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直男加入同性恋亲子团

今年2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个同性恋亲子旅行团。团成员大部分是同性恋者的父母，还有几位年轻的同志。我是其中唯一一个“外来者”。

我尝试融入他们，陪父母们爬山划船，喝酒聊天，与年轻的同性恋者聊感情，聊性观念。可是在旅行最后，我被质疑“你来到底要做什么？目的是什么？”

今天是517国际不再恐同日，我以为我早就做到了“不再恐同”这一点，但这次旅行让我意识到，我的理解和开放态度还只停留在理念上。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或许就是一句口号与真正的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

Day 1

2月21日早上8点，我登上一辆以滇A开头的旅游大巴车，接下来几天我们会去云南建水、元阳、普者黑、罗平、弥勒，最后回到昆明。

这群同志父母每年都会一起出游几次，有的是和孩子一起。他们也欢迎其他年轻人参加。

上午10点，我们到了第一个景点抚仙湖。有几位妈妈掏出了包里彩虹色的丝巾和旗子，拍起照来。鲜艳的彩虹丝巾，和妈妈们的嬉闹声，引起了周围游客的注意。我扭头留意到，有人凑头议论着什么。一位卷发妈妈见我愣在一旁，拉走了我，“我们都习惯了，管她们呢，我们继续拍照。”

拍集体照，大家讨论喊什么口号，一个男生尖叫了句“基佬”，逗得妈妈们哈哈大笑。一个来自广州的妈妈说，她跟别人解释儿子是同性恋，就说“Gay佬啊”，广东人一下就懂了。拍照时，另一位妈妈蹲到我的旁边，摄影师开始喊倒计时，她很自然地挽过我的手臂。

来之前，我看了很多篇对同志父母的采访，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痛苦。一位妈妈甚至用剪刀扎自己的手，来逼女儿改变性向。我已经做好了倾听他们痛苦的准备，但他们的状态好像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

下午车停在服务区，妈妈们纷纷去买水果，上车便互相传递。我坐在最后一排，收获了一根香蕉，两个橘子，几颗草莓，和一整盒甘蔗。大家递水果时会问一句，“你老家哪里的？你家是儿子还是女儿？”车里不时传来嘻嘻哈哈的笑声。

给我甘蔗的是小森妈妈，我叫她森妈，来之前我们打过两次电话。中午吃饭时，她跟大家分享了去年过年，带女儿回老家出柜的经历。上车后她跟我说，自己前两天抖音连麦，也跟网友说了女儿是同性恋。她强调，现在已经完全不在乎女儿的性向了。

晚上吃饭，一个男生为如何向爸爸出柜发愁，“我爸是军人，很传统，我特别怕他发脾气。”旁边一位爸爸抿了口酒，“诶，我还不是一样？最后还不是接受了？” 大家叫他柏亨爸爸，他是团里唯一的老年男性。下午群里发合照，他点开照片，把每个妈妈的脸拉大，仔细看。他和团里很多妈妈都认识。

旁边一个妈妈劝这个男生带爸爸来旅行团，“我们什么家长没见过？之前参加活动，一个爸爸上来就要砸场子，还要报警。尽管带他来，见一见我们同志父母团愉快的氛围。”大家叫她泰迪妈妈，她做了一个抖音账号，专门讲解同性恋的相关知识。

一位来自东北的妈妈跟我说，之前儿子告诉她，接受了孩子性向的父母都很快乐，她并不相信，“还快乐呢？孩子都这样了，还能快乐起来吗？”结果她一见到这些妈妈们，和大家聊得很投机，连电话都忘了给儿子回。

Day 2

这天下午在车上，父母们分享了孩子出柜的经历，这是同性恋亲子旅行团的传统项目。分享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有的妈妈说着说着流了泪。车厢里，叹息声和鼓励的掌声不断交杂。

那位来自东北的妈妈说，她当时在儿子包里发现一封情书，不敢相信，把信读了好几遍。随后打电话质问儿子，“你说，你是不是同性恋？” 她说，如果儿子否认了，她宁愿骗自己，相信他不是。儿子长吁一口气，说，“我是”。她眼泪一下子落下来，骂了儿子一句，“我看你是变态”，挂了电话。

孩子出柜后，多数父母的第一念头，是想尽各种办法让孩子改变。泰迪妈妈在女儿出柜后，从老家飞到北京监督她，让她相亲。一次吃饭时，她威胁女儿，如果她再不改变，自己就从23楼的餐厅跳下去。旅游团里还有一位男生讲到，爸爸发现他和男生住在一起后，把出租屋里所有东西都砸了，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东北妈妈的第一反应，则是带儿子去看心理医生。

泰迪妈妈威胁女儿跳楼未果，回来只能看女儿发给她的资料。她当时还在上班，进入办公室后，她先是把门窗全都关好，然后偷偷地躲在自己的座位上看。森妈在知道女儿的性向后，舞都不跳了，把自己关在家里，“那半年，说话的人都不超过十个”。

有的家庭，会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儿子出柜一个月后，东北妈妈看到他给人发结婚红包，说，“你也要赶快结婚啊，要不份子钱收不回来了。”儿子很诧异，再次强调自己是同性恋。后来儿子给她包里塞了一本《认识同志》的册子，两人都没说话，装作没看见。

看到更多相似的家长，父母们会得到共鸣和理解。柏亨爸爸第一次参加活动时，一个妈妈当场知道孩子是同性恋，跑到走廊里大哭，这和他当时的反应一模一样。东北妈妈遇到另一位家长，和她一样都是学校教师，升起了竞争心，“她当时和我一样崩溃，现在不但能接受，还能帮助别人，我为啥做不到呢？”

她真正开始接受，是在看到同性恋孩子的痛苦之后。有一年大年初一，同志家长群里一个爸爸发了哭泣的表情，告诉大家“我儿子没了”。他的儿子在出柜后被赶出家门，在酒店里喝药自杀，遗书里有一句话，“如果有来世，我宁愿做牛做马做畜生，也不做同性恋”。

当然，并不是所有父母都能接受。前年的九九公益日，柏亨爸爸和妻子摆起家宴，邀请同性恋孩子和家长们聚会。一个男同性恋带了妈妈来，一见面她就质问，“为什么你们要教坏我的儿子？”聚会期间她一直跟其他家长念叨，讲同性恋是多么不好的事。大家拿着彩虹旗合照，她疯了一般地抢夺旗子和相机。

轮到森妈发言，她语调昂扬，“站在这里像领金鸡百花奖一样，感谢LGBT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她讲到2019年的一次邮轮之行，当时她在1000多位同性恋孩子和父母面前，分享女儿出柜的经历。她当众跟女儿道歉，两人抱在一起大哭。“我跟女儿说，如果你早出柜十年，妈妈一定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女儿！”森妈中气十足，整车人都给她鼓掌。

森妈的女儿2017年向她出柜，柏亨爸爸的儿子2016年向家里出柜，他们二人在2020年通过公益机构的家长协力营相识。孩子出柜的这些年，他们参加活动见到了很多家长，也学习了不少同性恋相关知识，这才慢慢接纳。森妈现在花时间最多的是跳舞，柏亨爸爸每个月都要出门一两次旅游。

分享结束后，森妈跟我聊起对女儿的担忧，她觉得还是有个孩子，养老才靠谱。柏亨爸爸凑了过来，“要不用我儿子的精子，和你女儿生一个？我们还能结个亲家。”森妈顺着聊了下去，两人就孩子的姓，管森妈叫奶奶还是外婆产生了讨论。一时之间，我无法分清两人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认真对话。

后来我分别向两人求证，柏亨爸爸说他是开玩笑的，但估计森妈想让女儿生孩子。森妈说，她也是开玩笑的。

Day 3

这天一上车，我又和森妈聊起小森的养老问题。我跟她解释，养老是我们这代人普遍要面对的，与性取向无关。没等她说话，柏亨爸爸抢先说道，“你们不生，那是没办法”，显然他以为我也是男同性恋。我说，“我是直男，也可能不想生孩子啊。” 他眼睛瞪圆，很是惊讶，跟我说如果不生孩子，会气死我爸。

下车上厕所，他又凑过来，笑嘻嘻地跟我说，“我知道了，你是弯的”，说着拍了下我的屁股。旁边的一位妈妈说，“诶，你这可算是性骚扰啊”。我强调了几次“我喜欢女的”，他一脸不屑，“你不生孩子，你就是弯的。”

我突然懵了，不知道怎么证明这样一个类似“我就是我”的事实。我跟他讲我谈过的女友，给他看手机相册，甚至给他看陌生人社交软件。但他好像非常有经验，“你这是深柜，你自己可能还不知道嘞。”我有些无奈。

临近中午，我们到元阳看梯田。我看到团里几个年轻男性聚在一起，想上去跟他们聊几句。他们在聊换房间的事，我开口问“谁要换房间啊？”B走过来把我拉开，“这不是直男感兴趣的话题啦”。前一天，我们在狭窄的车上相会，B也是半开玩笑地说，“直男走开啦。”

这位男生B明显不欢迎我。这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我想让他知道，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直男——我是一个更开放的“新直男”，可以和他们聊任何话题，也不会对他们有任何评判。

B走在前面，我追上了他，跟他强调“我感兴趣”。他好像没听见似的，继续往前走路。我主动跟他讲起在播客中听过的，一个男同性恋性认知的过程。我想以性话题为切入口，展开和他的沟通。这应该就能向他证明，我是完全不在乎禁忌的。

但我很快发现，有些关于具体性行为的词我说不出口。B见我欲言又止的样子，笑着对我说，“怎么你好奇啊？你也可以探索一下。”我感觉这是个交流的机会，让他给我仔细讲讲。他回我，“这个不能用讲的，今晚来我房间可以试试。”我赶忙说“那不用”。虽然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我还是下意识地拒绝了。

小凯妈妈在旁边听到了B的话，跟我说，“诶，他们讲这种话题都很直白的。”她就是在抚仙湖拍照时，挽过我手臂的妈妈。她提起当地一个男孩向她咨询时，不知怎么就聊起来男同性恋之间的性爱，讲他们是如何达到高潮的。她说自己也在学习，现在还搞不清楚“0，1还是0.5”。我问她有没有和儿子聊过这方面的事，她说自己还问不出口。

回到车上，看到坐在我右前侧的A，我又和他交流起来。他是一家艾滋病公益机构的创办者，也做LGBT人群的公益。A跟我分享了他性启蒙的经历，是在初中。我问他们是怎么进行的，他说“就是插入啊”，但是发现“对不进去”。他讲到这里，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把话题继续下去了。

我们正聊着，森妈坐到最后一排休息，我和她聊起她的感情经历。前夫去世后，她因为跳舞认识了一个东北叔叔，近几年，她每年都会去东北生活半年。A插话进来，“那你和叔叔就是炮友咯？”我觉得有点尴尬，也怕森妈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森妈倒很自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我们这个年纪，那方面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

“那你们多久做一次呢？” A继续追问。森妈似乎有点急了，解释说他们更多是生活上的陪伴，“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在一起睡一个月，都不做那种事。”A没再继续追问。

A可以毫无负担地讲这些，我挺佩服他的。

Day 4

从第四天开始，团里的几位男生陆续分享了他们的经历。

男生C今年40多岁，有一个在一起近20年的伴侣T。C经历过一次形婚，那时他和T已经在一起了，但迫于父母的压力，C还是找了一个女同性恋办了婚礼。T是伴郎，敬酒的时候反倒是新郎C给T频频挡酒。宾客们都说第一次见新郎喝醉。

婚姻持续了两年。因为男女双方的父母常来，家里不能出现任何T的个人物品。每次遇到亲友到访，T必须离开，有时要翻栏杆，在外面呆一两个小时，收到C的通知才能回家。一次C的妈妈突然来家里，T躲闪不及，只能闷在被子里，一声都不能吭。在离婚后很长一段时间，T听到门铃声都会有应激反应，下意识地要躲起来。

如今他们已经在国外登记结婚，听完C的分享，我看了他们在纽约结婚的视频，两人面对牧师的祝福，流下眼泪并拥吻。我察觉自己第一次能接受两个男性做亲密的动作，之前都会有不适感。

我试图和A分享这种感受的变化，“之前看到两个男生接吻，会觉得恶心”。说完恶心的那一刻觉得不礼貌，立马又补上了“或者说不舒服”。但为时已晚，A很排斥，纠正了我，“恶心不要说，说不舒服就可以”。

我马上跟A道了歉，继续跟他分享，“当我听到更多男同性恋的爱情故事，从情感上有了共鸣，对他们亲密行为的接受度，也更高了些。”A反倒问我，会不会接受男性的肢体接触。

我犹豫了，脑中闪过这几天对A的好感，以及听到的性别光谱理论。A很瘦，下颚有零碎的胡须，留着半褪色的粉色头发。第三天在车上，我突然觉得他很帅，拍了几张照片发给他。作为一个直男，我很少仔细观摩男生的长相，可他却让我忍不住多次举起相机。第四天下午，我又给他拍了几张照，这次没发给他。

面对A的问题，我当时想，如果有个非常女性化的男性，我对他的外貌和人品都很欣赏，那他对我做出亲昵的行为，我会不会接受。我没有直接回答，跟他说，我不确定，我不知道。

我后来想，那应该是种假象。在A面前，在听到车上同性情侣的甜蜜故事后，我混淆了欣赏美和喜欢的区别。我也太想在他面前表现得开放，想证明自己是一个“新直男”，这种姿态让我没法直接给出否定的答案。我担心那会显得不够正确，拉远我们之间的距离。

晚饭时，A给我分享了一段聊天记录。他通过社交软件加了一个当地男同性恋的微信，开始两人的对话气氛还算正常。直到对方袒露，自己处在一段和直女的婚姻中，只是来寻求一些乐子。A不再和他闲聊，跟他说起了骗婚的危害，希望他能正视自己的性向。两人争执了很久，A有些生气。

我能明白A的良苦用心，但觉得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翻了七八屏后，意识到他们还聊了很多，我把手机还给A，继续吃饭。A有些不满，“你不是对这些很感兴趣吗？” 我不知如何回答。我大概真的无法体会，他的愤怒、无力或是其他感受吧，起码那刻没能做到。A不说话了，我们此行有质量的对话，终结在此刻。

Day 5

柏亨爸爸在退休后经常出来旅游，不是和这些同志妈妈，就是和他的女同学。这天上午路过服务区，他叫上我买了十份小吃，回来分给妈妈们。并把最后一份，留给了一位团里公认漂亮的妈妈。早上离开旅店时，他也叫我帮这位妈妈拎行李。

我们在景区划船，经过秀丽的山水，他高声唱起《刘三姐》的插曲。妈妈们被动听的山歌吸引，让他再唱一首。他却点起一支烟，悠闲地抽了起来。景区的喇叭响起音乐，一位妈妈让他给大家跳舞，他掐了手中的烟头，随着节奏扭动起来，引起不少游客的围观。他很享受和妈妈们的互动。

晚上吃饭，我决定陪他喝点儿。他说看到邻居们围着孙子团团转，自己也会难受。“有的时候呢，打牌都凑不齐人，他们都去照顾孙子啦。”随后他话锋一转，“但有时候他们打牌也找不到我，因为我不用带孙子，出去玩啦！” 我询问他给有相同处境的爸爸们的建议，他说，“走出来，像我一样走出来，走出来就一定能接受，走出来生活才会潇洒。”

吃完饭他也不放过我，拉着我到他房间聊天。聊到晚上10点半，我劝他去洗澡，自己回了房间。不到半小时后，他又打来视频，“来聊天啊！”我有些无奈，但不知如何拒绝。到他房间后，他给我沏了杯茶，又递了瓶水，示意我安心坐下。经过了解我才知道，他的儿子和妻子最近都不在身边，他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喝酒。

我一边看手机里的球赛，一边听他讲话。他从年轻时的经历讲到儿子考大学、出柜，在聊起儿子是同性恋时，会用“什么都没有了”，“上大学有屌用啊”这样的描述。

我有些惊讶，也有些气愤。反问道，“你没有什么了啊？怎么没有用啊？同性恋和这些有什么关系？”这是我此行中，除了自证直男身份之外，第一次反驳他。后来我们又聊到最新的三胎政策，我没好气地说，“还三胎呢，几胎都和你没关系了。”

尽管他接受了儿子的性向，还做公益帮助其他同性恋孩子，看起来也玩得潇洒。但酒过三巡我才发现，孩子是同性恋对他来说，仍然像是个劫难。

接近夜里12点，男生B提着一小瓶白酒，回到了房间，他和柏亨爸爸同住。见他回来，我赶忙起身，说要回房间。柏亨爸爸挪椅子把我拦住，说一起把这瓶酒喝了。我当时很想发火，甚至想冲过去。我身体疲倦，不想喝酒，也不知道再聊些什么。相持了两分钟，我放弃了，坐了下来，我对老人发不了脾气。

我跟B说“聊聊你吧”，B反问我，“你来到底要做什么？目的是什么？” 我解释自己关心这个群体。B说，“我对你的动机是有一点怀疑的。”我很惊讶，追问他觉得我哪里有问题。B犹豫了几秒说，“在我看来，你的功利性太强了，目的性太强了。”我感觉被误解了，反问他，“我哪里功利了？难道我陪叔叔喝酒，就是功利？”

又喝了一会儿，我们聊起柏亨爸爸的一件私事，我出于好奇多问了几句，B再次质问我，“你关注这个的动机是什么？”我很无奈，也有点生气，感觉像是进了一个组织，被当作奸细。我关了录音笔，以示我聊天的纯粹。

过了一阵，B接了个电话，展现出犹豫和纠结的神情。团里另一位男生D想让他去自己的房间，但他不知道该不该去。我知道他对D有好感，觉得应该表示支持，就说“去呗，都是成年人，我们也理解。”我认为自己再次表现出了尊重和接纳。他说，“可我们是异地，谈起来很不容易。”

“还要谈恋爱吗？不就是一晚上的事么？”我脱口而出。

“靠，在你眼中我们男同就这么随便么？”B有些生气。

我被问住了，说不出话。我很自然地认为他们要发生一夜情，完全没往恋爱的方向想。次日，B在车上欣喜地跟大家分享，“在这趟旅程中，我遇到了喜欢的人”。

我开始反思，我是否对同性恋群体有刻板印象，又为什么想做这个选题？作为一个作者，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似乎是一种本能。但我真的对他们的生活好奇吗？又真的站在了他们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吗？很多时候，我可能只是站在了，我以为的性向尊重的视角。

Day 6

上午，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景点，弥勒市一个人工建造的小镇。森妈，柏亨爸爸，泰迪妈妈还有我走在一起，我们聊着聊着，脱离了大部队。我很着急，跟领队打电话确定他们的位置。森妈倒是不急不慢，走到一处喷泉，她主动伸出手，跟柏亨爸爸说，“来，最后一天了，牵个手”。柏亨爸爸拉着她的手，两人沿着台阶向上走去。

泰迪妈妈在一旁看着，有些惊讶，玩笑着说，“诶你这老头，我要拍下来发给你老婆”。柏亨爸爸只是嘻嘻嘻地笑，他和森妈依在扶手旁，森妈挽着他的手臂，泰迪妈妈给两人拍了照。

下午在车上，一对男同性恋情侣E和F分享了他们的故事。E经历过一次形婚，当时很绝望，以为这辈子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了。后来认识了F，两人一同向E的妈妈出柜，获得了祝福。森妈听完他们的分享，感叹自己根本没机会获得这样的爱情，拿起话筒跟全车人说，“不怕大家笑话，40岁之前，我根本没体验过性高潮。”她说自己一直都是以一个男人的角色活着。

森妈的两任丈夫都不管孩子，接近30岁时她到潮汕打工。女儿出生后，她开了家理发店，从2毛钱一个头剪起，没日没夜地做生意，抚养一儿一女。她讲到有一次对面理发店来挑事，雇人打她的员工。森妈问对方到底怎样才肯停手，对方指了指自己的胯下。森妈跟我说，“别说蹿一次，就是蹿十次，我也蹿。”她趴下，一步一步爬了过去。

“我就是个男人！”森妈激动地跟我说。现在，她并不需要在经济上依赖某个男性，但她说，自己想有个肩膀靠一靠，想获得一个拥抱。下车时，我给了她一个拥抱，森妈哭了。她拉着我的手，朝大家说，“要是我女儿是直的，肯定就找他做女婿了。”

导游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性，穿一件绿色冲锋衣。团要解散了，他跟我们说，“其实最开始知道你们这个情况，旅行社是没有导游愿意接的。”他表示通过这几天的观察，以及听大家的分享，更了解同性恋群体了。他说，会跟更多人讲起这个团，为同性恋正名。

他其实和团里的两个同性恋者有些纠纷，他们因为退费和物品丢失，和导游产生了矛盾。导游上午还和我抱怨，说其他人都好，但他们两个让他很劳神。他给我看了在微信上跟朋友的吐槽，发的消息中，形容那两个人是，“两个死变态”。

大巴先是停在昆明机场，几个男生下了车。有两位妈妈专门下车，和他们拥抱告别。几位熟悉的爸爸妈妈，在临走前一起去了滇池看海鸥。六月，他们中的很多人又会一起去新疆旅行。

相处一周下来，我虽然还能看到这些父母内心的伤疤，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他们在学习与伤痛共处，开启剩余的人生。

旅行之后

旅行结束，我和森妈一起来到广州，她的儿子和女儿都在这里。女儿小森在一家公益机构工作，工资每月几千块，和女友租住在一间三十平的老居民楼一居室。儿子在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主管，在广州买了两套房，有两个孩子。

我去看她跳舞，舞厅开在一家酒店的二楼。红绿蓝三色射灯闪烁，老式吊扇旋转着，把灯光打散。森妈在舞厅很受欢迎，跳了两个小时，她换了3个舞伴。

晚饭时，一个微信名叫“鸿哥”的人给她打电话，她没有接。在旅行中，他们还打过视频电话。她跟我说，她们在老家相识，谈过几个月恋爱，不过她刚刚提了分手，因为听别人说他人品不好。森妈说，自己很难相信别人，她和东北叔叔更像是合作伙伴，两个人所有的花费都是AA，今年她也不一定再去东北了。

她更想把注意力放在两个孩子身上，但屡屡受挫。老乡给了她两只土鸡，儿子家里的冰箱放不下了，她想给女儿拿去。坐了一个小时地铁，见到了女儿，但女儿不想要，两人在地铁站出口争执起来。森妈又原路返回，拿了回去。她跟我抱怨，“哪怕让我去家里坐一坐呢？”我跟小森提起此事，她反馈“那天我确实有事”。

儿子工作很忙，森妈在他家里住了六天，两人说的话不超过十句。森妈有一次给儿子和媳妇做了一桌菜，两人尝了几口，到房间商量了下，跟森妈说吃饱了，出去散散步。森妈知道儿子不爱吃自己做的菜，很伤心，但没当面说什么。如今家里的菜，都是亲家母做。

我提出想和儿子聊聊，她立刻紧皱眉头，面露难色，“我怕他觉得我不懂事，还把这件事（同性恋）带到家里。” 小森也不敢，她和哥哥一年说不了一句话，我们决定由小森向她嫂子询问。最终我没有得到允许。

森妈对男性和女性的家庭分工认知很传统，在她眼里，男人挣钱是天经地义，女人就应该负责所有家务。一次在儿子家住，儿媳妇让儿子洗碗，她很生气，“让我儿子洗碗，我就觉得像身上剜下块肉一样。”这也影响了儿子，他让妻子不用上班，专心在家带孩子，每年给父母足够的生活费。

2017年小森跟妈妈出柜后，哥哥把她叫到了家里的书房。房间里很暗，只亮着一盏台灯，哥哥坐在椅子上，小森站在他的面前。“你确定要这样子了吗？”这是哥哥的第一句话。没等小森反应过来，他又说，“那你可要做个男的了，负起责任来。”没等她说话，哥哥便走出了书房，对话结束。全程小森没有说一句话，哥哥没有提“同性恋”三个字。这是兄妹两人关于小森性向的唯一一次“对话”。

森妈在2018年被烫伤，儿子知道后匆忙赶到医院。一见到小森便怒斥她，“怎么照顾的妈妈？”小森不敢说话。旅行前，森妈从老家到广州，为了省钱让小森买了硬座票。哥哥发现后发微信责备小森，“你怎么能给妈买硬座？”小森很委屈。

如无意外，每年兄妹相见的场合就只有年夜饭。今年除夕，一家人在广州塔上吃自助餐，标价是658元/位，由哥哥付钱。小森的女友玲玲和哥哥坐正对面，有几分钟大家去拿餐，桌上只剩玲玲，还有哥哥和女儿。她就看着哥哥喂女儿吃饭，两人没有任何交流。当天晚上小森和哥哥的唯一一次对话是，哥哥见她取餐问道，“还要继续吃啊？”小森答道，“是啊，我还没吃饱。”

这次森妈回广州，本打算和小森一起，参加一个同性恋群体的踏青活动。那时森妈在儿子家带孙女，她问儿媳，能不能带着孩子一起去参加活动，儿媳没有同意。嫂子很早就猜到了小森的性向，表示很支持。但时隔几年，她依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与同性恋群体接触，小森说，“能理解，但很伤心。”