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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数万元甚至十数万元，去获得几千元的配捐，这是一些陷入困境的大病患儿家属，想要在网络募捐中抓住的救命稻草，却连给出去的高额捐助款都被骗走。这是2023年8月多位大病患儿家属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合作机构的志愿者柯某孝“配捐”项目中的遭遇。其背后，更大的背景是，“配捐”在行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些慈善机构甚至把包括“配捐”在内的筹款项目，做成了成产业链的、有体系的“生意”。
“柯主任被抓了。”9月9日前后，在山东省肿瘤医院的出租屋里，王建军看到病友群里的这一消息，当即一愣。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配捐”，没想到就等来这个结果。
王建军是一个13岁女孩的父亲，她的女儿早在2015年就被查出神经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在特定神经组织中形成的癌症，是婴儿最常罹患的癌症之一。女儿查出疾病后，王建军即放弃体制内高薪工作，和妻子带着女儿辗转在国内外治疗。不幸的是，王建军女儿的癌症在2019年和2021年两次复发，目前仍在山东省肿瘤医院治疗，每个月药费四五千，一颗靶向药100多块钱。在前期的治疗中，王建军已花费三四百万元，掏空了家庭积蓄。
因此，在2019年孩子第一次复发时，为了凑够去西班牙做免疫治疗的150万费用，他就发布过个人筹款。此前，因为想要保护女儿的隐私，他一直不愿这样做。那一次，他筹集了十几万。但孩子二次复发后，在家庭经济的捉襟见肘中，他再次发布过个人筹款，只勉强筹到几千块。今年8月下旬，他在病友群里看到消息，“145000配5000，只要13人，先到先得。”这里所谓的“配”，指的是配捐，为了鼓励公众参与慈善，一些基金会、企业会承诺，公众每捐赠一笔款项，他们就按照比例配套捐赠。以腾讯99公益日为例，假设配捐比例是1：0.6，公众往一个基金会的项目中每捐赠一块钱，腾讯相应给该项目捐0.6元。公益人张思远介绍，如果要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募捐，单比金额不会很大，5块钱、10块钱，如果筹款目标是5000万，按一个人募捐10块钱计算，就得动员差不多500万人，这是非常困难的。但若区域负责人手里有500个大病患儿家属，让每个人募捐10万元，承诺一个月后给予几千块钱的回款，一个区域负责人就能够完成5000万的募捐，假设配捐比例是1:0.2，那么就能够套取企业配捐款1000万。这就是由配捐衍生出的“套捐”。王建军是几个月前，看着病友一沓沓地打印病例资料时，第一次知道“配捐”这个名词的。当时听说，有48000元配2000元的，76000元配4000元的，一个项目几人到十几人不等，通常一个月后回款。145000元配5000元，这个配比效率非常低，但起码意味着，女儿一个月的药费有着落了，王建军还是觉得“太有意义了”。他赶紧报名，之后被拉入一个新组建的配捐小群内，参与配捐的病友都是来自山东省肿瘤医院认识的熟人。
报名后，中间人发来一个二维码，嘱咐病人家属，此前没有在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以下简称9958）“入档”的，需要把住院证明、诊断证明、户口本等信息提交上去，二维码点进去能看到儿慈会的字样。9958是儿慈会2012年成立的公益项目，服务于0-18岁的困境儿童群体。填完资料，中间人给王建军发来一个私人银行账号。王建军此前就知道，配捐的钱是打给私人账号的，第一感觉是“不靠谱”，加上每次要求捐赠的“本金”数额巨大，他一直凑不齐钱，就没有参加。但几个月内多次目睹病友家属们顺利回款后，他“也就跟着上车了”。8月25日，王建军往中间人发来的私人银行账户打了14.5万元，对方承诺9月15日回款。中间人还提醒捐赠的家属，准备好15万元未在9958核销过的发票，在回款前几天给他，之后等回款即可。到了9月9日前后，还没到回款日，柯某孝被抓的事情就在病友群传开了。王建军听说，事情的起因是柯某孝的另外一个“配捐”项目，有十几人参与，承诺8月24日回款，但迟迟未还款，他说没钱了，还不了了。中间人跑去找他，他承诺会去贷款、卖房子还钱，但中途趁中间人不注意跑了。中间人报警后，没多久柯某孝就自首了。和很多参与“配捐”项目的病人家属一样，王建军的14.5万“本金”，也是在至少三四家网贷平台，用光额度借来的。王建军听中间人提起，这次做的是“柯主任的项目”。柯主任就是柯某孝，王建军并不认识他，也不认识中间人。他只知道，中间人也是一位大病患儿家属，他的孩子得的是白血病。他专门查过9958公众号，发现柯某孝确实是“中华儿慈会项目四部9958廊坊团队主任”，还获得过“中华儿慈会2022年度最佳领导力奖”。目前，文章显示已于2023年9月7日修改，柯某孝的名字被删除，但刻有他名字的奖杯以及他手握签约本的照片依旧留在文章内。柯某孝也是一位大病患儿家属。一位前9958项目志愿者向记者证实，2019年收到过他的求助资料，后来交由其他志愿者负责跟进。目前网上依然能够查到柯某孝儿子的多起募捐项目。通过多篇项目介绍及2020年发布的一篇名为《湖北90后小夫妻为“拼”女儿四年生三胎，结果悲剧了》的文章，可以拼凑出他早期的人生经历。柯某孝是90后，来自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的一个农村家庭，2014年与妻子经媒人介绍结婚，四年生下三个儿子。婚后，原本在超市做收银员的妻子辞职在家专职带娃，全家靠柯某孝每月打零工的4500块钱过活。2019年5月，11个月大的小儿子在武汉儿童医院被诊断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夫妻俩花光了一家攒下来的十几万存款，又向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有的亲戚甚至借了2遍”。一年内医药费将近40万，但孩子还需要继续化疗。为了挣钱，柯某孝做过搬运工，一天100块钱。孩子爷爷回到工地干起高空作业，奶奶为了省下菜钱，去房顶晒干菜，结果摔下来，腿刚好就去捡废品。妈妈也变卖了结婚的首饰，但只够第七次化疗的钱。一位接近9958项目的公益人张晶从病人家属处得知，柯某孝的儿子目前还在医院治疗，由其妻子陪同。根据网络信息，柯某孝也被骗过。某项目介绍里写道，柯某孝从一个同学处得知，网上有个投资利润很高，于是将自己仅有的七万块钱投入指定app内，结果投入三天app就打不开，只好报警。但半年过去没有丝毫进展，“小柯追悔莫及”。柯某孝从大病患儿家属，到区域负责人的身份转变，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张晶告诉本刊，2020年柯某孝就已经进入儿慈会和9958的中心群了，而这个群里，一般是分中心的主任或财务才能进去。对于柯某孝与儿慈会的关系，公益人陈钦形象地称之为代理关系，“这是中国现在顶流基金会在做地方筹款时，一般会采取的模式。”一个基金会的正式工作人员通常在几十人以内，很难对受助对象进行一对一救助，这就需要地方代理人。但公益基金会不允许设立地方分支机构，所以地方代理人通常以地方合作机构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的身份配合。儿慈会在公开通报中提到，柯某孝是合作机构的志愿者。与地方机构或志愿者合作后，基金会将为代理提供培训、运营话术、身份背书等，发布筹款链接后，代理则负责该项目的落地执行、拉人、筹款。陈钦提到，代理人通常是在当地有一定的人脉、具有较好的筹款能力，同时能够接触到很多受助对象的人，比如商人、律师、教师、会计等。而在大病项目中，这一角色通常是有时间、有患者资源的家属。多位公益人告诉记者，从普通中间人“晋升”到区域负责人的核心，是筹款能力。最开始柯某孝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中间人，需要从区域负责人手里抢“配捐”项目，在病友群里拉人，收集病人资料，鼓励和教导病人家属参加“配捐”，或许还会接触到收款和转账。张晶告诉记者，普通中间人拿的是介绍费，一个人头200块钱、300块钱、500块钱的都有。张晶说，类似柯某孝这样级别的普通代理，工作两三年，一个人能积攒两三千个病人家属资源，若积极扩张人脉会更多。他们还会发展很多下线，负责管理类似廊坊的河南老乡分中心、廊坊的河北老乡分中心等群。成为区域负责人后，负责人能够与基金会协商，抽取3-4%的执行经费，而不再局限于几百块的介绍费。根据中华儿慈会9月13日发布的公告，基金会账户从未收到过网传的1000万资金，资金是进入柯某孝的个人账户。公益人张思远分析，直接打给个人账户的捐助，可能根本没有进入“配捐”流程，而是直接的骗捐。而大病家属之所以对此深信不疑，是因为“现在套捐已经从一个违法违规的事情，变成大家都知道的一门生意。”法律规定，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可以提取不超过年度支出10%的费用作为管理费，用于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水电费、差旅费等，以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在每年的99公益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都会拿出一部分激励金用于激励公募机构。比如，2023年99公益日规则显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拿出1亿元全年行业非限定资助资金用于激励公募机构。筹款总额越高，捐赠人数越多，机构获得的激励金往往也越多。因此，为了获得更高的管理费及激励金，一些慈善机构就以回款的承诺，鼓励患者家属借钱、贷款，将钱投入配捐项目中。点开项目链接，患者家属还能发起“一起捐”，邀请亲友捐款。记者随机点开儿慈会在腾讯公益中发起的某儿童援助计划，可以看到，14天前，有11个人集中发起了一起捐，其中包含4个5万元，3个10万元，1个34万元，1个40万元，1个50万元，一个23080元。部分账号后面显示了“非配”二字。而之前几块钱、几十块钱的募捐，则零散来自于2个月前、3个月前、7个月前。陈钦则说，“现在慈善行业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不参与套捐，就很难拿到配捐款。而对于承诺回款的套捐，家属拿到的也只是小部分。张思远介绍，按照腾讯的配捐比例，配捐额度至少在10%以上，10万块钱一般可以拿到1万元的配捐，但家属通常只能拿到几千块钱。至于前面提到的骗捐，张晶向本刊介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募基金会有一笔救助金，计划给患者每人拨款5万元，交给地方代理人执行。地方代理人以“配捐”的名义，要求家属给自己个人账户打入4万本金，并提交5万元未核销的发票，最后基金会给患者家属拨款5万元，相当于家属最后获得了1万元，剩下的钱进入了中间人账户。“从基金会的角度，项目非常正规。”张思远说，还有的负责人会直接跟家属表明，我帮你申请5万元的救助金，你给我管理费。管理费一般在20%左右，多的甚至要40%。很多患儿家属不得不接受这种“管理”，因为知道，自己去申请基金会无法通过，必须通过中间人或区域负责人才行。“一些基金会把支配善款的权力变成了权力寻租变现的过程。”张思远说。另一种骗捐形式是，项目负责人跟基金会申请开设一个公募项目，拿着家属提供的本金前去投放广告，最后将募款所得返给家属，从中抽取管理费。而这个模式是，2019年一些平台允许公益项目投放广告后，公益基金会发现10%的管理费无法覆盖广告成本，就将成本转嫁到了患者家属身上。对于以上几种模式，有公益人指出，其可能涉嫌洗钱。张思远还提到，尤其当患者家属在支付本金和收到回款都是通过私人账户时，钱可能根本没有进入公益基金会，纯粹是中间人的个人行为。陈钦提到，如今一些公益基金会，正背离初衷，唯筹款至上。他曾从一个做筹款赋能的企业负责人处得知，他们曾受邀组织某基金会做筹款培训，要求把全国厉害的筹款志愿者或者各大区负责人召集到北京，“搞得像传销公司的团建一样，非常热情，套路很深。”每年大概四五月份，该基金会就开始梳理各个渠道，做各种筹款培训、发奖，鼓励大家搞筹款，公益项目的具体事项，反而变成了次要的事。张晶告诉记者，筹款的额度与代理的晋升、获益直接相关，会导致很多主任不断发展下线，“甚至出现抢患儿家属资源的情况。”比如一个代理承诺47000元返5000元，他们为了抢人可能会说，45000元返5000元。这无疑会增加管理难度，风险很大。若无法筹集到更多款项，为了扩大体量，一些慈善机构甚至会通过降低单个资助金额来增加受助对象数量。比如50万的款项，一个给50块钱就只能资助一万人，而给25块钱资助对象就会翻一番。在张晶看来，为了管理费而去套捐、骗捐，消耗的是社会公众对整个行业的信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家庭。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国科曾在接受北青深一度采访时表示，志愿者如果号召家属通过慈善组织自己捐赠自己，然后获得配捐，属于非法手段套取配捐的行为。如果儿慈会参与其中，那么属于接受了不具有公益目的的捐赠，也是违法行为。北京商顺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世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案涉及的核心法律问题是代理的问题，即儿慈会与柯某孝的关系问题。儿慈会在公告中提出，柯某孝并非其工作人员，只是合作机构的志愿者，其也从未委托其为9958项目筹集资金。事发后，儿慈会向家属出具了一份解约声明，表示于2023年3月31日与柯某孝所在的廊坊救助站解约。但据南方周末报道，一位家属表示，一位中华儿慈会项目负责人曾向警方承认，该解约书是后面补办的。对此，王世柱认为，儿慈会承认柯某孝为该会合作机构的志愿者，同时给予其中华儿慈会项目四部9958廊坊团队主任的身份，并颁发奖项，柯某孝也参与了其自主项目的工作，双方其实是一种准职务代理关系。“普通公众无法判断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像我们做过法官的人，会考虑到双方主体的构成，公司的性质、文化程度等，从普通公众的角度来看，他们会认为柯某孝就是一个员工。”王世柱指出，儿慈会涉及到对内的“职工管理”及对外的合作风险管控上的失职，公众基于柯某孝的职务产生信任行为，那么该职务行为带来的法律后果，单位需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至于需要承担多大程度的民事赔偿责任，则需要警方调查，儿慈会在此案中的过错有多大。”王世柱说，“有患者称配捐后的回款来自儿慈会账户，如真实，就涉及儿慈会的默认问题，必然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张晶从受骗家属处得知，警察告诉家属，钱已经拿不回来了，被抓几天后他才交代，去澳门赌博过三次。不过，该说法暂未得到警方及家属的确认。9月18日，王建军又从山东赶去北京，去各个基金会寻求帮助，孩子还等着急用钱。今年，因为癌细胞转移到骨头上，常规的放疗、化疗无效，只能采用最新的核素治疗手段，全部自费。第一次花了64800元，前些天的第二次花了四五万左右，刚出院。女儿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数值很低，隔一天要检查一次。一个月生白的、生血的、护肝的、护心、靶向药，得四五千。如果能够顺利回款，女儿的这次手术，以及一个月的药费，就不用再借钱。出事后，他不得不再次找亲戚借钱。“有的亲戚朋友一打电话，人家看你电话都不接。”王建军说。现在他欠了一屁股债，一天有二十多个来自网贷平台的电话催债，他现在电话都不敢开声音，看到号码是177、170开头的虚拟号码，他就不接。还有来自病友的压力。他说，一些曾经接受采访的病友，接到过威胁、辱骂的电话。“病友们之间意见也很大，我们曝光后，就堵死了病友们快速挣钱的路，他们也会埋怨我们，敌视我们。”他只好安慰他们，这是为了避免他们被骗。李鹏飞参与“配捐”的钱也是借来的。今年32岁的李鹏飞来自贵州农村，2018年，7岁的儿子被确诊淋巴癌，他们从老家来到河北陆道培医院，去年刚做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花了30万，几年的医药费近200万。父子两代都是农民工，为了凑钱，他们卖掉了唯一的农村自建房，那是父子俩打工多年攒钱盖的，现在全家只能挤在镇上一个出租屋里。村里还有20亩土地，父亲每天骑摩托车往返40分钟种点玉米，一年能收一两万块钱，勉强维持两口子和小孙女的生活。去年儿子做移植手术，妻子在医院照顾儿子，李鹏飞负责做饭、跑外卖，他印象里，就在那段时间，妻子第一次参加配捐。“520一次，99公益日一次，”后者他清晰地记得是9958的项目。他说，妻子做配捐，主要就是为了家庭开销。移植后，孩子的生活要求比较高，花销很大。将近一年的时间，他给孩子做饭用的都是矿泉水。5升矿泉水，10块钱一桶，一天得用2桶。除了一天三顿饭的用水外，蔬菜、水果、厨具的清洗都需要用矿泉水。为了节省，他通常先用普通水清洗，最后用矿泉水过一遍。孩子的营养要求也很高，每天肉类、蔬菜、水果必备，食材也需要当日新鲜的。买鸡肉必须买活鸡，孩子只能吃点鸡胸肉和鸡腿肉，但须买一整只。饭菜必须2小时内新鲜的，吃不完的父母再吃。一天孩子的食材就需要40块钱，一个月1200块钱，他很快计算出来。他们在医院旁边租了房子，因为孩子必须单独住一间，他们租了两室一厅，一个月房租1850元。还有一些隐形的消费。儿子的房间每天都得消毒，十几块一瓶的消毒喷雾一个月能用掉2、3瓶。“这样十几块那样十几块，其实加在一块还是挺多的。”他打断了记者的提问，不愿继续回忆，“提起来心里难受。”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是靠他跑外卖。早上5点半天，给孩子做好早饭，他就出门，有时候跑到半夜一两点。回家还要洗锅洗碗洗衣服，到3点左右才能睡，有时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5000块钱。今年孩子情况好转，他回到老家干工地。工地活不多，一个月只能干20天左右，还经常拿不到工资。为了帮他分担压力，妻子参加了“配捐”项目。今年是妻子第三次参加“配捐”，夫妻二人各自找朋友亲戚借钱，凑了二十万左右投入其中。他能想到的唯一不同，就是这次的钱，直接打给了个人账户，而此前两次是打入筹款链接。他们并没有怀疑，夫妻俩都是初中学历，“我们其实也没有多大头脑，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弄，谁知道呢？”9月10日晚，从工地干活回家的他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钱被骗了”，语气显得十分着急。妻子只说了这么一句，之后便不肯再说。他心里很不舒服，又不想给妻子压力，没有多问。被骗后妻子情绪一直不高，几天都没有睡觉。9月11日，王建军与几十个被骗家属来到儿慈会门口，希望与之沟通，但未得到明确的说法。家属们还在等警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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