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早上后，汜水镇一天之内的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犹如“天漏”，成为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偏偏卫生院地势又低，楼房又矮，三栋两层小楼显得势单力薄。医院仅有的一艘救生艇赶忙运走七八个病人，就再没回来了。
到了晚间，雨势越来越猛，洪水流速加快，水位陡升，一下街道就消失了，洪水灌进一楼，医生护士紧忙搬设备上二楼，有人直接把长裤剪短了，便于行动。未曾想，水很快又上了二楼，大家无处可去了。情势危急，上天台有一个天井，有人爬上去，再伸手拽人，很快，二楼也被淹没了，洪水把大家逼上屋顶。
断电了，四周漆黑，汹涌的水流声混合着激荡的雨声，上下夹击，屋顶上不再有避雨的地方。雨水赤条条地打在人的身上和脸上，十来个人挤在屋顶，又慌又怕，又冷又饿，只能祈求雨水停下来。
天亮了，浑水还在脚下奔走，发胀的动物尸体、塑料垃圾随着水浪颠簸。有人努力往远处望，全镇都泡在水里，能够看见的只剩屋顶，还有一些模糊的树冠。
大家开始打电话，119、12345、民间救援的私人手机号，许多都打不通了，信号时断时续，有人联系不上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最后，手机一个一个掉电，全部关机了。7月20日这一天，他们与世界失联了。
到了21日凌晨，他们已经饿了24小时，有些人体力不济，支撑不住。还有8个人困在隔壁楼的二层，洪水从这一层的窗户涌出来。
李燕觉得要窒息了。大家浑身湿透了，但楼顶只有湿冷的雨水。他们瑟缩着，黑暗里传出了哭声。有人带着女儿来上班，绝望之际，留下了遗言，“没希望了”“自己要死了”，绝望的情绪蔓延开来，好多人这么说。
对接李燕的心理咨询师在讲述这一切时还补充了一点，李燕有恐高症。她在家躺了两天，虽然脱离了险境，但总是睡不安稳，在那些梦里，洪水又来了。她控制不住地去想那些场景，画面像照片一样清晰，不断地在脑海里“闪回”。有时，画面停留在通往天台的天井口，悬在头顶，黑洞洞的。有时，她又坐回那个洪水包围的屋顶，联系不上任何人。
卫生院的房屋都被洪水浸泡过。
“难受”
学者张雪琴等人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当重大灾害出现后，灾区群众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为10%~20%，一般心理应激障碍更为普遍。据报道，河南此次受灾人数超过1400万人，需要心理疏导的人不在少数。
对于原本患有心理或精神疾病的灾民，影响更为严重。
新乡市第十一中学在洪灾期间改为安置区，在这里，心理咨询师王发琪遇到了一位精神分裂的女性。她30多岁，有十多年病史，原本病情稳定，已结婚生子。洪水来了，她看到城市街道变成汪洋大海，听到雨声如注，非常惊恐。冲锋舟来了，她要从窗户跳下，坐上后，很多人挤在一起，水浪冲来，冲锋舟歪斜。她再次犯病，人处在恐惧中，一看到陌生人，身体就开始哆嗦。
也有人尝试拨通了郑州市政府的心理热线。那是一位地铁5号线重大事故的亲历者，白天，他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被困的场景，晚上则容易失眠，睡着了，他也会梦回被水灌满的地铁车厢。他遇事容易紧张，食欲下降，警觉性过高……说着说着，他就在电话里发出了哭声。
起初，家人还在身旁陪伴，渐渐的失去了耐心，他觉得自己被忽略了。
重大灾难事件可使人罹患焦虑、恐惧、抑郁、失眠、应激障碍，甚至精神失常等各种心理疾病。这些创伤的持续时间因人而异，数月至数年不等，有人能在一周内自愈，有人则留下了一辈子的阴影。
资料图。图源东方IC
2000年，学者高岚等人发表了一篇名为《对受洪灾群体创伤后应激反应的调查》的论文，他们梳理了1998年洪灾过境后的两个村庄，在灾后的3个月，村民的应激反应症状最为突出。这些创伤具有普遍性，过半的人出现“不由自主地想起它”“脑子里有关它的想法使我睡不着或睡不好”“有关的事都能使我回想起当时的感受”。
1998年，恰好是王发琪从军校毕业下部队的一年，洪峰从湖北荆州过境时，他扛着背包就上了前线。25岁的新排长，为了表达决心，和他的士兵们写上血书，在湖北荆州转移群众，扛沙袋堵决口，肩膀和脸被烈日晒得脱皮。
即便是心理咨询师，他也没有否认洪灾带来的阴影，这和当年晒伤皮肤的痛感一起贯穿了他后半生的记忆。
抗洪胜利了，但他的两个战友牺牲了，他们得了血吸虫病。他去探望时，昔日的战士身体黑瘦得像干柴棍。讲到这儿，他的声调降低，有些结巴，“难受”。
现在，王发琪已从部队转业，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48岁的他模样和善，讲话干脆，健谈爱笑，但说起23年前的那场洪水和逝去战友，他的心情无法平静。
1998年，中国还没有心理援助，他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有些是太阳，有些是小草
“我是一棵小草。”顿了顿，李燕说，“很无力，很脆弱”。
十多个人盘坐在垫子上，围成一圈。7月30日，河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来了志愿者，他们将对汜水镇卫生院的医生护士进行心理辅导。
被解救后，卫生院转移到安置点，马上又投入救灾工作。李燕也回到一线，但洪水冲击的画面不断闪现，她无法集中注意力，总是神情恍惚。
先是进行团体辅导，每个人轮流讲述，志愿者根据SAFER模型来讲述（包括稳定化、认识危机、增进理解、鼓励有效的应对、转诊），被压抑的情绪得到某种释放，聊起当时的无助、恐惧、担忧，大家都很激动。
团体辅导现场。
和李燕不同，有人将自己比作太阳，温暖，有力量。一位20多岁的男医生神情放松，他被解救后积极地投入工作，动作迅速。辅导中途，他接到电话就走了。
几天前，王发琪到了新乡市第十一中学。一千多位居民，住进了学生宿舍和教室，几家合住一间。老人们行动迟缓，部分人用尿盆大小便，加上无法洗澡，室内气味难闻。有人无法忍受，大声喊叫，砸了东西，扯烂了枕头。
居民来自附近几个小区，多半是老人。大家围坐在一起，描述洪水冲击的场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住一楼，当天回家晚，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凌晨一两点钟，他翻身，手掉下来，突然一凉，他一下子惊醒了。接着，他发现拖鞋飘走了。
倾听、理解、接纳，大部分工作便完成了。老人心中蓄着的洪水降低了水位。在汜水镇卫生院临时安置点，整场团体辅导活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有人全程在哭。
对于问题较突出，甚至产生创伤性应激障碍的人，心理咨询师将进行个体辅导。
李燕是其中之一。她问咨询师，“我怎么这么胆小，有的人就很坚强，为什么我这样？”救生艇抵达卫生院时，停泊在楼下，她恐高，吓得不敢动。情况紧急，对方开始催促，你不走我们就走了，这让她更紧张。虽然在家躺了两天，却没有人可以讲述，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在外地上班。
咨询时，她述说最反复的就是爬天井口，洪水上涨，这些是不断闪回的画面。心理志愿者对她进行了眼动脱敏：闭眼调整呼吸——回想情景——进入画面——快速睁眼——眼睛随着咨询师的手指转动。
最后，闭上眼，李燕的泪水就流了下来。几次循环后，画面开始模糊，她终于能谈论洪灾以外的话题。
“听说这里可以说说心里话”
中国的灾后心理援助起始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灾后，国务院发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数条提到心理援助工作。当时，数千名心理咨询师涌向灾区，而援助过程多少显得无序和混乱。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大批咨询师是“打卡式”咨询，一个月后，仅剩30多名志愿者。有人排队恳求灾民填写问卷调查，没有后续辅导，对受灾群众造成多次伤害，还有不少志愿者并不够职业。
7月23日晚，高春彩的手机响了。高春彩在2015年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她是一名社工，这段时间，她在郑州市妇联的心理援助热线当心理咨询志愿者。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3天前，他在暴雨中下了公交车，积水没过了膝盖，他一路在水中跋涉，回到租房里，一个人的住处空荡荡的。他20多岁，只身来郑州工作。他没有和父母说起此事，因为性格内向，朋友也不多。一个人蹚在水里时，他觉得孤独无依，天要塌了。
几天后，在十一中临时搭建的咨询室外，一位老人在室外徘徊不前，“听说这里可以说说心里话”，他的神情有些不好意思。
王发琪（右）和前来咨询的老人。
王发琪热情地回应了他，老人慢慢打开话匣子，说别人总是看不起他。
他的家在一楼，被淹后，他和妻子在邻居家借住了三天三夜。讲了不到5分钟，他就泪流满面了。因为到安置点比较迟，夫妻俩住在最靠里的学生宿舍，光线不好，不如教室宽敞明亮。他常觉得别人在议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
聊到最后，他的胆子大了起来，他说自己的儿子5年前因车祸去世了。那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此后两位老人就不愿出门了，整天面对面干坐着，从不提起此事。
在熟人社会里，向这样一个陌生人袒露悲痛是更安全的。说完这些，他的情绪平复下来，眼泪干了，面露轻松。连续几天，他都参加村邻集体活动，还在众人面前唱歌。
7月25日，一位中年妇女两次来到郑州救灾指挥部，她跪在地上，抱着救援队长陈素珍痛哭。两个年龄相近的女子抱在一块，这位中年女子一边哭，一边用断断续续的方言讲述，她说的话在哭声中显得含混难辨，陈素珍很努力地听，当地人帮忙翻译，说女人的孙子在洪水中死了。
陈素珍一下就听明白了，她赶紧跪下去抱着她，捧着她的脸，为她擦泪，这个动作让中年妇女的哭声变得更加深沉，她的身子瘫了下来，咿咿呀呀地说着话，全部重量都压在陈素珍的肩上。
有人想要心理辅导，却又不愿意见面。电话接线员的语气温和，不会打断来电者的讲述，也不会泄露隐私。疫情重来，很多人拨通郑州市第九医院心理医院的电话，他们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询问核酸检测的地点和时间，以及最新的防疫政策。或许，他们对于心理咨询是什么还不甚了解。
第二级人群
救援结束后，陈素珍在家闭门不出，“太累了，身心俱疲”。她是厦门思明区蓝天救援队队长，建队13年来，他们参加过尼泊尔地震、斯里兰卡洪灾、玉树地震等，这一次，她在想坚持下去还有没有价值。
起初，大家投身救援，召集了上千人来当志愿者，事情却慢慢起了变化。7月24日，一个网红借走队员的救生衣，放在自己的车上骗捐。有人拉走了36车物资，拒不提供回执单。闹翻脸后，那人带着七八个男子冲到救援队指挥部，拍桌子，翻箱倒柜，闹了两三个小时。
在十一中安置区，有老人在领取物资处争吵，认为分发不公平，就在前一刻，他们的脸上还有谢意。一些年轻的志愿者送食物到灾民宿舍，一转身，手机不见了。他们多是该校的中学生，不知如何应付。
救援队在灾区待了11天，直到疫情出现才离开。几天来，他们早上六点出发，凌晨三四点归来。没有热饭，无法洗澡，有些区域的积水都没过脖颈，水面上飘着粪便。许多队员中暑，有人在冲锋舟上晕倒，栽进水里。有人触电，被送往医院急救。
陈素珍（左一）在一线救援。
在心理干预对象分级中，救援者本身就属于第二级人群，仅次于亲历灾难的人。学者蔡菲在她的论文写道，救援人员的心理反应常经历：悲伤、愤恨、自责、恐惧、挫折感、逃避心理等若干阶段。
陈素珍从汶川灾区回来后，一个多月无法睡好觉，喝水时，杯子里的水轻微晃动，她就以为是余震来了。有人在她面前谈起地震，她就会嚎啕大哭。她无法忘记，成堆的遗体从废墟里挖出来，她总在想那些孩子原本在安稳地睡午觉。
后来，陈素珍面对更多的死亡与悲痛，有时候只能自我疏导。她在天台上开导要自杀的年轻人，在厦门BRT纵火案发生后，安抚那些遇难者家属，她还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证。某年山西山体滑坡，救援队挖出20多具破碎的遗体，队员无法继续工作，陈素珍就让大家停下来，在后方给大家做了20分钟的心理辅导，接着，大家再继续挖。
以往，民众都是夹道欢迎，这次，救援队感觉多少是被人放了冷枪。回来后，有队员问陈素珍，别的救援队从当地防汛办领回一堆奖状证书，我们为何没有。她想了想说，我们不是为了荣誉去救援的。
我就喜欢干活
参与此次灾后心理援助的志愿者，都是持证的心理咨询师，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是医生、社工、高校教师或者商人，通过政府部门或在民政局登记的社会组织前来。
负面情绪多了，心理咨询师最重要的疏解办法就是忘记。他们不追问灾害当天的细节，也不用心去记住辅导过程。
高春彩统计，洪灾后，郑州市妇联心理热线共接听100多个求助电话。每天晚上10时至凌晨2时最为集中，这也是人心理最为脆弱的时间段。他们中间女性占60%，大部分在30岁左右。这并非是因为年轻人最需要心理辅导，而是他们的信息和认知更为通达，他们对心理热线并不陌生。
灾后心理救援在中国起步较晚，这个领域的社会认知还处于初级阶段。洪灾发生后，郑州开通了多条心理援助热线，有志愿者表示，他们只接到了几个求助电话。
在新乡十一中，附近的村民也受灾了，但无一人主动来咨询过。在群体活动中，王发琪鼓励大家发展自己的爱好，一个农村老人回应他，我没有爱好，我就喜欢干活。
就心理上的危机而言，经济条件差的灾民更关注基本的生活保障。在郑州二七区，民政局委托心理咨询师对困境家庭做电话回访。居民多数超过45岁，是重病、残疾、低保、孤寡老人或孤儿，他们先是遭遇洪灾，很快因为疫情又被居家隔离。咨询师在回顾总结他们的诉求时，很容易发现他们基本没有情绪和心理上的需求。
1050个受困家庭，只有20个家庭有想聊天的诉求。他们表示自己没有心理创伤，只是因为家里被淹了，心态有些消极，比较担忧未来的生活。
高春彩回访了其中50家，在生活诉求上，只有个别家庭有一些实际困难。他们在通话的其余时间里总是一再感谢政府和工作人员。高春彩觉得，这部分人群更容易满足，他们对幸福的要求更具体也更简单。
就心理学而言，心理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咨询师认为，部分亲历者还处于否认事实的初级阶段。高春彩说，他们后期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陇海隧道和郑州地铁5号线遇难者的亲属。
心理援助是一个需要持续和长期的过程。汜水镇卫生院已恢复工作，从安置点搬回了院区，医生护士也正常上班了。救灾、清淤、看病，洪水带来的心理阴影在忙碌的工作中被暂时隐藏。李燕的情绪有些低落，她不愿谈论灾情，也不愿谈论心理辅导这回事。在某些观念里，需要心理辅导似乎就意味着心理有问题。
这些都需要专业的外部力量持久的关注和介入。王发琪在离开新乡安置点时，他专门去宿舍与那位失掉儿子的老人告别，老人有些依依不舍，起身送他，一路都在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再相见，再聊天。
男孩的沙盘。
在新乡十一中，一个男孩在做沙盘，那是一座他要建造的理想城市。沙盘里有树、房子、汽车、消防员，还有穿黄色衣服的救援队员，他们站在沙盘的中央位置。他想了想，还给城市架设了高铁和隧道，这是通往外界的路。“美好的城市需要美好的人建造”，男孩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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