是“中国人”戈登（Chinese Gordon），另一个是“喀土穆的戈登”（Gordon of Khartoum）。戈登在中国的顶峰之战是占领苏州，而他后来在喀土穆的阵亡，导致了“在平行世界中本来不一定会存在”的苏丹的现状。
如今苏丹内战双方是两位将军：一位是布尔汉（Abdel Fattah al-Burhan）将军，武装部队的首脑，实际上也是该国的总统。另一位是他的副手，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达加洛将军（Mohamed Hamdan Dagalo），绰号赫梅蒂（Hemedti）。
这个听起来相当强大的快速支援部队，实际上是苏丹的一个准军事组织，源自十年前镇压达尔富尔冲突时以残酷著称的阿拉伯民兵组织“金戈威德”（在媒体中被称为“马背上的恶魔”）。后来在苏丹前总统的支持下，改组成听起来更正规、更现代的现名。首领赫梅蒂获得了“准将”的军衔和大量的资金支持。按照清朝的类比，这就像是湘军、淮军等帮助朝廷镇压叛军的团练，后来获得了正式的番号，与正规的八旗军和绿旗兵并列，但仍受原首领的私人控制。而且，赫梅蒂控制达尔富尔的金矿，成为苏丹最大的黄金贸易商。此外，他还通过控制与乍得和利比亚边界 ，在边境通过征税、跨国贸易等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
在正规军之外，还有一支如此强大且拥有自己经济来源的武装力量，从常识上来说，这自然会导致国家不稳定。最近引发冲突的一个分歧点就是在两年内还是十年内将这些快速支援部队纳入正规军，以及此后谁将领导这支新部队。这听起来也挺像清末的情况。
话说，为何苏丹在独立56年以来一直纷乱不定，现在还在搞这种前现代的内战？（称之为前现代，是因为这种内战并不是理念或道路之争，仅仅是为了钱和地盘而已）。
这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成立本来就很勉强，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民族文化，而只是属于英国在尼罗河上游的一块殖民地组合。结果英国人撤离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矛盾丛生的所谓国家。可是，在发现石油之前，这个地区几乎没有商业价值。英国为何要占据这块土地呢？虽然背后有与其他帝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因素，但这也太浪费了。实际上，正是因为“中国人”戈登在这片土地上的传奇死亡，使得英国舆论愿意鼓动和支持这种劳师远征。
要怎么讲起这个源流呢？应该从苏丹倒叙到苏州，还是从苏州顺序过来呢？我最后想想，如果一定要从熟悉到陌生的话，还是从我们最熟悉的刘德华开始吧。
话说，前些年陈可辛的电影《投名状》，里面有个情节，就是苏州的太平军要投降，请攻城清军中的二哥刘德华做保人。结果进城后大哥李连杰就诱杀了这些降军，导致二哥因为破坏了自己的信用，而对大哥非常愤怒，也成为他们兄弟此后裂痕的开始。
这个桥段，来自1863年清军在苏州杀降的史实，不过做保人的是常胜军的统领英国军官戈登，而杀降的则是江苏巡抚李鸿章。因此，戈登认为李鸿章是蓄意破坏他的声誉，怒火中烧，遗书一封，责成李鸿章辞去巡抚之职，将印篆交由戈登保管，以待朝廷发落。否则将率部攻击淮军，并将所克之城全数归还太平军。
后来经过协调，戈登的态度趋缓，开始意识到李鸿章的“杀降”，“并不是一件有预谋的诡计，也不是有意损害戈登的荣誉”（《英国国会蓝皮书·戈登中校攻克苏州后在中国服役情况的通讯》），并“决定抛弃那促使他引退的个人情绪”。而李鸿章也做了姿态，“抚台(李)发表一项告示，由他本人承担处决诸王的责任，并表示戈登对此事一无所知”。李鸿章还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的前因后果，强调杀降纯粹是中方决定。
苏州的这个戏剧性事件，展现了戈登的独特个性。当时英国报刊对于中国的内战很感兴趣，特别是喜欢大量报道这位英国军官在中国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戈登很早就成为同时代的英国人关注的对象。
而且，他因为性格鲜明，大概也具有我们今天常说的网红体质。我们来说说他此后的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他除了从军，还是个慈善家。每年，戈登都会把他3,000英镑（相当于2021年的351,000英镑）的年收入的大约90%捐给慈善事业。他把很多流浪儿安置在自己家中，并且设立了学校供应他们学习。在他家遗址外面的墙上，现在还留有个明显没有受过教育的男孩写的涂鸦，上面写着：“上帝保佑上校God Bless the Kernel”（最后那个词是上校的错别字）。
其次，他后来还和中国有段渊源。1879年中国和俄国因为伊犁的领土剑拔弩张，于是戈登就受邀请重回中国参与谋划。与李鸿章见面后，戈登保证，如果俄罗斯发动攻击，他会辞去英国陆军的职务，加入中国军队。而假如因此违反了英国法律，戈登愿意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英国军方吓坏了，赶紧强令戈登回国，免得战争真的爆发时，他的出现会导致导致英俄的直接冲突。
后来戈登被当时的埃及统治者伊斯梅尔赏识，派他去统治当时埃及的新占领区赤道省（也就是现在的南部苏丹和部分乌干达）。伊斯梅尔见过戈登后的感叹是：“多么了不起的英国人！他居然不想要钱！”戈登的前任总督薪水是10,000埃及镑，相当于现今的100万美元，可是戈登拒绝了这个薪水，称每年2,000镑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当时苏丹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北方阿拉伯人绑架南方的黑人来贩卖为奴隶，而戈登在他的任期里，主要是致力于打击贩奴活动。在当时的英国报纸有很多关于被残忍绑架的戴镣铐的黑人儿童被卖到奴隶市场的报道故事。所以，戈登的反奴隶贩子的努力，使他在英国公众的形象更加圣洁。他此后也被经常称呼为戈登帕夏（PASHA是土耳其语的总督，也可以对应英语的LORD），也更具有神秘色彩。
戈登在行动中也多次展现了他的那种传奇式的勇气。比如，1877年达尔富尔省爆发了一场奴隶贩子领导的叛乱，身着苏丹总督金色饰带的蓝色礼服，头戴帕夏专用饰帽的戈登，在一名翻译和几名卫兵的陪同下，悄无声息地闯入敌人的营地，除了手中的藤条外没有携带武器。他大大咧咧地要求他们停止叛乱，并承诺，那些交出武器的叛乱分子不会受到惩罚。戈登在给他姐姐的信中回忆道，叛乱分子都“对我来到他们中间感到目瞪口呆”。这一大胆举动取得了成功，一个接一个的头目宣誓效忠埃及统治者。
由于伊斯梅尔的大手大脚的挥霍，导致埃及欠下无数债务，沦为英国的债务殖民地，也无力再支撑戈登在苏丹的行动，于是他就辞职回英国了。（此后像上面所说，他还回过一趟中国）
经过几年，苏丹爆发了马赫迪运动，这个运动与太平天国有相似之处，就是宣称自己是天选之子，要为信仰他的人带来地上天国。据后来统计，在1885年至1898年的运动期间，由于战争、饥荒、疾病和迫害，苏丹人口从八百万骤减至三百万。这五百万死亡人数倒是比太平天国时期的三千万少一些。
这个叛乱对英国来说并不重要，甚至他们正想让埃及摆脱这个亏损地区，于是强令埃及从苏丹撤退，以节省每年高昂的驻军开支。这个计划的唯一问题是，当时镇守喀土穆要塞的还有许多埃及军民，谁能带领他们安全撤退？戈登似乎很合适。于是他再次以苏丹总督的名义出发，英国公众对此也保持关注。
然而，戈登的性格矛盾最终显现出来。就像后来丘吉尔总结的：“他情绪反复无常，激情猛烈，冲动突然而前后矛盾。早晨的致命敌人到了晚上可能变成了值得信赖的盟友。”他还有相当极端的宗教思想，经常渴望殉道，渴望与神共度荣耀永生，远离这个尘世的痛苦生活。
因此，尽管戈登愿意的话，他“几乎可以在三月至五月之间的任何时候撤离”。但他到了喀土穆并没有撤退，反而守卫起来，还要求英国派援军。
这位传奇人物的行为导致英国舆论分裂。首相格莱斯通反对坚守苏丹，甚至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向喀土穆派遣救援部队将是“一场针对争取自由的人民的征服战争。是的，这些人正在为自由而努力，为争取自由而正当地斗争。”但在舆论压力下，英国不得不派出援军。
然而，道路艰辛。等到援军到达前两天，喀土穆已被攻破，戈登的无头尸体被找到，守城的万余人也被屠杀一空。戈登的死亡方式并不确定，但在后来的流行画作《戈登将军的最后一战》中，这一场景被浪漫化了。图中他穿着了总督的金色饰边蓝色制服和帕夏的红色无边帽，除了藤条，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这一形像在英国媒体中非常受欢迎，因为戈登被描绘成一个基督般的殉难者。
戈登的死亡引起了英国公众的巨大悲痛，1885年3月13日被定为“喀土穆英雄逝世”的哀悼日。有位主教为此布道说：“我们国家的良心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而原本声誉卓著的首相格莱斯通则大受谴责，他的绰号G.O.M.（指的是"Grand Old Man"，伟大的老人），被故意写成了"M.O.G."（意为"Murderer of Gordon"，戈登的谋杀者）。愤怒的维多利亚女王故意给他发送了一条未加密的电报，以便让所有人都知道她的不满：“从喀土穆传来的消息是可怕的，想想如果能早些采取行动，这一切本可以避免的，还能挽救许多宝贵的生命。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因此，这个被公众舆论吞没的自由党内阁在四个月后就倒台了，此后换成了保守党执政。
后来，英国有相当多人支持收复苏丹，主要出发点是为了“为戈登报仇”。当然，英国政治家们并不同意，因为公众并不了解征服这片贫瘠之地所需的巨额资金和生命。然而，到了1896年，各个欧洲帝国在非洲的竞争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已经占据法属索马里兰（今吉布提）的法国计划借此对苏丹施加影响，然后顺着尼罗河南下，将英国赶出埃及。
为了抢在法国之前再次征服苏丹以防止潜在威胁，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做出了决定。当然，这种帝国主义的小算盘不会公之于众，所以他们仍然以为戈登复仇为名。他指派的将领很有象征意义，是“可能是最后一位见到活着的戈登的欧洲人”基奇纳，参与过上一次喀土穆救援队的他对戈登的感情非常深厚。当戈登之死被证实时，据说有人看到基奇纳发誓要为“戈登头上的每一根头发”复仇。
在1898年9月的奥姆杜尔曼战役中，装备了马克辛机关枪的英军最终击败了马赫迪军队。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一名参战的陆军军官，描述了他看到的情景：“一排排衣衫褴褛的人拼命前进，在无情的火力面前挣扎着向前……黑色的旗帜翻然倒塌；白色的身影不断倒下……勇敢的男子在金属尖锐的叫声、爆炸的炮弹和扬起的尘土中挣扎着前进——痛苦、绝望、死去。”英国军队普遍的情绪是：“终于！戈登的大仇已报！”
更具戏剧性的是，为了报复戈登的死亡，马赫迪的尸体被挖出并被斩首，无头尸体被扔进尼罗河。基奇纳保留了马赫迪的头颅，据传他打算将其用作饮水杯或墨水瓶。这种野蛮得非常不英国，但是非常具有传奇性的行为（有点像伍子胥的鞭尸楚平王），也说明了戈登因素在英国占领苏丹的远征中的重要影响。然而，在战役之后，当基奇纳打开了索尔兹伯里的一封特殊密封信时，他才知道命令征服苏丹的真正原因是阻止法国进入苏丹，而所谓“为戈登复仇”的说法只是借口。
接下来便是英国军队和法国探险队在今天的南苏丹法绍达地区的著名对峙，两国几乎发生战争。不过，他们最后决定以尼罗河和刚果河的源头作为两国势力范围的界线。这一苏丹南部的事件，为20世纪初的英法协约奠定了基础，使两国成为了相互支持的盟友，这最终又导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格局。而在一战中，基奇纳已经是英国的战争大臣，以他的形象制作的征兵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成为英国一战的标志性记忆。
至于战后尼罗河上游的这片土地，则成为英国和它实际上的殖民地埃及共同管理的所谓“英埃苏丹”。直到几年后，位于西边的达尔富尔被征服并纳入。这个地方由于区域差异较大，英国人便仿照他们在印度的方法因地制宜分而治之，北部主要是穆斯林，说阿拉伯语；南部以万物有灵论者和新教徒为主，英国传教士鼓励使用英语。殖民政府阻止伊斯兰教在南方传播，反而努力振兴被奴隶贸易破坏的非洲习俗和部落生活。甚至后来英国人曾考虑将苏丹南部的黑人和更南部的英属东非（后来的乌干达/肯尼亚等）融合起来，这个想法倒也不是全无道理。
然而，随着埃及独立，苏丹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但这个所谓的民族国家难以分割，北方的阿拉伯人、南部的黑人以及西部达尔富尔的沙漠居民等多种先天不协调的因素一直困扰至今。尽管南方已独立为南苏丹，如今规模较小的苏丹仍然问题重重。
我读过一篇关于在德国的各国留学生的文章《家国的长链》，其中提到一个苏丹留学生莫尔，竟对王家卫和周星驰如数家珍。他也谈到了苏丹独立后的治乱循环：“我们总是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民选政府，我们也有自己的军政权。我们先是民选政府，然后被军队政变接管，人们抗议，流血，再获得权利，每隔一两年，循环往复。人们生活得很贫穷，每年都有很多人饿死……就是这样。”
回顾当初的因果链条，戈登本是英军中的普通工兵少校。若非在中国率领常胜军建立功勋，特别是与李鸿章在苏州的戏剧性对峙，他在英国民众心中的声誉不会如此之高。这种声誉使他在喀土穆违令守城成为一种具备道德观的殉难，进而导致英国远征苏丹成为受舆论支持的复仇行动。否则大规模军事行动征服荒凉的苏丹很难得到民众支持。而这种征服将诸多异质性地区整合为一个行政管理区，多年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然而，这样的国家具有很多先天的不稳定和脆弱因素，直至今天仍陷入荒唐的内乱。
在今年春节，我曾踏足秀美的苏州，却不曾想到几个月后频繁地看到苏丹内乱的报道。这种苏州与苏丹的奇特关联，展示了历史事件之间的偶然性和错综复杂的联系，恰如蝴蝶效应般，一个看似遥远的事件也能引发一系列深远的影响。而今天的现状，也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并非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是由历史塑造的We are not makers of history. We are made by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