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多地发生儿童溺水死亡事件。
7月7日，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6名学生在黄河边玩耍时失联。永济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通报称，截至7月9日16时30分，共搜寻出5名失联学生，均无生命体征。剩余最后一名失联学生搜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月10日，湘潭县涓水河柳树湾处发生一起意外溺水事件，5人不幸遇难。
7月13日晚，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南省驻马店市人民公园有小孩溺水，6名溺水学生送到医院时已经确认死亡。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全球儿童安全组织2017年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2010-2015年间，我国平均每年有5.4万名0-19岁青少年儿童因伤害而死亡，其中溺水是中国1-14岁青少年儿童的死因之首。
戏水原本是孩子的天性，怎样把孩子们从野池塘和大水坑的危险里“抢”出来？是堵还是疏？如果简单的承诺书没有用，应该怎样让孩子们理解水的危险？这是一位民间救援队的队长和一位民办学校的校长在亲眼目睹了诸多悲剧后开始思考，并尝试解决的问题。
记者｜吴淑斌
2012年，曹春雨的救援队伍刚成立不久，仅仅在阜阳县市范围内，每年就能接到十几起学生溺水救援的任务。如今他已经快60岁了，年轻时当过建筑工地小工、卖过龙虾、修过摩托车，后来在阜阳办了工厂，慢慢把规模做大，积累起一定的财富。2010年，他创立了阜阳蓝天救援队，这是安徽省首支民间紧急救援队，曹春雨自费承担一切支出。一开始，他成立救援队的目的是消灭“挟尸要价”的现象。
2009年，湖北荆州3名大学生救起2名溺水儿童后，不幸溺亡。当地一家打捞公司负责打捞尸体，负责人事先与学校协商，每打捞一人收费12000元。但在打捞过程中，由于打捞资金未筹集到位，该负责人数次指示渔民中断打捞。听说此事后，曹春雨十分愤怒，“亲人溺亡，家属本来就非常痛苦和无助了。这个时候趁火打劫、挟尸要价，也太没人性了！”曹春雨打算，自己成立一个打捞组织，免费帮忙打捞尸体。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在石景山区莲石湖公园举行防汛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图为演练冲锋舟搜救溺水人员（贾天勇摄 视觉中国供图）多年打捞给自己留下的感受，曹春雨用“眼泪”两个字来概括，“每一次打捞都是一样的撕心裂肺”。在许多事故打捞现场，常常不止一个孩子溺亡，在场的父母们见到曹春雨和队员们打捞起来尸体后，哭着向他们跪下磕头。“那种悲痛和凄凉，让人除了跟着掉眼泪，真的没有别的感受。”
在曹春雨的救援经历里，农村是青少年发生溺亡的重灾区。农村有沟塘、水库、土坑、野池塘，没人看管的水域多，孩子容易到这些地方去玩水而发生意外。他曾在一个深5米、直径近10米的水坑里打捞起两具溺亡孩子的尸体，水坑离村子并不远，两个孩子都不到12岁。在安徽的许多村子里，有烧窑时留下的土坑，这些深坑在夏季大雨过后，便成了一个大水坑。“和以前人工挖采留下的坑不同，如今都是用机器挖坑取土，坑能有五六米深，有时候就算大人及时赶到了，也不敢贸然下水救人。村子里的河流也经常采沙，河底会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落差，孩子不了解河流情况，在水里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脚底打滑，直接滑到深水里去了。”在农村，另一现实是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许多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家中只留下老人看管孙子孙女。隔代教育让爷爷奶奶力不从心，往往“管不住”孩子，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管好孩子。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的队长王英颉长期从事应急救援工作，他的经验感受与曹春雨十分相似。王英颉告诉本刊记者，城市里能游野泳的地方很少，而农村缺少安全的玩水环境，大水坑就成了孩子们玩水的一个去处。“留守儿童玩得更‘野’，他们常常扎堆出去。很多孩子也不会带上游泳圈、救生衣、救生球这些东西。”王英颉说，隔代教育中，爷爷奶奶无力带着孩子去安全的地方游泳，或是引导他们正确玩水，只能用打、骂来吓唬孩子，禁止孩子接近水域。“这种情况下，偷偷结伴去玩水的孩子里如果有人溺水，其他人要么悄悄跑回家，让别人以为孩子失踪了，要么自行去救人，特别是组成人链这种非常错误的救人方式，往往会造成群死群伤。”
曹春雨粗略统计了自己参与过的溺水救援事故，成功率还不到3%。许多村庄距离发生事故的水域并不远，但溺水者获救的概率依然不高，“溺水留下的救援时间太短了，只有几分钟，甚至来不及让同伴回村喊人。除非正好有人路过，这个人还得有能力，才能救出一个活人”。而当求救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时，基本已经错过了救援时间。“颍上王岗2个小男孩溺水，速援！”“阜阳一中校内池塘小男孩溺水，速援！”“临泉县牛庄乡3个小男孩溺水，速援！”救援队成立初期，曹春雨的手机里不多时便跳出这样一条请求“速援”的短信。见多了冰凉的尸体和绝望的家属，曹春雨觉得，在防溺水方面，比免费打捞更重要的还是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防患于未然，让自己“无尸可捞”。即使在10年前，防溺水安全教育也算不上一件稀奇的事。早在2003年，教育部就已下发文件，防溺水教育渐渐成为各地各学校安全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落实到具体措施上时，学校会做防溺水教育宣讲，也会让学生签署保证书、承诺书。部分学校采用了看似十分严格的措施，甚至会对去水域玩耍的学生进行处罚。
对这种做法，曹春雨既无奈又觉得有些可气。“以前我每年暑假打捞了那么多溺亡的学生，哪个学生没有签承诺书？”他毫不客气地说，签保证书更像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每个同学和家长在《告家长书》上签了字，好像学校的责任就能撇开了。”王英颉也觉得，一味地签署承诺书和保证书完全起不到作用，甚至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它只会让特别调皮的那一部分孩子、一定会去玩水的那一部分孩子，面临的风险加大。”他告诉本刊记者，这种方法容易导致的后果是，孩子仍会亲水、玩水，但他们可能会选择没有人的水域，也不会事先告诉家人。在有同伴溺水时，同伴会试图自行施救，甚至偷偷回家而不告诉大人。考虑再三，曹春雨选择从宣讲环节入手，“让学生不敢游野泳，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宣讲已经成了学校防溺水教育的标配，但在曹春雨走过的一些学校里，许多宣讲是低质量的、起不到实际效果、完成任务式的形式工作。他曾经见过，有学校安排同一个老师，拿着同一个PPT，像上课一般到各个班级里走一遭，一行一行地念完。“想想都知道有多么枯燥，学生能听得进去吗？”蓝天救援队队员利用网络直播的方式为秦皇岛市海港区碧海云天社区的小朋友和家长讲解心肺复苏的相关知识（视觉中国供图）
2012年起，曹春雨开始带着队员频繁开展志愿宣讲工作。和其他志愿者相比，蓝天救援队队员的优势在于有现场救援的经历。曹春雨的宣讲原则是简单的“三讲”——讲经历、讲现场、讲感情。彼时，一位从事电视台主持工作的志愿者刚加入救援队不久，紧张地找到他请求指导，担心自己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找不着宣讲的感觉。曹春雨只是让他跟着队伍出了一次救援打捞工作后，主持人再也没有来询问过所谓的“宣讲技巧”。
“不需要和学生讲书面的、深奥的道理，有经历就会有感情，只要把出现场时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游野泳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事情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为了让学生能更直观地感受到现场，曹春雨给救援队购置了几辆led广告车，定期将救援时录制下来的视频剪辑好进行播放，并编排了情景剧，由队员还原溺水者从玩耍到落水，到最后被打捞上岸的全过程。他给本刊记者发来了几段宣讲现场视频。在一所农村小学里，队员给学生们讲述了一次发生在阜阳本地的救援过程，一名14岁少年与同伴在河里游泳，不幸溺亡。打捞工作从夜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白天，播放的视频里，救援人员在黑黢黢的夜晚划着皮艇，用长杆在水中打捞，岸上瘫坐着抽泣的亲属们。在之前队员讲述时，小学生们还有交头接耳、嬉笑，或是拿着小凳子四处更换座位，但开始播放视频之后，现场已然安静了不少，孩子们的注意力被广告车的大屏幕吸引。农村学校是救援队走得最多的地方。“一个PPT走四方肯定是不行的，不同的年龄段的学生，需要有不同的交流方式。”在曹春雨救援打捞的经验中，幼儿园的孩子溺水少，多是意外，他要求幼儿家长一起参加宣讲。溺水最多的是小学到初中的孩子，尤其是群体溺亡。小学生调皮、初中生叛逆，曹春雨叮嘱队员，宣讲时务必和学生聊天，不能用勒令、吓唬的口吻，“强调让他们远离野塘子，告诉家人去向，不准擅自救人”。到了高中，则告诉学生游泳是一个很好的健身项目，可以强身壮体健体，要去正规的地方学游泳。高中生已经可以救人，但要用扔竹竿、扔绳子、扔泳圈等方法。除了走进学校宣讲，蓝天救援队队员也到村子里宣讲，讲给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听，与村干部沟通农村土坑、池塘的责任分包问题。
每年4月1日到7月15日，是阜阳蓝天救援队集中开展宣讲的时间。“讲早了，怕学生忘了；讲晚了，暑假开始就来不及了。”起初队员们还需要自己挨个联系学校和村镇，如今，许多学校每年主动与救援队对接，邀请他们前去宣讲。宣讲这些年，曹春雨感觉收到了实效。最近几年，他收到的阜阳青少年溺水求助数量相比以往降低了九成，阜阳全市已接近零溺亡。另外，全国各地也有许多救援队来阜阳学习，曹春雨和对方交流宣讲心得，把自己发明的打捞工具、剪辑的宣讲视频送出去。曹春雨告诉我，救援队目前约有300名队员，每年能到150〜200所学校宣讲，这还是队员们“全力以赴”的情况下。他觉得远远不够，“还是有100多所学校被遗漏，遗漏任何一所学校都有事故发生的可能”。但爱玩水是孩子的天性，只是一味地教导学生远离水域，似乎并不是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使阜阳的防溺水宣讲已经从市区覆盖到了农村，前年暑假末，曹春雨还是打捞起一对玩水过程中试图自行施救而溺亡的姐弟，其中姐姐11岁，弟弟只有6岁。王英颉觉得，可以向日本的防震减灾课学习，把防溺水教育纳入课程体系中，让学生能有一个安全的游泳场所，学会游泳、学会避险。这一想法对于农村学校而言，似乎有些不切实际的奢侈。但在山东，有一位校长付诸了实践。玉友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位于山东滨州阳信县、德州庆云县和德州乐陵县三县交界处的王兮坤村。20年前，眼看着村子里的老师越来越少，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学校马上就要荒了”，还在办企业的郝玉友决定，建一所学校，让附近村庄的孩子们有学可上。如今，玉友学校设有幼儿园、小学部、初中部，在校学生近千名。校长郝玉友今年已经72岁了，当年在农村办私立学校的做法曾经让村民觉得他有点傻。“我办这个学校不是想挣钱，不然怎么会办在村子里？”三年前，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觉得更“傻”的决定——花300万元给学校修建一个防溺水教育基地。河北省邯郸市明珠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做预防游泳溺水演练（视觉中国供图）当了多年校长，每年放暑假前，郝玉友都会组织给学生做防溺水讲座，老师会讲溺水的可怕、野泳的危险。再由学校和家长签署承诺书，家长承诺假期严加看管，不让孩子去游泳；老师则承诺“包片负责”，每位老师保证某几个学生的安全，“书面上的东西做得非常全”。
但他心里明白，签承诺书其实是个“懒现象”，这些纸面上做法的效果微乎其微。每年夏天，郝玉友看着电视里报道的青少年溺亡事件不断增加，心里着急。他也知道学校里的学生们会偷偷结伴去游泳，却没什么好的办法。“全国的孩子都喜欢玩水，溺水的事情到处都一样。”郝玉友告诉我，自己小时候同样喜欢和同伴去池塘游泳，村里也发生过溺亡事故，家长以此警告孩子。“小孩子会听吗？我小时候也不听劝的。戏水是孩子的天性，就算是8个大人管1个小孩，也看不住呀。何况这又不是监狱，在农村哪有大人能整天不干活地盯着娃呢！”郝玉友说，自己生活的村子里有80%是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爷爷奶奶能管好让孩子按时吃饭睡觉，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想着，堵不如疏。既然管不住学生玩水，倒不如让他们有个安全的地方可以玩水，学生自然不会私自去“野塘子”了。“野塘子”情况不明，最常发生集体溺亡事故，这是郝玉友最担心的地方。而上课时老师教给孩子的急救、施救办法，从来没有机会、场合实践，在野塘子里根本派不上用场。“堵是不让下水，是把孩子的天性堵住了，这是在推脱责任。疏是解决问题的‘本’，让他们的天性能释放，又能学到些真的本领。”但找到“疏”的场所，对于农村孩子而言不是件简单的事。玉友学校离阳新县中心约30公里远，距离最近的正规游泳馆也有12公里，没有公共交通，骑摩托车大概要花40分钟。几年前，郝玉友就想建一个防溺水安全教育基地，由于资金筹措的问题，直到2019年才竣工完成，2020年7月正式开放。整个防溺水安全教育基地面积达6400平方米，是把学校西边原本废弃的泥塘改造建成的，水池四周围着护栏，水面上有木板栈桥和亭台。池底分为浅滩区、浅水区和深水区，浅滩区只有20多厘米，目的是让孩子能够“自由玩水、不怕水”；浅水区水深半米，适合年龄大点的学生；而深水区的水深一米五，只有游泳考试合格的学生才能到深水区游泳。从下学期开始，防溺水安全教育的课程将会正式纳入玉友学校的教学安排。郝玉友计划着，将戏水安排在体育课上，每周两次，每次40分钟。夏天上课时，学校里会游泳的10个老师一起现场教授学生如何游泳、如何做心肺复苏，冬天可以安排划船等水上活动。幼儿园到三年级的学生上课时需要有家长陪同，盯着自己的孩子。“低龄学生以家长保障为主，教师为辅。这里不是游泳馆，不需要让学生能游得多好，只要给他们一个安全玩水的地方，不会偷偷跑去野塘子里。”聊天中，郝玉友多次向我强调，这不是一个“培养冠军”的游泳池、游泳馆，只是一个有安全保障的农村水乐园。暑假期间，防溺水基地也向校内外学生开放，许多家长都“乐坏了”，相邻村镇上的家长骑着摩托车把孩子送来游泳。“要是规定一天收一个孩子多少钱，我相信有很多人会上赶着去建这样的防溺水安全教育基地，因为这里面有‘商机’。”郝玉友对所有孩子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堵不如疏”的理念，在郝玉友看来是非常自然的，他坚信这种做法虽然不能杜绝溺水事故，但能够起效果，减少农村儿童溺亡悲剧。不过，他也明白，推广是不现实的，“你看看全国，应该只有我在做这件傻事吧！”
目前可以查询到的另一处防溺水安全教育基地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由玉环海事处主办，来自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专业游泳运动员作为防溺水讲师，给现场的80名学生讲解防溺水知识，玉环海韵救援队现场模拟演练了水上应急救援。在这类防溺水基地学习安全知识，对于远离县城的农村学生而言并不现实，至少难以成为常态。郝玉友想做的，是让孩子们整个夏天都能安全地玩水。村里人性格耿直，许多人不能理解郝玉友所想的“堵、疏、天性”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是一个受累不讨好的赔钱买卖，也不忌讳在他面前提起。“做这个事情，在外人看到就是一个傻。有那么多有钱干啥不行，修这个干啥？”郝玉友告诉我，这确实是一个费心的工程，虽然自己自费建设、免费开放，在运营中仍免不了招惹许多麻烦，“水太凉或太热了，学生在池子里磕磕碰碰了，万一有小孩在没人的时候偷偷过来玩水出啥事了，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别人都会怪到你头上的”。王英颉虽然认可，由学校负责统一组织，让学生安全地玩水、学习游泳和避险是最理想的情况，但也承认这种设想在现实中会让农村学校承担不小的风险。由于没有修建游泳池、游泳馆的条件，如果在户外水域进行教学，保障安全是个大难题。“另外，今天学校组织孩子去游泳，学会了是一件挺好的事儿。万一孩子放学后自己再跑去这个水域里游泳淹死了，家长就会找到学校来质问，‘为什么要教我们家小孩子在这里游泳？否则他就不会出事’。”郝玉友的身上就担着这样的风险和责任。他最在意、最忐忑的是如何保证孩子们在池子里时的安全。没有其他先例可以参考，防溺水安全教育基地也即将正式投入使用，在安全管理方面，郝玉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摸索改进”，上课时由全校会游泳的老师和部分家长共同盯着孩子，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人最多的时候，学校安排了4个保安维持现场秩序。郝玉友也住在学校，每晚骑着电动车在校园里巡逻。谈到防溺水安全教育的课程设计，郝玉友说“还在和老师们讨论中”。学校暂时请不起专业的游泳教练，只能由老师学会一些教授技巧后，再示范给学生。郝玉友告诉我“有一个好消息”，有个在外国的中国人看到新闻报道后，要给学校捐中小学游泳课程的教材，“还是英文版的，得翻译过来才能给孩子呢！”修建防溺水教育基地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资金筹措。修建整个防溺水教育基地的投入是300万元。其中，为了解决水源问题，学校花200万元打了一眼深水地热井。郝玉友说，玉友学校是私立学校，能够自己做主，如果是公办学校，筹措这么大一笔钱用来修水池，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幸而，他还有别的企业在经营着，营收尚好，能够以企养校。但为了这个防溺水安全教育基地的建成，他还是准备了好几年。水池后期的维护和管理同样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郝玉友与我聊天时有些匆忙，让我可以晚上再联系他，他要先去给池子换水。水池面积大，5〜7天需要换一次水，虽然用的是深水地热井，但他估算一个月的换水支出仍需要近3000元。玉友学校采取封闭式管理方式，平时学生两周才能回家一次，老师也住校。“我们把留守儿童关起来，让他们留在学校里反而更安全。暑假以安全教育课为主，再辅导孩子写作业。”这就需要给教师和安保人员支付额外的暑期工资。不过，钱的事情没有带给郝玉友太大的焦虑。他自身生活简朴，至今用的还是一台无法上网的老年手机。当我问及对于防溺水基地后续的维护和教育工作支出是否有预估时，他只是告诉我：“有多少钱办多大事，无钱一身轻，死了一分钱也带不走。”（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0期，实习生杨雯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转载请联系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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