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主谓宾这个“外来和尚”能念好中文经吗?

2022-07-24 星期日

社会科学试验班16级小刘同学来信:

“我假期的时候关注到日韩语的语序都是主宾谓。那个时候觉得这种结构完全无法理解,于是我看了知乎上一位答主的解释,他说:

‘语言本身是有先后顺序的局限的,也就是有的词总会被先说出来,有的词后说;然而人一开始思维里是没有主谓宾的概念的,主语、谓语、宾语三者是同时反映在人脑里的。语言结构差异只是民族文化的差异,只不过主谓宾结构更加符合人类普遍逻辑罢了。'

“的确,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当我接触到日韩语后,仿佛又看到了人类思维的另一面。

“并且,我发现将主宾谓的结构运用于汉语时说起来十分别扭,然而说韩语就自然,可能一个语言就像一个动态的艺术品,自有其搭配的艺术吧。

“那么,请问教授是怎样看这个语序差异的问题呢?”


小刘同学提到的主谓宾问题,知乎上的回答似是而非。

首先,所谓人一开始思维里是没有主谓宾的,那不是抽象思维,或者说理性思维,而只是一种意识。人的抽象思维是语言塑造的,必然是有范畴和线性秩序的。而说主语、谓语、宾语三者是同时反映在人脑里的”,更是把车套在马前头了。主谓宾只存在于线性的抽象思维中,不可能“同时”出现。

其次,说主谓宾顺序更符合人类普遍逻辑,这只是一种假设。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词序可以声称自己是普遍逻辑。因为逻辑的本质是语言,而语言是一个复数。只有充分理解了人类各种语言的“结构天性”,才有可能理解各民族语言逻辑背后共同的东西。可是,在全盘西化的语境中,哪一种语言有了自己的本土结构观呢?

同学们可能会说,现在各国的语法都用主谓宾模式来分析句子,不就说明主谓宾是普遍语法吗?其实,那是套用的结果。所谓“套用”,就是西方句法模式先入为主,规范了本地语法学的认识。对于许多民族语言来说,这样的“套用”,其实是扭曲。

非西方的世界各国语言学家,如果问他们:你们的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吗?他们一定不假思索地否定。也就是说,文化的差异性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本。但奇怪的是,充满文化自信的各国语言学者,却奉“主谓宾”如金科玉律。语言塑造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为什么人们对本族语的结构这么缺乏自信,缺乏文化感知力和想象力呢?

习惯了西方模式的语言学家,振振有词地说,人类语言是有共性的。那很奇怪,为什么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中文,与来自西方语言的“共性”那么格格不入?


一、中文没有西方语言的基本单位——word

中文的基本单位是字。

中文非常喜欢的双字组,表面上很像word,其实“貌合神离”,性质完全不同。

首先,字组是组义的结果,两个字的关系是意合。

因此字组成立的前提条件是:

1)有独立自由的表意字;

2)每个字有多方意会的会意功能;

3)有限的字数可以作无限的组合。

所以莱布尼茨说汉语是一种组义语言。而以word为基本单位的语言,没有组义这三个基本条件。

虽然它们也有复合词,但那不是表意字的组合,更不是word的整体特征。


其次,字组是音节节律和谐的产物,本质上是一个节律单位。

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西方语言不可能有“四字格”,西方也同样不可能有双字组。道理是一样的。

其三,汉字具有很强的分析性。

汉字组成的字组,很容易在特定上下文的要求下“重新分析”,回归单字本位,就像“同学”可以说“同过学”,“滑稽”可以说“滑天下之大稽”,“小便”可以说“小过便了”。

word能这样重新分析吗?你把classmatefunnyurine拆开来试试?


二、中文也没有西方语言的基本单位——sentence

我们看中文的书写,一个长长的段落,往往可以“一逗到底”。同学们在网上聊天也是这样。其实中文现在用的句号本身就是从西方引进的。中文最自然的状态是句读段的流动,然后“意尽为界”。传统语文的“句读”,其基本的区分就是这两点。

前两天博士生小崔在师生群里问大家如何分析这样一个句子:

“母亲她们出来,父亲捻灭烟头,自行车大杠上坐我,后座载着母亲,沉沉夜路,轮胎滚过石子,咯吱咯吱地响。”

中文喜欢这样的句子。

而以“主谓”“主谓宾”为能事的sentence,面对这样的“流水句”,只能瞠目咋舌。


三、中文更没有“拼音文字”

中文组织的所有特点,都从表意汉字衍生,至少在书面语是如此。这在根本上与西方语言结构划清了界线。

所以,说主谓宾这个西方概念不适合中文,并不奇怪。


主谓宾在汉语语法学的发展中,是一个争议不断的世纪性话题。每一场争论之“喋喋不休”都仿佛在问:主谓宾这个“外来和尚”能念好中文经吗?

20世纪国际汉藏语言学界对汉语是SV0(主动宾)型语言,还是S0V(主宾动)型语言,展开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是建立在假定汉语具有SVOSOV这样的语序变化上。

然而这一假定在国内语法学界是有争议的。汉语究竟有没有主语?汉语动词前的名词,所谓“O”,到底如何看待?这些都是争议的痛点。

我们公众号多次讨论过这些问题,例如《“中国语言的文法永远不会弄明白”——牛津大学古亚述学教授塞斯为什么这样说?》。下面我们再谈谈小刘同学疑惑的主谓宾和主宾谓问题上争论的焦点。


焦点之一:宾踞句首

我国第一部白话文语法著作《新著国语文法》的作者黎锦熙,把动词前的受事名词“理所当然”视为宾语。他的理由是:

“外动既以带宾为广义形态,它的宾语跑到任何地方都该抓住。这就是一定的词法不宜在句法结构上让它脱节,甚至自相矛盾:一个外动的宾语(如‘花钱’)忽又变作它的主语(如‘钱花完了’)。”

但换一个句子:

“这个意思我懂,你也懂,只有他不懂。”

句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黎锦熙先生不好意思再说它是宾语了,因为它像个“主脑”了。于是他曲为解释,说这是“反宾为主”。

那为什么“钱花完了”的“钱”没有“反宾为主”呢?


焦点之二:“宾踞动前”

有一种观点认为,主语和谓语是句子结构的“第一层级”,宾语是谓语内部的成分,只能在谓语内部活动。宾语如果跑到动词前面去,只要是在谓语内部,它仍然是宾语。

主编《现代汉语》的胡裕树谨慎一些,认为宾语在谓语内部可以跑,但不能乱跑,它必须有“遍指”的意思。这相当于一个“绿码”。能获得绿码的宾语大概长成这个样:

我谁也不认识”中的“”;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中的“一句话”;
他什么也不懂”中的“什么”;
他书不读,报不看”中的“”“”。

这样看来,能获得“绿码”而放行的宾语其实很少。

我们从中可以体会,无论是“宾踞句首”还是“宾踞动前”,汉语的语序对“乱跑”的宾语都很难认可,因为它动了主语的“奶酪”。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分析困境:“主语”和“宾语”如此纠缠不清,“主谓宾”能“管住”汉语的句子结构么?


吕叔湘为此做了一个折中:

“如果代表事物的‘宾语’跑到原来的主语的前头,就得承认它是主语,原来的主语退居第二(这个句子变成主谓谓语句;不合乎这个条件的,原来是什么还是什么,位置的变动不改变它的身份。(《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跑得快、胆子大的“宾语”,骑在主语头上“拉屎”了,就成了新主语;而胆子小、跑不快的“宾语”,“原来是什么还是什么”,成王败寇。

不都是在跑吗?咋就差别那么大呢?许多人不服。


洪心衡在《汉语语法问题研究》中指出,“吃饭”的“饭”是被支配的,“吃”和“饭”之间存在着支配关系。但说作“饭吃”,“吃”对“饭”就没有了支配的关系,而是有了断定性的表述作用(即评论作用——引者)。“由此看来,动词放在名词前和放在名词后,关系就不一样。”“饭吃”所表达的意义与“吃饭”不同。

洪心衡认为,汉语非常注重词序。比如说,有人问你干什么。你如果在吃饭,就必得回答“我在吃饭”,绝不能答作“饭我在吃”。

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别人没问你饭怎么样。显然,“我在吃饭”的功能是叙述事件,这是一个“动句”;“饭我在吃”的功能是评论话题,这是一个“名句”。在这里,没有“宾语”什么事儿。

洪心衡说汉语非常注重词序,其实是汉语非常注重功能。而主谓宾、主宾谓之类的分析,只是形式主义的游戏,完全不考虑汉语句子的功能格局。主语宾语问题争论不休,症结就在这里。


这个问题朱德熙说得更“彻底”:宾语前置只指“他出国了,听说”这样的情况。这让人忍俊不禁,因为“他出国了,听说”中的“他出国了”,不是功能性的前置,而是口语中的语急易位。

而且从功能看,“他出国了,听说”中的“听说”,也只是一个话头(或曰话语标记),不是句法成分。(而把它看成动词,恰恰是受了西方语法以动词为中心的形式观念束缚。)

朱德熙实际上完全否定了宾语前置。

用主谓宾来看世界语言,这是一种欧洲视角。在这个视角下,所有语言的句法都成了SVO的角色变换——

我饭吃过了”在SVO视角下是SOV

饭我吃过了”是OSV

那么“饭我去想办法”呢?“我饭总要吃一小时”呢?“他饭吃得很香”呢?

所以朱德熙发出灵魂之问:

“你怎么知道汉语是SOV,而不是SSV呢?”


小刘同学发现,将主宾谓的语序用于汉语,说起来十分别扭。这是因为说话人把动词前的名词当宾语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要评论的话题,说起来就很自然,听(理解)起来就很顺畅。不信咱们来试试:

“两个螃蟹能吃三四个小时,热了凉,凉了又热。”(汪曾祺《徙》)

把“两个螃蟹”当主题语,整个句子格局是“主题语+评论语”,听起来很顺,动词和“两个螃蟹”没有直接关系。而如果把“两个螃蟹”当宾语,它就和后面一个个动词发生关系,于是就成了——

“两个螃蟹能吃(两个螃蟹)三四个小时,热(两个螃蟹)了(两个螃蟹)凉,(两个螃蟹)凉了又热(两个螃蟹)。”

肤末支离,一地鸡毛。




原文地址: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