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战争：解释美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和结束
作者：C. William Walldorf Jr，威克森林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副教授。
来源：Walldorf Jr, C. William. "Narratives and War: Explaining the Length and End of U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7.1 (2022): 93-138.
导读
2017年5月，在又一场关于增兵阿富汗的全国性辩论中，唐纳德·特朗普问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这将如何结束？”格雷厄姆回答说：“它永远不会结束。”是什么让这场战争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是什么让拜登完成撤军？国际关系中关于地缘政治、精英和党派之争的传统论点难以回答这些问题。作者将主要因果关注集中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叙事上。其认为9·11事件形成了一种集体创伤，而后续的恐怖主义事件又进一步加剧了创伤，这种创伤叙事造成了巨大的观众成本，促使奥巴马政府继续增兵阿富汗。创伤叙事的消解，则推动了特朗普和拜登在阿富汗的撤军。本文为解释美国外交行为提供了创新性的角度。
作者将战略叙事作为集体的国家或公共层面的故事，这些故事源于一个群体的创伤事件，并以其为中心。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叙事之所以成为集体的显著之处，是因为它通过解释痛苦、确定责任，以及设定未来的教训，来避免回到过去的痛苦，从而恢复秩序。这些教训通常被反映在一句简单的咒语中，例如，“不再有越南”或“停止恐怖主义”。本文关注的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的一种特别重要的战略叙事类型：自由主义叙事。
自由主义叙事通过民主政治的竞争性来影响政策。强有力的叙述以可预见的方式增强了政策辩论中一些声音对另一些声音的压制。由于一种叙事在公众面前很突出，领导人担心潜在的选举或政策损失，因此他们倾向于让自己的决定与这些叙事增强的话语保持一致。
战略叙事的论点建立在现有学术的空白之上，探讨了观众成本的社会建构，并为叙事如何影响政策结果提供了新的见解。与一些主要关注于客观因素来解释叙事如何形成和延续的叙述不同，创伤框架主要关注事件的重要性。当这些事件被集体视为危险时，就会引发新的叙事，比如反恐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后续事件再次给这个国家造成创伤，有助于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里保持这种叙事作为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除此之外，这种创伤框架最好地解释了美国政治中反恐叙事的长期活力，而其他关于叙事的争论难以解释。
现有的叙事文献面临着两个主要缺陷：首先，学者们没有明确解释为什么以及何时叙事会影响政策结果。其次，在解释叙事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和减弱时，现有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叙述者。尽管叙述者很重要，但这些论点往往忽略了事件如何在不同时期塑造战略叙事的内容和力量。
创伤叙事
集体创伤的学术研究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严重程度和事件发生的频率。创伤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严重事件，这些事件攻击了固有的价值观，使人们并产生厌恶、羞耻、内疚或者焦虑等情感；在第二阶段中，集体会寻找新的“惯例”和“在这个世界上混下去”的方法，并指望社会上假定的智者来解释和指明前进的道路；在第三阶段中，新的集体叙事形成。特定的严重程度在受伤群体中产生共鸣，而高频的再创伤性则使故事变得不可磨灭。
这种创伤框架——以事件的严重程度和频率为中心——有助于解释美国外交政策中战略叙事的出现和跨时间的力量。严重程度和频繁程度有两种方式可能削弱自由主义叙事。首先，当意识形态对手经历了一次失败或完全改变了意识形态时，叙事将会严重地削弱。其次，当意识形态对手的战略收益至少停止四年时，或者当一个意识形态对手采取缓和措施以缓解紧张局势时，也可能发生叙事弱化。
叙事话语与战争
叙事塑造了政策结果，比如通过提高观众成本来维持或结束战争的决定。在关键的决策点上，推动者使用战略叙事来建立支持或反对战争的话语。这些论述产生了不同的国内政治成本效益情景：采取行动的高观众成本，或不采取行动的高观众成本。虽然这类话语的形成并不是必需的，但领导人能以强有力的叙事来提高合法性。民主领导人在面对强有力的、基于叙事的话语时，担心的是未来的选举或他们更广泛的政策议程（即，观众成本上升的潜在政治后果）。因此，领导者通常会让政策与叙事话语保持一致。自由主义战争随着自由主义话语的削弱而结束。由于国家失去了使命感，随着自由主义叙事的削弱，和平推动者的呼吁在政策辩论中引起了更多共鸣。
叙事的形成
9·11恐怖袭击戏剧性地扭转了冷战后脆弱的自由主义国家环境。当9·11直接袭击造成外部创伤时，这个故事立即充斥了公共话语——印刷媒体、电视、国会议员以及乔治·布什总统的声明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严重袭击的频率仍然很高。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21世纪后期都把叙事作为政治攻击锤。例如，布什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把政治对手描绘成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软弱的人，以赢得选票。到2006年，随着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取得新的进展，共和党人在这一信息上加倍下注，称民主党从伊拉克撤军的提议会帮助恐怖分子。
1. 奥巴马的第一次增兵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任时，对向阿富汗增兵的请求保持犹豫，然而在一连串恐怖袭击的刺激下，激增的自由派话语阻止了奥巴马的观望态度，迫使他在2009年2月中旬批准向阿富汗增兵1.7万人。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投机取巧地使用反恐叙事，助长了强大的自由主义话语，以及不作为的高受众成本，迫使他在2009年2月采取行动。
2. 奥巴马的第二次增兵
2009年6月，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洛根·琼斯（James Logan Jones Jr.）告诉驻阿富汗军事行动负责人斯坦利·麦克克里斯托将军（stanley McChrystal）：总统希望“减少美国的参与”，转向以援助为基础的战略。但奥巴马又一次屈服于反恐叙事的压力。2009年9月初，支持者们为增兵提出了强有力的自由主义言论，他们认为如果失败，就有可能再次发生9·11事件。对奥巴马来说，自由派的言论增加了不作为的代价，这促使他决定增兵。这种言论强化了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在政治上，他承受不起“输掉”阿富汗并冒着再次发生9·11恐怖袭击的风险。
叙事的巅峰
2011年击毙基地组织（al-Qaeda）头目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被整个美国视为反恐的重大胜利（这是创伤框架中的积极事件），造成创伤事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在2010年代初有所下降，反恐叙事削弱了。与军事领导人的利益相反，奥巴马总统在国内找到了政治空间，决定迅速从伊拉克撤出所有军队（71%的美国人同意这一决定），并努力将恐怖主义挑战重新描述为不存在的，美国人对此反应是过度的。
然而，这一改变叙事的举措并未取得任何效果，特别是从2014年年中开始，当时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给美国造成了创伤，自由主义叙事再次风起云涌。当时ISIS （Islamic State）部队占领了摩苏尔（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和提克里特，宣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后来斩首了两名美国记者。因此，其他主要人物（主要是共和党人）又开始重提当时流行的反恐故事。
1. 特朗普和2017年的增兵
2010年代中期反恐叙事的激增塑造了奥巴马2014年秋季重新向伊拉克派遣部队的决定。由于担心被指责“输掉”阿富汗，奥巴马放弃了在2016年底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计划。这一叙事同样影响了特朗普。一开始，特朗普称这场战争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主张撤军。然而最终，特朗普做了与他想要的完全相反的事情。因为整个2017年，反对撤军者围绕阿富汗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自由话语。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尤其谈到了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危险，并鼓励采取比奥巴马更强硬的立场。许多人称赞特朗普扭转了“奥巴马政府不明智和不健全的政策”，2017年初采取的举措包括在阿富汗对ISIS使用高当量炸弹，以及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进行空袭，后者与奥巴马在叙利亚的回应形成对比。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近60%的国会关于阿富汗的声明集中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教训上，85%的报纸出于反恐原因支持增兵。
叙事的衰落
意识形态竞争对手的失败和/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竞争对手的攻击，这些都是可能导致自由主义叙事被削弱的因素。在2010年代末，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反恐叙事在全国范围内失去了突出地位，为美军从阿富汗撤军打开了政治空间。2010年代末叙事减弱的核心是ISIS哈里发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失败以及基地组织的持续削弱。
到2018年底，ISIS哈里发国崩溃。截至2022年，ISIS只是它以前的一个外壳。基地组织也是如此，在美国领导的反恐行动摧毁了其领导人之后，基地组织遭受了重大挫折。从2010年代后期开始，严重和频繁事件的减少影响了叙事格局。它增强了温和派的克制。在2020年的竞选期间，没有候选人渴望对恐怖主义采取强硬态度，特别是在正在进行的中东战争中。
1. 拜登2021年撤军
拜登总统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并没有被国家利益的现实政治考量所解释。在接任总统后，拜登没有面临两位前任所经历的自由主义叙事压力。2021年2月，7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继续在阿富汗驻军非常不利。
在内部辩论中，军事支持者继续敦促留在阿富汗，但削弱的反恐叙事让军事推动者别无选择。从本质上讲，在公众面前，软弱的自由主义话语使不作为的成本保持在低位，给拜登（和其他平民政策专家）留下了更多的政治空间——选择从阿富汗全面撤军。
结语
在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被锁在以反恐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叙事的铁笼中，其诞生于9·11事件的创伤中，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受到恐怖袭击的持续，这阻止了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从2018年到2021年，恐怖袭击的严重程度和频率显著下降，反恐叙事减弱，不作为的观众成本下降，行动成本上升。只有在这些叙事驱动的情况下，特朗普和拜登才有空间从阿富汗撤军。总而言之，战略叙事的论点有力地解释了阿富汗战争的持续时间和结束。
注释
观众成本的概念最初是从国际危机的研究中产生的。根据费伦的观点，国际危机中之所以产生观众成本，其重要的前提假定是：国际危机是一个公开事件，是在国内政治观众（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面前发生的。国内观众可以观察到领导人处理危机的行动和表现，并且据此来评估领导人的能力。这是理解危机如何爆发以及如何展开的关键。参见：林民旺：《国内观众成本理论与国际合作》，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第81-90页。
词汇积累
战略叙事
strategic-narrative
集体创伤
collective trauma
伊斯兰国
Islamic State
基地组织
al-Qaeda
观众成本
audience costs
译者：孟晓宇，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杨凌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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