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曾经是世界主义的乌托邦实验场，如今，它的形体已不复存在，却给整个东欧留下幽灵般的遗产。
从 2018 年到 2020 年初，北京外国语大学巴尔干中心兼职研究员、独立记者、作家柏琳独自踏上前南斯拉夫的土地，走入它曾经的六个加盟共和国：从塞尔维亚进入波斯尼亚，从斯洛文尼亚晃到克罗地亚，又到达尔马提亚，最后闯入黑山与北马其顿，与当地人相遇或分别、攀谈或争辩，透过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代际的记忆，试图探究一个问题，人们如何消化自己的历史，想象自己的未来？
2020 年初，疫情爆发，她不得不停下脚步，在动弹不得的时间里，将几乎全部精力投入了对于这片土地的写作，写成了《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一书，在今年 2 月出版。这是前疫情时代的一次可贵记录：我们看到在后南斯拉夫时期，人们如何在四分五裂的土地上生活；20 世纪 90 年代内战悲剧后的幸存者，如何重新适应一个新世界；曾经历激烈矛盾和冲突的民族在残存的伤痛记忆中回望过去的历史事件，如何回应当下具体的问题。
2023 年 1 月，柏琳再次踏上南斯拉夫的土地。9 月，她的轨迹移动至塞维尔亚西部的特尔西奇（Tršić），在村子里的「作家之家」住了半个月，每日阅读、写作。我们邀请她结合两次旅程，写下这篇行记，它既是对《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的回应，也是新的找寻和探索的开始。是什么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重重边界？我们又能如何打破这些阻碍？从南斯拉夫这个小小的地方，从柏琳不断的行走和行动中，我们或许可以窥得一些答案。
当我第一次踏上前南斯拉夫的土地时，我从来没有想过，6 年后会为它写一本书。对于中国人来说，巴尔干问题盘根错节，但地位永远边缘，于是，行走和书写前南斯拉夫成了我个人的一场精神炼狱。
《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其实 2022 年就写完了，它是我捂在肚子里两年才出生的孩子，一副好像刚刚和世界见面就已经饱经风霜的样子。我对它爱得紧，也愁得慌，它是一个四不像，不是游记，不是访谈，不是散文，不是纪实报道，言在此而意在彼，借着非虚构的身体，表达着一种强行「想明白些什么」的渴望：人们如何消化自己的历史，想象自己的未来？
6 年后，我依然不能说找到了答案。我鲁莽地一脚踏进前南斯拉夫的历史迷宫，深一脚浅一脚地打算接着往前走。从 2018 年到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 2020 年，我走遍了前南斯拉夫的 6 个加盟共和国。之后是 3 年的漫长停摆，然后，我成了 2023 年 1 月第一批重返世界的人，目标十分明确：我迫切需要回到南斯拉夫，历时层面的，共时层面的，物理层面的，心灵层面的，需要全方位再一次生活在那片饱受误解，却鲜被关心的血与蜜之地。我需要体验别人的生活，把它变成我的生活，成为一个本质主义者。
南斯拉夫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一个已经成为历史和政治双重记忆的名词，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严肃又忐忑的人生命题。
严肃是因为 —— 关于前南斯拉夫的讲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话题，它实际上关乎我们怎样透过局部的历史难题来构建起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忐忑则是因为 —— 这实在不是轻松的工作。英国历史学家 Harold Temperley 曾说，历史学家因为研究斯拉夫民族问题感到绝望。「即使是仅仅书写南斯拉夫人或南部斯拉夫民族这一小部分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也像在穿越迷宫一样。」它看似已经被冰封在历史深处，其实和当下的生存困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作为一个研究东欧历史文化的记者和作家，我的目光投向了东欧的边缘 —— 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作为巴尔干半岛上的区域大国，南斯拉夫长期处于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三大势力的逐鹿之所，它位于亚洲和欧洲的分界之地，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界线上，无论从军事、政治、外交还是文化角度，都处于各种力量的夹缝中心。这块不大不小的地方，招来了人类历史上多个帝国的注意力，倒霉的是，这些注意力几乎没有为它带来什么好处。
有句俗话叫夹缝中求生存，就贴切地形容了南斯拉夫人民千百年来的生活经验。事实上，南斯拉夫的变迁，恰恰是近现代历史的写照，它忙着不是依附这个帝国，就是被那个帝国出卖，上一分钟和俄国哥俩好，下一分钟就被俄国卖给奥匈，上一分钟法兰西信誓旦旦要保护它，下一分钟它就被拿破仑的军队长驱直入。左右逢源，见风使舵，纵横捭阖，这些博弈之术是这片土地上历代统治者首先要学习的技能。不幸的是，南斯拉夫似乎永远是被牺牲的那个，它的悲剧性命运由不得自己做主。
时至今日，在南斯拉夫解体了 30 多年后，从中分裂的各个独立国家依然不能摆脱被强权呼来喝去的命运。独立自主，这四个字对于南斯拉夫这块区域来说，一直都是那么艰难。自古以来，这片土地既不愿向西方妥协，又不愿做东方的附属，人们总是在说「不」—— 他们并非不知说「不」的后果，但还是这么做了。
对奥斯曼帝国的顽强反抗，对奥匈帝国的持续斗争，萨拉热窝的暗杀，1941 年的反纳粹游行，1948 年和苏联的决裂，1961 年的「不结盟政策」，1999 年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时站在桥上手拉手大声歌唱的人群 —— 几乎每一次说「不」，南斯拉夫这艘摇摇欲坠的大船都晃得更猛烈。在事实结果面前，这样的抗拒显得毫无必要，可偏偏就是这块土地，一次次以营养不良的躯体迸发出巨大的毅力和热情。这样不合常理的能量，不管多么徒劳也千方百计要在夹缝中寻觅「第三条道路」的勇气，就像是点燃我生命的火把。
贝尔格莱德，萨瓦河和多瑙河的
交界处。大片绿地是贝城的卡拉梅格丹城堡
（Kalemegdan）的一部分。奥地利人
和土耳其人曾数度在此交战。
于是，我在 2018 年走入了它的世界。我从塞尔维亚的城堡花园走入一幅残存的南斯拉夫画卷，穿梭在波斯尼亚的山谷和盆地之间，又另辟蹊径从「西方世界」进入画卷另一端斯洛文尼亚的森林深处，再乘火车晃到克罗地亚的平原上，带着几乎是逃跑的心情，奔向亚得里亚海岸边的达尔马提亚，在贫瘠却闪耀的喀斯特地貌上追寻历史的回声，最后，像是有一双无形的手牵引我闯入黑山和北马其顿，在苍茫如中世纪回声的洛夫岑山上，在瓦尔达尔河畔寂寞的群山之中，我试图回拨时钟，看一看南斯拉夫时代之前的巴尔干半岛，找一找这里是否真的还有从荷马史诗时代走出来的英雄。
我没有想过新冠疫情成了拦路虎 —— 没有战争的硝烟，没有流血的冲突，但就是动弹不得 —— 疫情当前，而我的护照马上要过期了。过去 3 年，我可能是那个跑出入境管理局大厅最勤快的人之一，虽然每次得到的都是「我很抱歉，现在不给换」的答复，但我每次都对自己说，「失败，再失败一次，下一次失败得再好一点。」好像这是贝克特（Samuel Beckett，20 世纪爱尔兰、法国作家）说的，或者是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智利小说家、诗人）？文学以这种方式支撑着我的信念。2022 年末，我得到了获准换发护照的许可。拿到新护照的那天，我走在路上时心里在想，南斯拉夫人千方百计说「不」的那股精气神儿，也许已经渗入了我的血液。
不管怎样，我终于重返南斯拉夫，3 年的离开丝毫没有让我对它有隔阂之感。但改变必然已经发生，只是用的是一种我不愿意看到的恶化的方式。
巴尔干各国政坛依旧吵得不可开交；科索沃北部依旧隔三差五出点零星暴力事件；从 2015 年开始的叙利亚难民潮还在蔓延，只是如今因为俄乌战争的阴影而增加了从其他地方过来的难民，他们把巴尔干作为「入欧」通道，却有大量难民不得已最终滞留于此；失业率高居不下，疫情后趋势更加恶化；经由新冠疫情下欧洲各国「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处理方式，西巴尔干各国对欧洲的信心持续下降，塞尔维亚总统更是在屏幕前落下眼泪，控诉「欧洲的团结是不存在的」……
亲欧、疑欧还是反欧？对待那个欧洲，那个为了在政治上的地缘利益而拼命抢夺自己，却在文化上冷漠排斥自己，在经济上开出一堆「政治限制条件」才肯援助自己的欧洲，这些从南斯拉夫分裂出去的独立国家的心情，一直都是五味杂陈的。这几年在充分享受了「一带一路」的美好滋味后，他们总是忍不住要拿来和「入欧」做个对比。无论怎样，「独立自主」四个字，对于这些巴尔干小国来说，就是那么难。
早春 2 月，巴尔干半岛依旧细雪纷飞，我在塞尔维亚北部的诺维萨德（Novi Sad）生活。诺维萨德位于肥沃的伏伊伏丁那平原，是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被称为「塞尔维亚的雅典」，历史上一直是南斯拉夫的文化和艺术中心。南斯拉夫解体后，这里是塞尔维亚的文化心脏。这里有数不胜数的剧院、电影院、画廊、乐队和书店，到处洋溢着艺术与自由的气息。艺术家喜欢把这里作为文化艺术美梦的大本营，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就不再回来。
疫情之后一切都有了变化，更多的艺术家回家了，就像倦鸟归巢，这些人突然发现巴尔干，或者说塞尔维亚，才是他们的文化生命的源泉。我遇到的摇滚主唱巴雷，就是其中一个。
那是在一个化雪的夜晚，我哆哆索索地快速走在诺维萨德城区的街道上。我要去女演员索尼娅的家参加小型家庭聚会。她的家位于老城区边缘的一栋赫鲁晓夫楼里。楼墙外花坛里的花木潦草地挤作一堆，夜色映衬得它们更加姿色凋败，却也有另外一番野趣。显然这些植物无人打理，因为它们没有生长在老城的欧洲街道，实在也不必被精心修剪成乖巧可爱的形状。我敲了二楼一间屋子的门，门立刻就开了，没等我说两句客气话，就被一团香喷喷的柔软物抱在怀里，接着雨点般的亲吻落在我的脸颊上。我怀疑走错了门。
这个疯狂的女人是索尼娅，一个身材纤细的斯拉夫美人，皮肤雪白，头发是一团棕红色的火焰，闪着幽光的眼睛像猫咪一样警觉。似乎我无须介绍自己，就立即成了一屋子正载歌载舞的塞尔维亚人的朋友。我稀里糊涂地被带到里屋，客厅里烟雾缭绕，混合着李子酒强烈的香气，还有奶酪和培根片的肥腻味道。我双脚发软，跌坐在沙发上。
我的朋友、出版商南纳德躲在另一侧沙发的角落里傻笑，领带松开，神态松弛，他正在喝一种闻起来像中药的古巴烈酒。索尼娅的男朋友戈兰是个腼腆的大胡子，他正在大口大口地猛嘬一支没有滤嘴的香烟，脸上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的。还有一个满头乱发的老男人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双脚呈外八字敞开，轻轻地抖着腿，左脚的袜子破了一个洞。可能由于我的突然造访，他们不太好意思继续跳舞，索性坐下来，打开电视机。不是电视节目，他们在回看一段录像，屏幕里同样是烟雾缭绕的画面，是一个三人乐队的演出视频。我注意到，领唱的人就是我眼前的那个乱发男人，大家都喊他巴雷。
电视屏幕上的三个歌手像喝醉了酒，紫色的烟雾从四面八方弥漫了整个画面，巴雷的脸在烟雾中诡异地时隐时现，音乐仿佛即兴而作，偶尔蹦出几个高亢音符。大家在沙发上笑作一团，用塞语飞快地说着什么，似乎在嘲笑这段演出视频是巴雷的黑历史。「都给我闭嘴，把电视机关掉。」巴雷突然用英语下了命令，老脸涨红，看上去像个扭捏的小男孩。
这个乐队名字很是无厘头：北京烤鸭。它是巴雷当年住在旧金山时组建的。南斯拉夫内战后，他对世界感到失望，决定浪迹天涯。跑到意大利唱歌，又跑到美国去搞乐队，在美国漂泊大概 20 年后，回到塞尔维亚定居，这一次不走了。
他还是满脸愤世嫉俗的样子，我想和他聊一聊。可是聊什么？音乐我不精通，政治又太过无聊，生活么，我对他一无所知。我故作镇定，问他为什么回塞尔维亚定居。「不要给我什么落叶归根的答案，我觉得那不适合你。」我先发制人。「宝贝，你真够有胆儿。我还以为南纳德又要带一个『BBC 记者』来败坏大家兴致，不要像一个记者那样和我说话。这样很好，我来告诉你，小心我是民族主义者，不要害怕。你会知道我是整个诺维萨德最真诚的男人。」巴雷点起了雪茄。
「我有美国护照，也有意大利护照，但是最后的最后，我选择生活在这群粗野的巴尔干人之中，他们是我的同胞，我和他们一样粗野，我感到高兴。」巴雷开始滔滔不绝，「当你去过世界上太多地方以后，你就会愈加明白自己是谁，明白自己的身份是由什么构成的。我是谁？我就是一个做梦都在想念自家李子白兰地和熏肉片的塞尔维亚人。全球化是不存在的，是一种幻觉，世界主义也是如此，是在你还年轻的时候给自己注射的吗啡。这场该死的疫情让我更加确信了我是对的。」
我打断他，「所以你觉得，做塞尔维亚人就意味着要和某种身份做切割？」巴雷嘴角浮起嘲弄的笑纹，「我的国家为了加入欧盟这个『大家庭』，的确是签了很多承诺加速民主化进程的文件，但是我告诉你，你可以去问问街头，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些，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我们曾经的好兄弟克罗地亚，在这件事上可真是忙活得半死。克罗地亚人的表现，就像是为了挤进一个大家庭的相框而拼命表现来博取关注的养子。让我们说得范围再大一点，你知道东欧的问题是什么吗？西欧不想要它们，它们觉得受到了伤害。但塞尔维亚的问题是什么？哦，是我们不想要西欧，因为我们是最不听话的民族。」
确实够危险的，特别是放在如今必须政治正确的语境中。不过我好奇的是，是什么事情让他做出离开「世界」的决定？巴雷讲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上世纪 90 年代，巴雷住在纽约。某一天他突发奇想，做了一个极其惊悚的发型，决定顶它上街。「不是行为艺术，我不想表达任何艺术主张。」巴雷强调。拐过曼哈顿某个街区的十字路口，有两名警察迎面走来，死死地盯着他的脑袋看。巴雷以为，他们是因为看不惯这个发型而在想是否要把他关起来（他强调，那个时候的曼哈顿街头，此类事件并不罕见）。「结果你猜怎么着？」巴雷狂拧自己的大腿，「他们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夸奖我做了一个超酷的发型，赞美我特立独行，是真正的『纽约客』！」在那个刹那，巴雷只想回塞尔维亚。他觉得索然无味，这些警察毁掉了一切，他心想。
「生命之井」，欧洲伟大的雕塑艺术家、
克罗地亚人 Ivan Mestrovic 的杰作。
它是「长」在地上的青铜雕塑，诉说着斯拉夫人
内心关于生命的秘密：生命无所谓起点，更没有
终点。萨格勒布的耶拉契奇总督广场，
各种新古典主义和巴洛克建筑拥挤地挨在一起，
风格失去协调，但也居然共存了那么久，
就像克罗地亚自我分裂的性格。
我居然能够理解为何这是一个节点。在巴尔干，或者更大范围的东欧，自从有了东欧这个地缘政治概念的名词以后，很长时间内人民的几乎一切生活都处于监视之下，但是这些监视也让一切的反叛行为具有真正革命性的意义。我问巴雷，我的理解和他的故事合不合拍。他不由分说，把我的酒杯斟满，又想干杯。「在西方，独特性已经沦为中产阶级精英的把玩之物，是假装包容和品味不俗的虚伪的表现。」巴雷说。
故事也许是独特的，背后的寓意却并不特殊。我想起《布拉格精神》那本书里捷克作家 Ivan Klima 和美国作家 Philip Roth 的著名谈话，足够为巴雷的愤怒做注解。在铁幕还没落下的年代，罗斯经常在美国遇到关于铁幕背后的浪漫化谈论，有些西方作家甚至嫉妒东欧作家在铁幕中写作所面临的压力和由此产生的明确的使命感。在 Roth 20 世纪 70 年代访问布拉格回国之后，他用一句话来比较捷克作家和美国作家的处境，「在那儿什么也行不通，但每件事都很要紧 —— 这儿每件事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无关紧要。」
我对巴雷转述了《布拉格精神》。他站了起来，向空中举杯。「看来还得是个知识分子才行。」他说。
巴雷是一个在世界漂泊了 20 年的前南斯拉夫人，他选择回归的理由在我看来当然是成立的，起码在心理上已经说服了我。而在塞尔维亚的深山里，我遇见了从来没有走出过巴尔干半岛的乡民。
这一次是金秋 9 月，我的轨迹移动到了塞维尔亚西南部，目的地是特尔西奇（Tršić），塞尔维亚语言与文学改革之父 Vuk Karadžić的出生地。我在村子里的「作家之家」住了半个月，每天在林子里阅读和写作。
特尔西奇，隶属于西部城市洛兹尼察（Loznica），位于波黑和塞尔维亚的边界。这个村子像是藏在大山褶皱里的桃源，种满了高大的赤杨和贞静的槭树。我居住的木屋来自 19 世纪，鱼鳞状的斜屋顶，房子通体是橡木结构的，用巨大的石头堆成坚实地基，屋子里摆上木桌，单人床和暖炉，阳光从四面墙身的方格小窗透进来，绿影婆娑。
我没想过自己有一天真的会过上乡间独居生活。地处深山茂林，听见流水潺潺，德里纳河近在咫尺。我并不在荒野，身处的是一个有小饭馆和酒馆的农村，但这里太过原始，也就如同置身桃花源。和那些独居西伯利亚小木屋或者隐遁山林的人不同，我不需要自己动手，也能丰衣足食。
有一个夜晚，山里下雨，早起推开木门，淡淡的雾霭笼罩了整个山头，村子里朦朦胧胧的，空气里是植物浸透水气的味道。我正在伸胳膊抬腿锻炼身体，作家之家的管理员安娜从远处走来，说有重要的话要「答复」我。我茫然地看着她，心里嘀咕：我究竟什么时候问过她问题？安娜显得很严肃，我有点害怕。
「你那天问我，如果时光倒流，我愿不愿意做一个家庭主妇？我回去想了两天，现在我确定了，答案是不。」安娜似乎是积攒了很多勇气才把这句话说出来。我依稀想起自己似乎在不经意间确实问过她这个问题，我没想到这对她这么重要，非得大清早跑来告诉我。我突然对她肃然起敬起来，我可能无意间触发了她体内的某个开关。
「几年前，我经历了一段令人心碎的关系，那破裂了，砸碎了我的心。从那以后，我意识到恐怕此生将要接受孤独终老的命运。」安娜开始剥她心灵的洋葱。
看着周围的女朋友走入家庭，单身女性的生活越来越让人觉得孤单难忍。她一直是个太过认真的姑娘，也不讨人喜欢，总是无意间逆着家人的意愿做事。除了搞不定婚姻，也搞不定学业。安娜曾经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政治学在读博士，却因为繁重的工作和家庭压力而被迫中途放弃。
「我没有婚姻，没有孩子，也没有博士学位，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在这个生活漩涡里溺死了。我一度想过，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么倔强，如果我顺利走入婚姻，如果我成为一个家庭主妇，今天的我是否会更加快乐。」她眼里的哀伤一览无余。
之前我一直觉得，她不过是略带自怨自艾气质的长相普通的「老小姐」，现在仔细端详她，发现我错了，安娜有一双深邃的美丽眼睛，眼角的鱼尾纹加深了它们的哀愁，却增添了它们的深度。她有一副典型的塞族女性的长相，黑棕色的长发，深棕色的眼睛，高挺瘦削的鼻梁，脆弱凹陷的面颊，总是在抑制情绪的嘴唇。像大多数塞族人那样，她不是说得太多，就是一语不发。
伤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淡漠，但同时淡化的还有她的感知力。新冠 3 年，全世界都不好过，她的国家也是一团糟。俄乌战争看不到结束的那天，许多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难民逃到塞尔维亚，而科索沃北部的塞阿两族摩擦不断，塞尔维亚的通货膨胀和物价同步提升，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
安娜对走入婚姻和继续学业的渴望也越来越淡漠了。疾病肆意的日子，她得了抑郁症，躲到村子里，从山头挖来野菜和野果，把它们加入日常菜肴烹制，用野蔷薇酿果子露，用 3 个品种的李子混合酿造拉基亚（rakija）白兰地，做玉米面包，每天像隐士一样生活，和外界几乎中断联系，不想念，也不可惜。
我后来终于明白，之所以她会特意跑来告诉我不愿意做家庭主妇，是因为心里的伤口一直无法愈合：她总觉得自己应该拿下那个博士学位，但是年龄和境遇已经让这个梦想显得遥不可及。不做家庭主妇，是不愿放弃另一种生活可能的虚弱的抵抗。
安娜不断进行着自我催眠：「我太老了，我马上 40 岁了，没有男人要我了，没有大学要我了 ……」我粗鲁地打断她的自我暗示，告诉她，在我的国家，像她这个年纪的女性正在经历自我觉醒。年龄、婚育、事业、人生路径，每一种生活内容都在被赋予新的可能，在远离口号和运动的情况下，每个女性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向度内做出点滴的改变。不是每一个决定都需要颠覆的姿态，但是每一个决定都是一场革命。比如，她可以重新申请博士学位。
安娜安静地听着。可能对她来说，我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罢了，我应该住嘴。
第二天中午，安娜告诉我，她已重新向贝尔格莱德大学申请了博士学位。
我发现自己一回到南斯拉夫就变成了一个耳根子很软的人，每天除了阅读、写作和散步，最放松的事就是和村子里的历史学家米洛斯拉夫还有安娜聊天。米洛斯拉夫是个讲起斯拉夫笑话来没完没了的人，他研究民族志，从未走出过比巴尔干山区。我每天喝下数量惊人的土耳其咖啡，和他们闲扯外面的世界，就像 500 年前在这里生活的土耳其人。我们总是要浪费很多时间为政治问题争辩。
安娜：政治让我头疼，我给你们煮土耳其咖啡吧？琳，我总是担心你不喜欢我放太多糖 ……
我：请发挥你的想象力，煮你认为最好喝的土耳其咖啡！原谅我那天对你说土耳其咖啡因为不过滤而会升高胆固醇的蠢话。人生苦短，为什么还要限制一杯油脂咖啡的自由呢！
米洛斯拉夫：就是这样，我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为什么意大利浓缩咖啡就比土耳其咖啡高级？为什么西欧就比巴尔干高级？我不信任欧盟，我更喜欢你的国家。中国和我们合作，从来不开条件。政治归根到底也是讲信任，信任不应该有条件。
我：政治是讲信任？我认为政治就是博弈。不过我知道，欧洲「接纳」你们的前提是你们承认科索沃独立，但这是一个死结。
米洛斯拉夫：承认又怎样？下一个条件是什么？永远有下一个条件，因为这是帝国主义的政治。
安娜：喝完这杯咖啡，我们可以用杯底的咖啡渣占卜一下塞尔维亚的未来 ……（笑）我也说说我的想法可以吗？当年我被迫放弃了博士学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的论文题目被否定了，这让我很受打击。我想谈论那些在塞尔维亚被迫消失的人，Aleksandar Ranković、Radovan Karadzic，Ratko Mladić、佐兰 · 金基奇（Zoran Đinđić），这些人就是在我们自己国家也成了不能公开讨论的名字，因为我的老师说，学院担心这样的讨论会让欧洲不高兴。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我：那么你也不信任欧盟？
安娜：我承认塞尔维亚社会有一小部分人是希望加入欧盟的，其中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一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有自己充分的理由，也应该得到尊重。但我认为，是否加入一个组织，不应该是我的国家的重心。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建设自己的家园。我们去串门是可以的，也可以做彼此的好邻居。但我们应该让孩子们在自己家里更有安全感，而不是让他们总想着去别人家打地铺。
安娜和米洛斯拉夫的话语，又一次让我觉得很有说服力。3 年过去，我又回到了这里，和不同的南斯拉夫人生活在一起。不听话的国家南斯拉夫早就没有了，可是南斯拉夫人还是那么不听话。我无法和他们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