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在2013年的一次讲话中指示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要把中国变成“海洋强国”。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但它与美国海军抗衡的能力仍存疑。但北京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海洋实力并不是仅以军力来衡量的。

习近平当时对中央政治局说，商业航运的成功将对中国的国力和安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他提醒中共，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是那些控制海洋的国家。近十年后，习近平的愿景变成了现实。

中国已成为全球海洋强国，数以千计的商船在海上航行，庞大的造船业有能力生产更多船舶，并且在全球供应链占据主导地位，在冲突中可能会迫使美国就范。

美国经济严重依赖中国和东亚的产品和资源，而航运网络越来越受中国利益集团的控制。包括香港在内，中国拥有的商船数量超过其他国家——几乎是排名第二的希腊的两倍。中国制造了世界上大约一半的大型商船（1993年这一比例仅为3%），它还生产了世界上96%的干货集装箱。

中国实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全球海运码头和基础设施（包括一些美国码头）的所有权股份，这是习近平扩大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全球计划。一个国会咨询机构发出警告，北京可以利用航运数据来跟踪货物流动，以获得商业或战略优势。这包括美国军事装备的运输，其中大部分走的是商业航运。

美中绝大多数贸易都是通过海运完成的，美国依赖从中国进口电脑、智能手机、技术零部件和基本机械。但中国还主导着精炼锂和稀土产品等特殊大宗商品的全球生产，这些产品是包括军事应用在内的一系列高科技产品的关键部件。

俄罗斯限制向西欧输送天然气的做法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过度依赖潜在对手的风险，随着冬季的临近，这已导致价格的飙升和供应量的减少。在疫情之初，人们对中国制造的口罩和个人防护设备的需求猛增，导致中国停止发货，随后的供应链僵局给美国进出口商造成了混乱，那一次，美国感觉到了自己的脆弱性。

如果中美因台湾开战，北京可以指示中国的航运公司干扰运往美国的产品或资源。北京在其他场合也表现出强硬态度，包括在澳大利亚呼吁调查新冠病毒来源后阻止从该国进口一系列产品。贸易中断也会伤害中国。但对于威权政权来说，压制异议比要求公民忍受经济痛苦更容易，而且北京正在通过与美国的经济脱钩来使自己免受此类冲击的影响。

“二战”后，美国曾是世界领先的造船国。但在1981年，政府取消了一项重要的补贴计划，使得美国的造船厂直接与拥有大量补贴的外国对手竞争。这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截至2018年的10年间，美国造船商平均每年交付约16艘船，主要供海军或海岸警卫队使用；截至去年底，中国造船厂拥有1529艘大型商船的订单。到2021年底，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不到200艘，而悬挂中国国旗的商船则超过5000艘。由于不利的税收政策和其他竞争劣势，美国最后一家大型航运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被外国买家收购。

国会于7月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旨在使美国的全球半导体来源多样化并支持美国制造商，这表明当两党对美国面临的风险产生一致看法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美国需要一个《美国船舶法案》，制定明确的国家海事战略，引导投资发展造船工业基础，并提供财政和其他支持，以帮助美国造船商和航运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收复失地。美国还需要更换其大部分陈旧的船队，这些船只在海外冲突中随时待命运送军事物资，就像在波斯湾战争期间成功做到的那样，在台湾冲突中，这可能也是有必要的。

所有这一切都必定意味着推动招聘、培训和留住数以万计的美国熟练工人，行业复兴不能没有他们。美国拥有强大的海事教育基础设施，包括联邦商船学院、六个州立学院和其他各种教育项目。但造船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在商船上工作可能意味着要离家数周之久。积极的招聘计划需要从高中教育就开始，并真诚地传达这样的信息，即建造和运营船舶可以是一种安全、有益的职业选择，有助于让美国变得更强大。

更广泛的监管前景也需要改变，首先是目前的国际航运系统，该系统允许在利比里亚等“权宜船旗”国家注册的船舶运送美国货物，与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直接竞争。这些国家往往有最低的安全、劳工和环境标准，允许船舶以较低的成本运营，使受到更严格监管的美国船舶处于不利地位。

对抗中国的海上主导地位需要时间、金钱和承诺。但如果我们不能使美国进口来源多样化，并重建对全球海上供应链的控制，美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与中国进行对抗时，面对的是一个能轻松打败自己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