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出柜
2月5日，《南德意志报》将185名出柜演员的照片和名字放上了同名周刊的封面，很快这期杂志就被抢购一空，连这185名演员也有不少没有抢购到杂志的纸质版。
非二元性别者、演员朱尔斯（Jules Elting）非常幸运，ta（注：对于非二元性别认知者来说，中文没有合适的第三人称指示代词，所以用ta指代）在这期杂志售罄之前买到了一本。ta仔细地观摩着每个参与者的照片，对着每个人的图像打招呼致谢。
他们同时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actout运动，并发表了宣言书《我们在这里》。参与活动的185名演员涵盖了从20多岁到70多岁的几代演员，也包括了性少数群体里不同性别认知和性取向的人。几乎大半个德国影视圈都在转发他们的消息。
上一次由《南德意志报》报道的类似社会运动发生在1971年。374名妇女、名人和非名人在其封面上公开宣称自己堕过胎。他们对当时有争议的德国《刑法典》第218条发表了自己的立场，该条法律在当时仍然将堕胎行为规定为犯罪。这一行动不仅在德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最终引发了变革。
与50年前那场运动不同的是，这185位演员渴望打破的，并不是什么明令或陈规，发起人卡琳·汉秋夫斯基（Karin Hanczewski）是德国长寿剧集《犯罪现场Tatort》的演员，在德国家喻户晓，她说，“这种歧视并不是我是个同性恋就会在街上被打，而是人们的反应，和他们的评论。”
卡琳记得，一位演员在试镜后得到了某电视剧的侦探角色，但是不久后，电视剧的制作人之一给演员经纪人打电话，询问这位演员是不是男同性恋，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制作人说，那么我们不能给他这个角色。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德国演员乌尔里克·福尔克特（Urrike Folkerts）记得，有一次，她被选中饰演一位母亲，但当导演发现她是女同性恋时，立刻拒绝了她。在福尔克特看来，她的身份并不影响自己的专业素养：“这是明显的歧视，我当然可以扮演妈妈。”
在#actout之前，演员帕特里克从未和自己的同事出柜。其他演员有时在玩笑中带有明显的恐同情绪，每当这个时候，帕特里克就觉得自己像被人勒住了喉咙，他很难受，但他说不出话。
在这份《我们在这里》的宣言书中，他们写道：
“我们扮演妻子和父亲，情人和政客，英雄和小兵。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认同剧中人物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不谋杀任何人的情况下扮演凶手的原因。我们无需学习医学就可以挽救生命。我们可以扮演具有与我们想法不同的性取向的人物。顺便说一句，事实上，这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职业的天性。”
他们希望通过这次运动，告诉所有人，性别认同并不影响自己作为演员的专业能力，他们拒绝被性别和取向当成衡量演员和艺术家价值的标准。
秘密诞生
2019年是个美好的夏天，演员卡琳·汉秋夫斯基和好友戈德哈德·吉塞（Godehard Giese）受邀出席慕尼黑电影节，他们在旅馆楼下的咖啡厅闲聊，讨论这届电影节有什么看头。
卡琳主演的一部影片《亲爱的姐姐》提名了最佳新片奖，不过她还是多少有点失落，原本希望自己的女友也能来，和自己一起走过红毯，就像其他演员通常做的那样，他们总是和自己的伴侣一起出席。不过经纪人拒绝了她，“你最好不要这么做，对你的电影事业没有好处。”
卡琳很愤怒，“这跟我的事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件事还要影响我的演艺生涯？”戈德哈德感同身受，他能感受到这种痛苦，他对卡琳说，“其实我打算在最近公开出柜了，我再也不想忍受这种日子”。
在德国的演艺圈，同性恋是一种禁忌。在此之前，仅有大约8名德国演员在公开场合中出柜，他们因此在工作中遭受许多冷遇。跨性别者更被告知，“演艺市场没有你的位置。”只因为是性少数群体，而被剥夺追求演艺梦想的权利。
2017年德国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晚），但德国社会并没有就此接纳他们。据调查，大约有1/3的LGBTQ+人群在工作中遭遇歧视。
而德国的演艺行业是这个国家最传统的行业之一。德国分布着许多的重要的剧院，和为培养戏剧人才而设立的学校。演员吉尔（Jill Weller）认为，德国的演员们大多在这样一个体系中被培养，也很容易在德国繁荣的戏剧市场中找到工作。吉尔说，“我们有很多的顾虑。”因此，即使德国的演艺行业一直存在对性别的刻板印象，也很少有人尝试改变。一位德国演员形容这种保守：如果你剪了短头发，也会被认为饰演女性角色会气质不足。
这个圈子公认的潜规则之一是，想要保住饭碗，LGBTQ+演员要对自己性向与性别身份绝口不提。
“可是凭什么啊？”
卡琳和戈德哈德的讨论越来越激动。他们觉得，越是沉默，越制造恐惧。卡琳第一次产生了要做些什么的念头。“很明显，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公开，改变不了什么。”她那时的想法大胆又令人兴奋，希望彻底把这种莫名其妙的潜规则打破，于是对好友戈德哈德说：
"要想真正改变一些东西，真正改变结构，我们需要聚集一大群人。"
一个秘密计划开始了。
一个人、一群人
起初，他们只和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谈论这件事，获得对方的同意和信任后，才将他们拉入阵营。他们用这样笨拙的方式慢慢集合了十几个性少数群体的演员朋友。
为了保证计划不被泄露，卡琳和戈德哈德推进得谨慎而缓慢，到了2020年3月，距离提出想法已经过去大半年，参与人数依然只有20个左右。
酷儿演员吉尔就是在此时加入的。当时，吉尔和另外三位酷儿演员已经有了一个小团队，他们从去年1月就一直在讨论如何改变演艺圈中对酷儿歧视的问题。当她听说，卡琳和戈德哈德正在筹划一场大规模的出柜行动时，她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巧合。
也许德国的演艺行业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
于是她和几位酷儿演员加入了卡琳的行动，成为核心小组（10人）成员之一。几乎每个月，他们都组织线上的视频会议，讨论他们在这个月里又经历了什么，行动该如何进展。
很快，距离卡琳第一次提出变革的想法已经过去了一年。
他们最终决定用宣言书的形式将共同的愿望表达出来，并以匿名邮件的方式发给他们能够联系到的所有性少数群体演员。“那时，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些书面上确定的东西来接近可能的参与者，因为我们不能只是与人交谈，说，嘿，我们想这样做，你愿意吗？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没有人会真的想加入，因为你想知道你加入的到底是什么，你为此将牺牲什么。”吉尔说。
为了确定宣言书的内容，讨论会变得密集。在刚开始的两周内，卡琳和几个组员大约改写了9次才定下第一个版本，后来更多的人参与修改。“我们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每个人都发表了他们的意见，思考有没有漏掉重要的内容？有没有措辞多余的地方？”吉尔说道，“有一次，为了宣言书中的前5句话，我们大概争论了4、5个小时。”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宣言书经过更多观点的审视，因为我们想触及到更多的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才可以让大家与这个宣言有真的共鸣。”
演员朱尔斯说，在这次出柜之前，ta根本不知道，德国的演艺圈里还有别的非二元性别者。ta在这场运动中第一次认识了他们。作为非二元性别者，朱尔斯感到非常幸运能够与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等等一起加入这场活动，这是#actout活动的重要意义所在：“LGBTQ+”这个词不仅代表“我爱谁”，而且告诉人们“我是谁”。
德国的保守派政客在批评LGBTQ+运动时，经常重复一种说法——“我们根本不在意谁跟谁睡觉，别拿这种问题来大做文章”。
朱尔斯说，“这太荒谬了，他们有意借此把权利问题窄化为私人话题，好避免更多的人谈论性别话题。更可恶的是，他们模糊了性少数群体的概念，‘谁和谁睡觉’仅仅概括了同性恋者，并不包括跨性别者和非二元性别者。”
“少数群体只不过是偶尔获得社会的关心，但主流人群却一直享受着关注啊。”吉尔回应道。
回忆起那些激烈的讨论，吉尔觉得很有意思。她和团队中的一些人已经认识很久了，有的超过了20年，而在她看来，这些人本不是热衷政治活动的一群人，“我们大多数人上的是演员学校，专注于技巧的训练，很多时候对于政治都是比较内敛的，也不太会公开发表什么言论。”
2020年9月，他们定下了宣言书的最终版本，并正式开始触及更多生活中不认识的性少数群体演员，用邮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共同签署这一声明。
参与者一下子涌了进来，到12月，参与人数就扩大到了100人左右。也开始有了主动找到他们、表示想要加入的演员。但最终的名单始终是保密的，只有发起者保存了一份手写的版本。
“因为一旦留下电子的记录，你无法保证这份（未确认的）名单会被谁看到。”朱尔斯说。而对于那些尚未确定是否要进行公开的演员来说，一旦被导演和制片人知晓名单，无疑是对其演艺事业的巨大打击。
就这样，185位演员最终一点点聚集在一起，发出一致的声音。
创造一个新世界
当#actout的初始小组去联络LGBTQ+演员时，很多人最初的回答都是：“不，我目前不能这样做。”一些年轻的演员仍然害怕因出柜而失去演绎机会，大多保持沉默。
演员帕特里克收到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拒绝（no way）。但他转念一想，为什么自己会这么排斥公开出柜？“我在害怕什么呢？”
#actout的行动发布后，德国演艺圈的人都在转发，每个人都称赞这185位演员的勇气。然而，他们仍旧担忧，真正拍摄一部作品时，导演、制片、选角色的中介等等是否会如此时一样支持这些性少数群体演员的事业？
旅居德国的华裔导演范坡坡认为，长远来看，对这些演员来说到底是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还并不明朗，从更实际的角度出发，这场行动很有可能给这些演员带来危险。
演员汤姆（Tom Keune）记得，决定参与这场行动的时候，他给经纪人发了一封邮件，询问他的想法。但始终没有收到回复。两周后，他忍不住打电话过去，对方却说，“实在抱歉，我太忙了，你们的做法让我印象深刻，但我不想发表看法。”
汤姆说，“你以为这是件激动人心的事情，但当你发出邀请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拒绝，他们面临各自不同的处境。”这种压力有时来自家庭，有时来自失去工作的恐惧。
但汤姆有必须加入的理由。他有一个失聪的3岁孩子，这个孩子的未来，除了将承受残疾带来的异样眼光，更可能还要承受父亲同性恋身份而带来的更多歧视。因此，他要去参与创造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接受并尊重性少数群体，那个世界里，同性家庭的孩子和异性家庭的孩子有平等的交流。
“多数群体生活在为他们创造的社会之中，他们定义了社会规范，他们从未体会过少数人群面对的世界。我们在一次次的互相讨论中感受到，许多有色人种，跨性别人士每一天都在经历着该死的被歧视的生活。”吉尔说道。
目前为止，这场性别平权运动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许多支持的声音，在德国的教师行业，甚至掀起了一场#teachout（教师出柜）的运动。在体育界，也有800个足球运动员发表公开声明，支持他们的同性恋队员。政治家和决策者也开始找他们商讨问题所在。
汤姆说，不过，他们仍然在等待来自掌握行业权力的那些人的声明和回应，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他们没有停止行动。17位成员在宣言书发布后志愿留在了行动小组里，他们帮忙处理媒体采访的细节，管理公共社交媒体账号，回复给他们发来的私信，照看那些在宣言发布后收到威胁言论的演员。努力保持这场关于性别平权的讨论持续下去，吉尔说，“一直到有所改变。实现真正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