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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龄社会到来后，劝诱老年人掏出毕生积蓄投资、“优化”老年生活便成为社会中的一种新型“职业”。但“防养老诈骗”是否成功，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更是一个家庭的情感和关系问题。陈杰的一天，从早上7点多开始。起床，帮助患有脑梗的母亲上厕所、喝水、做康复锻炼。半小时后，下楼去市场买早饭，买便宜的菜。上午，他会在小区附近散步，当作锻炼。午饭后，他开始整理自己六年来搜集的关于养老诈骗的资料、正进行的诉讼文本，偶尔接到一个被诈骗老人子女的电话，询问应该如何为父母维权。他不定期地去法院、工商局等部门提交申诉材料，但不让自己离家超过四小时，因为要回来照顾母亲上厕所，继续做康复。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一年多，而他专职做反养老诈骗维权，已经六年多。
陈杰照顾母亲（白渺 摄）
“1、2、3、4……”陈杰举高了手，让坐在轮椅上的母亲伸手去拍，俩人一起计数。这是康复锻炼的一部分，每天锻炼五次，每次半小时。74岁的母亲胡效敏皮肤发白，堆满皱纹，左半边身体几乎不能动。一些时候，她头脑也不清醒，只能偶尔说出一两个字。现在，她身上最显眼的，是眼睛上方两根浅蓝色的眉毛，又细又长划到眼尾，像一个褪了色的年轻印记。
眉毛是胡效敏患脑梗前纹的。她从19岁开始，半辈子都在四川省几个城市做小学老师。退休后搬到成都市，虽然生活节俭，但也知道跟老伴享受一下生活，开始纹眉毛、选低价的旅行团，国内的香港和台湾，国外的新加坡、泰国都去过。那时候，陈杰和弟弟也在成都各自组建家庭，有了孩子。每周，兄弟俩去父母家看望一次，父母有退休金和多年积蓄，经济独立，不需要孩子操心，一个小家族看起来和谐美满。
变故发生在2016年初，胡效敏患脑梗住院。一开始，陈杰以为是老龄人的通病，没想太多，只是每周两三天到医院照顾母亲，尽一个子女的责任。出院后，母亲还算可以自理，能借助拐杖颤巍巍地走路。但陈杰发现，母亲经常垂头丧气，再也没有很开心的时候。一天，母亲拿出一沓资料，告诉他，自己五六年来一直在瞒着家人投资理财，投了大概有七八十万元，基本算是所有积蓄，但没一家有收益，甚至本金也拿不回来。
《小欢喜》剧照
“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甚至还有点开心。”陈杰对本刊记者坦承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母亲有这么多积蓄，以为自己要成‘富二代’了。”他当时还是成都一家红酒代理公司的销售，公司是舅舅开的，他做了四五年，收入不算高，母亲被骗的这笔钱，大概相当于他工作八年的收入。
知道母亲投资被骗后，陈杰的心“就不在工作上了”。他一周有大半时间都在母亲家，梳理几家公司的资料，咨询律师朋友，找工商局、派出所等部门投诉。他第一次知道，60周岁以上的人是法律意义上的老年人。根据联合国标准，社会人群中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即为老龄社会。中国在1999年成为老龄社会。他还了解到，当老龄社会到来后，劝诱老年人掏出毕生积蓄投资、“优化”老年生活便成为社会中的一种新型“职业”。
养老诈骗是与此相关的专业术语，主要骗局有“投资养老”“以房养老”“养老银行”等。随着老龄化群体的壮大，与养老诈骗相关的案件和犯罪数额每年都在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2018年发布的《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显示，在电信网络诈骗中，中老年人群体受害的比例为67.3%。除了这些背景性的知识外，陈杰发现自己的家庭早已不知不觉沦陷其中——不但母亲倾尽积蓄“投资”，父亲退休后也陆续买了很多保健品，只是总额比母亲小一些。这个家庭因此失去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家庭的平静。
陈杰与母亲（白渺 摄）
一开始，陈杰以为通过法律手段，大约只需要两三个月就能要回至少一笔钱。但几个月过去了，他提交申诉材料的几个部门没有任何回应，派出所也不予立案，回复是证据不足。焦躁的等待中，母亲像变了个人。“她对生活完全失去了兴趣，带她去玩、去购物，她都没有任何兴趣。”陈杰说，这跟印象中的母亲完全不一样。过去，母亲是家里“最有话语权”的角色，她管理财务，管理整个家庭，“像一个靠山”，陈杰有许多事也会找母亲商量。生病后，母亲失去一部分生活自理能力，也失去一部分尊严。经常哭，耷拉着脸，家庭聚会也不去参加。“没面子。”胡效敏含糊不清地对本刊记者说。
陈杰觉得，所有不幸的根源都在这些骗取母亲投资的公司。维权越是没有进展，母亲越是情绪低落，陈杰就越愤怒，“想复仇，满足母亲的愿望，让骗子判刑”。2016年年中，他辞去红酒销售的工作，决定专心帮父母维权。当时，他没仔细考虑过在这件事上要花多长时间，但绝对没想到会做六年，甚至更久。
那些推销老年保健品、养老投资项目的销售员是如何“攻陷”这个家庭的？陈杰也说不出明确的起点。他说自己与父母的关系一直比较平淡。父亲是军人，1972年从部队转业至攀枝花支援建设，成为军代表，当上酒厂厂长。“他是一个威权型父亲。”陈杰回忆，“经常说的话是，‘我是你父亲，我说的都对’。”小时候，因为成绩不好，或者不听话，陈杰会被父亲用皮鞭子抽。他想不起父亲因为什么事情夸奖过他，也记不起有什么和父亲一起游玩的亲子时光，但父亲的权力确实给他的生活留下过印记。有一件事，陈杰记得很清楚，当年酒厂离学校太远，十多公里，厂里买了一辆客货两用车，专门拉酒厂员工子弟去上学。学生们都坐在后面车厢，因为父亲的原因，陈杰被允许坐在驾驶室。虽然母亲就是学校教师，但陈杰和弟弟的成绩都不好，在班里的中下段，他只读到职业高中。不过因为家族亲戚多，工作倒也不用发愁。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家人介绍下，进造纸厂做文职。一个月收入90多元，“做得开开心心，没有压力，天天打麻将”。一年多后，亲戚介绍他去成都做房屋销售，每月收入上千元，在上世纪90年代属于高薪，他很快在成都买了套自己的小房子。之后迷上炒股，输掉了自己的房子。但也不是不可挽回的灾难，他又回家族企业里做农用车销售，后来转卖红酒。那时他已经结婚生子，每年收入10万元左右，过着一个普通四川人的安逸生活。“过一天算一天。”陈杰形容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不爱对未来作规划，吃好喝好就可以了，生活总能找到乐子。”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他和弟弟相继成家。父母居住在市中心，经济独立，他跟弟弟每周“按照惯例”去探望一次，与父母的关系更像是“井水不犯河水”，礼貌地进行，没有多少情感交流。倒是也发现过一些蛛丝马迹——有段时间父母家里出现许多雪饼，他爱吃雪饼，以为是母亲买给自己的，后来才知道是母亲投资的公司送的“礼品”。还有一次在父母家，遇到一个售卖保健品胶囊的女孩，自称是母亲的“干女儿”。当时他也没有多想，只是疑惑“为什么卖个东西都这么拼命”，不仅推销上门，还认了干亲。还有一次，他正好有时间，跟着母亲去一个投资理财会场。会场开在市中心的春熙路旁，一个非常气派的写字楼，进门就有七八个穿制服的接待员，把陈杰和母亲引到一个格子间，听一位“老师”讲解股权证。陈杰是个老股民，他问了对方几个问题，对方回答得都不错，看起来也不是完全的门外汉。后来整理投诉资料时，陈杰还看到一个公司老总的名字，那个名字有点熟悉，曾出现在自己的婚礼簿上，给过600元份子钱。如果没有母亲之后的脑梗，陈杰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到父母更细节的生活中去，也不会改变自己平淡的生活轨迹，踏入一个他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沼泽地”里。“老人被骗的根本原因还是空巢。”陈洪忠是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会长，长期关注国内老龄社会法治研究。他做过一项统计，北京地区的空巢老人比例达到80%，空巢老人的防骗意识更弱，更容易反复被骗。绝大部分空巢老人与子女都很少沟通，甚至互相敌对。对自己投资行为的性质，这些老人和子女的判断常常不一致，很多老人并不认为自己被骗或者在危险的边缘，这让维权变得更艰难——原本的“受害者”，却经常成为取证时的障碍。陈杰是在过去六年里，才陆续体会到这些的。他做反养老诈骗这几年，也是和父亲频频冲突的几年。本刊记者在陈杰的家中见到他的父亲陈光荣。老人今年79岁，满头白发竖直，显得整张脸也方方的。他脸上没多少皱纹和斑点，穿着军绿色粗布裤子和马甲，看起来仍然硬朗。作为一个退伍军人，那条军绿色裤子，是他购入的军装三件套的一部分。天气冷时，他还经常戴一顶迷彩帽，外套左胸的位置别上党员徽章和一个军队勋章。他乐于向记者讲述自己的从军经历：农村出身，入伍十几年，转业成为军代表，在攀枝花支援建设，当上酒厂厂长，之后经营一家农用车工厂。他的一切都是军队带来的，军队也是他的信仰。但在陈杰看来，父亲的信仰却成为他年老后被养老骗子攻破的契机。陈杰告诉本刊记者，大概是2007年，父亲在一次旅游中遇到一位身穿军装的同龄人，知道了“××战士俱乐部”。根据公开的信息，这个俱乐部成立于2003年，是老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的战友俱乐部，公司总部在四川成都，在乐山、都江堰、陕西延安等地都有分部，据说会员数量加起来有上万名，俱乐部注册资料上的经营范围五花八门，包括企业管理、人才中介、园林绿化、电子玩具等等。回成都后，陈光荣也加入了这家俱乐部总部，成为会员。会员首先要交几十元会费，获得一个红色小本，表明退伍军人的身份。另外还要花1000多元，买春秋季节的军装。不定期地，俱乐部会举办一些活动，一群老人穿着军装，胸前挂着一排排勋章拍合照。活动的另外一个流程是，俱乐部与其他公司合作，向老人销售保健品。陈杰记得，十多年前，父亲参加完活动，带回家的报纸是俱乐部自己印制的，报纸夹在当地正规的都市报中，乍一看像正规的出版物。头条通常是“几个国家领导人、军委副主席的照片”，“把这些领导人说过的话转述为跟老战士说的话，看着就很假，但父亲还是信这一套”。陈杰说，有次父亲被邀请在俱乐部的一个活动上发言，头天晚上还花了两小时手写演讲稿。当时，陈杰和弟弟把这当作父亲退休后的消遣，不想干涉。但自从母亲得了脑梗，陈杰感觉父亲仿佛着了魔，在俱乐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买了很多保健品，还带胡效敏去不知名诊所火疗、放血，试图用以此让妻子恢复健康。最严重的一次，来自与俱乐部合作的一家干细胞公司。干细胞公司工作人员告诉陈光荣，在北京有种干细胞针，包治百病，能让胡效敏三个月内站起来。当时是夏天，70多岁的陈光荣瞒着儿子，与一名工作人员自驾车，带着行动不便的胡效敏到北京打针。陈光荣有老花眼，所以他们很少走高速，天黑了就在路边找家便宜的旅馆休息，开了两天一夜才到达北京。这趟北京之行花了十几万元，除了简单的食宿外，大部分钱花在了两针干细胞注射上。这家公司给了他们“优惠价”——两个老人各打一针，16.5万元。陈杰觉得这是明显的骗局，他搜集了干细胞公司的资料，发现公司没有行医资格，以此理由向卫健委投诉。近一年后，这家公司因非法行医被行政处罚，罚款一万元。在陈杰的继续申诉下，又过了小半年，“干细胞公司的工作人员可能有点怕了，找到我父亲，退还了打针和来回车费”。
陈杰把不同养老诈骗公司的资料，装在档案袋里（白渺 摄）但这件事后，陈光荣仍然不觉得俱乐部有问题，他认为“干细胞针事件”不过是某位工作人员的素质不行。有几次，父子俩谈到这家俱乐部，话不投机，陈光荣把儿子赶出门外。冲突最激烈的一次，“父亲指着我的鼻子，用尽脏话骂我，说我想靠投诉赚钱，搞到家破人亡，继承家族遗产。忽然就打了我一巴掌，眼镜都打飞了。我听到母亲在旁边哭，我不想继续待在那儿，找到眼镜就跑了”。说起这件事，陈杰盯着地板，眼眶有点红。这是他成年后，唯一一次被父亲施以暴力。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本刊记者在成都市见到了陈杰。他今年49岁，身高一米七出头，穿着一身运动装，身形瘦削，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只是头发有点花白。谈话中，他口里不断冒出一些词：坑老职（坑老人的职业骗子）、老人商暴（针对老人的商业霸凌）、安护师（为容易被骗的老人提供的私人助理）……这是六年多来，陈杰全身心投入反养老诈骗事业后，自己总结的一些词。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反养老诈骗职业人，他更愿意称自己为“安护师”。甚至在2017年6月注册了成都市保护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把反养老诈骗作为自己的事业。2021年12月16日，山西省太原市的一所老年大学，老师在课堂上教授学员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公司刚成立时，他得到了很大关注。“男子成立公司，义务帮老人维权”上了网络热搜，四川一家电视台邀请他上节目，一位独立摄影师跟拍他，准备做纪录片。还有高校的学生主动找到他，愿意做公司的志愿者。甚至还有一家商业公司联系他，想合作做一个老人维权的收费项目。还有不少咨询如何反养老诈骗的人找上门来。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一两百人联系他，绝大多数是子女，询问如何要回父母被骗的钱款。但这些热闹之后，陈杰体会到，全职维权是一个全方位的消耗行为。通常，他一个上午只能跑两个部门提交投诉材料，不同部门办公地点不同，而他要赶在四个小时内回家照顾母亲。他脖子上挂着手机，带着整理的票据、图片等复印资料，脚步很快地穿梭在不同的办公室，嘴里不断跟别人说“谢谢”，手里要随时准备录音录像。六年来，他换了五部手机，买了一个硬盘，保存自己拍摄的资料。他维权的理由大多是虚假宣传、非法行医、偷税漏税等，几十家公司里，目前只有两家因虚假宣传受到行政处罚。但没有一家公司被立案，原因是公司产品“可能造成危害，但造成犯罪的证据不足”。这六年，陈杰把一些照片、视频资料装在手机里，换了五部手机（白渺 摄）成立公司后，陈杰接触了上千个养老诈骗案例。他记得四年前曾接到一位将近90岁老人的咨询。老人给他手写了一封自述信，称因为妻子生病，自己瞒着子女，陆续买了几十万元的保健品，后知后觉意识到被骗时，保健品公司已经找不到了。现在，92岁的老人在养老院，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妻子在两年前病逝。本刊记者在成都见到了这位老人的女儿，60多岁的女儿对父亲有一肚子不理解。她形容父亲自私，积蓄不用来帮助子女；固执，不听劝地买保健品；无知，怎么没有早点识破骗局？这些案例中，没有一个家庭的投诉、报警能使涉事公司被刑事处罚。最好的结果就是公司受到行政处罚，受害人拿回小部分金额。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何勤华曾在文章中提到，在中国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反养老诈骗非常难。养老诈骗的一个主要分支是售卖无功效的保健品，但“刑法对于保健品诈骗罪的适用，通常涉及骗取的财物是否达到‘数额较大’之标准，否则只能在民事或者行政责任范围内考量”。另外，“在司法实践中，诈骗罪往往容易与销售伪劣产品、销售假药等罪名混合，容易造成定罪量刑的偏差”。总体上，保健品行业“重审批、轻监管”，违规成本较低，法律上缺乏有效的震慑力。陈杰靠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维权之难。他形容自己选择了一条“通往地下室的路”，对本刊记者列举种种情况，证明自己失去的生活：因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案例，他没什么收入，花光了积蓄，开始找朋友借钱，负债20多万元，但诈骗公司仍旧没受到处罚。他很少有社交生活。打麻将、打羽毛球、打台球，这些过去的消遣娱乐，现在成了他的负担，因为他总想起家里不能自理的母亲。他跟父亲打过一场官司。因为担心父亲的房产被骗，陈杰和母亲商量后，将一套房子转入到自己儿子名下。父亲不同意，提起了一场诉讼，陈杰败诉。他成了家族聚会上被批评的对象。亲戚们希望陈杰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陷得太深，连曾经找他咨询过的老人子女也这样劝他。但也有向好的迹象，那就是陈杰与父亲的关系。那场房产官司过后，父亲因为使用一款保健仪器，不按时吃降压药，晕倒进入ICU。出院后，父亲很少再买保健品，也不那么积极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了。他同意陈杰把母亲接去照顾，并开始把母亲每月的退休工资转给儿子，大约5000元，能缓解他没有收入的窘迫。父亲每周也会去陈杰家两三次，看望母亲。父子俩开始走动起来，只不过还没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一见面，两人还是抢着说话，试图提高音量遮盖掉对方的语言。今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活动，给处在事业挫败感中的陈杰一些激励。他计划把自己这些年与养老诈骗缠斗的经验做成收费项目推广，比如推出“安护师”的职业身份，但具体的细节还没想清楚。时不时地，陈杰会想起2016年初，他接到父亲电话，得知母亲脑梗的那个夜晚。当时他在峨眉山，跟妻子、朋友去看除夕后的大雪。接到电话，他就往山下开车。山路弯弯曲曲，夜里还下起小雨，车窗上的雨刮器不停摆动，他戴着近视镜，努力想看清前面的路。（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47期，文中陈光荣为化名)排版：田甜 /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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