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对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制造苹果手机的富士康工厂的新闻纪实报道。文章生动描绘了印度富士康工厂内中国赴印工程师、印度工人的生活、工作状况。除了增添了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制造业从业人员生存状况的人类学材料外，文中有几方面信息值得关注“印度承接中国制造业”的观察者注意。
第一，所谓“承接制造业”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在满足制造业要求的效率方面，印度与东亚国家在配套企业、基础设施、政府效能、监管环境、市场对接、工作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在印度制造业发展条件最好的泰米尔纳德邦都是如此，遑论印度其他邦。因此，在印度培育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必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第二，就本文所在泰米尔纳德邦，其当地无疑对发展制造业有很大决心。而且就实际效果来看，富士康在该地的工厂确实取得了显著进展。
第三，本文从生产一线视角证明，印度如果真想“承接中国制造业”，那么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是不可避免的。想让生产线顺利高效运作，中国工程师和工人亲临一线传达细节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要构建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在中间品进口、市场等方面对中国的依赖。
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读者批评参考。
图源：《金融时报》
【文/维奥拉· 周、尼尔什·克里斯托弗 编译/刘派 许丙南】
当中国工程师李海（音译）离开寒风凛冽的中国北方，飞抵印度南部潮湿炎热的泰米尔纳德邦时，他对自己的未来非常迷茫。
那是2023年初。出发前几个月，李海所在的富士康苹果工厂的一位经理召集志愿者去印度执行一项临时任务。李海没有考虑太久。他从未出过远门，但他渴望出远门。李海对科技媒体《世界其他地区》说：“我只是想出去看看”。他使用的是化名，因为他没有得到接受媒体采访的授权。
李海言语温和、待人诚恳、不苟言笑。他在中国一个以钢铁工业闻名的农村地区长大，从未出过远门。但是，他用好奇心弥补了对更广阔外部世界的了解匮乏。
出差前，富士康组织了一次简短的文化敏感性培训。在培训期间，李海被告知不能提及宗教或政治，在与印度新同事交谈时要记得说“请”。他说：“中国人说话可能比较直率。但当我们与印度人交谈时，我们应该更加礼貌一些。”
李海最担心的是饮食问题。出发前夕，他在行李箱里装满了腹泻药、自制中式火锅汤底和筷子——因为他听说印度人用手抓着吃饭。
怀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李海带着他的第一本护照，第一次搭乘了出国旅行的航班。这次飞行充满了惊喜：飞机颠簸、中途停留的新加坡机场里形形色色的人群、用英语对他讲话的机舱乘务员。
他的最终目的地是金奈郊区的工业中心桑谷村（Sunguvarchatram）。这个小镇目前正处在全球电子制造业转移的中心。
与许多竞争对手一样，多年来苹果公司一直依赖中国工厂组装产品。但政治和经济因素迫使该公司（以及更大范围的科技行业）重新评估对华依赖，转而在整个亚洲寻找替代性合作伙伴。
富士康（又称鸿海精密工业）一直在对其位于桑谷村的苹果手机工厂进行巨额投资。但据熟知内情的人士透露，由于该工厂的材料损耗和次品率较高，富士康在印度复制其闻名遐迩的高效运作模式较为艰难。因此，富士康在桑谷村生产的苹果手机利润一直低于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对此，富士康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2023年年初，为提高产量，以及为苹果公司即将推出的旗舰产品苹果15做好生产准备，富士康向桑谷村派出了更多中国工人，像李海这样的工程师则负责推动印度工厂的生产速度比肩中国。
李海及其数百名中国同事使用语言APP、半吊子的课堂英语和手势肢体语言，将“富士康模式”翻译介绍给大多不熟悉21世纪电子制造强度和复杂性的印度员工。
这将是一个严峻挑战。2023年8月下旬，《世界其他地区》（《世界其他地区》）访问了桑谷村，富士康及其他苹果供应商正在那里火力全开，为苹果15上市全力以赴地做准备。我们采访了二十多位装配线工人、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经理，他们都要求匿名或使用化名，以免被雇主认出。
他们详细介绍了过去一年多以来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工厂之一所取得的成功、所经历的斗争和文化冲突。在中国，富士康要求员工每天长时间高效工作、尽量减少延误和失误，而这一切在印度虽说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但也很难进行复制。这种压力显然对该公司的当地员工造成了影响。
最终目标是成功生产苹果15，这将是印度制造业实力崭露头角的一个显著标志。
研究中印制造业劳动力的希夫·纳达尔大学研究员克里斯南（Anand P. Krishnan）告诉《世界其他地区》：“政府传递的信息是，印度已经崛起，并正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在印度制造整装的苹果15，不仅将被视为苹果公司产业转移的重要时刻，也将是是印度的重要时刻”。
一
位于桑古村的富士康工业园区的入口
每隔八个小时，桑谷村的街道上就会出现一辆辆印有跨国科技巨头（三星、雅马哈或富士康）名称的大巴车。疲惫不堪的工人们在工厂和宿舍（在印度被称为招待所）之间来回穿梭。其他人则跳上摩托车或爬上三轮人力车。
桑谷村位处印南部两大城市——金奈和班加罗尔之间的新兴工业走廊上。外国汽车制造商率先在此地开设工厂。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台湾科技制造商也在这里建立了业务，其中包括富士康及其竞争对手纬创，后者2017年成为第一家在印度生产苹果手机的公司，当时负责制造低端苹果SE系列。
该地区仍在从农业城镇向全球制造业中心转型的过程中。荒芜的田野、高科技工厂园区以及为容纳数千名流水线工人而修建的崭新宿舍交相辉映。
对于印总理莫迪来说，桑谷村的发展可谓“梦想成真”。2014年，莫迪在德里发表了他的首次独立日演讲，并公布了后来成为他标志性功绩的“印度制造”倡议。莫迪说：“我想在红堡城墙上向全世界人民发出呼吁，来吧，在印度制造！来吧，在印度生产！”
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度本国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产业蓬勃发展。但1991年，印度降低了进口税，外国竞争者大量涌入并主导了当地市场。印度本土品牌纷纷倒闭，印度的科技制造业也随之崩溃。这也成为印度在过去30年里一直难以为快速增长的年轻人口创造充分就业机会的原因之一。
图源：世界银行
印政府称，自宣布“印度制造”计划以来，该国每年的外商投资已翻了一番，但批评人士认为，该计划充其量只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2003年至2018年，制造业的发展速度略微超过了印度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尽管有了“印度制造”，但制造业发展还是落后。在过去一年中，制造业产出仅增长了1.3%。不过，科技制造业再次成为了一个亮点。自去年以来，富士康、三星和赛尔康等公司都相继宣布在印新建或扩建设施。
对印投资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持续的中美贸易战。中国工人也不再是某些制造业最廉价的选择：中国的劳动力数量正在萎缩，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他们对工厂体力工作不再如以前那样感兴趣。
印有印度总理莫迪和其他印度人民党政治家（左）照片的政治海报与著名演员维贾伊（Vijay）（右）的照片并列在一起
2022年年底，位于中国郑州的全球最大苹果富士康工厂发生了一系列危机，凸显了苹果公司促进生产链多样化的重要性。据估计，郑州工厂的延误导致苹果公司每周损失了10亿美元。
此后，苹果公司加快了在印度的扩张计划。富士康正在推动其在印员工人数增加一倍。公司董事长刘扬伟在过去18个月中与莫迪三次会面，讨论在印扩张工厂。由中国台湾政府资助的贸易促进组织——台北世界贸易中心金奈分部主任施儒尔斯 （Jules Shih）告诉《世界其他地区》，苹果供应链上的许多其他公司也正在物色在印建厂选址。
中国制造业的一些优势是印度难以比拟的。中国政府为富士康提供了许多帮助，中国政府投资数十亿美元帮助富士康建立工厂，为能源和运输提供诸多补贴，并在劳动力短缺时帮助招聘员工和提供大巴。
在印度，苹果公司供应商必须与当地政策制定者、土地所有者和劳工团体频繁周旋打交道。印度缺乏类似于中国的庞大材料和设备制造商网络，这些制造商通过削减自己的利润来争夺苹果的订单。一位最近从中国调往印度的苹果供应商高级经理告诉《世界其他地区》：“苹果已经在中国被宠坏了。在印度，除了劳动力便宜，其他的一切都很昂贵。”
桑谷村繁忙的十字路口
二
富士康从2019年开始在桑谷村制造苹果手机，从制造苹果XR系列手机开始。当时，该机型已经投产一年有余。2023年初，当李海来到桑谷村时，富士康工厂正在生产苹果14s，该机型在印度上市两个月之后就开始在印生产。今年，富士康的目标是苹果15一经发售，在印生产的该机型就能立即发货。
苹果工厂所在的庞大园区占地60公顷，富士康还在这里为其他品牌生产手机。约35000名员工在六座三层楼高的白色厂房里工作。李海仿佛又回到了他在中国国内熟悉的工厂：同样先进的设备，同样一排又一排工人每天重复数千次工作的工作台，同样的成品。但有一点明显不同。在这里，装配线上的工人几乎清一色全是年轻女性。
20世纪80年代，当电子制造业在中国兴起时，刚开始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占据工厂劳动力的大多数。她们并没有太多其他选择。研究富士康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家珍妮·陈（Jenny Chan）告诉《世界其他地区》，富士康等公司更愿意雇用女性，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更听话”。
在过去30年里，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中国国内大部分苹果工厂工人都是男性；女性则转而从事不那么辛苦的服务业。但在印度，富士康及其他电子产品制造商再次从女性劳动力中招兵买马，女性劳工开始为更好的工作而背井离乡。
在印度雇用年轻女工有其自身要求，其中包括让疼爱女儿的父母放心他们女儿的安全。公司为工人提供免费食宿和巴士，确保通勤安全。在休息日，住在富士康宿舍的女工晚上六点有宵禁；在别处过夜需要提前得到许可。一位前富士康人力资源经理告诉《世界其他地区》：“如果她们在特定时间外出而没有按时归寝，她们的父母就会收到通知。这就是富士康赢得女工父母信任的方式”。
富士康员工搭载公共巴士离开园区
富士康还不得不为雇用已婚妇女寻找变通办法。据报道，富士康通常要求工人进出工厂时接受金属探测器检查，以防提前泄露即将推出的产品。但在印度，已婚妇女会佩戴金属吊坠（mangalsutra）和金属脚趾环（metti），这些工人要接受人工检查，并将她们的首饰记录在笔记本上。
帕德米妮在金奈以南九小时车程的古城蒂鲁内尔维利（Tirunelveli）附近的农村长大，她有五个兄弟姐妹。26岁的帕德米妮拥有护理学位，但作为一名家庭护士，她感到“被困在”全天候待命的状态中。
2021年，帕德米妮在富士康装配线上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开始，她因为防护服、机器以及墙上“请与我们合作”的不祥标语而感到不知所措。她一生都生活在无法躲避的热带高温中，她努力适应着对她来说像冰冷空调一样的环境。“我甚至不知道镊子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这些物件的名字，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它们。”
桑谷村街头女性旅馆的广告
帕德米妮现在与其他八名妇女合住在桑谷村一套简陋的一居室公寓里，其中五人睡大厅，四人睡卧室。她们每人支付1250卢比（15美元）的房租。帕德米妮说：“这有点困难。我很少见到室友，她们每周轮换不同班次——从上午6点到下午2点、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或晚上10点到上午6点，只有周日休息。
每个工作日，帕德米妮都要乘坐富士康的班车前往工厂，经过金属探测器，穿上防静电长袍，然后在装配线上每小时至少缝合495个音量控制零件。
三
刚到印度时，李海和他的同龄人与印度新同事的交流十分吃力。他们上高中、大学时曾学习过英语，但后来很少有机会使用英语。即使是说简单的短语，如“谢谢”，也很难让当地人理解发音。李海利用上下班通勤和吃饭休息的时间学习英文词汇，他还随身携带笔记本和笔，这样每当印度同事使用他不认识的英文单词时，他就可以要求他们写下他们刚才说的话。
在与设备打交道时，因为设备通常产自中国，所以语言障碍最为明显。一位印度高级经理说：“所有机器都使用中文标识，标准操作程序、作业指导书、指令……一切都只有中文。软件也是如此，甚至连‘紧急按钮’也是用中文写的”。
中国工程师告诉《世界其他地区》，他们借助翻译APP或更原始的方法培训印度同事操作和维修机器。一位中国工程师说：“肢体语言是通用的”。
金奈的一位翻译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并曾经服务过包括富士康在内的许多在该地区运营的中国公司，他告诉《世界其他地区》，员工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耐心也在下降。
他讲述了富士康的一名中国工人如何因为一名印度初级技术人员屡次无法自行解决技术故障而感到沮丧。这名中国工人自己修好了故障，然后走开了。翻译回忆，印度工人怯生生地说：“他没有教我呀”。中国工人回答说：“我应该教多少次他才能学会？”
翻译说，印度工人起初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中国同事会因为30分钟的机器故障而心烦意乱。但随着时间推移，印度中层管理人员逐渐也对工作延误变得更加敏感。
有一次，部分苹果组装线因设备故障而停工，由此引发的恐慌给翻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一名技术人员匆忙赶去解决问题时，一位印度经理站在他身旁，不停地用泰米尔语问道：“解决了吗？解决了吗？”翻译回忆说，这名负责维修的技术人员的手在压力下止不住颤抖。
富士康园区正在进行扩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