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卓曌丨撰文
王晨丨编辑
令人诧异的是，在整个医药行业的下行周期，最慢感受到寒气的CDMO（医药定制研发生产），却开始走出了房地产行业的感觉。
大兴土木、跑马圈地、大规模融资这样一个被衰落的房地产行业用烂了的套路，CDMO行业里的企业开始“玩”了起来。
九洲药业在8月4日发布定增预案称预计募资不超过25亿元。其中12亿元用于瑞博（台州）创新药CDMO生产基地建设；5.6亿元用于瑞博（苏州）原料药CDMO建设。9月27日，又斥资1.85亿元收购中山制剂工厂，意在CDMO制剂改造与扩建。
另一头部企业凯莱英在同一天公告称，拟投资40～50亿元在泰兴投资生物医药研发生产一体化基地项目，用于小分子CDMO化学原料及原料药的研发及生产。早在今年3月，凯莱英签署投资协议书，大手笔投资30亿元在上海奉贤建设生物药CDMO研发及商业化生产基地。
据时代财经不完全统计，多家企业在CDMO业务扩产上已累计计划投入超160亿元。
风口浪尖上的CDMO企业看起来都不像在过冬。有的在冲击上市，有的在并购收厂，有的在招兵买马，有的在大笔融资。
在近一个月里，迈百瑞提交IPO申请并已获深交所受理；华神科技增资2亿元夯实CDMO产业基础；海翔药业花费3亿在台州投建总部研究院；跨国药企默克牵手生物智谷，将复合型大分子CDMO项目落地成都……
谁也不愿在这一场吹泡泡般的产能军备竞赛中处于下风。陪它们下场的“玩家”，还有急需拉动当地GDP增长的地方政府：给地、代建工厂……这熟悉的场景曾经出现在若干年前的房地产、光伏产业的扩张中。
声势浩大的扩张趋势和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往往容易将理性和市场规律掩盖，企业的产能规划总是不切实际地一次次打破想象的天花板。
接二连三的行业扩建喜讯，并没有冲昏一位CDMO企业创始人的头脑，他在社交平台上写下了自己的隐忧：安徽某一家CDMO公司规划产能做到45万升，而绍兴某家CDMO企业宣称产能要做到50万升。对比全球CDMO五大巨头2023年的产能规划，三星生物是62万升，药明生物和Lonza也不过32万升，Celltrion规划31万升，勃林格殷格翰则是24万升。
每一个后出规划的企业总要以超于前面企业产能规模为目标，充满数字泡沫的产能革命呼之欲出。更别提雄心勃勃地乐土科技，这一家房地产起家的CDMO公司一度打出“做老百姓用的起的药”、“最低成本可以做到每克蛋白40美元”的口号。在它的计划里，2023年一期工厂产能达到42.5万升，2025年增至130万升，成为亚洲最大。
这又回到了自2020年就被业界抛出的老话题——盘子铺得太大，产能过剩了怎么办？纵然政府和园区招商引资给予了CDMO最大力度的支持。但到后面，招商项目失败了又由谁来接盘？
很快，医药板块的寒气开始传到了CDMO。
“产能过剩，就卷，降价。”上述人士称，受上半年资本寒冬影响，创新药新项目砍得很凶。他公司接的单子比去年少了至少百分之六十。而另一边，价格战的硝烟自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四起，“一个IND的价格原来是2000多万，现在已经卷到1000多万。从2500万，到1500万，1200万就是几个月的事情。”
当产业的故事圆不下去的时候，有企业另辟蹊径开始讲资本故事——融一大笔钱、招最优秀的人才，做更大的罐子，抓住“大生产”的契机，把利润挤出来。但当资本故事缺乏接盘者的时候，产业的故事开始走向悲剧结局——更多融不到钱的公司如今面临的是工程建设停止的现实。
“原来很多CDMO公司超出自己的建设规划来去做扩建，因为对市场过于乐观。但如今医保谈判、资金寒冬诸多因素叠加，药企的预期下降、项目被砍，有一些CDMO企业不得不做出调整。”另一位行业人士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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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务院首提开展MAH（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这一将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离的管理模式，给了CDMO企业站在时代风口上的机会。它可以名正言顺地为药企“代工”。
随后CDMO的高光时刻，已经被复述多次。
在当时顶层法规支持、资金加持、人才回归之下，国内创新药大爆发，从而催生了医药外包服务的巨大需求。凭借成本优势，全球的产能向国内转移。新冠疫情的爆发，一度让国内CDMO接单到手软。
甚至连它们的抱怨也充满凡尔赛的气息。满负荷运转的CDMO曾为产能不足而发愁。药明生物首席执行官陈志胜在2021年公开表示，在买下几个厂之后，特别是收购杭州辉瑞和苏桥生物的厂后，产能紧缺的问题才得到缓解。几乎所有龙头企业都开启了买买买的模式，频繁大动作带来的是整个行业的火爆。2021年开始，CDMO竞相融资、上市、扩产。拥有产能，意味着有更强的订单承接能力，才能通过规模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
哪怕是今年遭遇资本寒冬，这一扩产趋势也没有停止的迹象。
尽管创新药研发的热潮在一年之内迅速冷却，但产能建设和商业化生产却是个漫长的过程，此前积累的大量需求不会短时间消失。尤其是走到商业化阶段的Biotech公司，仍旧有大规模生产需求。
在是否扩产的问题上，CDMO企业当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国内第二梯队某CDMO创始人何姜（化名）坦言，去年订单多、行情好，企业纷纷扩产。“到了今年，则是因为决策上的惯性，企业来不及掉头。”
部分企业选择扩张的动机并不是因为市场有需求。它们在扩产之初并没有选择量入为出，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盲目扩张攻势。在一位熟悉CDMO企业的园区负责人看来，并不是因为它们缺乏对于行业趋势的认知，而是卷入了太多复杂的计算。
当赶上了好时机赚回来真金白银的钱，却不知道往哪里去投的时候，沉浸于盈利喜悦之中的股东们会认为，还不如拿这部分钱去建厂，起码是实打实的重资产投入。“拿一块地，可以讲一个故事。哪怕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但这个重资产仍旧是一笔财富，总有无限生意的可能。”
生产毕竟是一种长周期、连续性的行为，正是这种滞后性会带来一个弊端，即大量产能的堆积——这部分产能此前被认为可以通过“出海”这一路径向外释放。
悲观的企业家会从行业分析师、投资人口中听到“三年寒冬”的一个论调。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他们会对出海这一种释放产能的路径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太乐观，企业容易死；持悲观的话，企业可能只是丧失一点点发展的机会，但还是比较安全。
乐观的企业家会认为，今年的单子只是暂时有限，未来的单子肯定会大。他们喜欢从长期来思考市场对生物药的旺盛需求。提早扩大产能一方面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总归是解决了再融资的能力。
在寒冬的时候攻城略地，给资本市场讲出一个不同的故事，就必须要超前布局，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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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扩张背后的另一个推手，是地方政府。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CDMO企业选择政府代建的模式，政府建厂、企业入场，完美避开扩张带来的压力。各地园区不遗余力想引进CDMO企业，最在意的是“税收”和“就业”两个KPI。
每一年，地方园区招商人员都会来上海张江“取经”、“要项目”。一位熟悉张江园区的人提及，很多地方园区觉得张江的新药项目多，2021年，张江在研药品品种超过了600个。哪怕CDMO承接十分之一，也能盘活当地园区。“他们甚至指明了说，能不能一起联合招商，能不能把生产这一环节迁到他们当地。”
一位地方园区负责人毫不掩饰自己对于CDMO企业的偏爱。
在他看来，CDMO相当于一个平台，一头连接研发，一头连接着生产。它不会受制于初创企业的个别产品、个别管线的限制。在他的理解中，园区产业的形成并不是靠几家研发企业来支撑，而是靠为研发提供支持和服务的机构来支撑的。正是因为有CDMO这样平台的存在，园区可以吸纳更多的研发机构进来。
“园区招商，相当于做生态建设，有好的阳光、土壤、空气，就会长出更多的苗。而不是说，拿点种子，撒在我们家这块地上。那种子会说，我哪里都可以撒，为啥要在你这？”而CDMO企业，正是阳光、空气和土壤。
除了平台属性之外，园区们更看中的是CDMO企业的代工能力。“它能产生更多产值，哪怕企业只是打着CDMO的旗号，但只要干了代工的活，解决了当地工人就业，把外地人也吸引过来了，地方经济也就被盘活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在《置身事内》这一本书中曾指出，地方政府尤其青睐重资产的制造业，一是因为投资规模大，对GDP的拉动作用明显；二是因为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跟生产规模直接挂钩；三是因为制造业不仅可以吸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的低技能劳动力，也可以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增加相关税收。
在短短二三十年内，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仍保持固有的惯性思维。
出于政绩考虑，他们也会更偏重“看得见、摸得着”、税收落在本地的生产建设项目。上述园区负责人坦言，“新药研发项目，看不清摸不准抓不住，也是要有一定的规模和氛围，才能够去做。而CDMO不一样，模式看上去更安全。”
很多地方园区没办法像张江一样，科学家只拿一个PPT和他的科研成果，就能吸引投资，来到园区创业，并受到政府重视。一位产业界人士分析，张江生物医药产业经过30年沉淀，拥有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园区能了解到整个项目里临床实验数据怎么样，又有投资人在其中背书，这是很多地方园区并不具备的条件。而地方政府园区很难帮一个没有上过临床的项目背书，退而求其次，他们会认为引进CDMO企业更稳妥。
在当前时刻，这种迫切性更为强烈。“把KPI搞上去，未来发展成什么样子，项目是否如预期发展，这都是后话。现在大家处于急着找生计、找活干的状态。在其它选择有限的情况下，看到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CDMO项目，如果需要政府代建，那就意味着有好多可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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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姜的印象里，4年前，哪怕是一个新成立的CDMO企业去“打单”（行话，拿单子），市场的价格还挺好，利润率可观——一年只要做10个IND项目，就能有一个多亿的收入，基本上收支能打平。
而今年则尤为“卷”。正如开头所述，一个IND申报项目，从原来的2500万元，已经卷到1500万元，甚至到1200万元。“价格战一直在打，也是从今年上半年开始，一点点往下降。”他透露，有一些做IND阶段的中小CDMO企业，正处于没有订单的状态。大家的心态也发生的微妙变化，“反正公司也融不到资，与其等着被淘汰，还不如干脆降价、放手一搏。”
何姜的一位老客户曾经预计，新药研发上市之后，一个病人的花费在20万元左右，CDMO公司轻轻松松可以拿到至少4万元。但医保谈判、医药集采的政策，让Biotech创始人们都意识到将来新药势必降价。“如果药价降到5万，CDMO的要价还是4万，药企就没有利润了。为了让药企客户活下去，我们也得在成本上去做优化，主动去往下减。”
对于CDMO企业，成本的控制就得要通过扩大规模，供应链和运营体系来优化。产能的扩张又成为了一种被动的无奈。大企业有实力和财力，尚可高枕无忧。中小企业则会担心大企业的横冲直撞式的扩张。“万一哪个资本冲进来，跟互联网打法如出一辙，我就是‘不差钱’，加足马力、扩充产能，哪怕是亏损，也要把CDMO的市场先占住，后面再考虑挣钱。那我们怎么活？”另一位CDMO创始人认为，“中小企业招架不住这样的打法”。
但这种“卷“并非一无是处。它给原本供应链不成熟、价格不透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CDMO行业带来了改变。
何姜回忆，此前，Biotech去找CDMO公司合作价格极高，三个ADC管线的IND的花费，足够自建车间。由于信息不对称，Biotech公司往往很难找到性价比高的CDMO公司。
更让他难以理解的是，Biotech公司找CDMO需要排单，更甚者需要提前两年预定产能。如今，资本、人才、政策利好催熟了CDMO行业，尽管在何姜眼里如今行业是一种“病态的成熟”，“但起码，如今Biotech公司只要提前一个月，都能订到想要的产能和服务。”
历史永远惊人地相似。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国内掀起过一轮造车热潮，100多个品牌一度拥有汽车生产牌照。家电巨头们纷纷跨界闯入，其中有如今享誉全国的美的空调、奥克斯，也有如今已经销声匿迹的“中国空调之王”——春兰。生不逢时的一些公司慢慢地死掉了，它的汽车牌照转给了下一个“掘金者”。
每一个新兴的行业都不乏有这样的闯入者、退出者，CDMO行业也不例外。
尽管一些分析师给市场打过定心剂，“未来2~3年内，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产能远未饱和”。但围绕产能过剩的讨论在近三年里都没有停止。
也有一种声音出来——不用担心多余的产能怎么办，总会有人不断去尝试，总会有更多聪明人出来，总归会有人去接手。“一些企业还没长大时死掉就死掉了，好过在成为巨无霸的时候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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