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与良政孰先孰后，是争论已久的老问题。基于对英法两地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两千余剧本的量化分析，Mauricio与Baumard[1]新近研究作出如此回答：社会文化向同情、互信与合作的转变，领先于两地的政制变革。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当地经济水平的增长，与同情在文化中的上升有一定领先；同时，经济与其它两类文化转变的相关，并不稳健。
文章方法颇为简明。首先，自多种文库寻出期间英法两千余剧本[1]；其次，按学者作成的不同类别词汇列表，统计其间词频，再计算以下三类比值[2]：“同情”类词汇，比上“愤怒”类词汇；“互信”类词汇，比上“力量”类词汇；以及，“亲社会”类词汇，比上“威权”类词汇[3]；再次，检验所得词频、比值是否准确[4]；最后，展示结论，并分析影响因素。
结论可大致分两部分。第一部分：250年间的总体趋势。控制剧本整体情绪积极程度，同情、互信与亲社会，在英法两国均呈持续上升；第二部分，与重大政制变革的比较。分段的趋势估计显示：一方面，早在“光荣革命”与“大革命”等变革以前，同情等文化已有显著上升；另一方面，变革期间，同情等文化反而有较明显的下降。此处更符合“人心致良政”[5]。
最后，文章承继了作者之一Baumard近年来的研究框架，探究经济/GDP增长、文化变迁与经济/政治变革间或有的联系[6]。不过，仅就英法二国而言，在带滞后项的时间序列分析下，人均GDP，只能较好地预测一段时间后两地剧本中的同情，而难以稳健地预测其它两类文化。即使是预测效果相对突出的共情，所得滞后最优阶数，在两地间仍有一定差异[7]。
[1] 原文特意解释了“为何不以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二：首先，在古典主义盛行的时期，剧本格式较为规整；其次，小说仍在发展，数量较少，且分布不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运用量化以外的方法。相关题目上、围绕小说展开的经典之一，可见Hunt, Lynn. Inventing Human Rights: A History. WW Norton & Company, 2008。
[2] 比值的细致定义，如下图所示，大体排除了两类词汇绝对频率变化引起的干扰。
[3] 据作者述，此处两两相对类别均来自即有文献。尽管如此，如“共情”与“愤怒”相对等假定，仍然可能令读者感到困惑。
[4] 方法包括：以喜悲剧等按先验知识即知存在差异的类别检验、以现代语料测试，等等。不过，此类文献已时常邀请历史学家校准结果。此处未作如此检验，当为遗憾。
[5] 此处时间序列分析或多有可讨论空间。同时，尽管作者称其分析“新颖”，但此处可能忽略了年鉴历史学家的相关量化分析。例如，可见Vovelle, Michel. Piété baroque et déchristianisation en Provence au XVIIIe siècle. Éd. du Seuil, 1978。
[6] 此处“总论”，可见Baumard, Nicolas. "Psychological origin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42 (2019)；近期相关进展之一，见于Safra, Lou, et al. "Tracking historical changes in trustworthiness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nalyses of facial cues in painting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1.1 (2020): 1-7。
[7] 阶数的选择准则是BIC，在英国的最优阶数是10与16，在法国的最优阶数是4。同时，以共情等文化滞后预测英法人均GDP，效果皆不佳。
文献来源：Martins, Mauricio de Jesus Dias, and Nicolas Baumard. "The rise of prosociality in fiction preceded democratic revolu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46 (2020): 28684-2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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