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傍晚，雨幕遮掩了天光，屋子里很黑。陈泗翰走进看守所，眼前是十几张面目模糊的脸，有男有女，从年轻到中年。这些人全看向他，用一种警惕而猜疑的眼神。

他一手拿着被子，一手端着脸盆，不知所措地站着，任由看守人员带他到睡觉的位置，一张通铺的某个空位。脸盆里盛了些饭，他一口没动，吃不下，无助和害怕将他整个人死死攥着。身体僵硬，感官却很敏锐，未愈合的伤口一阵阵地疼，在疼痛的间隙，他听见了窗外的雨声。

“从这个时候起，我就习惯孤独了。”陈泗翰说。

这天是2014年6月9日。此后，他在不寻常的人生中孤独地往前走，尝试忘记那场生死劫难，在对道德、法律的重新思索和学习中重启人生，从“刺死霸凌者”陈泗翰变成普通人陈泗翰。

漫长的一天

如果陈泗翰要写他的故事，他会从2012年转入瓮安四中的春天开始。他很严谨，首先要说明转学的理由，因为福泉市的教育水平不如瓮安县好。再是他进入新班级的场景，他站在讲台上自我介绍：“我叫陈泗翰，请多指教。”

他对新班级的印象很好。接下来的两年，慢热的他与几位同学成为好友。

班上按考试名次排座位，陈泗翰和其他成绩靠前的同学坐在一起，课余讨论数学题，谁抢先做出来了就给其他人讲题，在一所注重应试的县城中学，少年人的意气风发尽在于此。唯一的出游更成为记忆里浓墨重彩的画面，金色的夕阳铺满了天空，那是初三上学期期末考试后，他和同学们在石林里一起烧烤，走一路，笑一路。

在未成年犯管教所，陈泗翰写到这里停笔了。尽管他想抓住所有快乐的时刻，但很多细节他记不起来，连同几个月后出事的那一天——2014年4月30日，他的记忆都很模糊。

瓮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里，对当日的案情这样认定：

对陈泗翰来说，那是混沌而又漫长的一天，数不清的人围着他，边打边问“服不服”，他被打倒在食堂的桌椅上，被推入楼梯的死角，被一步一踹地带到校外的巷道。最后的记忆是他在飞奔，一边用右手捂着左背上的伤口，一边没命地向前跑，跨过路边的护栏，跨过两个孩子的头顶，躲避身后的追击。

第二天他在医院的病床上睁开眼，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你不知道我是怎么跑出来的。”

他当时还不知道，持刀追着他跑的人，中途倒在地上，死了。

陈泗翰以为自己还能上学，距离中考仅剩一个多月，同学们每天把复习资料复印好带去医院，班主任喊他回学校拍毕业照，虽然那天没有拍成——死者的朋友在校外马路上等着堵他，同学们把他围在中间，送他出校。

母亲李荣惠在校门口接陈泗翰，一手扶住他，一手背着他的书包，她茫然地望向马路对面，分不清对面几个小伙子都是谁。陈泗翰低声说，“老人背后的是金某。”这次她看准了，一个目光直直盯着他们的年轻人。

李荣惠又气又怕，回到医院后，她打电话给治安队反映情况，担心陈泗翰再一次被打。她没有经历过暴力事件，心里慌得很。自从4月30日那天傍晚6点多接到医院的电话，她就与平稳的日子告别了。

“血气胸75%，20分钟内不签字抢救，孩子保不住。” 

放下电话，李荣惠和丈夫陈善坤马上从福泉市赶往瓮安，一小时后到明康医院，儿子还在手术室。第二天早晨陈泗翰醒来后，警方来录口供，李荣惠在旁边听。一审判决书记录了陈泗翰的供述：

李荣惠这才知道陈泗翰身上为什么那么多伤，从屁股到大腿密密麻麻的青紫块，为什么他的手一直害怕地抖，连筷子都拿不住。陈泗翰的手抖了一个月，从这天起，到去看守所，他每顿饭都要靠李荣惠喂。

▲瓮安四中的新校门  图/本刊记者 聂阳欣

同学

瓮安四中以前的大门不像现在这样宽敞，那时候校门口连着一条巷道，走出去才到马路。巷道里零星有推车卖包浆小豆腐的摊贩，马路对面是另一条垂直的街道，开满了零食铺、奶茶店、烧烤店、扎啤店。一路都是市井烟火气。

街道位于两个半开放的社区中间，左侧是花竹园C区，右侧是花竹园D区，楼栋之间有数条一米多宽的窄道方便居民出入。据一审判决书描述，陈泗翰从一家扎啤店门口被拉去C区，途中接过了同学贺某递给他的卡子刀放在衣服口袋里。在C区，陈遭到殴打。殴打过程中，他“将卡子刀拿出来杀在李某某的胸部”，对方“用随身携带的卡子刀子杀在陈泗翰的左背部”，“接着陈泗翰又用卡子刀杀在李某某的胸部后就跑了。”

陈泗翰觉得整个过程像一场梦，他知道学校经常有人打架，带着刀具进教室，他听惯了，只是没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找上他。中午他跟表哥表姐约好，下午放学来接他一起回家；下午上课前，他故意迟到，避免再撞上麻烦；四中意外地提前放学，他又让同学们陪他一起坐在教室里等。直到李某某和金某把他从教室里拉出来。

讲述“单杀”这一段的时候，我和陈泗翰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他的声音越来越低，身体有些不安地左右扭动，说：“这里人还挺多的，他可能听得到。”

我朝他眼神飘着的地方看去，一个穿白色西服外套的中年女人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们。我不是很确定。陈泗翰的声音小到几乎要被咖啡馆的音乐淹没。

我们转移了话题，聊起他在狱中收到的一百多封来信，来自父母和他初中的同学。

“不知不觉你离开我们也快一年了，而我们的高一生活也快一年了，每天都上晚自习到11点，虽然累，但也值得。好玩的是昨天上最后一节晚自习的时候灯不亮了，但是我们还是被老师困在教室用台灯做作业，是不是有点搞笑。”

“我们已经高二了，第一次月考也过了。学习是难，但也要克服，我们的成绩还算跟得走，林的成绩还不错，我和姜也勉强跟得走吧。你每天也要记得看书哦，你也是很棒的。”

“因为高三的时间很紧，很想给你写信又抽不出时间，不过没事还有九十多天这种日子就会过去，那时候就可以给你多写信了，相信你不会多想的，毕竟你是个爱笑的男生。”

陈泗翰很少回信，他觉得自己每天的生活几乎一模一样，没什么好写的。他也不能把里面的事讲得太详细，寄信要经过几道筛查，有些事写了也寄不出来。

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当他得知同学们近况都好，会感到放心，他很想念他们，刚到未管所时，他写信给母亲让她把石林出游时的合影带来；可是他又不想看到他们那之后的照片。

当年同学们坐在教室里备战中考、畅想未来的时候，陈泗翰则坐在审讯室里录第二份口供，问话从早上8点持续到下午2点，他没吃早饭和午饭，屋子里的风扇对着他的后脑吹，其中有一个问题反复地掷向他，“刀是怎么来的？”

这成为法院定性故意伤人的关键点。陈泗翰的说法是，同学贺某主动把刀放入了他左边校服口袋，而贺某的证言则是：“陈泗翰问我有刀没有，我说有，但我没有给他……走到巷道中间时……陈泗翰就拍了一下我的腹部，意思是叫我把刀给他。”

2014年10月18日作出的一审判决书认为，“陈泗翰在主观上有追求伤害对方的动机和故意。”判决结果出来后，同学们曾为陈泗翰写了一封联名信，用稚气未脱的口吻写道：“在生活中，我们也没有发现他有吸烟、进网吧等不良嗜好，更没有和一些受（爱）打架，受（爱）闹事的同学在一起玩，我们时常在一起聊，说起长大以后，我们会变成老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希望法官叔叔伯伯们对陈泗翰同学进行轻判，让他尽早地出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一起上大学。另外，我们向各位法官伯伯、叔叔们保证，我们所说的话都是真话，没有半句偏袒之言。”

这封联名信用A4纸张打印出来，正反面空白的位置密密麻麻签署了56位同学的名字，上面按着他们的手印。

2015年1月，贵州省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随后，陈泗翰从看守所转移到位于贵定县的未成年犯管教所，刑期8年，从2014年6月9日开始计算。

2020年8月，陈泗翰提前假释出狱，2021年4月，他的刑期正式结束。假释出狱后，同学们来看望他，他们有的正准备考研，有的要实习找工作。他想见到同学们，却又不想他们看见自己。

“我无法像以前那样和他们交流了。”他不知道见面要说什么，不知道他们在过去的六七年里发生了什么。失落的情绪在胸腔里鼓胀，也不是自卑，只是他们的圈子、经历已经相差太多，“可能我喜欢回忆过去，但他们更喜欢聊未来。”

未来对陈泗翰来说太遥远，“想得太远，连前面的路都走不好，想也没用，很多东西不是你能确定的。”他也不愿去想现在，现在他过的是什么生活、原本他该过什么生活，都不去想。

他与原来的轨道已经偏离太久了。

母亲

陈泗翰的家在福泉市，父亲陈善坤和母亲李荣惠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一个中学毕业，一个中学没读完。

陈善坤家里穷，早早地从瓮安乡下走出来，去周边城镇打工，在福泉认识了李荣惠。李荣惠父亲在她两岁时去世，家里姊妹多，靠母亲一人拉扯大。李荣惠没有什么文凭，在父亲生前单位的下属工厂得了个职位，后来厂里改制，她被淘汰出来。

夫妻俩都吃过没文化的亏，把家庭的希望投注在下一代身上。陈善坤经常在外工作，很少回家，教育陈泗翰的事由李荣惠负责。她经常对陈泗翰说，“反正你看我们家，一没钱，二没权，靠你自己努力才能改变生活。”“你会吃苦，你就苦这十多年，不会吃苦，你要苦一辈子。”

小学六年，李荣惠每天陪陈泗翰写作业，老师有的辅导书她都会买一份。四年级后，她很多内容看不懂，陈泗翰的老师教她，“如果你不懂，你就装懂，看他字写得好不好。”李荣惠照做，她看不懂陈泗翰写对了没有，只看他认不认真。写完作业后，母子二人会一起看看书，陈泗翰喜欢看搞笑的校园漫画《阿衰》。

生活上陈泗翰不需要太多照料。李荣惠的工作三班倒，陈泗翰念幼儿园大班时就能自己在家煮面条、热饭。奔忙的间隙，李荣惠会放上一首萨克斯曲《回家》，和陈泗翰一起听。她喜欢萨克斯的音色。小城市没有老师，家里也没有条件，“不然我一定让你学”，她对陈泗翰说。

初一上学期，陈泗翰在福泉市的中学考了班级第一，490分。李荣惠一听，慌了，这个分数竟然能拿第一？她打听到瓮安教学质量好，陈泗翰在瓮安的二伯父一家比她有文化，决定让儿子去瓮安读书，寄住二伯父家。

李荣惠每个星期都给班主任打一通电话，欣慰地看到陈泗翰的成绩直线上升，陈泗翰也对她说，“妈妈，我觉得我的学习能力提高了。”她笑着回应：“那就好嘛。”初三下学期几次模拟考，陈泗翰的成绩都稳定在班级前五名，李荣惠想，照这样下去，重点高中、重点大学不成问题。

后来她每个月去未管所看望陈泗翰一次，给他带法律书籍、乐谱，带《读者》、《青年文摘》——瓮安四中旁边的书店里卖得最好的两本杂志。

每次探视的时间只有半小时，她绝口不提又跑了哪些地方交上诉材料，又联系了哪位律师，又遭受了怎样的拒绝和委屈。她也不细说她的生活，家里的房子在出事后的一个月拿去抵押，换了20万。赔偿款，医疗费，去各处找人的路费、材料费，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就花没了。她在二姐开的旅馆里打两份工，头一天在前台从早上工作到半夜3点，第二天起来后又去客房打扫卫生。几年来她就住在旅馆阁楼里，陈泗翰接近假释时，家里才购置了一套安置房。

▲陈善坤和李荣惠在旅馆后台的小厨房里做午饭  图/本刊记者 聂阳欣

她尽量跟陈泗翰说开心的事，鼓励他在里面好好学习，想看什么书就看，想学什么就去学，别担心钱。陈泗翰对她说，他学吉他了，他学萨克斯了，他能读大专了，他参加征文比赛得了奖金，这个月不用打生活费了。

为数不多的沉重时刻与李家有关。一次在2015年清明，李荣惠说她去墓园看望了李某某，陈泗翰没说话。

狱中

进未管所的第一天，陈泗翰的任务是背监狱条例。有的人背得很慢，几个月、甚至到出狱都背不完，陈泗翰半夜爬起来，一个晚上背完了。早点完成，他可以想点别的事。但其实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劳动、思想教育，每一个时段都被安排好，几乎没有个人时间。

最初的时候他有点迷茫，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他以前不爱看小说，在未管所的图书室，他借来了大冰的书，见识了他从没见过的人生，他印象最深的是云南老兵的故事，一个孤独的残疾老兵退伍后组建了一支民间义务消防队。他看了三遍《平凡的世界》，第一遍没看懂，第二遍他看到那个年代的命运无常。以前他觉得曹操是奸雄，现在他看《曹操传》，觉得曹操在国家兴亡之际挺身而出，是个英雄。

看书时间不那么自由。他们监室每周轮流守夜，轮到陈泗翰的时候，他坐在门边，光从门缝中透进来，他借着光看一晚上。

未管所举办的活动，无论征文比赛还是知识竞赛，陈泗翰都会为中队“出战”、拿奖，他要尽力表现良好，去争取读大专的名额。全未管所两三千个犯人，只有百分之六的人可以读大专，专业只能选法学。因为犯人不能外出实习，而监狱在司法体系之内，坐牢也算是法学实习了。

大专课程从2016年3月持续到2019年1月，实行非全日制的授课方式，不妨碍每天的劳动和其他安排。中途陈泗翰又争取到一个读中专的名额，在缝纫、计算机、美容美发里，他选了计算机专业。美容美发更受欢迎，他们监区曾有一位“十大回归典型人物”之一，凭借美容美发的技能开了家理发店，免费为老人剪头发。

音乐班同样靠争取，只有二十几个名额，陈泗翰在里面学吉他，还自学了萨克斯。他尽量让监狱里的时光不那么荒废，学点东西出去。

每一个失去自由的人都在算出狱的日期，陈泗翰也算，但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按天算，也不按月算，按天算受不了，按月算又太长，他按星期算。他不去分辨今天是星期几，每天都是一样的，他只要知道又一周过去了。

一个监舍有时候住20人，有时候住30人。陈泗翰换过好几次，他并不在乎，服从分配就行。里面什么人都有，打人的、抢劫的、赌博的、强奸的，对陈泗翰来说，他们就像空气一样，存在，但不会特别去注意。

进去的第一年，别人都在玩，他一个人闷在监舍里不说话。后来因为表现突出，管教干部让他做组长、班长，慢慢地，他从和一个人说话，到跟两个人谈事情、教三个人规矩，再到管理几十、上百人，他发现这也是一种成长。 

但他始终是孤独的，“我一直都这样，这么多年都和他们格格不入。”

每次有新人进来，陈泗翰就负责对他们做一次谈话，了解大体情况，什么罪名、家庭环境怎样、父母做什么的。聊完他大概就知道对方是什么性格，再采取不同的教导方式。“有的人你好好说，他都能听，有的人无论怎么说都听不进去，‘心服’做不到，你至少要让他‘口服’。”

他会对新人说，这里讲究集体荣誉感，他喜欢两种人：第一，一开始表现好并且能继续保持下去的；第二，一开始让人厌恶，但通过反省能够改正的。“那么我不喜欢什么呢？刚开始表现好，一段时间后本性暴露，违反规矩。这毕竟是一个集体，我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几十人。”表现不好包括但不限于不想劳动、不想被规范等等。

进来的人里，有觉得自己很冤的，也有罪行严重的，陈泗翰尽可能同等对待，他内心分裂成公私两面，个人的厌恶是“私”的一面，作为组长要“为公”，“他始终是你的组员，你把他排除出去，说明你是一个不称职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是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我们常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一个主观的说法，但我想在他的沉默中抛出点什么。

“不是的，‘人之初，性本恶’。”他打断我，“以前我也觉得应该是人性本善，但其实它们不冲突。就像小孩既可能会做坏事，也可能会心软。”

他接触到的少年犯家庭环境普遍不好，或者是父母关系恶劣、有暴力行为、混社会，没能给孩子好的教育，或者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爷爷奶奶管教不了。“有的孩子进来前没意识到他做错了，没人引导他。比如抢劫，抢一次两次成功了，他只会觉得很厉害，他以这种方式得到钱财。”有些人向陈泗翰表示过羡慕，觉得他有关心他的父母、有好的教养。

“那你觉得，监狱帮助他们改善了吗？”我接着问。

陈泗翰摇头：“我没资格评判，毕竟我也只是和他们身份一样的人。”

他在未管所奉行一套“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准则，他努力看到其他人身上好的一面，比如一个小他三岁的男孩，涉黑、身上满是文身，小学都没读完，进未管所后很努力地识字，跟着陈泗翰背监狱规范，甚至和他一起读大专班，他觉得这是值得学习的。

对于更多的人，他尽量远离。可是“出淤泥而不染是很难的”，有时候他嘴里不自觉冒出一句脏话，“他×的”，话说出口他猝然停住，感觉嘴巴都不对了，“那个时候对自己很失望。”临近假释的时候，他每天复盘今天说了几次粗口，明天能不能少说一点。回家前，他改掉了。

普通人

2018年末，陈泗翰父母找到来贵州出差的北京律师林丽鸿。林丽鸿很忙，只有20分钟听他们讲述案情。20分钟没讲完，他们送林丽鸿去机场，在车里接着讲。听完后，林丽鸿决定接下案子。李荣惠眼泪立刻下来了，2015年二审后，这是唯一一个对她说“我接了”的律师，此前每个律师拿到案卷材料都说“判高了”，还有人直接说“这是正当防卫”，但没有人接。

▲案发现场，陈泗翰奔跑的花竹园中街，视线尽头是李某某倒下的供电局收费点  图/本刊记者 聂阳欣

2019年，林丽鸿去未管所见了陈泗翰三次，前两次询问案情，陈泗翰前后三份口供出入很大，她要确认一些细节。第三次谈心，她看出陈泗翰有心结，“毕竟我杀了他。”

林丽鸿心里也有一道结，她纠结的是命运。“这么贫苦的一个家庭，父母人很好，孩子很听话，为什么不幸要落在他们家？本来想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拼命在外打工，把他送到瓮安，结果临近中考了，吃个早饭排个队也能被选为霸凌对象……”

在她2019年接手案子以前，四年的时间里，以陈泗翰在狱中的表现，只减刑了6个月。她提出异议，于是在当年的考核期，陈泗翰一次性减刑了8个月。

2019年中秋节前，林丽鸿在当地检察院给陈泗翰“请假”，希望能让他在中秋节时出来跟家人团圆一天。

后来一次出差，林丽鸿顺道去庐山东林寺，一位法师给她讲“小沙弥和蚯蚓”的故事，大意是小沙弥和蚯蚓因为一次误杀，彼此纠葛了几个轮回，每一世都以误杀结束，法师总结，“人的因果这一世看不到，不代表前世没有。”林丽鸿把这个故事讲给陈泗翰听，对他说：“这一世李某某已经去世了，你的翻案对他不再有影响，你上诉是在救你自己和你的家庭，也是为其他跟你一样情况的人发声。”

陈泗翰听完，和林丽鸿一起背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假释出狱后，陈泗翰在林丽鸿的律所实习，负责打理公众号和微博，每天根据一则热点新闻，科普其中涉及的法律条例，他觉得法律是社会的规则，法律的进步显示着时代的进步，所以普法很重要，“如果说你不相信法律，你还能相信谁？”

他对上诉有些消极，一方面，他想让这件事“过去”，不再提及，另一方面，上诉迟迟没有进展。

出狱后，他的案件再一次被关注、报道。很多人找上来，请他直播带货、拍真人秀、授权电影改编，他全部拒绝了。他以前没想过自己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会是因为这样的事，他也不喜欢“刺死霸凌者”这个标签。

如果有得选，他希望自己是寂寂无名、普普通通的少年陈泗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