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府路某书店门口，手拿二胡，一坐一天，风雨无阻，像一只看门的石狮子。
对刘丽光的琴艺，听众评价普遍不高。
有人说，他的二胡，拉出了大锯的感觉，年轻时可能是个伐木工。
出于同情或好奇，成都某报采访过这位高龄的街头艺人，写了一篇新闻。
网上仅存的，二胡大爷的照片，摄于十多年前，作者待考。
写稿记者肯定没料到，17年后，这份报纸已经不在了，刘丽光居然还在。经过多年勤学苦练，刘大爷的琴艺，似乎有了一些进步。但掉光牙齿的嘴，把不住风，唱起歌来，更加吐字不清。不变的是，大爷笑起来，还是那么乐观，带着一点和年龄不符的天真。
我扫了琴盒上的收款码，收款方头像，是一位老年女性。刘丽光说，这是他的“老伴”徐姐，两人相识于一年前。目前，由徐姐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替他管账。
1952年，19岁的刘丽光，考入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后并入成都大学），成了一名大学师范生。
刘丽光保留的毕业证书。
1955年，刘丽光毕业，后被分配至东城区第六中心小学（现聚星小学），任地理老师、教导主任等职。
妻子云素清，是刘丽光的同乡，与他同岁。两人算是青梅竹马，早在1947年，刘丽光14岁时，两人就在家长主持下订婚。刘丽光评价，这是一段“家长包办和自由恋爱相结合的婚姻”。但地理老师刘丽光和平、安宁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62年，受政治运动和家庭成分影响，刘丽光丢了工作，被迫离开成都，回到老家中江，当了一名农民，户口也被迁回当地。从大学生、教师，再到农民，刘丽光一度无法接受这种巨变。“那时我情绪崩溃，神志不清，幸好有云素清鼓励我，要我坚持务农，热爱生活，我才忍辱负重，活了下来”。
相比情绪低落的丈夫，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云素清，面对命运的波折，显得更淡定从容。她陪着刘丽光，度过了接下来30多年艰难、贫困的日子，并生育了三儿一女。作为村里学历最高的人，除了务农，刘丽光还在村小当代课老师。这种半农半教的生活，一直持续1994年，他60岁“退休”为止。
刘小琴，刘丽光的女儿。小琴活泼可爱，爱唱歌跳舞。刘丽光现在还记得，大人在地里劳动，她给大家送饭的样子。她是刘家第一个离开的孩子。7岁时，吃过打虫药后，死于蛔虫引起的肠梗阻。刘丽光说，那时农村条件差，没法救，“如果我还在成都教书，她就不会死”。刘启国和父亲年轻时一样，头脑聪明、爱看书、学习优异，“是个读大学的料子”。“我一直想把他培养成个人才，他有出息了，我们家就有转机了”。
但因家庭经济太差，刘启国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四处打工，后来随老乡去了广西鹿寨，在修桥工地当钢筋工。
他说，“爸爸，我在工地抬钢筋，钢筋比我还重，我扛不住”。诉苦归诉苦，刘启国还是坚持着，没有回家。“他从小懂事，替人着想，是这个性格害了他”。
1997年，云素清接到一封电报，上面说，刘启国死了。刘启国还是回家了，一个28岁的小伙，成了一小坛骨灰。“刘启国很遗憾，没能见到香港回归”，刘丽光说，“他还在的话，今年也53岁了”。
一位过路的摄影师，给刘丽光拍了组照片，塑封后送给了他。
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烧成骨灰才告诉我，为什么不死掉就通知我呢？”“我的儿子，到底是冷死、被车撞死、还是被野兽咬死的？我都不知道”，这是他心里的一个疙瘩，时不时冒出来，让他难过一下。
选择这行，一是年龄大了，不好找工作；二是妻子患有心肺病，需要钱治病。“刘启国死后，云素清身体越来越差了。她说，一想起刘启国，她就心脏疼”。
我和刘丽光聊天的那个上午，他挣了25元现金。
1999年，被丧子之痛和疾病折磨的云素清，离开了人世。
女儿、儿子、妻子相继去世；大儿子去了广东打工，生活也很艰难；二儿子做了别人的上门女婿。
观察刘丽光一段时间后，她找到他，开门见山地说，想和他一起生活，一起卖唱。没有年轻人爱情故事的波荡起伏，名字仅一字之差的两位老人，几天后在一家照相馆拍了结婚照，没有扯证，没有仪式，就算结为了夫妻。
婚后，刘丽光和刘光清在五桂桥租了房，白天在家练歌，下午去市中心卖唱，晚上一起收摊回家。
刘丽光说，刘光清是个好女人，她顾家、会心疼男人，“自己穿得破破烂烂，也要把钱省下来给我买新衣服”。
刘光清双目失明的母亲袁俊茹，也被接了过来，三人一起生活。
70岁这年，刘丽光又有了一个家。
收摊前，刘丽光把他的设备仔细包裹起来。
袁俊茹待刘丽光也很好，“她把我这个女婿，当成了亲儿子，把亲女，当成儿媳妇”。
刘丽光再次感受到了，阔别多年的家庭温暖。
他对未来多了信心，有了长远的计划——卖唱挣了钱，要带袁俊茹去治眼睛。
万象城的工作人员，对刘丽光很熟了，平时对他很关照。
见到刘丽光，保洁大叔笑眯眯地和他打招呼。
但刘丽光这个新家，来得匆匆，去也匆匆。
2004年，80多岁的袁俊茹，因病去世。
同年12月，和刘丽光一起卖唱的刘光清，突发脑溢血，“她忽然说头晕，接着开始吐，脖子也动不了，说不出话，倒下去了”。
被送进医院后，当天晚上，在刘丽光的陪伴下，刘光清也去世了。
刘光清曾告诉刘丽光，她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儿子，“但直到她去世，也没告诉我她的儿子在哪里”。
一年里，刘丽光办理了两次后事，一次给袁俊茹，一次给刘光清。
他把母女的骨灰，撒在了五桂桥桥下。
他给大儿子说，“以后我死了，也撒在这里”。
刘丽光爱干净，出门带着一个小瓶，供吐痰用。
回家前，他在路边冲洗小瓶，揣回兜里。
送走刘光清母女，刘丽光又恢复了孑然一身的状态。
至于之后十多年时间里，在遇见徐姐之前，他是否还有过其它感情经历，怕再勾起他的伤心往事，我没有再问。
就让往事随风吧。
当天卖唱结束后，我随刘丽光一起，前往水碾河附近，他和徐姐的住处。
去公交站的路上，刘丽光的举动，让我为他的安全深感担忧。在城市生活多年后，他对它的运行原理、规则，似乎并不完全了解。他的力气和注意力，都花到了手上沉重的物件上，时而走上机动车道，时而分不清红绿灯。
等待公交入站时，刘丽光做出了一个让我瞠目结舌的举动：他径直走过马路，走到隔离带，撒了一泡尿，又走了回来。
走进一个老小区，穿过没有路灯的巷子，我来到了刘丽光的住处。
开门的是徐姐，今年59岁，遂宁人。我认出了她，是刘丽光琴盒上，那个收款码头像的主人。
房子不大，住着刘丽光、徐姐和一只猫，每月房租约1000元。
对一个快90岁的老人来说，有一个家、一个伴，不单是感情需求。在生活上，刘丽光也迫切地需要一个搭档，“即便是哪天突然去世了，也需要一个收尸的人”。刘丽光吃饭、起居，都需要有人搭把手，在认识徐姐前，他曾和孙子一起居住。刘丽光说，孙子在成都开出租车（也可能是网约车），“85年生的，30多岁还没找到老婆，对象要4万彩礼，后来改成2万，他给不起”。刘丽光很感谢徐姐在生活上对他的照顾，“有了徐姐，我每天一回家，就能吃到热饭”。徐姐患有银屑病，刘丽光需要每天为她抹药，两人相互帮助。
他认为，“女人照顾好家里就行，挣钱养家，是男人做的事”。刘丽光说，徐姐偶尔会出门打打小麻将，这让他很担心，不是怕她输钱，而是怕“回来晚了，路上遇到流氓”。2009年，刘丽光拿出卖唱的积蓄2.3万元，以民办教师的名义，在中江为自己买了社保。“起初每月能领350元，后来逐年增加，现在能领2200元”。他说，这是国家对老年人的关怀，“只要我活得久，以后还能拿得更多”。这笔钱，刘丽光也交给徐姐保管，一半支付房租，一半存着给她买养老保险。在刘丽光家里，我见到了那份保险合同。刘丽光解释，“每年付1万2，交满10年后，每月可领1000元”。刘丽光希望，自己还能再拉10年琴，替徐姐把保费交完。
刘丽光说，还是很好的。“只不过徐姐脾气急，偶尔也会吵一下架”。“我是男的，姿态要高一些，不和她争”，刘丽光认为，“妇女翻身是对的，但不能翻过来压男的”。
“等给她买完保险，我也想存点钱”，他说，“我们可以设定个比例嘛，比如，她管7成，我管3成”。“这样我也有条退路，即使婚姻失败了，还能救燃眉之急”。
第二天中午，我再次来到万象城，在老地方找到了刘丽光。
他正在吃午饭，保温杯里盛着热粥，塑料袋里放着两个鸡蛋糕和一个白水蛋。
这都是徐姐给他准备的。
鸡蛋糕在粥里泡热了，软和，不伤胃，抿一抿就能下肚，“出门可以不用带假牙”。
保温杯，是刘丽光的“歌迷”送给他的。
不光保温杯，“我这一身穿的，衣服、裤子到袜子，都是别人送的，没一样是我买的”。刘丽光说，前段时间，还有两位年轻人拿出3000元，帮他交了3个月房租。临走时，他们在一本书上，抄下自己的电话号码，送给刘丽光，让他有困难时，打给他们。
虽然嫌刘丽光的二胡像“拉大锯”，调侃他歌唱得“左”，但这座城市里的人，并不吝惜他们对这个无名老人的关心。
一位可能在附近工作的女孩，端一杯热水，从远处走来，递到了刘丽光手上。从她和刘丽光的熟悉程度来看，应该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大概是为了照顾老人自尊，他解释，“是给员工订的餐，订多了”，像是在请刘丽光帮个忙。
有人把钱装进红包，放进了刘丽光的琴盒，真诚地祝愿他，“新年快乐”。
见到众人对刘丽光的关心，我对老人的未来，多了一点宽慰。
我甚至也相信，他还会再拉满下一个十年——前提是不要闯红灯、走机动车道，尤其是晚上。
“无论身在何处，遇到什么困难，最好的选择，就是勇敢面对”。我曾犹豫，要不要把这句话写出来。因为它太书面、太励志，像是一句电影台词，不像一位卖唱老人能讲出来的。
本文根据刘丽光老人口述整理。
故事线索，由报料群群友 @羽 提供，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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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匡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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