糕妈的话：
在新闻里，外卖骑手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外卖小哥。
其实，在骑手群体里，女性占有着不小的比例，而女骑手里，大多数又是妈妈。
送单时，女骑手和男骑手做着完全一样的工作，跑步送餐、爬楼、在暴雨里穿行；可在工作之外，她们有着和男骑手完全不同的生活，如果她们是妈妈的话。
在贵州织金县的 20 位女外卖员里，有 17 位是妈妈，赵一萍是其中一位。
在这个以男性占大多数的行业里，女骑手的加入，大多都有一段曲折的故事，赵一萍也不例外。
赵一萍，贵州省织金县人，出生于 1984 年，女儿 10 岁。
做了骑手后，赵一萍最怕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女儿的学校，另一个是前夫正在居住的小区。每次去学校接送女儿，她都会提前把身上工作服脱下来，藏在电动车的箱子里。女儿 10 岁了，上四年级，她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被同学瞧不起。一次，她去学校接女儿放学，和女儿走在一起的同学，突然指着她喊，你妈妈在做外卖小哥！有时，在电梯里，也会有小孩看着她说，外卖小哥在送外卖。她受不了：“天，‘她妈妈是外卖小哥’，你不知道那种压力！”当时，她正拎着两包外卖，黄色的工作服让她在人群中尤其显眼，前夫和他的现任妻子正在散步，他们很自然地跟她打了招呼。“我真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一回想起这一幕，她还是会下意识地用双手遮住自己的脸。偶尔，系统派了那个区域附近的订单，她就转给好姐妹茂丽，让她帮忙去送。92 年出生的茂丽，是两个男孩的妈妈，也在做骑手。“一看到就转！”赵一萍连看这个地址都不愿意多看，“茂丽人很好，我转给她的单，她什么都不问，就会帮我送掉。”配送站里的女骑手劝她，都是靠双手挣钱，做骑手也不丢人啊。道理她都懂，可谁又能真正理解她曾经历过的，如过山车一般的人生呢？30 岁以前，她那种是生活在蜜罐里的女孩。
作为家里的幺女，父母对她呵护有加。结婚后，丈夫接力，继续把她当小孩儿一样宠，家门口以外的事，一样也没让她操过心。在小城里，她有车有房有钱，是旁人羡慕的全职太太——不是全职主妇。丈夫工作体面，又会疼人，就算她回几条街外的娘家，丈夫也会抽时间接送。一切都那么好，直到她被查出输卵管阻塞，无法自然怀孕。在县城医院里治了很久，没有效果，医生建议去做试管婴儿。在省会贵阳的医院里，取卵3次，移植胚胎3次，赵一萍才成功怀孕。又熬过 10 个月战战兢兢的孕期，女儿总算顺利出生。可婆家以丈夫是独生子为由，催她再生——最好生个男孩。没有人觉得这样的要求过分，可赵一萍不愿意生，太疼了，疼到她一想到再来一次，就发抖。再说，女儿早产，身体不好，光带这一个孩子，她都觉得精疲力尽。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相爱的丈夫，在她和香火之间，选择了后者。更狗血的是，就在她竭尽全力照顾孩子时，丈夫出轨了，对象是她的闺蜜。女儿 4 岁那年，前夫提出离婚。因为缺乏真正的社会经验，赵一萍在这场离婚“战争”里，几乎失去所有。她亲手签的那纸离婚协议，房子、车子、孩子，没有一样属于她，净身出户。从家里搬出去时，赵一萍 30 岁，擅长的工作是家务和带娃，没上过一天班。
哭了半年，骂自己愚蠢又半年，后来卖手机，摆地摊，还在贵阳开过一家卖小豆腐和炒粉的小吃店——巅峰时，雇了一个阿姨，一个月给人开 2300 块工资。那是她最怀念的日子，每天把小店抹得干干净净的，满身干劲地忙到深夜。可家人始终不放心她一个女人在外，离婚的第四年，她被妈妈叫回织金。她先是在超市里杀鱼，客人挑好鱼，称了重，就丢给她剖肚、刮鳞，每天湿哒哒的，让人厌烦。后来，她看见街上有女人在送外卖，就上前打听，正好配送站在招人，她就成了“外卖小哥”。每天早上 7 点，赵一萍都会骑着她那辆灰色的电动车，到配送站打卡上班。打完卡，如果不用送女儿上学的话，她就会把黄色的工作服套上，打开手机里的接单系统，开始工作。出于安全考虑，站里给女骑手安排的是最早的班次，从早上 7 点到晚上 7 点。不过，赵一萍很少在7点下班。为了多赚点钱，赵一萍的接单系统一般要开到晚上 10 点左右。织金多山，骑着电瓶车在街上溜达，不出十分钟就能看到绵延起伏的山头。夜里送餐，偶尔会碰到山里的订单，咬咬牙也能去。在织金，有大一半的房子没有电梯，为了爬得动楼梯房，赵一萍把自己养胖了一圈——不多吃点油水，没力气爬楼。更难的是，县城里有大片的自建房，藏在七拐八拐的巷子里。她接过很多订单，光地址就写了足足两行：电线杆左转看到一扇蓝色的大门，在大门右转……看到蓝色玻璃左转，从第一个门洞进去……她拎着外卖，眼看着目的地只有 300 米了，却怎么也找不到入口。还有很多客人会提额外的要求：带个烟是最常见的，带两杯奶茶、顺路捎个油炸粑的也不少，甚至还有人要求“给我提两桶水上来”！接单、取餐、送餐，完成一单无差评的配送，赵一萍能拿到 4 块钱。 ▲下班后的女骑手们
做骑手，时间还算自由，方便她照顾女儿——离婚后，虽然没拿到抚养权，但女儿一直跟着她和外婆生活。骑手的工作是分时段的，早上打完卡，赵一萍还能分出一点时间送女儿上学。下午四点半，女儿放学，晚上的送餐高峰还没来，她就趁着空档把孩子接回家。在平均月收入不足 3000 块的织金县，靠跑美团，赵一萍每个月差不多能赚 4000 块钱。孩子的吃穿用度、兴趣班的学费，还有她的生活费，都是她没日没夜，4 块钱、4 块钱跑出来的。辛苦是辛苦，但靠自己的双手挣生活，她觉得安心， “哪怕一个月赚 1000 块，那也是我自己的啊”。
她送过一次早餐，餐送到时，对方不在。她打电话过去，对方说，我在出差，着急赶车就先走了，外卖就送给你吃吧，你们也很辛苦。还有一个男孩子，点了一碗粉。到地方时，赵一萍才发现是 8 楼，还没电梯。她提前打电话告诉客人餐马上送到了，可当她爬到 4 楼时，对方已经跑下来接她了，还笑着对她说，美女姐姐，辛苦了。在小县城里，能有一份工作，让一个离异的妈妈，既能赚到钱，又能照顾女儿，她觉得这是幸运。赵一萍成为骑手的两年时间里，配送站的女骑手也多了起来。赵一萍算了算，整个站现在有 20 个女骑手——17 个是妈妈。 ▲织金站的女骑手们
在派单系统里，男骑手和女骑手没有任何差别；可系统外，男骑手和女骑手的生活却截然不同。不上线接单的时候，男骑手们会聚集在配送站的门口聊天、抽烟。女骑手却很少有这样的空闲，没有订单的时候，有人买菜回家做饭，有人洗衣打扫，有人接送孩子。上午七八点钟，骑手的工作群很热闹，总有女骑手在群里问，有没有去xx幼儿园的单子？其他女骑手看到消息，如果手上恰好有和幼儿园顺路的订单，什么都不问就会转过去，让对方在送外卖时，顺便把孩子送了。这是妈妈之间的默契，没有人要求，可每个女骑手都会主动这么做。女骑手多起来后，赵一萍觉得，做骑手没那么孤单了，每天打卡上班，不再只是一份赚钱的工作，她在这里找到了朋友。以前，她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在街巷里穿行，接单系统里的订单时长一直倒数，搞得她神经紧张。现在，一大早就有骑手姐妹给她发消息，问她，吃饭了没有，要不要带早饭。路边取单时，见到彼此，隔着老远就会喊对方一嗓子，然后大笑着从对方身边飞过。赵一萍还记得，一个骑手姐妹大半夜跟丈夫离婚，签完离婚协议，第一时间就给她的骑手姐妹打了电话，说你来接我吧，我离婚了。和当年赵一萍离婚后，无处可去相比，这样的底气真让人羡慕。大多数时候，女骑手之间的“帮助”都很小：困难时周转几百块钱、生病时陪着去医院、做好菜时邀请对方来家里吃饭、难过了就给对方打电话……可这点点滴滴的扶持，更让赵一萍感动，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才是最难的。 ▲下班时的女骑手们
去年，在骑手姐妹的鼓动下，她接受新的追求者，开始了新的恋情——这是她离婚后的第一段尝试，让另一人加入自己的生活。对方也是配送站的骑手，个性温和，话不多，年纪比她还小一点。谈了大半年恋爱，赵一萍考虑要不要开始一段新的婚姻。新的男朋友很爱她的女儿，也知道她是通过试管婴儿生下的女儿——他不想赵一萍再生孩子了，说，没有必要为了生孩子，受那么大的罪。挑家具的时候，赵一萍很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这种一砖一瓦建立小家的感觉，让人安心。（妈妈故事均由年糕妈妈团队采访撰写，是由当事人口述的真实故事，获当事人许可发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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