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楠 发自兰州、日喀则
编辑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2023年5月和10月，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北院”“青藏所”）考察珠穆朗玛峰地区、格拉丹东峰、卓奥友峰等地，并获取冰芯样品。这是我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任务之一。
冰芯如同自然档案馆，记录了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然而，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也正在抹去冰川里的记忆。
为什么要打冰芯？为什么要研究冰川？是谁在研究珠峰？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跟访了2023年的珠峰科考队，追溯了1959年中国首次以珠峰为中心进行综合考察以来六十多年的珠峰科考史，记录了冰川科考的目标与作为，也逐渐可以描绘出从事冰川科考者的轮廓：他们多数来自农村，勇敢，能吃苦，热爱自然，热爱野外工作。他们在自然中获得宁静和喜悦，他们不吝啬时间，他们对地球的脉动有感知和关切，他们相信世界是一个共同体。
如中国冰川之父施雅风所说，冰川研究是勇敢者的事业，也是豪迈的事业。
珠峰是世界上最高大、最年轻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珠峰地区主要包括北坡中国境内的“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和南坡尼泊尔境内的“萨加玛塔国家公园”，其冰川广布，是地球上重要的淡水资源宝库，也是气候环境变化的敏感地区。
冰芯、核爆试验和杀虫剂
4个钻头电机都打坏了。坏了就下山吧，陈鹏飞想。
2023年5月20日清晨，在珠穆朗玛峰海拔6500米处的一个垭口，在一个被风吹得呼啦啦作响的军绿色帐篷里，陈鹏飞与同事们打出了两根冰芯和一根浅冰芯。浅冰芯是超额任务：千辛万苦地来了，多打一些是一些，打到钻机坏掉。
冰芯是利用钻机在自上而下从冰川连续逐段取出的圆柱状冰雪样品，透底冰芯则是指这根冰芯被钻到了岩层，直直透底。
降雪落在冰川和冰原上，年复一年，沉积成冰，大自然的信息就被封存其中。科考队员们总想将冰芯取得长些，期待冰芯富含更多的物理参数和化学参数。依靠这些参数，科学家们能够重建千年变化的历史。
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被并称为地球的“三极”。这三极人类活动弱，被作为环境研究的基底。
“我们要知道地球本来是什么样的。”陈鹏飞的同事郭军明说。他们都是西北院的副研究员，属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这家实验室源自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1965年成立），由“中国冰川之父”施雅风带领成立。
冰芯知道地球本来的样貌，比如氢氧稳定同位素比率反映了气候的冷暖波动，硫酸根离子的高值则代表火山喷发。
冰芯也保留了人类剧烈活动的证据，比如一次又一次的核爆试验和核泄漏。
▲2023年5月22日，在珠峰登山大本营附近，科考队员收集土壤样本 图/新华社
2005年钻取的珠峰冰芯，被测量到两个β活化度峰值，分别对应1963年全球热核试验以及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换言之，冰川里封存着冷战的记忆。而2017年在青藏高原海拔6150米处阿汝冰崩区钻取的冰芯，则被测量到5个高低不一的β活化度峰值，不仅能对应1963年，还对应2004年日本美滨核电站蒸汽泄漏、2005年英国塞拉菲尔德核电站核泄漏事故、1968年美国一轰炸机携带4枚核弹受撞击解体和1970年美国加卡平地下1万吨当量核装置爆炸等等。
科学家在冰芯中找到的人类活动记录可谓丰富。1994年钻取的格陵兰岛冰芯中铅含量的峰值，对应了罗马帝国的巅峰期；珠峰东绒布冰芯的黑碳浓度反映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排放的污染物持续影响大气环境；更有珠峰冰芯里的DDT浓度，对应了印度的疟疾暴发。DDT是一种高效但对环境破坏大、难以分解的杀虫剂，自1990年代后期已经被多国禁用，但印度仍在使用，也因此，目前青藏高原森林土壤中DDT的含量全球最高，高于北欧森林10倍。
▲2023年5月10日，在中国科学院珠穆朗玛大气与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科考队员利用科学仪器采集空气中的温室气体 图/新华社
冰芯研究不好做，因为样品量极少，合适的检测指标也有限，即使有好的思路，冰芯研究也格外费时费力。但冰芯研究正是陈鹏飞的转型方向。“我这个阶段，更需要论文质量，而不是数量。”他说。
为确保冰芯不融化，打冰芯总是从晚上七八点开始，在太阳升起前结束。工程师们用呼气来判断开工时间：能呼出“白气”，温度就够低了。
在早上8点收工前，陈鹏飞总要走出帐篷看日照金山，万丈金光从天而降，照耀在雪山顶。这样的画面他在垭口看过三十多次，每次都喜悦而感动。
“怎么形容，就是从山尖开始，金色慢慢落下，然后整个珠穆朗玛峰都是一片金色，很壮观，很喜欢。”陈鹏飞说。他的微信头像是日照金山，一张他2013年初来珠峰时拍下的照片。
“冰川雪面上印着完整的人的形状”
搞科考的总是最穷，不少科考队员都这样说，带着些不好意思或是玩笑。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实验室里的设备和耗材才是真正的吞金兽。
除了特殊设计的钻机，围绕冰芯的都是普通物件：普通塑料袋装冰芯，黑色记号笔做标记；保温箱是最常见的那种，深蓝色外观，一米长半米宽，内铺软垫以保护冰芯免受撞击；软垫基本都是裁剪过的军绿色棉被，拉拉杂杂地露出或红或黑的斑驳棉絮；至于冰柜，就是常见的冷饮柜。
有时候，陈鹏飞遇到的困难看起来都得归因于省钱。开工第二天，发电机无法启动，那是一台非雅马哈牌的发电机。次日拉上雅马哈发电机，干了一夜活儿。第三天歇业，雅马哈被难得一见的大风吹坏了。第四天借上珠峰大本营的发电机工作，又请同事赶紧再运上一台发电机。第五天，帐篷彻底被吹烂了，再次歇业——尽管狂风吹得人都站不稳，但工作帐篷只是个稍微厚点的户外帐篷，已经在祁连八一冰川吹过风。
“不要刮了，不要刮了。”陈鹏飞每晚都在默念。直到第七天用上新帐篷和新发电机，队员才开始真正地连续工作。
冰冻圈皆知，打冰芯是苦活。陈鹏飞的老师，西北院副院长、研究员康世昌在自己的南极科考日记里写道：“相对于青藏高原的冰川科考，南极冰盖考察的条件好多了……青藏高原的冰川考察，只有帐篷，特别是在高海拔地区，通常是用石头搭建起灶台，用箱子支一个案板，炒菜做饭在帐篷的一角。有时候厨师和科考队员甚至只能在厨房帐篷内睡觉。大部分时间没有床，席地而卧。”
“珠峰考察，我们通常宿营在冰碛垄上，乱石林立。我们尽量找几块略微平整的石头，铺上防潮垫、皮褥子。每天晚上都在不断地挪动身子、变换睡姿，试图避开尖锐岩石的直接‘顶撞’，寻求一个相对平缓舒服的位置。有时候，我们还需要在冰川上宿营。有一次珠峰考察，我在6300米的远东绒布冰川住了一个月，离开时冰川雪面上居然印着一个完整的人的形状。”
康世昌在1997年参与了中美联合珠峰科考队，钻取了第一根珠峰冰芯；2005年担任中国第四次珠峰地区综合科考队队长；2013年带领团队在东绒布冰川钻取了3根冰芯，其中142米长那根是我国目前钻取的最长的珠峰冰芯。
“青藏高原的苦，南极比不了。”他说。南极工作几乎都是机械化的，但在青藏高原冰川，所有工作都要靠人力,比如喊着号子将几十公斤的冰芯拖过冰坎。既要克服高原反应，还要干重体力活。
打冰芯也是个体力活。所以队伍里除了科学家，更多的是工人。他们多与西北院合作多年，上高原爬雪山，背着100斤的发电机就往远处走。
在6500米处连续工作十多天后，所有人都感到体力不济，大风不仅吹坏了帐篷和发电机，也吹得队员们每晚走不动路。“明显感觉到队员有一些失控，语气上都有些强硬，有些崩溃。”陈鹏飞说。有时大家会在帐篷里唱歌，听不出词曲地放声高歌，更像是一种发泄。
吃不好睡不好，大风吹大雨淋。每个人还都有过迷路经历，或是借玛尼石辨别方向，又或靠队友寻人的呼声找路。每个人都曾在高原作业到筋疲力尽，康世昌曾为了样本追着受惊的驮样本的牦牛在海拔5000米处狂奔，直到牦牛和他都因缺氧而无力动弹。
“你们这个学科，是否农村孩子会多一些？”我们问康世昌。
“千真万确。”康世昌朗声回答，“几乎都是农村孩子，农村孩子能吃苦。”
康世昌团队里最年轻的成员是胡召富，2023年博士后出站，入职西北院。他来自安徽宿州，在连霍高速旁的村子长大。去县城读中学前，他不仅经常爬山，还要抓蝎子：掀开石头，找到蝎子就捏住尾巴对它吹气，再用筷子串起来。小蝎子卖一两毛，大一点的卖四五毛，小学生胡召富每次抓蝎子能换一块多零花钱。被蜇过四五次，也不处理，说疼一天就好了。
2017年，胡召富参与格拉丹东雪山科考，在海拔约5800米的地方，干了20天活，能吃能睡体力充沛。那次他特别高兴，还有些得意。“我看其他人多少有点高反，就感觉自己的身体能干这行，是老天爷赏饭吃。”
冰塔林逐渐消融
“冰塔林越来越少了。”胡召富说。他第一次上珠峰是2019年，四年间，冰塔林的退缩肉眼可见。
在珠峰5800和6300米处，冰塔林逐渐退缩得稀疏低矮，一眼难寻，得走到山坳口才能望见。冰塔看起来像巨型鲨鱼的牙齿，是高海拔地区特有的冰的形态，成群出现的冰塔就是冰塔林。不同于多数冰塔不及人高，珠峰冰塔林高低错落，高者超过30米。正因珠峰冰塔林高峻，形似哥特式尖顶教堂，西方探险者称之为“忏悔者冰塔林”(Penitentes)。
冰塔林是冰川消融的遗迹。由于冰川各部分运动速度以及冰体密度不同，冰川表面会出现一些裂痕和缝隙。珠峰处在北纬27°59'，纬度低，太阳照射不均匀。冰川消融时，裂缝处的冰层消融更快，便逐渐形成冰塔。而由于气温的升高，冰塔林也逐渐消融，可能累积成冰湖，也可能汇入河流。
冻土区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青藏高原正在以高于全球平均两倍以上的速度升温，科学家们预警：到2100年，青藏高原将失去三分之二的冰川。
人与自然互相改变的边界在哪里？每次出野外工作，一些广阔而抽象、没有答案的思考便会笼罩着郭军明，延绵到他下山。“人就是地球的一部分，人适应地球，也不可避免让地球发生了改变。什么程度的改变是合适的？我们所说的未来温度控制值，其实是人类感到舒适的边界，那地球自身呢？地球也没经历过这样剧烈的活动，地球的边界在哪里呢？”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最后总结道，“我有时候也会想，离开了人类，是不是地球处于什么状态都可以？”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这些问题赋予了郭军明的研究以意义。他近期的研究方向是青藏高原冰冻圈的汞循环。人类活动造成大量汞进入水体大气和土壤，继而进入生态循坏。地球上偏远的三极都能检测到汞。上世纪50年代，日本水俣湾因被排放含汞废水，鱼虾受到污染，后通过食物链进入鸟、猫和人类身体，受害者轻则口齿不清、步履蹒跚，重则神经失常，直至死亡。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水俣病事件”。
2017年8月，《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生效，至今有128个国家签约。在郭军明看来，正是一批又一批科研人员用研究结果去阐明汞的环境行为和危害性，推动了《水俣公约》的诞生以及签订。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帮助各方更充分地认识汞，继而推动签约国的履约。
“目前欧美很多国家的汞排放已经降下来了，但南亚的排放还是很大，我要研究的就是南亚的汞排放对我们青藏高原有什么影响，如何影响。”他说。
享受过这种自由，再不想做常规的工作
打出的冰芯都埋在雪里。等冰芯透底后，队员们从垭口背去6350米处的营地，装箱到深夜，次日等牦牛来驮保温箱下山，之后存入大本营冰柜里，由卡车运回兰州。
从青藏高原回到兰州没两天，郭军明就回到办公室忙碌。他今年36岁，正值学术的壮年，也是家中的顶梁柱，每天都有接连不断的来电、一件接一件的事务性工作，和一次次想要躲避的杂音。
打冰芯则不一样。6300米处没有信号，郭军明的手机几乎不开机。“没有手机很爽哈哈哈，”郭军明笑起来，“我说得有点粗啊，确实就是这样。一回到城市不停地就是电话邮件微信各种事，在珠峰我收不到我也回复不了，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没有办法。”
他给家里打卫星电话，两三天一回。除此之外，郭军明在珠峰只有三件事：吃饭睡觉打冰芯。“安安心心地打冰芯。”郭军明说。
去了多次青藏高原，如今郭军明对上珠峰颇为熟练。他知道从海拔5300米走到6300米有多远，用自己的节奏慢慢走，不慌不忙，总能抵达。
出野外是工作，也是对自己生活状态的调整。“在办公室待久了确实很压抑，出去看看大山、看看湖、爬爬山，会有那么几天让你体验另一种生活，回来之后精神状态会好一些。”郭军明说。
尽管出野外已经不是地质研究的必要条件，同事或合作伙伴取回的样本也能用来做研究，但在我们的采访中，每位参与2023年珠峰科考的科研人员，都热爱自然，爱出野外。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教授高坛光在采访中提出带我们去爬山。“我们换个地方，在这里（咖啡厅）坐着有点傻。”他说。
谁能想到，换个地方采访会是在五泉山，皋兰山北麓，兰州城区的天然屏障。高坛光不仅每周六要带孩子来爬五泉山，甚至给学生们开组会都是先爬山，爬到山顶再聊学术。
他是陈鹏飞、郭军明的师兄，也毕业于青藏所，在北京读了五年博士。作为一个山东人，他毕业后做过北京重点高中的老师，也回家乡上过班。
这两份工作经历都非常短暂，因为没意思。“当你连续几年体验了青藏高原的风光，当野外工作占了你生活很大一部分，当你享受过在野外谈笑风生的课题组氛围，享受过连续几天寻找一个东西的充沛时间、连续几天在山里跑来跑去，什么都不管，完全和外界隔离的状态，享受过这种自由，一旦进入常规工作，真的完全受不了。”高坛光说，“我一直觉得城市就是钢筋混凝土森林，永远走不出去，很难受。”
他想要自己活得自由，活得潇洒。很难分辨这是他的天性，还是为青藏所的五年求学经历所塑造。五年里，他不仅出野外，也爱在北京城里骑山地车，从宿舍骑到延庆，往返超过100公里。他在德国耶拿大学访学过一年，穷游了一遍北欧（专注在北极圈里玩）。他在火车站铺个毯子就睡，不害怕也不孤单。“我在挪威一个小城，大晚上准备在火车站睡了，进来一帮德国的大学生，坐在一起轮流读书给大家听。我德语也不好，读的啥也听不懂，但那太有意思了。”
危险
陈鹏飞不肯错过每一次日照金顶，郭军明在打冰芯中找到平静，高坛光因野外科考而自由。但冰川科考的浪漫迷人，往往属于幸运儿与勇敢者。
在采访中，林树标这个名字被提起。2011年，29岁的青藏所博士林树标在新疆慕士塔格冰川考察时失踪。他在新疆慕士塔格冰川自动气象站完成架设工作后，下撤时失联。
多数推测认为，他是落入了曲折幽深的冰裂隙，搜救也无法发现。他是广东省肇庆市九市镇上垌村塘口自然村人，中考的“镇状元”，高考走出大山，被乡亲们称为“山里人的骄傲”。
冰裂隙是冰川科考最大的危险。多数时间里，冰裂隙被雪覆盖，很难被看见。康世昌曾落入半米宽的冰裂隙，双脚蹬住裂隙两侧，身体悬空着等待救援。“我当时一点都不怕，其他队员们看我不见了，肯定会找我！”22年后的今天，他说起这段往事，突然一拍大腿道：“哎！现在想起来真后怕，但当时我一点都没恐慌！那时候真是胆子大啊。”
即使不曾落入冰裂隙，每个人也都能说出一个亲眼目睹的严重高反。紧急送下山往往又遭遇惊险时刻：或是半途迷路，深夜不至；或是已经大小便失禁，慢一点都后果难料。
事实上，现代冰川科考伴随着代表人类勇气的登山探险而诞生。早期的珠峰科考总是与珠峰探险紧密捆绑在一起，他们同样始于人类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和渴望。登山家既要攀登珠峰，也要拿回珍贵的基础资料，如影像或样本。
“第一次探险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地质调查，两次探险也都观察并收集了很多地质学和植物学标本。地质学家想要一块来自珠穆朗玛峰顶的石头，这样就能确定峰顶是在褶皱的顶部还是底部了。”1922年，最早尝试登顶珠峰的英国探险家马洛里这样介绍两次攀登珠峰的科学收获。
中国第一次组织科研人员对以珠峰为中心的7000平方公里范围做综合考察是在1959年，为配合国家登山队准备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而中国第一次现代冰川科考就在两年前的1957年。当时，对于全国总工会组织攀登贡嘎山的活动，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指示：登山要为科考服务，扩大社会效应。三名科学工作者被选中攀登贡嘎山：崔之久、马文甫和丁行友。
“那是英雄！我们冰川界的英雄！”在一次聊天中，有人提到了崔之久，康世昌竖起大拇指，声音洪亮地说道。
崔之久的冰川事业始于1957年攀登贡嘎山。次年，他发表了《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填补了中国现代冰川研究的空白。这篇论文的副标题是：《纪念为征服贡嘎山英勇牺牲的战友》。在贡嘎山，有四名队员遭遇山难，包括科学工作者丁行友，时任北京农业大学气象系助教。
此后10年，崔之久两次考察珠峰地区，攀登过念青唐古拉、慕士塔格和希夏邦马。他被冻掉了五根手指，患上了严重的雪盲后遗症，还经历了12个队友的牺牲。
诚然，过去30年的冰川科考已罕见那般悲壮的故事，但老一辈科学家所经历、所执着的，对后来者仍有历久弥新的力量。
“80后”的高坛光正是读了《青藏苍茫——青藏高原科学考察50年》（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从大学起就对青藏科考心驰神往。他还爱看《国家地理》，每个月都去旧市场买撕了封面的过刊。“说是过刊，其实只差了一个月，就3块钱一本。哈哈哈哈，只要3块钱，就能拥有一本上个月的《国家地理》。”他从《国家地理》的青藏高原特辑里知道了青藏所和康世昌，后拜入康的门下。
青藏苍茫
如今看来，由于科研成果的更新，《青藏苍茫》已不算是一本好的科普读物，但其中或详或略所提及的上百人，仍然散发着一代又一代人传承科考的感召力。
1968年，冰川学家谢自楚报名参加珠峰科考，满载而归，刚下火车就被拉去批斗，当晚关进牛棚。他被批斗了三年，却在牛棚里悄悄整理考察资料，完成了珠峰渗浸成冰作用的论文。
1972年底，青藏科学考察队组建，许多已在业务上赋闲、常年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的专家们奔走相告，称之为“避风港”。经由这支科考队，我国开始从不同的学科维度建立起对青藏高原的认识。
从1950年代起，中国现代冰川学为时30年的第一阶段工作，主要成果体现在完成区域性和全国性的雪、冰、冻土填土。这一基础性工作意味着长期艰苦的野外科考和一个群体在格外恶劣条件下的终生奉献：冰川学家的工作起点，是雪线所在。
“雪原沼泽地带反反复复的陷车、挖车，风雪掀翻了帐篷的奇寒之夜，每走一步都会感到肺与心脏的重负，以及对于严重高山反应者的紧急救护，绝处逢生的喜悦，在雪山冰原间所能体会到的生命的脆弱与生命的壮丽，以及每一次考察结束时的如释重负和万千感慨……每一次化险为夷之后，他们总会庆幸不已：‘好险!’每一回野外考察结束，都不免有不堪回首的感喟，但当第二年再出野外，重又奋不顾身，勇往直前——选择了这一事业，同时意味着接纳了与之相关的一切。”《青藏苍茫》中有这样一段话。
据《青藏苍茫》记载，1980年，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召开，邓小平面对是否允许外国人采集标本的请示，朗声一笑，用四川话答道：“我们中国有那么多大山，拿走几块石头算什么，他们想拿就拿吧。”
从此，青藏高原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常规工作。
“我的导师非常高瞻远瞩。”康世昌说起了院士秦大河，第一个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的中国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的撰写者。
“我导师培养学生，首先就要国际化。我读博士时，他几次让我去国外学习，博士后也是在美国做的。”康世昌有些动情，“当我在全球各地走了一圈后，才意识到文化有差异，政客有好坏，但人和人之间是非常和蔼可亲的。很多时候，因为集团利益、政治利益，导致了我们地球上的很多冲突。”
或许因为所从事的学科研究总是关乎整个地球的变化，在康世昌眼里，地球是宇宙的尘埃，人类是地球的尘埃，争端与冲突在广阔的宇宙面前都失去了意义。“全球变暖不是哪个国家造成的，是全人类造成的。地球上的人类一定要和平团结，不要有太多的冲突。”
过去10年里，每一位上珠峰科考的科研人员都要与席振华打交道。他是中国科学院珠穆朗玛峰大气与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珠峰站”）的观测主管，也是近年来珠峰站各项具体事务的负责人。
席振华在珠峰脚下守了10年，这个时间正在不断拉长。他是珠峰各项科考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距离大本营30公里的珠峰站是珠峰科考前的最后一个准备区，科考队员能在这里使用国家电网的供电、睡在床上吹空调以及正常如厕。
自2005年建成，18年来，珠峰站从一顶帐篷到活动板房再到楼房，观测、监测仪器逐渐完备。席振华来珠峰站后，还增加了几个人做帮手，执行不同科研任务的数据收集，比如定期监测绒布河的水文，观察高山灌丛的长势，以及提防点地梅被高原羊吃掉、仪器电瓶被人偷走。在科考旺季，他帮助科考队与当地人沟通、安排食宿，处理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比如开车送受伤的工人去日喀则的医院。
▲2023年5月22日，珠峰登山大本营附近，来自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科考队员在采集水生生物样本 图/新华社
2013年，为了证明自己能在珠峰站待下来，席振华第一次上山就待了半年多。他一喝水就腹泻，瘦了二十多斤，直到在驻村干部家过年，他才知道用高压锅煮水能治疗自己的水土不服。“现在也无所谓用不用高压锅了，喝着喝着适应了。”他说。
席振华已经算半个本地人了。随他上山的途中，他与“三哥三嫂”热情聊天，遗憾自己错过赛马节。附近巴松村有两个男孩，经常来珠峰站门口打篮球，席振华看得津津有味。他去藏民家过藏历新年，吃蒸菜喝酒唱歌跳舞打骰子，一轮过后再来吃饭喝酒唱歌。他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征集捐献衣服，分给经济有困难的村民。
他不擅交际，但因为岁月沉淀与当地人处得熟络可亲。“这几年下来，这个地方他们也都了解，可能是觉得我很实在，我也不会亏待他们，所以很多事情他们都很愿意帮我。”
这里2016年才通上电，狂风暴雨曾击裂窗户玻璃。蔬菜大棚里种了辣椒、土豆、韭菜和小油菜，吃饭时8个人分一盘韭菜炒鸡蛋。天气转凉，每次下河测数据都冻得发抖；半夜上下山，落石高发，成群的飞蛾与石灰撞在挡风玻璃上，每一次前行，都像是冲破迷雾。
曾经，席振华最亲的朋友是一只叫大黄的土狗，从他进站时就在，每次他半夜回站，大黄都趴在门口等他，见人就冲向前摇尾巴。“去年在上飞机前，知道大黄死了，一路上我眼泪就没停。”
在世俗意义上，席振华有许多不如意。但连年累月地见山见石，他也就忘记了那些。“有时候你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活得很轻松。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快得很。”席振华说。
他不吝啬时间，欲望很少，还有些钝感。守在珠峰站10年，对席振华来说并不痛苦。
他爱捡石头，依靠想象力挑选石头：像是仕女舞蹈，像是白虎俯卧，像是藏羚羊飞跃。最孤单的时候，石头堆满了珠峰站后墙壁。他不抽烟，酒量也差，就靠着对石头纹理的再创造消磨时间。
席振华真正的痛苦是与女儿的关系。他陪伴家庭少，知道孩子与自己感情浅，有时候视频只说两三句话就挂断。“长期在野外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一直都是问题，也没办法，”他叹了口气说，每次想到这里，他就对自己来珠峰站有一丝后悔，“想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
2023年下山后，席振华去女儿学校参加了“家长进教室”的活动。他给小学生们讲了青藏高原的起源，讲了自己在站上的工作和趣事。那天女儿很高兴，觉得父亲干得不错。
“至少能在孩子心中争取些地位。”席振华说。
从珠峰站的门前空地望去，倘若天高气朗，能在日落时分看见一小段日照金顶。有时还有七彩祥云，斑斓得有安抚人心的温柔力量。而至半夜，抬头望，漫天星空，银河如画笔在夜幕刷过。许多陡峭的无名山在席振华口中都有称谓：这座有狮面，那座是马身。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跟珠峰比，这些都不算什么。
跨越102年的两张照片
2023年上到6500米之前，科考队要在大本营停留多日，完成冰川末端采样、冰川冰湖测量和一个旁逸斜出的想法：找到1921年马洛里拍摄中绒布冰川的位置，再来一张。
现存最早的珠峰冰川影像是由英国探险家马洛里拍摄的。马洛里曾说出登山史上有名的那句话——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登珠穆朗玛峰，他简洁地回答：
“因为山就在那里。”
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梦想多年来一直吸引着英国精英阶层，退伍军人、登山运动员马洛里被英国登山俱乐部选中，成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进入20世纪后抓住余晖的希望。自19世纪后半叶，英国的探险便不再领先。他们在开辟西北航道和前往地球南北极的竞赛中，屡屡落败。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称为“第三极”的珠穆朗玛峰，成为英国证明自己的最后希望。英国诸多报刊登载了皇家地理学会主席荣赫鹏——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殖民者，曾在1903-1904年领兵入侵西藏，杀人如麻——的演讲，称第一个站在珠穆朗玛峰顶的人，会激励无数后来者，让举国振作。
马洛里在1921和1922年随队攀登珠峰，第一次到达了海拔7000米处，拍摄了中绒布冰川；第二次到达了8320米处，途中有7名夏尔巴人因雪崩遇难。他的队友发现了一条经由东绒布冰川向上走的小路：一道由泥土和岩石构成的隆起，就在冰川正中间，能够直接徒步穿越冰川。从此，历代登山者、科考队员都经由这条路走到珠峰6500米处。西方探险者称之为“奇迹公路”，陈鹏飞说他们称之为“牦牛小道”：这是牦牛能够通过的最后一段珠峰路。
1924年，马洛里第三次攀登珠峰，这次他有了一个年轻的搭档，来自牛津大学的学生安德鲁·欧文。6月8日早上，两人带着新式氧气装备从8300米处出发，然后消失在珠峰。直至1999年，一支由英国广播公司（BBC）赞助的美国登山队在珠峰北坡约8170米处发现了马洛里的遗体，但欧文至今了无踪迹。
两人生前是否曾经登顶成为现代登山史上最著名的谜团之一。登山队没有在马洛里保存完好的随身衣物里发现他妻子的照片。他曾承诺，如果登顶，会将妻子的照片留在珠峰。
马洛里拍摄的绒布冰川是冻土研究者都熟悉的照片，康世昌甚至以这张照片作为教授珠峰冰川变化的课件封面。
寻找马洛里拍摄点是高坛光的任务，他对此颇为兴奋。马洛里是他最喜欢的探险家：充满坚韧不拔的勇气和属于英雄的悲剧色彩，还带着未解的谜团。他最初并不知道1921年的中绒布冰川照是马洛里所拍，那曾经出现在他的学习材料中。当他知道摄影师是马洛里时，一种亲切感涌了上来。
“很多年前你阅读了某个人的点点滴滴，然后突然发现，原来你早就在自己的工作中与他相遇过，就像是他乡遇旧识的亲切感。”
冰川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积累和消融构成了冰雪的物质平衡。气候变化随时会打破这种平衡，让冰川前进或者后退。因此科学家总是想尽可能多地获取冰川随时间变化的数据，以此研究冰川和气候的变化过程。尽管在过去20年里，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监测在卫星遥感技术的帮助下突飞猛进，但仍缺少长时间的连续观测。
如果能在马洛里拍摄点再拍摄一张中绒布冰川，则是将观测冰川变化的时间之尺向前推移了102年。这便是寻找马洛里拍摄点的科学意义。
高坛光失败了三次，原因各不相同：无法越过绒布冰川西侧的冰碛陇；仪器出了问题；找到了拍摄点却云雾遮挡。最后，他的师弟汪少勇和一位随行记者在马洛里拍摄点拍下了一张2023年的中绒布冰川图。
结合1921年英国登山队绘制的珠峰地区第一张冰川分布图，高坛光对两张跨越了102年的照片进行比对，惊讶地发现1921年中绒布冰川的冰塔林在目前末端冰塔林以下约4公里，而今天位于冰川末端的巨大的冰川湖在当年则不存在。这意味着，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中，中绒布冰川末端平均每年退缩40米，退缩速度逐年加剧。
无独有偶，位于黄河源区阿尼玛卿山的哈龙冰川，从2006到2017年的11年间，冰川末端退缩了450米，而位于长江源头格拉丹东的岗加曲巴冰川，从1969年起至今已经退缩了超过4公里。
消失的冰川记忆
此时，2023年10月的一天，陈鹏飞又去唐古拉山的格拉丹东峰打冰芯了。驶向山脚的路上，扑面而来的飞雪将四周包裹成雾白。从雪山被刮落的浪花溅沫般的雪，在蓝天的映衬下，仿佛一条条无尽的白色围巾。
格拉丹东的40厘米积雪拖长了陈鹏飞的工作进度：每一步都仿佛在开路。“本以为两天就能搬完东西，现在看来要五六天。”他在本以为将失去信号的时候给我们分享了一张雪地照片，茫茫一片，“雪下面都是石头和草包，容易崴脚，得在天黑之前回到帐篷里。走太累了，队员也容易崩溃。”
康世昌团队上一次取格拉丹东的冰芯是在2005年，陈鹏飞这次要比18年前走得更高些：海拔越高，冰川更不易融化。
2005年的格拉丹东冰芯被切割成三千多个小块，青藏所研究员张强弓尝试以测试核爆相关指标来定年——这是对冰芯定年最成熟的方法之一。但他忙了两年，才通过氚活度峰值定位到了1960年代。
“我们预期峰值应该出现在20米左右的地方，事实上在5米的地方就出现了。另一根念青唐古拉山的冰芯中，我们没有找到对应的核爆炸数值，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2014年，张强弓把冰芯带到了瑞士的保罗希尔研究所。“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核能、化工实验室。研究最终确定，格拉丹东这支冰芯的顶部对应的是1982年，可是这支冰芯是2005年打出来的，顶部对应的应该是2005年。”
“换言之，格拉丹东冰芯1982-2005年的记录都不见了。而念青唐古拉冰芯的信息损失量更大，记录最多就停留在1950年，冰川最近几十年的记忆都消失了。”张强弓在一次演讲中分享了这次研究经历。
全球变暖融化了冰层。两代科学家的研究证实，是人类活动造成了气温升高。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简称IPCC)在1990-2003年发布的六次评估报告为例，1990年的报告称“极少观测证据可检测到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到2007年，报告提出“20世纪中期以來全球变暖很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再到2023年，IPCC非常确信，“毋庸置疑，人类活动已造成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
冰川记住了人类的活动，人类的活动却也在抹除冰川记忆。
公平
气温升高，冰川加速消融，其后果当然不仅仅是冰塔林消失，更重要的是出现雪崩、洪水，及淡水资源减少。喜马拉雅地区的大型冰川湖越来越多，它们随时可能决堤，毁灭高山社区。
全球变暖不仅关乎环境，也关乎公平。最脆弱人群和生态系统遭受的损失和损害尤为严重，正在承受与自身责任不相称的气候变化不利影响。
从2006年起，尼泊尔西部的哈尔吉村每年夏天都要遭受冰川湖洪水的袭击。洪水和逆流从喜马拉雅山西段5300米处的纳木那尼峰冰川湖飞泄而下，卷走房屋、马匹和庄稼；2012年，喜马拉雅山脉的雪崩导致河流洪水泛滥，超过70名尼泊尔人死亡；2016年，尼泊尔军方用数月时间，疏浚珠穆朗玛峰冰川湖——伊姆扎湖；2018年，科学家警告，气候变暖将导致喜马拉雅山冰河以惊人速度融化，伊姆扎湖可能持续扩大，终至崩塌，恐在尼泊尔引发骇人洪水。尼泊尔水文气象局局长夏玛(Rishi Ram Sharma)表示：“作为一个小国，我们难以阻止冰河发生的事。”
2023年，IPCC发布的第六次评估《综合报告》指出，全球几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过去10年里，在高度脆弱的地区，洪水、干旱和风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低脆弱地区高出15倍。“现在采取正确的行动将为建立可持续的、公平的世界带来至关重要的根本性变革。”IPCC强调。
从1961到2016年，青藏高原损失了430多亿吨的冰，但这还不及全球退缩冰量的百分之一。全球冰量在55年里损失9万多亿吨，上世纪90年代每年约0.8万亿吨冰融化，2000-2017年，每年融冰量约1.3万亿吨。简单换算，1万亿吨冰就是一块长宽高各10公里的大冰块，比珠穆朗玛峰还高。
“现在是过去两千年里最温暖的时间。要恢复是非常慢的过程，我想象不到如何让地球降温，让冰塔林恢复过来，这个在本世纪末你是看不到的。”康世昌说，“冰川冰盖释放的水量导致的海平面每年升高3毫米。如果全球海平面上升15米，也就相当于格陵兰冰盖消亡，那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就会有灭顶之灾。”
科学家们已经做出了诸多预警，但改变的力量往往不属于他们。IPCC主席李会晟在2023年的会议讨论中向世界各国的政府代表说：“将有效和公平的气候行动纳入主流，不仅可以减少对自然和人类的损失和损害，还会带来更广泛的好处。如果现在采取行动，我们仍然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宜居的、可持续的未来。”
每次打冰芯，队里总要请一些藏民帮忙，24岁的顿当也在其中。他是曲宗村人，那是离珠峰大本营最近的村子之一。珠峰旅游、珠峰科考和商业登山为曲宗村人带来了新的生计，顿当说，“在这里，珠峰就是我们最大的资源。”
“你觉得珠峰有变化吗？”一位记者问他。
“珠峰没变化，就是雄伟的珠穆朗玛峰。”
“你会想离开吗？”
“不会，我们这边的人和珠穆朗玛峰，是有感情的。”他对着镜头比出一个大拇指，笑道，“欢迎你明年再来！”
（感谢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以及何沛芸对本次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